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19年7月，新文化运动先锋胡适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在新文化运动风潮正盛之时，文化“新人”与“国故”之间的联系颇值得玩味。“整理国故”在新文化推手胡适的号召下，原可能成为另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界潮流，但事实上，胡适与“整理国故”的关系则从初期的张扬愈发走向隐微，从公开号召演化为“自说自话”。主要体现在：通过组织架构、运作分工、办刊理念的等多种视角的考察，在作为阵地的《国学季刊》中，以沈兼士为核心的章门子弟掌握了实际的主导权，而号召者胡适的位置却愈加边缘化。胡适在个人学术研究上所流露出的对于“整理国故”运动的愿景与其理念也存在内部的矛盾。对于“历史眼光”的强调，既造成了不断“疑古”的局面，又无法实现新的创造，更难以推己及人。研究胡适与《国学季刊》的相互关系，旨在呈现胡适与“整理国故”运动之间的复杂面貌。

关键词：胡适;整理国故;《国学季刊》

中图分类号：I209;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5-0131-04

一、刊物运作视角下胡适与《国学季刊》的渐行渐远

（一）《国学季刊》发刊与胡适“整理国故”的耦合

自1923年胡适发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开始，胡适与“国故”之前的关系得到一种更深层次的落实，胡适或主动或被动地肩起“整理国故”的旗帜，“整理国故”的声潮也有了一位曾作为新文化运动推手的有力依傍。《国学季刊》的诞生也标立了一个阵地。也正因如此，或许在外界看来，以一己之力推动各项研究运动的胡适，表面上全然掌控了“国故”话语建设的途径，但若仔细梳理这条脉络，则会发现胡适与“整理国故”的关系从初期的张扬愈发走向隐微，从公开号召演化为“自说自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