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黑

1951年，《麦田里的守望者》在美国首次出版，很快受到无数成年人和青少年的追捧，当然，这其中也夹杂着很多批评和质疑。但无论如何，最后的结果是这本书成了公认的20世纪百大英文小说之一，它真真切切地叩击过一代又一代读者摇晃的心。

今年是《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70周年，作为作者杰罗姆·大卫·塞林格作品的一贯中文出版方，译林出版社为读者奉献了一个纪念版本。封面和装帧沿用了70年前的色块和风格，红底黄字，醒目到刺眼，如同主人公霍尔顿爱憎分明的感情，也如同这部小说初次面世时带给读者的震撼。没有任何推荐，或任何荣誉，显然，这本书不需要任何傍身之物，它本身，这七个字，足以证明一切。定制款的腰封上有一行小字：献给每一个勇敢而纯真的理想主义者。前几天我拆开包裹看到这句话时，心里还是无法控制地颤动了一下。

这次打开书，我以为自己是继中学之后第二次阅读。直到回去翻从前的阅读笔记，才发现其实已经是第三次了。可我完全不记得，甚至在重读之前，我都想不起这本书中的任何情节，只记得霍尔顿的那种布满全身的癫狂和苦闷。也对，企图借助一次记忆来拥有一本书是贪婪的，唯一的办法是不断重读。从十多年前的读书笔记来看，有一点很明确，那时的我比现在的我勤快太多，会选择用手抄或打字的方式把一些感兴趣的段落誊写下来，再在后面附上自己的想法，有时几笔，有时一大堆。这些文字大部分并没有机会被回看，就像大量的个人日记，它们更多只属于当下那一刻的即兴活跃，而非为了给未来的某一刻留下证据。

我发现十几岁的自己所摘录的部分，几乎完全贴合主人公霍尔顿的心境。比如看到“人生的确是一场比赛，你必须得遵守规则”时感到不屑。我是这样写的，比赛没有终点真可怕，谁发明的把它分成一个一个阶段，还美其名曰人生规划。我可不可以耍赖皮，可不可以从内圈超过去，可不可以直接破坏规则？咦，原来当时的自己就准备好要逃离内卷了。比如读到霍尔顿在深夜电话亭里待了很久，把想打电话的、能打电话的人统统想了一遍，结果还是百无聊赖地走出了电话亭，那种青春期特有的犹豫和孤独，再熟不过。比如他走在街上害怕弟弟艾利的灵魂会让自己消失，比如他关心中央公园南岸的那条鱼和鸭子能不能熬过冬天。“如果你是一条鱼，大自然母亲当然会照顾你，对不对？你不会以为那些鱼冬天就会死掉吧。”所以的士司机说出这种想当然的话的时候，我和霍尔顿一样选择不相信。

读完这一遍，我发现自己悄悄做下标记的尽是些令人伤心的碎片。霍尔顿好不容易买到了要给妹妹菲比的唱片，却在喝醉的路上不小心摔碎了。霍尔顿回想起在上中学时认识的男生，因为拒绝当面收回一句评价对方的实话而选择跳楼。这两个情节实在令人心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个叫詹姆斯·卡斯尔的男生比霍尔顿还要霍尔顿，捍卫纯真的人最后只能走向消亡，而霍尔顿想做一个守望纯真的人，就注定要留在这个世界上吃更多的苦头。

苦头这个词，是小说里那个伪善的安托利尼老师说的，其实他也不算伪善，只是个在蜕变过程中渐趋理智的正常的大人。他告诫霍尔顿，我觉得你再这样下去，吃到的不是一般的苦头，而是要命的苦头。吃苦头的人感觉不到，也就听不到什么时候苦头就这么大了，而只是一直吃下去、吃下去。不得不说，安托利尼老师的话糙理不糙，放进现代人生存实用指南里绝对能排上前几位。吃苦头是无止境的，他自己肯定多少也吃过点，如果老师曾经是霍尔顿，那么霍尔顿将来一不小心也许会变成老师。知识分子能有什么错，知识分子只是想体面地活下去，这是一种能耐，也是毫无能耐的表现。

