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强

（中山大学 历史学系，广东 广州510275）

大约在1896年10月伦敦蒙难以后，孙中山在回复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A.Giles）的信中称他“十三岁随母往夏威仁岛（Hawaiian Islands），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1]（p47）。孙中山的个人际遇与清王朝被坚船利炮轰开国门后的震撼和走向颇有相近之处，国运与个人命运都朝着向“慕西学”的方向发展。不过，可能令孙中山始料不及的是，在他此后数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之中，轮船及军舰一直是他发动和领导国内革命运动的重要依托。

1905年无疑是孙中山革命生涯的一个重要年份。是年8月，孙中山与留日学界及旅日革命党人联手，创建中国同盟会，在革命组织、革命思想与革命方略三方面将中国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此前后，孙中山的言行变化也引起日本方面的注意：“此人近日颇为意气昂扬，自觉贯彻宿志之时已经迫近”，他的下一步计划，就是要在旧金山、新加坡等地开设报馆，“向各处华侨灌输自己的主张”[2]（p112）。因此，1905年至1911年间，孙中山频繁地在东亚、美洲、欧洲、夏威夷之间航行，以新政党及三大主义联络与组织海外华侨共同投身国内革命，成为动员全球华侨的主线。这么频繁的洲际航行与穿梭能够成为可能，恰恰是凭借以现代轮船与航海技术为基础的全球海上交通线。

关于“革命的现代性”问题，学者已经从“革命话语”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①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