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婕

摘 要：在《中国文体传统的现代转换》中，著者李遇春教授提供了研究中国文学传统“创化”之路的新方式——“微跨界批评”，即依托现代文学本位，纵横于古今中西之间，含混相关概念范畴之间的界限，在“整体文史观”“整体文体观”“整体文论观”的交相辉映中临摹出中国文体传统在现代文学中的复兴之路。对于致力在全球化语境中探寻“本土”创作经验、树立民族文化自信的现代文学研究而言，以“对话” “互证”作为基本特征的“微跨界批评”显然具有相当的“适用性”和“实用性”。

关键词：《中国文体传统的现代转换》;“微跨界批评”;“整体文史观”;“整体文体观”;“整体文论观”

随着文学无名时代的到来，当代文学批评活动毅然决然地一脚踏出原本的活动范畴，向着多元批评的方向而去。在此种语境中，“跨界”成为灸手可热的批评方式。一时之间，文学与语言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生态学等“跨界”式批评概念蜂拥而起，共同谱就繁复立体的文学批评面貌。作为颇具时代责任感与使命感的文学批评家，李遇春教授亦自觉选择“跨出去”的批评态度，其文学批评少有“就事论事”之态，而是以多种“他者”元素纵横，颇显扎实与厚重。但是，为规避“他者”元素“喧宾夺主”，李遇春教授的“跨界”批评并非是大踏步式的旁逸斜出，而是更倾向于以所研究的文学对象为核心，化用相关理论知识，以横亘古今中西的学术视角，将文学内部的界限予以含混化、联结式处理。这种立足于文学本体的“跨界”批评活动兼具细致与宏阔的双重特性，可谓“微跨界”批评。在《中国文体传统的现代转换》一书中，李遇春教授的“微跨界”批评更是以较为系统的形态得以呈现。在该著作中，无论是文史观念的确立、还是文体研究的展开、抑或是批评理论的选择，都体现出著者以“微跨界”批评姿态找寻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之路、探索中国文学新境界的努力与尝试。

一、以“微跨界”姿态确立文史观念

百年前崛起的新文学以强势的“在场”姿态给中国文学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新文学对“新”之一字表现出由衷的偏爱，精神之新、题材之新、体裁之新等，皆成为新文学家所倾力实现的书写目标。新文学所秉持的“不破不立”的激进态度使得掌握中国文学话语权达数千年之久的旧式文学走下神坛，至此，中国文学的绵延进程被终结，出现了“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断裂式分野。与之相应，古代文学批评与现代文学批评之间泾渭分明，在各自的领域中兢兢业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为拓展批评的宽度与深度，无论是古代文学批评还是现代文学批评皆尽己所能向外部场域延展，但古代文学批评家与现代文学批评家却鲜少有“侵犯”对方领土的“行径”，二者之间依旧界限明显，大有“老死不相往来”之姿。但是，现代文学之所以能在发生之后迅速雄峙文坛，并在百年的时间内保持充沛的生命活力，与其所拥有的清醒的自我反思意识息息相关。在百年的发展进程中，现代文学批评对新文学起点的追寻始终没有停止，其中所涌现的重要观点，如“没有晚清，何来‘五四”{1}、建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2}等已在某种程度上彰显出追寻线性文学史的倾向。在《中国文体传统的现代转换》中，李遇春教授则更进一步，站在复线历史的视角上，以“微跨界”批评之姿态重构现代文学史学观。

“复线历史”是杜赞奇对民族国家的线性进化史的反思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历史并非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而是“扩散于时间与空间之中”{3}，因此应该结合过去的现实与当前的需要寻找历史散失的部分，从而才能还原历史的本真面貌。在现代文学史的书写过程中，有两个问题较为引人注目：具有自适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进行着内容与形式之衍进的旧文学能否被纳入现代文学史的范畴？在中国土地上异军突起的新文学是否以及能否完全做到与中国文学传统彻底分离？此类徘徊于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命题已然成为不少文学史家致力思考的重镇。李遇春教授亦不例外，他选择站在树立文化自信、崇尚多元价值的当下，对新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回望”，找寻其在历史的特殊语境中散失的部分，理性地探究新文学与旧文学、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的亲密关系，并得出应抛弃分裂的文史思维、确立中国文学史整体观的结论。这是其秉持复线历史观、坚持以“微跨界”姿态建构现代文史观念的明证。具体而言，在《中国文体传统的现代转换》一书中，著者的文史整体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新旧兼容”的文本架构，旨在打通现代文学史内部新旧分立的界限，其二为“建构—解构”的论述模式，意图架构起连接古今中外的桥梁。