如同《九故事》里的某个标题所提示的那样，这些伤心的碎片所直指的，是永远无法被外力击碎的、柔软的美好。菲比听说唱片摔碎后立刻伸手，表示要收藏这些碎片，也因此有了令人心动的最后一幕，她穿着蓝色大衣，在木马上转了一圈又一圈。塞林格的小说总是会悉心保留下这样的好东西，以便在你几乎被折磨殆尽的时候给你递上一只暖乎的棉手套。就像一块石头就要沉入海底，细小的鱼群刚好经过，打出一丝反光，讓石头也有透明发光的一刻。多年后爱斯美寄来的信，信里那只即便号称防震却仍在运输过程中被压碎的手表（《为艾斯美而写》），未曾谋面的艾尔玛嬷嬷寄来的充满人情味的宗教画被19岁的年轻人揣在怀里，即便她很快被教堂禁止继续学画（《德·杜米埃-史密斯的忧伤年华》）。这一切就像你知道塞林格自1950年代起躲进新罕布什尔州的森林小屋里，却仍然相信只要望一眼那片森林，甚至那个方向，内心的踏实和安宁就会来到。

我做过一次小调查，关于现在的青少年都是何时读的这本书，有什么感觉。作为如今全世界青少年绕不开的经典阅读作品，《麦田里的守望者》会不会反而因此受到年轻人的鄙视？被反叛的反叛，似乎也很符合霍尔顿身上独有的精神。听说国外和国内很多高中都把这部小说当成教材在课堂上学习，这多少有点讽刺，细想还有点残暴。正儿八经地学习叛逆，最终还是不可避免要将它拿来当考试的文本对象，太惨了。如同小说里有一段霍尔顿对英文口语表达不许离题的暴怒一样。我曾在马特·塞林格的某篇访谈里看到过，他在预习新课的时候读到霍尔顿午夜招妓的情节，心里紧张又好奇老师会怎么讲。他说，后来才知道，老师从不讲这部分。不讲是明智的，最好全都别讲。几位接受调查的青少年不约而同地表示，喜欢是喜欢的，但还是自己读的时候更喜欢。

现在的霍尔顿已经70岁了，一个70岁的疯疯癫癫的高中生，会怎么看待人们在课堂上一本正经地谈论他，他会希望自己被视作一代流行文化的英雄吗？还是主动肢解掉这一切，我倾向于相信后者。因为他还在疯狂吃苦的路上，否认一切，包括自己和这个世界。而塞林格已经超过一百岁了，在漫长的后半生，他果断活成了一个神秘的主体，拒绝公开自己和自己的作品，在创造消失的路上越走越久，离一切可能产生的期待越来越远。不过在两年前的百岁诞辰中，塞林格之子马特·塞林格提到了接手父亲遗作的整理工作，大概不久之后，这些不愿见人的文稿就要出来见人了。如果它们发现自己被很多像安托利尼老师这样的人拉出来讨论、研究，大概会有点不高兴吧，毕竟这和它们刚出生时塞林格跟它们约定好的完全不一样。

前一阵因为一篇很火的报道，一个叫刘小样的北方农村妇女在十几年前的《半边天》节目中说过的话又被重新提及，那种时刻警觉的思考力，以及绝不轻易躺平享受的骨气，愧煞许多人。这些年，刘小样出来打过工，也在家完成了母亲和妻子被要求做的事，但她总是不高兴，总是在思考她所确定或不确定、但不关乎得到和未曾得到的东西。她及时察觉并指出自己的感受，及时将自己从可能麻木的边缘拉回来，继续沉浸在沸腾的知觉里，鲜活而痛苦。只有痛苦是真实的，也只有当痛苦无比真实的时候，人所想象的那种美也是绝对真实的，这一点，霍尔顿和刘小样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