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发生以来，各国出台了许多经济刺激政策，但从持续发展来看，各项应急政策可能埋伏着下一次危机。本文认为，应急政策不能变为常态化政策，必须有适当的退出机制，其关键就在于解决好何时退出和如何退出的问题。对我国而言，考虑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十四五”第一个执行年度任务，应急政策的退出还要谨慎对待。

疫情发生以来，各国出台了许多经济刺激政策。以美国为例，疫情初期，美联储宣布紧急降息，仅半个月的间隔时间，基准利率就从1.5%1.75%降到了0%0.25%;2020年3月底，美国国会又通过了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对居民也发放现金以协助渡过难关。近期，美联储宣布每个月仍将购买至少1200亿美元的债券。本轮政策出台的速度和力度都超越历史。2008年危机发生后的初期，美联储降息仍有犹豫，财政刺激计划也只有7000亿美元。

为应对疫情，我国及时出台了货币、财政、产业等各个方面的应急政策，尤其对中小微企业和困难人群，信贷、利率、税收、缴费等政策扶持力度都非常大。金融系统也为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在国家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应急政策必须有适当的退出机制

从历史来看，“大萧条”之后，每次的危机应对政府都深度参与其中。远至罗斯福新政，近到2008年金融危机，政府出台刺激性政策似乎已经成为惯例。尽管这些举措具有合理性，甚至势在必行，但并非没有代价。比如，货币政策要考虑流动性陷阱，不能一味宽松;财政政策也要考虑“周期性平衡”规则;其他政策也要考虑相对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