在新文学发生之初，新文学与旧文学的博弈便已開始。时至今日，旧文学，尤其是具有丰富创作实绩与创作群体的旧体诗词，已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关注度，有关其入史的呼声益盛。但是，当新文学与旧文学的“边界”处于不容含混的状态时，旧体诗词究竟该以何种形态进入现代文学史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尽管已有现代文学史愿意“收容”旧体诗词，但由于其根骨中挥之不去的新旧二元分立之观念，其文本架构中的新文学与旧体诗词常常“各自为营”，呈现出“不兼容”的状态。严格来说，《中国文体传统的现代转换》并不属于文学史著作，但是其文本架构却彰显出以圆融姿态跨越新旧边界的文史观念。该著作上编为“中国小说文体传统的现代转换”，以“现代中国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共八章，下编为“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现代转换”，以“百年中国旧体诗词”作为研究对象，共八章。这便将新文学的重要文体代表——小说与旧文学的重要文体代表——旧体诗词放置于同一空间中，并给予相当的论述比重。值得注意的是，著者并非是对新文学与旧文学进行简单的平行式的罗列，而是以一致的论述思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统摄之。上编将研究的重心放置于现代中国小说创作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上，提出在中国文学传统的“创化”之路上，小说是做得最好的文体。下编则将“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现代转换”作为出发点，探究百年中国旧体诗词的“艺术轨道”，并以此来接续中华诗词绵延千年的生命线。基于此，该著作中看似分裂且毫无内在关联的两个部分便成为休戚与共的论述整体。在“微跨界”论说姿态中，传统的以新文学作为主流的现代文学史范畴得到了“质变式”拓展。无论是新文学抑或是旧文学，凡精神内容“适用于时”者，皆被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著者并没有越出现代文学的时间边界与价值尺度，但却凭借整体文学史观，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

在《中国文体传统的现代转换》中，著者凭借“微跨界”思路确立的整体文史观还体现在“建构—解构”的论述模式上。作为语言的艺术，文学的世界是变幻莫测的，尤其是新文学发生以来，中国文学更是在看似稳定的旧模式中“出走”，呈现出愈发多样多元的面貌来。作为与文学创作有着“互相补益，共生共荣”{4}之关系的文学批评，则常常跟随文学创作的“变”而“变”。但是，良好的文学批评往往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李遇春教授深谙此道，将“建构—解构”之较为恒定的论说模式践行于《中国文体传统的现代转换》中。在该著作中，著者论述的着力点在于发现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古代中国传统”，并探究其在新的时代语境中的“创造性转化”。但是，他同时意识到，尽管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有着无法割舍的亲缘关系，但就原生语境而言，中国现代文学的背景资源并非只有“古代中国传统”。因此，在论述的过程中，他择取不拘泥于中西、不偏废于古今之公平公正的学术态度，在以“古代中国”作为中心的同时，从“古代西方”“现代中国”“现代西方”等多个文史向度出发，将其中与研究对象有关联的部分分别进行展示，这便建构起多元分立的批评框架。但是，著者的论述并不止步于此，而是更进一步，在分立并置的多个文史向度中逡巡，直至探究出其间的共通之处，如此，便对此前建构出的分裂式的文史框架进行了解构，从而获得贯通圆融的整体文史观。如著者认为韩少功于1984—1994年间所创作的作品不仅追逐了西方现代派文学中的存在主题，而且坚持“回退”至民族本土文化形态，这便一分为二地建构出韩少功创作的背景资源图谱。随后，著者指出，无论是西方现代派，还是民族本土文化形态，都表现出探究生命之精神与心理的极大热情。至此，中与西、古与今之间的对立形态便被解构，并进而成为具有相通之处的存在。在此种以研究对象为轴心、于古今中西之间进行“微跨界”的文史观念的导引下，韩少功的创作面貌获得了具体且全面的呈现。

二、以“微跨界”姿态研究文体

“文体”是《中国文体传统的现代转换》书写的关键词之一。在中国古代文学体系中，“文体”并不是一个新鲜词汇，文体学亦不例外，“文体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最为悠久的学术之一，它既是传统文学创作的基本前提和理论原则，也是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核心与基点”{5}。被历史长河养育的中国古代文体学本应依旧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体系中熠熠生辉，但事实却截然不同。伴随新文学之发生发展而来的是文学理论的“西学东渐”，这给中国古代文体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旧文学与新文学“此消彼长”的历史语境中，“土生土长”的中国古代文体开始变得“水土不服”，并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呈现出“式微”的态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新文学对“文体”这一中国传统文论概念的完全放弃。文体虽然是深扎于中国土地上的原生概念，但“无体不成文”，文学总是会以一定的体式出现，新文学亦如是。在对旧文学的“反叛”式书写中，新文学在书写内容、精神面貌、呈现体制等方面逐步达成了共识，以小说、新诗、散文、话剧等为主要构成的现代文体系统随之得以成型，中国古代文体与中国现代文体的分野由此形成。

