说《张瑞玑先生年谱》，不能不从我和“年谱”作者洪平君的交往开始。

已是十年前了。在韩公石山兄《张颔传》的研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洪平君。作协的研讨会向来轻松自在，漫谈漫议居多。其时，我与媒体的朋友们列在边上，看他们的闲话。待洪平君宣读他的发言稿时，我的耳朵立时像家里的橘猫一样支了起来。之前我没有见过他。他的声音很洪亮。眼睛盯着稿子，他的轮廓坚毅挺拔，不似文学圈子里的散漫。现在回想彼时的空气，他是极独秀而特立的。我就很惊奇没听说过的这个人。会后，问韩公石山兄来人为何，他忙着招呼人，只说来日介绍、来日介绍。

又一日，去韩公石山家里访问。提及会上那篇让我“振聋发聩”的稿子，可否“交”由《名作欣赏》杂志，以书评形式刊发。韩公石山似乎是当下就给洪平君打了电话，我好像也与他就第一次讲了话。两相称快，以文为媒，我们算是“认识”了。后不久，书评刊出，本想亲见一次，一去电话，他好像已到北京，不日即出国学习云云。后再听闻消息，他已是去平城做新的工作去了。于是我们的见面，却在2011年的平城。为了祥夫《三水四方》的别册，我在平城待了一日半。他照例是忙得紧，晚上十点多了，在我住的雁北宾馆，我们聊至午夜，方才惜别。那一晚，我只记得他一再鼓励我，如有机会，还要继续读书，如能考取博士，或更有大的天地。

我却并没有读书的命。南开马蹄湖三月时日尽，我欣欣然便只得听将令，回太原到北岳文艺社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