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涛宇

摘要：張之洞作为晚清朝廷的高级官员和洋务运动的领袖，其历任省级地方主要军事行政官员长达三十余年。张之洞督鄂期间，在湖北尤其是省府武汉三镇兴办了大量官办形态的近代工商企业，尤以汉阳铁厂和武昌布、纱、丝、麻四局为典型。张之洞在长期推动晚清工业化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具有鲜明“中体西用”特色的工业建设规划思想。张之洞督鄂期间工业建设思想研究的发轫和深入，对近代武汉的城市形态嬗变和工业分布选址规划动因等历史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并驳正以往的谬误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张之洞;近代工商业;武汉;洋务运动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768（2021）03-0079-11

张之洞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被史学界称为洋务运动的“殿军”。特别是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期间，通过兴办各类工矿企业和近代教育机构，加强市政与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彻底地改变了湖北地区特别是省府武汉三镇的社会经济发展面貌与城市形态布局。台湾历史学者苏云峰谈到：“张氏抵鄂之年，应为湖北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起点。”[1]张氏的活动促进了整个武汉区域的近代化进程，为武汉三镇的协调发展规划了初步的框架，开启了武汉三镇不断强化合作并最终合并为同一行政建制的历史阶段。时至今日，张之洞的规划设计仍深刻地影响着武汉的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布局。

一、 问题的提出

从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张之洞补授湖广总督开始到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进入中央担任军机枢臣，除了1894年、1902年两次短暂的调离，张之洞在湖北担任最高行政长官长达十八年。这样的任职履历为张之洞在湖北和武汉实践其洋务思想与近代化理论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条件，也确保了不会出现因为频繁更换地方主官而某项政策中途夭折，改弦更张的“尴尬”情况。

而对于张之洞规划武汉的城市发展，时人就有很高的评价和赞誉。光绪皇帝在张之洞去世后，颁行发布的张之洞谕葬碑文中，评价张之洞督鄂期间的表现时谈到：“既而久镇鄂州，再权江表，造端远大，研虑精微。”[2]10651又“移荆楚之名区，守郢襄之重镇。官分铁冶，山川咸贡其精英。器置军监，碉垒深明夫形势。然后轮人造轨，起汉渚而连辕，野庐治涂，达京畿而接轸。尽地利天财之用，探人官物曲之原。”[2]10655谕葬碑文虽然不尽是君主本人亲自题写，但确实是以皇帝为代表的官方主流价值体系对一个人整体性评价的直观体现，也是对其人生经历和功绩的回顾和评论。曾担任两广总督的张人骏在为张之洞请建祭祀祠堂的《已故督臣功勋卓著遗爱在民请准建立专祠折》中，评价其在湖广总督任上城市建设过程中做到了“规画靡遗。”[3]足见张之洞确实具有主观能动的城市规划建设思想，这种思想亦指导了张之洞关于开展城市工业布局建设和推进洋务运动的重要实践。

关于张之洞督鄂期间的工业建设和洋务实践，学界的研究不在少数。大量的成果围绕着张之洞主持的近代工局厂建设、财政经费来源、军火生产、各类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局厂管理、企业关系、国际关系等问题展开。如武汉大学刘薇的博士论文《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兵工企业》中，重点考察了张之洞兴办的近代工厂的运营模式和管理体系等内容。江汉大学涂文学的《张之洞“湖北新政”遗产的历史命运》则从张之洞兴办厂矿企业的后续发展着手，揭示了特殊历史背景下近代工业企业发展建设的历史命运。武汉大学陈锋的《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一文，从宏观视野评价了张之洞督鄂期间所兴办的近代工业厂矿对武汉地区近代化进程的作用和积极意义。

在张之洞和湖北近代工业的话题中，关于张之洞决策工业厂矿布局选址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其中亦存在一些需要驳正的谬误。对于张之洞城市工业布局的规划思想，今人看法不一。但学界近年出现的一种观点为：“张之洞对武汉三镇进行了定位：武昌以教育为主，汉阳以工业为主，汉口以商业为主。”并认为这种规划思想是“最早的武汉三镇城市宏观发展的指导性思想。”[4]这种观点的提出同武汉工业布局面貌的定型不无关系。