在新文学发生之初，新旧之辨是文学的重中之重，文体意识“偏居一隅”。时至今日，当新旧之辨的热度退去、回归文学本体成为重要趋势时，原本日趋微薄的文体意识又重新归来，并意图在现代文学场域中谋取“新生”。在近些年的文学创作活动中，文体意识得到较为充分的复苏，文学家出入于古今中西之间，致力于建构“当下”文体谱系。因此，文学研究者所面临的是更为复杂与多元的文体类型，这便要求文学研究者必须保持开放的批评态度。在这种语境中，以何种方式处理古代文体学与现代文体学之间的关系、并使二者共同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厚重基石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微跨界”之学术思路的指引下，李遇春教授采取了“和而不同”的学术态度来弥合古代文体学与现代文体学之间的裂痕，此种批评态度从《中国文体传统的现代转换》之书题中便可窥得一二：“传统”与“现代”二词的并置彰显出古代文体与现代文体的分裂态势，“转换”一词则表明二者之间丝缕相扣的关系。换言之，著者在古代文体与现代文体之间进行“微跨界”，既没有抹杀新与旧、现代与传统之间所存在的“不同”，又更进一步指出二者相“和”的状态，从而获得了融贯古今中西的学术视野。可以说，著者在“微跨界”之学术思路下形成的“大文体观”给“中国文体传统的现代转换”之命题的探究提供了更多的可实施性。以“大文体观”為依托，在《中国文体传统的现代转换》一书中，著者从“相类”文体与“相异”文体两个向度出发，探究中国文体传统的现代转换之路。

中国古代文体与中国现代文体是两种不同的体系，但是比起平行线，相交圆似乎更能比拟二者之间的关系。中国古代文体与中国现代文体之间不乏“相类”文体。中国现代文体虽然多脱胎于西方文学体系，但亦有着对中国古代文体的“一脉相承”：人物、情节、环境等是中国古代小说与中国现代小说皆重视的文体要素;新诗在突破古典诗词束缚的同时也保持了其分节分行的基本样式;作为外来的艺术，话剧的对白、动作、场景等方面与中国传统戏剧有着相似之处……因之，打通中国古代文体与中国现代文体的边界，对其中“相类”文体的转换之路进行探究，有助于中国文体全貌谱系的铸就和中国文学血缘命脉的接续。《中国文体传统的现代转换》中不乏从“相类”文体角度出发，探究文体传统之现代转换的章节。如在“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的‘传奇传统”一章中，著者对中国古代小说中的重要类别——“传奇”进行深入剖析，并集中笔力探索“传奇”给中国当代小说带来的影响。著者首先着笔于“传奇”的文体特征，提出以唐传奇为界限，则中国传奇小说可分为以汉魏六朝古小说为代表的“前传奇”及以宋元明清话本小说为代表的“后传奇”，随后按照历时的顺序对中国当代作家群体进行考察，揭示其小说与“传奇”之间的文体关联，并依此描绘出传奇的不同类型如唐传奇、前传奇、后传奇等在现代文学场域中浮沉更生的图景。著者的复线历史观决定了其对文体的研究有着相当的“当下性”，“传奇”这一文体在当前的语境中发生的新变亦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彰显。由此，著者便勾勒出“中国当代小说”对其古代“相类”文体——“传奇”进行承续与新变的路径。

