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里川

从“奥运三问”到“奥运常胜”

2021年8月，东京奥运会落下帷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38枚金牌、88枚奖牌的成绩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二位。盛况看似“寻常”，却来之不易。

1910年7月，《申报》发出通告书：“试问中国何时能派代表赴万国运动大会？何时能于万国运动大会时独得锦标？又何时能使万国运动大会举行于中土？”这就是著名的“奥运三问”。

实际上，体育之光一直照耀中国大地生民。“六艺”之说，即为礼、乐、射、御、书、数。射箭和驾车，是典型的体育技能；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的蹴鞠；少林寺“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传诵千年，习武的传统闪烁民间。

但体育带给民众的荣耀与激励，逐渐淹没于硝烟和尘土之间。在被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之后，中国人一度被称为“东亚病夫”。

体育不兴，民何以强？国何以兴？

20世纪初，一批东渡求学的才俊将“体育”一词带回国内。1917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发表《体育之研究》，提出“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

“野蛮体魄”，渐由体育精英引领风气。1932年，刘长春成为第一位正式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但由于在海上颠簸多日，出战100米和200米短跑分组比赛的他未能晋级。《大公报》赞其“单刀赴会”，但其时中国竞技体育发展乏善可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即在举办赛事、提升国民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力，中国体育事业蘧然复苏。1955年，“一五”计划提出“广泛地开展体育运动，以增强人民体质”。新中国首次迎来了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热潮：1961年，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中国队战胜日本队，首获世乒赛男团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