无论是参看制图相对得法的现代测绘地图或是审视充满美学艺术色彩的鸟瞰概念地图（见图1），从“后张之洞时代”的地图图幅内容上确实不难发现同前文所述结论相同的现象和规律，也是长期以来对武汉城市内部分工和区位要素调配的固有印象。可以说，在产业规划和区域要素的分配上，的确存在着武昌、汉口、汉阳的差异与不同。但是，张之洞为武汉绘制的城市发展蓝图又是否以这样的简单理念为指导？这样的城市建设结果，又能否成为张之洞刻意为之的证据，还需要更加严谨详实的史料来佐证。故笔者写作的一大目的，便是系统地考订研究这种说法的正确性和可靠性，并对其进行补充完善或是勘定驳谬，以免学界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研究开展不自觉地走入历史学研究常见的“结果导向”和“时空错位”的研究误区。亦可以说，对这一问题的历史维度的思考是本文写作的重要缘起和主要问题导向。

张之洞作为晚清政坛中著名的“儒臣”，相较于其他中兴辅臣，留下了较多亲笔书写文字记载，都是研究这一问题及其思想流变的宝贵材料。这些著述、奏稿、公牍、往来书信与电文大多被收录在1928年北平文华斋出版的《张文襄公全集》中，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由河北人民出版社依据文华斋版《张文襄公全集》编撰整理并做了大量补充的《张之洞全集》成为了解张之洞所思所想以及各项决策动因的重要史料，亦是本文写作的主要参考材料。特别是张之洞办事严谨认真，奏疏公文等行政文书都是自己亲自起草，在山西巡抚任上的张之洞能够做到“一切笔墨皆需己出，不惟章疏。”[6]故这些文字和史料，可以更加真实地反映其在决策过程中的所思所想和真实感受，也是研究其思想流变的重要参考。同时，本文参看了部分时人的地理著作和文集，以建构基本的空间环境。

由于所谈问题范围略显广泛、宏观，难以面面俱到，故笔者准备从工业集群的汉阳和武昌两地的工业分布规划的具体考订为切入点，以张之洞督鄂期间的工业布局选址决策过程为研究对象，以武汉的工业区域分布为线索展开思考，拟使用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文献阅读等传统方法，在已经认识具体位置的基础上，通过文集、书信为主的史料回眸张之洞在设厂选址的考虑与安排以及相关史事，进而总结张氏工业企业规划布局思想，以求教于方家。

二、以辟地利：汉阳工业布局发覆

汉阳地区的开发建设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史料记载：“沔口水北有却月城，沙羡县治也，黄祖所守。”[7]“沔左有却月城、亦曰偃月垒、戴监军筑，故曲陵县也，后乃沙羡县治也，昔黄祖所守。”[8]反映了在东汉末期，为了抵御其他军阀集团和屯驻军队，荆州军阀刘表集团的将领戴监军在汉阳修建了规模较大的军事城堡，刘表的亲信将领黄祖驻守于此，这被认为是汉阳地区和整个武汉地区城市兴建的开始。到了清初，汉口已经是“商船四集，货物纷华，风景颇称富庶”[9]的重要商贸市镇。

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汉阳最具特色的发展趋势就是呈现了外溢式发展的势头。具体来说，就是城市空间结构没有受到城墙城垣与礼制因素的限制和约束。清中期的著名官员贺长龄曾经登临大别山（即今龟山）来俯瞰武汉的风景风貌，他对清代汉阳城的描述为“汉阳城内有两湖，汉阳城外有大别山，予尝登大别之巅，以望三楚荆衡连镇，江汉朝宗，水陆之冲，舟车辐辏，百货所聚，商贾云屯，其山川之雄壮，民物之繁華，南北两京而外无过于此。”[10]伴随着市镇经济的繁荣，汉阳城向城外迅速扩张，即使站在城外的大别山俯瞰，依然是一片繁华景象，城市产业分布对城市规划和固有城垣所限定范围的突破由此可见（见图2）。汉口地势平广，较远的北部才有丘陵凸显，所以城市发展具有较强的自然发展轨迹，也已经形成了面向华中地区，辐射滇、川、黔、桂诸省份的经济圈和货物集散地。而这样不拘一格地营建传统和风格，也为张之洞在汉阳兴办大规模的近代工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张之洞在汉阳所兴建的近代工业虽然数量较少，但是规模较大，每间工厂企业都配备着大量的附属厂房和企业，其在保持技术水平相对领先的同时，也建构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见表1）。而在其产品结构上来说，集中生产侧重于战争功用的武器弹药等军事工业产品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原材料产品。这其中，具有深厚的官办资本的影子。正是在强大的官办背景下，武汉三镇从汉口开始被纳入到一个有规划的经济体系之中，并且开始通过行政体系和公权力影响武汉三镇之间的经济联系。张之洞对汉口经济体系的规划兴建，亦是三镇经济协同发展的进程肇始。