从“相异”文体角度探究“中国文体传统的现代转换”之命题时，“跨文体写作”是绕不开的关键词。1980年代以来，当使文学回归文学本身的呼声愈加高涨时，冲破固有规则的文体实验成为众多文学家探寻文学本体、找寻文学意义的重要举措。“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体之间的相互借鉴越来越大胆，文体的相互渗透度越来越大，文体的边界走向模糊。作家们不再循规蹈矩、按常理出牌，打破文体制约的‘越轨写作时有发生。”{6}1990年代末，《山花》《大家》《收获》《作家》《莽原》等文学杂志更是纷纷旗帜鲜明地推出“跨文体写作”专栏。此次文体变革的功过是非暂且不论，但“跨文体写作”的定义内涵却由是成型。因此，若仅就概念起点来说，“跨文体写作”算得上一个比较年轻的、属于现代文学领域的创作现象。但若依据其概念内涵细究，“跨越单一文体规范而尽情利用其他文体的优势”{7}这一创作形式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便已存在，以诗为文、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词为诗以及众体兼备的唐人小说等皆可纳入“跨文体”创作的范畴，“名家名篇，往往破体，而文体亦因以恢弘焉”{8}。由此可见，在中国文学史上，跨文体创作始终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但是，由于古代文体与现代文体之间的界限不容混淆，研究者的目光或集中于古代文体系统内部的“跨文体写作”、或聚焦于现代文体系统内部的“跨文体写作”，而鲜少关注二者之间“相异”文体的“跨文体写作”。此种研究方式固然能够较为深入地探究“跨文体写作”现象，却会由于略窄的视野导致研究成果全面性的缺失。而李遇春教授在“微跨界”思路下形成的“大文体观”却使古代文体与现代文体“合而为一”，共同融汇入“中国文体”这一话语空间中，这便给在“相异”文体角度下探究“中国文体传统的现代转换”之路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如旧体诗词作为古典诗词在现代文学中的延续，在体式上面依旧维持着古典诗词的基本样式，但是，经受了现代审美艺术洗礼的旧体诗词并不再执着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是向着现代转换的方向进发。在“鲁迅旧体诗创作与杂文的关系”一章中，著者提到，“鲁迅之所以在杂文中夹带插科打诨式的戏仿之作，是因为这种诗体在话语体式、运作机制上和杂文具有相似性”，“鲁迅后期旧体诗中也有不少反语修饰”，“当鲁迅以旧体诗来拆解‘他者话语的时候，在话语的组织方式上也常常吸纳和内化杂文的结构模式”{9}……这便从话语体式和结构方式上探究了杂文这一现代文体给鲁迅旧诗带来的影响，并为“中国文体传统的现代转换”之命题的解决提供了可供参照的研究范式。

三、以“微跨界”姿态化用理论

在《中国文体传统的现代转换》中，“微跨界”之学术思路的运用并非是暂时性、片段性的，而是持续性、全方位的，因此，在批评理论的选择上，著者依旧秉持了“微跨界”姿态。文学批评活动的展开离不开文学理论的支撑。合适合理之理论的灌注是增加批评深度的重要条件。由于生成时间与生成空间的不同，以古、今、中、西为界，文学理论内部亦被划分出不同向度的体系。在《中国文体传统的现代转换》中，著者凭借丰富的文学批评经验与良好的文学理论素养，消融不同的文学理论体系之间的边界，择取其中可适用者，并将之“化零为整”地运用至具体的研究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著者对忽视文学本体、理论先行的批评方法保持高度的警惕，因此，其对相关文学理论的运用并非是生搬硬套，而是坚持以研究对象为中心，将适用的各种理论“化明为暗”。具体而言，著者常常对所运用的理论吝于介绍，但在论述中，却将其以潜移默化之姿融入全篇，以此规避批评理論与研究对象主次颠倒的风险。

在“迟子建与中国长篇历史小说传统的重建”一章中，著者以“微跨界”姿态化用文学理论的做法便得到了较为明显的呈现。所谓“文史不分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亲密关系向来是被津津乐道之话题。及至近现代，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文史互证”观点更是辩证地刻画出文学与历史不可切割、互相补益的关系。“研究文学的人要知人论世，必须熟悉历史;研究历史的人也可以从文学作品中得到启发，能更深透地理解、阐述历史问题。”{10}李遇春教授便自觉运用了“文史互证”这一理论来探讨迟子建的《伪满洲国》对中国古典长篇历史演义小说的继承与演变。著者凭借丰富的历史知识储备，将真实的历史事件与迟子建笔下的伪满洲国进行对比，指出小说所记录的历史大事件与真正的历史事实相符合，其中所出现的重要历史人物亦是合乎史实的存在，但是，迟子建落笔的重心却非重要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而是虚构出的众多底层人物形象。由此，著者得出《伪满洲国》的历史叙事为“三实七虚”，因此更贴近《水浒传》而非《三国演义》的结论，从而给该小说在中国长篇历史小说图谱中做出更为精准的定位。迟子建在小说中融入的日常叙事与人道主义精神也为历史做了当下性质的“注脚”。除却中国本土理论——“文史互证”，来自现代西方的重要文论概念——“细读”，也被著者灵活化用：将真实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书中的事件人物进行叠加式的一一对比，从而分辨出真实历史与虚构历史;对小说每一章中每一年份的每一节进行细读，统计出更迭的地点与人物群像，从而勾勒出小说的空间化叙事形态;对小说章节间或连续或断裂的关系进行细读并归纳，从而分析出小说对传统编年叙事做出的灵动改变……要之，凭借融合、化用中西文论，著者探究出中国长篇历史演义小说在迟子建《伪满洲国》中的复归特征。