这其中卓有代表性的是汉阳铁厂。笔者拟就汉阳铁厂规划选址的考虑展开考察，以窥视张之洞对汉阳工业建设的真实定位与思考。

汉阳铁厂的兴建及其选址问题，从张之洞在广东上任便开始酝酿。张之洞深感“开炼钢铁，为铸械之根本。”[12]938钢铁作为基础工业兴建的基本生产材料，在当时工业条件相当薄弱的中国是尤为稀缺的关键产业部门，亦是洋务运动开展的重要基础。同时，在张之洞的洋务思想体系之中，张之洞认为“今自开之煤可烧焦炭，自烧之炭可化铁矿，自炼之钢可造路轨、枪炮，可得洋行善价，铁厂之效似不外此。”[12]1027“先是公督粤时，以洋铁入口者多，土铁之行销日少，乃筹款购机，设厂炼铁，以期杜绝外耗，未及开办，而移督楚。”[13]534自强思想指导下的自有自建以摆脱依赖是张之洞洋务运动推进进程中的主要特点。

于是，当时还是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便开始筹划自开自建之策。在给清廷的奏疏中，张之洞谈到当时的选址方案是“至于建厂地方，现择定于省城外珠江南岸凤凰冈地方，水运便利，地势平广，神威相宜。”[14]经过考察，凤凰冈的位置在现在广州市增城区附近。据地方志记载：“凤凰冈，邑治东十五里，旧传有凤凰鸣于上，故名，有铺亦名凤凰铺。”[15]同时，在张之洞开发之前，凤凰冈地方曾经“上下窖铁治，昔尝鼓铸下。”[16]铁矿的存在和曾经的冶炼铸造基础，亦可视作张之洞选址于此的重要考量。

就在推进凤凰冈选址的过程中，张之洞突然接到清廷的调动命令，离开了其主政许久的广东，史载“在粤六年，调补两湖。”[17]12378与之同时，张之洞的铁厂兴建计划也随之转移到了湖北地方施展。关于铁厂选址规划的迁移，中间还有一番波折。接任两广总督的官员是李翰章，李翰章为官较为勤勉，但也行事中庸。史料记载他“勇于当事，勤恪不能夺，尝有所持。”[18]但是其弟李鸿章出于督抚之间政治利益争夺和各派系门户之间的成见，不愿意让他的兄长来承担这项消耗繁巨的工作。李鸿章给李翰章的信中表示：“（指兴办铁厂事）抑扬铺张，欲结邸欢。即准拨部款，恐难交卷，终要泄底。廷枢皆知其大言无实也。”[19]李鸿章认为，兴办如此大规模的铁厂，即使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和财政经费，也要消耗极大的精力，且不一定能收获张之洞描绘的效果，李鸿章的看法和意见其实代表了清廷中枢决策机构的普遍看法。光绪十六年二月，清廷同意了李翰章提出的铁厂迁移的要求“遵议粤督李瀚章奏《请将广东炼铁厂量为移置》一折”[12]772并认为“自应准其将此项机器改运鄂省择地安设，较为直截简便。”[12]772，正式做出了铁厂由粤迁鄂的决定，实质上是希望张之洞继续承担这一任务和责任，他说“查铸造枪炮，储铁为先。鄂省为南北适中，若此处就煤铁之便多铸精械，分济各省，处处皆便。臣等详加酌度，自以移厂就鄂，庶收事半功倍之效。”[20]

迁移之事确定后，铁厂在湖北的选址成为了张之洞的首要考虑。首先是要不要将铁厂设置在武汉？针对这个问题，张之洞的态度是坚决的。“再，中国与外洋不同，此厂若不设在附省，将来工料员役，百弊丛生，必致货不精而价不廉，一岁出入以数十万计，过于运费多矣。”[21]5517在张之洞看来，将铁厂设在武汉无疑是最经济、最科学的选择。而武汉三镇之中，汉口皆系租界，且洪灾泛滥，而武昌城池坚固且多山脉湖泊，无可用之地，故选址就在汉阳。但是选择在汉阳的哪个位置设厂，张之洞有自己的考量。张之洞在向清廷汇报选址汉阳的奏议中谈到：“兹勘得汉阳县大别山下有地一区，原系民田，略有民房，长六百丈，广百余丈，宽绰有余，南枕大别山，东临大江，北滨汉水，东与省城相对，北与汉口相对，气局宏阔，运载合宜。”[12]772虽然在铁厂兴建时，二人似有嫌隙，但当时在中枢任职的李鸿章也是赞同张之洞这一选址规划的，在他给张之洞的电文中，李鸿章说“铁厂拟设大别山下，自为得地。枪厂、布厂想同一处。”[12]772这是铁厂在湖北选址的方案，大致上遵循了凤凰冈方案的基本原则，即临近江河，便利交通的同时做到依靠山脉，占地宏大，既讲实用，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对工程选址的普遍要求。其往来文电中所说的大别山即今龟山，史料记载“今考汉江图，西自汉中流至汉阳大别山出汉口与江水合，即汉水故道也。”[22]张之洞自己在奏折中介绍选址情况时详细的介绍称：

大率其利便共有数端：荆湘等煤皆在上游，若下运大冶，虽止多三百余里，上水回船既无生意，运脚必贵，今设汉阳，懋迁繁盛，商贩争趋，货多价贱，其便一也。钢铁炼成亦须上运汉口销售，并须运至枪炮厂制造，今炼成发售如取如携，省重运之费，其便二也。人才难得，通达洋务、谙习机器者尤不易，觏鄂省铁、布、枪炮三厂并开，断无如许之多精通得力委员分投经理，至西洋工师绘算各生尤不敷用，今铁厂、枪炮厂并设一处，矿学、化学各学堂俱附其中，布厂亦在对江，皆可通融任使，其便三也。

员司虚浮，匠役懒惰，为中国向有之积习，不可不防。厂距省远，料物短数，煤斤搀杂，百人仅得八十人之用，一日仅作半日之工，出铁不多不精，成本即赔，今设在对江督查甚易，其便四也。官本二百余万两，常年经费货价出入亦百万余两，厂在省外，实缺大员无一能到厂者，岁糜巨款，易动浮言。今则督抚司道等皆可亲往察看，百闻不如一见。其便五也。矿渣煤渣每年约出三万余吨，除填筑本厂地基外，兼可運往汉口后湖填筑湖身，汉口城垣可免盛涨冲灌，沿湖居民可免淹浸，其便六也。[21]5516

选址理由大致来说，张之洞有以下四点考虑：一是原料供应。铁厂作为煤炭供应的企业，需要大量的煤炭作为生产原料，而临近汉阳的大冶煤矿可以满足此要求。二是产品销售路径，铁厂生产的产品去向大致有钢轨和武器枪炮以及外洋销售三项，故产业集群和交通便利是考虑的重要因素，汉阳地方临近汉水，掣肘长江，是货物通达的所在。最后在武汉形成大规模的产业基地，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在科学技术较为匮乏的年代，技术人员往来的相对方便。在各个产业结构中形成技术互动和内生联系，进而为张之洞规划的近代产业体系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将铁厂设置在省城和政府驻在地武昌城对面，方便张之洞直接对铁厂进行管理和督导，可以更加切实地落地张之洞的工业建设构想。

地址选定后，张之洞做了很多服务于铁厂建设的配套工作。大致有筑堤坝、修铁路等措施。在对清廷奏折中张之洞谈到建厂的困难时，列举了各方面的问题“惟厂外缘汉水之旧堤低薄，须一律加高培厚，以防盛涨，全厂地基关系最重，其生熟铁妒座基址须填筑丈余，余亦酌量垫高坚筑，并须于沿江、沿汉分筑码头，于江岸到厂之路安设铁轨，以便运矿火车。”[12]772这些问题，虽然都较为棘手，但张之洞仍积极主导并谋划这些工程，其目的在于推进地区工业布局的不断完善。

选址于大别山下，虽然土地广大，建设条件较好，但是武汉水患频仍，危及正常生产，故厂址淹水漫水的问题必须解决。为了解决水患，张之洞行文汉阳县地方要求兴修堤坝，以拱卫铁厂。“铁厂滨临襄河矶岸，被水冲刷日渐划削，亟应趁此春令赶紧兴修，以资保障，现经估需工料钱四千二百六十串文，请照拨应用。”[23]光绪十六年五月，张之洞再次行文武昌、汉阳官员提出“铁厂除汉阳外，必无善地。可饬朱令速付价购定，不必迟疑延误，即使不设厂，此地亦有大用处，断不赔本。防水之堤，朱令务即赶筑要紧。”[21]5510足见张之洞对汉阳铁厂堤防和抵御水患的重视程度。

武汉地区铁矿和煤炭资源相对匮乏，寻找合适的原料也是张之洞面临的重大课题。从汉阳铁厂选址确定以来，张之洞先后派出多批地方官员和技术人员对湖北、湖南等地的煤炭铁矿进行查访。“光绪十五、十六、十七等年，派德、比各国矿师及委员、矿学学生分投查访煤矿，前后五六次，所到不止数十处。”[12]1027但是却“均经详查，或煤质不佳，或煤层不厚，或距厂太远。”[12]1027最后，历经考察，张之洞决定采用大冶、江夏的矿产资源供应铁厂的生产。而在这里，张之洞再次回顾并深入阐释了铁厂选址汉阳的原因：