无独有偶。在对聂绀弩的旧体诗进行研究时，著者亦采取“微跨界”姿态在中西文论宝库中进行采撷。所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11}，“文气说”是中国古代文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理论观念认为作家之“材性”，如气质、个性、心理等方面与文学作品的呈现风格紧密相关，这在真正意义上发现并肯定了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对于作品的重要意义。“以气论文”“以气论诗”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实践中鲜亮且独特的风景。在鉴赏批评之时，著者自觉运用“文气说”，敏锐地发现了聂氏其人其质与其诗之间的规律性关联：在艰难的劳改岁月与流放岁月中，凭借现代知识分子的乐观、坚韧之精神，聂氏写下充盈着“阿Q气”的打油诗;在不平、忧愁、孤寂时，凭借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聂氏旧诗满溢“离骚气”;聂氏所具有的不拘小节、重情重义的性格特点给其旧诗添上了冲出繁缛礼节的“江湖气”。“阿Q气”“离骚气”“江湖气”互相萦绕，是聂氏旧诗复活并改造传统气韵的明证。

凭借“微跨界”之学术思路与深厚的文论素养，综合运用中西文论进行批评活动几乎成为李遇春教授的“本能”。因此，在立足于作家内部对聂氏旧诗进行研究时，除却上文所述的中国传统文论“文气说”，西方现代心理学派的相关知识也被灵活化用。如在论及聂绀弩打油诗的“阿Q气”时，著者指出“阿Q气”的凸显意味着聂氏“小节不保”，但是阿Q精神能够使诗人获得精神快慰，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艰难岁月中顽强求生的力量源泉。此番看似矛盾的论述表明著者已读进聂氏的心灵深处，发掘出其痛苦的根源在于要求快乐的“本我”、追求达观的“自我”与寻觅理想的“超我”之间的矛盾纠葛。再如著者认为聂诗中的“离骚气”“来自楚人屈原，聂绀弩乃湖北京山人氏，是真正的楚人后裔，他受到屈原的影响是没有疑问的”{12}。此中的因果关系看似有些武断——缘何身为楚人后裔便一定会受到屈原的影响？原因在于作家的创作行为不仅受到个体心理的制约，还受到集体无意识的影响。屈原作为楚人先贤，其行为与精神便在楚人群体中代代相传，聂绀弩作为楚人后裔，不可避免受到影响。综上，在探究聂氏旧诗中传统气韵的现代转换时，著者以“文气说”贯穿全篇，以西方现代心理批评理论充实细节，在中西互证的研究思路中，论述主题便得到了强有力的凸显。

当下，日趋多元开放的现代文学研究已然意识到现代文学并非是完全的“舶来品”，其与中国文学传统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脉亲缘。以何种范式探究中国文学传统在现代文学中的“创造性转化”之路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要命题。在《中国文体传统的现代转换》中，著者提供了研究文学传统“创化”之路的新方式——“微跨界批评”，即依托现代文学本位，纵横于古今中西之间，含混相关概念范畴之间的界限，在“整体文史观”“整体文体观”“整体文论观”的交相辉映中临摹出中国文体传统在现代文学中的复兴之路。对于致力于在全球化语境中探寻“本土”创作经验、树立民族文化自信的现代文学研究而言，以“对话”“互证”作为基本特征的“微跨界”批评显然具有相当的“适用性”和“实用性”。因此，在接下来的研究实践中，李遇春教授如何对“微跨界”之批评方式作出有效的理论提纯，并將其进一步“泛用”至探究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之命题上，值得我们继续关注与期待。

注释：

{1}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选自王德威著：《想象中国的方法 历史·小说·叙事》，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2}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3}[美]杜赞奇著，王宪明等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4}童庆炳主编：《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72页。

{5}吴承学：《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文学评论》2015年第2期。

{6}曹顺庆：《跨越异质文化》，山东友谊出版社2007年版，第159页。

{7}王一川：《杂语沟通 世纪转折期中国文艺潮》，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

{8}钱钟书：《管锥篇·全汉文卷一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89—890页。

{9}{12}李遇春：《中国文体传统的现代转换》，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296—308页、第314页。

{10}缪钺：《治学补谈》，《文史哲》1983年第3期。

{11}曹丕：《典论·论文》，载夏传才、唐绍忠校注《曹丕集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37页。

（作者单位：武汉工程大学外语学院）

责任编辑 刘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