大冶有铁山而无上等佳煤，江夏县属马鞍山有堪炼铁之煤。大冶在下游，江夏在上游，且原虑鄂煤不敷，拟添用湘煤，湘煤自湖南来，亦在上游，故厂设汉阳，适居其中，以期两就。……且前数年大冶铁山铁路未造成，则大炉机器断不能运至铁山左右，洋匠亦不能深入。此等要工巨款，若非近在省城之外，臣及总办大员不能亲往督察，则经费必难核实，竣工更恐无期，是以酌设汉阳。[12]1027

张之洞特别谈及了大冶县铁矿和江夏煤矿的情况。针对大冶，张之洞要求地方官员张飞鹏修建运送矿产的专用道路“其铁山至黄石港江岸，应修运矿宽平大路一条，约宽五丈为度，以便车马驰骤往来无碍。”[24]2719而在江夏，张之洞派遣曾经学习西方煤铁技术的候补知县高培兰兴建江夏煤矿“驰往江夏南乡、马鞍山、龙王庙等处，勘明煤层厚薄，煤度深浅，择定一处，开挖煤井。”[24]2826虽然在后来的实际生产实践中，出现了原材料的质量问题、道路遭到破坏、技术人员不足等现实困难，但选址汉阳的各项考量准备，即使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依然是较为系统、完善的。

以汉阳铁厂的选址为考察对象，我们会发现，在汉阳的主城区与港市区之间，存在着面积庞大且尚未开发的空旷地带。大别山的存在，为张之洞选址汉阳提供了参考系，而这个参看的标准应是从广州地区的凤凰冈方案中对照移植得出的。故选址汉阳大别山下，是张之洞经过缜密分析和考量得出的结论，也是相对正确的选择。一方面，汉阳铁厂作为基础工业，势必需要更多的配套厂房和生产部门，在选址时，需要预留出大量的建设用地。另一方面，汉阳人口较少，而大别山作为港市和城区的交界处，既有交通区位的优势，又没有房屋、田产、坟茔等建筑的阻碍，而所谓依山傍水的修建思路，不仅同传统建筑营建的习惯相匹配，还能消弭居民心中对近代工业的惊惧和恐慌。这样的环境，在人口稠密、租界林立的汉口和历史悠久，规划成熟的武昌，都是没办法实现的。

汉阳铁厂的选址并非张之洞简单的将其进行分区建设，而是在历史考察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后综合得出的结论，正如陈宝琛给张之洞撰写的墓志铭说的那样：“公为政经画恢宏，而综理微密，千条万端，一心默识。”[2]2826张之洞审时度势，综合考虑，在推进武汉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极大促进了汉阳的发展和建设。

三、 以资运转：武昌工业布局考析

武昌的城市建设历史追溯与汉阳大致接近。“黄鹄山东北对夏口城，魏黄初二年，孙权所筑也，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凭墉藉阻，高观枕流，上则游目流川，下则激浪崎岖，实舟人之所艰也，对岸则入沔津，故城以夏口为名，亦沙羡县治也。”[8]1816黄鹄山即今蛇山，夏口城则是在三国鼎立初期，割据江东的孙权修建的军事堡垒，夏口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孙权同荆州力量和北方的曹魏政权之间的重要防御力量。

清代著名的沿革地理学者顾祖禹考订得出结论为，孙权深刻地认识到了长江上游对江东政权的重要性，故在此修建军事堡垒，以巩固江防和势力范围。“孙策破黄祖于沙羡，而霸基始立，孙权知东南形胜必在上流也，于是城夏口，都武昌，武昌则今县也，而夏口则今日之武昌也。”[25]同汉阳一样，武昌的城市建设也同军事功用有关，更确切地来说，武昌的兴建就是为了应对却月城（汉阳）的出现。

武昌城市发展最大的特点是发展历史悠久，城市建设规划缜密，城市规模随行政级别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武汉三镇之中，武昌城一侧的矮山和大小不一的湖泊是最多的，形成了对武昌城市扩展的制约因素。武昌城规划整齐，基本成矩形结构，且长期有城墙限制。而从城市功用上看，从明代以来，武昌城便是两湖地区的政治中心和文教中心，形成了以楚王府为核心的各级官府机构和各类事务衙门分立的形态布局，而在外围则分布着大量的宗教建筑和各级各类学校。可以说，此时的武昌城，俨然是长江中游经济社会的中心城市。

进入清代，武昌城的各类建筑结构功用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期间最显著的特征便是以黄鹤楼为代表的城市景观与城市标志日渐成熟（见图3）。康熙时期，黄鹤楼成为武昌重要的文化意象和文化标志。据史料记载，冯廷魁“尝充湖广副考官，试毕，登黄鹤楼，俯江汉之流，南望潇湘洞庭，慨然远想，赋诗百余篇，识者以为骚之遗也。”[17]13314同时，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生产经营组织方式的改进，城市发展已经突破了城墙的限制，在城墙外除了像很多其他城市一样商品活跃外，许多政务税收和市场管理的行政机构也在城墙之外设立，以方便管理。

清代，武昌为湖广总督驻地，是湖广地区最重要的政治中心，而张之洞本身就是在武昌规划督导其湖北新政实施推进的。到武昌任职伊始，张之洞就非常重视其所驻扎的武昌城和武昌地区的城市建设与近代化进程。张之洞对武昌寄予厚望，他在请求自开口岸通商的奏折中强调：“武昌为南北干路之中枢，将来商务必臻繁盛等于上海。”[12]1480同样，张之洞非常重视武昌的交通发展特别是近代铁路事业的发展，在规划粤汉铁路时，张之洞强调“如此则粤汉之路造至鄂省后，由武昌省城之北渡江至汉口，以接京汉一路，由武昌省城之南渡江至汉阳，以接川汉一路。”[26]以达到“武昌东西扼长江上下之冲，南北为铁路交会之所，商场即辟，商务日繁。”[12]1480在自强思想的指引下，张之洞在武昌亦开设了大量近代工商企业（见表2）。

经过整理，笔者发现，在武昌兴办的近代工业企业有这样的特点：一是从数量上看，创办于省府武昌的近代工商业数目较多。二是从产业结构上来看，多以纺织、钱币制作等轻工业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三是从分布区位上看，大多分布在以沿江地带城墙城门以外的空旷地带。其中，以布、纱、丝、麻四局的建设选址为代表，可以窥见张之洞对于武昌工业布局规划的部分心理活动。

前文已经述及，武昌城内的各类行政衙署、宗教寺观、教育学堂等设施已经使在城墙封闭下的空间极为狭窄，不利于近代工业企业的布局和展开。细细考量之下，张之洞便着眼向武昌城西南部城墙与长江沿岸之间空旷的地带。

武昌城西南部的城门主要有平湖门、文昌门、望山门等。关于平湖门，史料记载：“城西南平湖门内有长堤，长堤外有万金堤，宋政和绍兴间所筑至今赖之。”[27]平湖门背靠堤防，是武昌城抵御水患的重要屏障。文昌门则是教化兴盛。庙祠聚集之地。“濂溪书院在府城文昌门内，安湖侧。”[28]84“铁佛寺在府城文昌门内，旧名报恩寺。”[28]161“横江庙，即吴将鲁肃也，县志庙在文昌门内，乃明洪武中所建。”[28]162足见当时文昌门附近繁华景象盛况。望山门则略显空旷，其面向巡司河和金沙洲，史载：“江夏县南，望山门外，江水支流所经。”[28]156但正是这样的江水交会处所，为产品销路和原材料采办提供了相当便利的交通环境。武昌城西南部的城门各有优劣。总地来说，此处基本满足连片设厂，形成产业集群的条件。

厂址选定还需要考虑生产条件。张之洞在武昌兴办布、纱、丝、麻四局，其重要的条件就是两湖地区适宜纺织工业的展开，具有一定的物质资源和劳动力基础。所谓“荆襄宜桑棉麻枲而饶皮革，设织布、纺纱、缫丝、制麻革诸局用。”[17]12380两湖盛产棉花，且质量较高，棉花质地合适，便于加工。织布厂建成后，张之洞向清廷奏报：“大率一年需用棉花数百万斤，皆用湖北本省所产之花，间或参用汇南通州花。纺织工徒需用二三千人，皆用湖北本地之人。”[12]884足见湖北本省盛产棉花，带动了农产品原材料的销售和生产。同时，纺织工业临近人口繁密，产业多元的武昌城，拉动了地方就业的发展和优质的劳动力资源供应，张之洞所引以为傲的“皆用湖北之货和湖北之人”无疑是选址于此的又一大利处。这一点在后世对张之洞督鄂时期的评论中，也可以窥见。在《张文襄公治鄂记》中，作者也是曾在两湖书院学习的张春霆谈到设立在江畔的这四座轻工业厂房时，认为其既做到了使“贫民多赖以资生。”[13]535又能夠“而江汉关进口之洋布，岁少十余万匹，挽回利权不少。”[13]535兴办四局于内抚民生，外争利权都大有裨益。

由于织布厂建成后在经营生产等方面卓有成效，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窃照湖北省织布官局办有成效。”[12]941“甚合华人之用，通行各省，购取者争先恐后，以过货不停留，利源日广。”[29]鉴于织布厂的兴办相对顺利，也积累了经验和教训，为了继续推进纺织工业体系建设，纱厂的建设被提上日程。首先，张之洞认为“湖北所产棉花，质地粗壮坚韧，最宜纺纱。”[12]941并且纱布行销，能够更多地挽回失去的利权。针对纺纱领域的利权损害，张之洞不无忧虑地谈到“近来体察沿海各口商务情形，洋纱一项进口日多，较洋布行销尤广，江、皖、川、楚等省或有难销洋布之区，更无不用洋纱之地，开源塞漏，断以此为大宗。”[12]941深刻认识到国产纱线的自主生产在向外争夺利权方面的重要性和关键地位，并决心通过开办纱厂来缓解这一问题。同时他认为：“（纱厂建成后）且多销本地土花，而纱布各厂需用工徒甚众，足养平民数千人，于地方亦不无裨益。”[12]942可以说，张之洞较早地认识到了开办轻工业官办工厂以解决地方土货销路不畅、失业流民问题，在这样先进的施政认识上，张之洞是走在中国同时代官员前列的。

缫丝厂的建设大致同纱厂时间相仿，张之洞认为中国特别是湖北素来出产丝，并且部分已经成为了货品出口外洋，但是这些丝大多“制造不精，销流不旺”[12]942，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张之洞还做了试验。“臣将湖北蚕茧寄至上海，用机器攥出，质性甚佳，与江、浙之丝相去不远，亟应官开其端，民效其法，庶可以渐开利源。”[12]942张之洞专门使用湖北地方的蚕茧拿到上海的缫丝厂做试验，在得到了满意的答复后，才向清廷提出建设缫丝局以增加收入、广开利源的建议。特别是在缫丝厂建立的过程中，张之洞不断提出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等民间资本进入的雏形构想。除了前文希望“民效其法”外，张之洞甚至主动提出：“民间习知办法，共睹利益，自能闻风仿效，养蚕愈多，种桑愈旺，似于鄂省商民生计，不无裨益。” [12]942希望通过织布、纺纱、缫丝这样的近代纺织产业，让鄂省官民都看到，近代工业不是洪水猛兽，而是对民生财税大有帮助的生计本源。或许今天可以这样认为，将纺织产业修建在官民往来、人口流动量大的省城附近，更是希望其能看到好处和利处，呈现出开民智、开风气、开利源等多重效果，进而达到张之洞希望的“闻风效仿”的目的。

1897年，张之洞在武昌平湖门外开设湖北制麻局。中国的土麻质量较好，在海内外也颇有声誉，在晚清已经是重要的外销土产。“麻之质，以中国产为上，中国之麻，土性肥渥，故其质软，可以爲帐，贾人并可以之充丝，销路最广。”[30]12开设制麻局是张之洞长期以来的一个想法，他说：“故到鄂以来，夙夜焦思，忧愤思为，制麻之策，考求多年，乃敢创议兴办，于其沤浸洗炼之法，抽缫染色之宜，考究详明，乃筹拨外销公款，配合机器，建造厂屋，渐次试办。”[31]4393制麻局创办的桎梏，主要在技术是否成熟。虽然中国人使用麻制作生活用品历史悠久，但是如何形成制麻、纺麻、用麻的近代工业体系，进而形成自己的产业品牌，向外争夺利权和麻产品市场，张之洞自己也谈到：“湖北制麻局所出麻货，系为抵制洋货，广兴农工商实业而设创。”[32]这是张之洞一直关心的问题。新办的制麻局，使用的是现代机器和工业生产手段，产品质量得到了大大的提升，使得“湖北之制麻，沤濯缫染，组织精工，具物理化学之长，通图画美术之理，断非织布粗浅工夫所能比，例各国麻货进口，花样日新。”[32]制麻局的建成投产以及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对中国实业的近代化和利权争夺大有帮助，同时宣告张之洞所精心规划的武昌南部城墙外沿江纺织轻工业带的正式形成。

武昌地区的城市工业布局，从官办布、纱、丝、麻四局为肇始，形成了一条蔚为壮观的沿江工业带，其规划目的大致有临近江河，便利交通，以方便产品和原料的运输。同时兼具靠近城市，适合轻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布局。而布、纱、丝、麻四局的设立和开办，从历史上完成了武昌城向南向江扩张的城市形态演进进程，城市无法再向南部演进，从而转向向北进发，张之洞开始在“武胜门外新河起，经红关至靑山三十里，省城外江岸南起，鮎鱼套内之，熊家渡北抵塘角十二里余，沿江一带。”[33]3686修建堤防，一方面是拱卫城市免受水患，一方面是为向北方发展干涸土地做准备。例如二十世纪初修建的湖北毡呢厂，便设置在武胜门外的空旷地带。而整个武昌的城市形态，也进入了向北扩展、向北建设的新时期。时至今日，依然发挥着关键作用。张之洞在武昌兴办的近代轻纺织工业集群，深刻地改变了武昌的城市形态和地方面貌，为城市发展明确了新的产业规划布局。

四、 经画恢宏：张之洞工业规划理念试析

通过探求、还原张之洞对于汉阳铁厂和布、纱、丝、麻四局选址的历史动因，可以判断张之洞在近代洋务开展，兴办近代工业时总的指导理念和基本看法。总体而言，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求全面

张之洞谋划工业布局时，具有较强的整体观，此理念是同其产业建设理念密切相关的。冯天瑜在谈到张之洞产业结构建设思想时提出了“超越中古的产业结构观”这一论点，认为这是“张之洞不同于单纯的企业家和书斋中的经济思想家的卓异之处。”[34]而笔者认为，这其中最具有典型性的，便是“自相挹注”的总观念。最早提出“自相挹注”这一观点是在张之洞光绪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上清廷《预筹铁厂成本折》其中谈到的。“以湖北所设铁厂、枪炮厂、织布局自相挹注，此三厂联为一气，通盘筹划，随时斟酌，互相协助，必能三事并举，各目睹成功。”[31]2264张之洞非常重视产业之间的联系，他认为，不同的产业之间可以形成产业体系和经济合作链条，相互扶持，自给自足，进而实现生产效率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一点也体现在张之洞的工业布局观上。

在工业规划初期，就预留出厂房新建的空间，也就预留出了产业链条延展和产业规模壮大的空间。汉阳铁厂建成后，张之洞统计称：“炼生铁、炼熟铁、炼贝色麻钢、炼西门士钢、造钢轨、造铁货六大厂，机器、铸铁、打铁、造鱼片钩钉四小厂，以及烟通、火巷、运矿铁桥、铁路各工、江边石马头、起矿机器房，现已全行完竣，机器一律安配妥协。”[12]895将同一生产体系及其配套设施均匀地分布在较大的空间范围内，进而形成体系，是张之洞目光长远，规划有方的体现。轻纺织工业也是如此。武昌城西南部的沿江轻纺织工业带实现了布、纱、丝、麻四局产业结构的集群，除了原料集散地相对集中，节省各类生产成本之外，在纺织技术、纺织产品和生产机器等方面亦可以相互协调，相互援助。正由于张之洞具有这样全面而宏大的产业布局观，直接推动形成了卓有特色的晚清武汉的工业面貌，而武汉大尺度大范围的工业空间由此奠基。

但是，由于张之洞的局限性，日后武汉各个产业间的发展并没有完全按照其设想演进，反而因为布局过大，设置过广而陷入了财政困窘的局面，各类产业也不得不改变经营策略，进而开辟了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新模式。

（二）求兴利

张之洞在担任粤地督抚后，逐渐表现出了明确的求利思想。在织布局迁移到鄂的进程中，张之洞上书清廷“在查上海已设织布机器局，本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亦经奏明，于广东设局织布，因时兴利，实为不可缓之举。”[12]757将织布局转移至鄂省已经成为兴利的关键之举，以至于“不可缓”的程度。也正是这样强烈的兴利求利思想促使他加入到洋务派之中，并在武汉实践其洋务理念和利益。张之洞的心中，除了经济效益为代表的现实利益，张之洞还尤为重视无形之利，即新办大规模产业的示范作用。织布局筹建时，张之洞上書清廷请求“臣并当劝谕商民集资购机，广设布局，保我利源，似为今日销土货、塞漏卮之要策。”[12]757通过广泛发动商民来实现保障利源、广开利源的作用。

制麻局建设时，张氏亦有这样的考虑：“湖北现设制麻局于省城外，以西法为之。若有效，各省可仿行。”[2]9755前文已经谈及，张之洞在选定布、纱、丝、麻四局的选址时，除了接近劳动力密集的城市区域外，还有兴办工厂，以破除人们心中疑惑的深层考虑。在兴办轻纺织工业时，张之洞亦有结合鄂地情形的深刻论述，他认为“湖北向称泽国，农民终岁勤动田畴，所入为利甚微，一遇偏灾，立形匮乏，欲为代谋生业，广辟利源，酌地土之宜，筹经久之策，计惟有兴办蚕桑，藉以阜物丰财，补农功所不逮。”[12]878这证明，张之洞已经开始思考如何通过现代技术和手段使传统的、脆弱的小农经济在激烈的内外市场竞争中取得生存之地。张之洞的兴利思想，并不是单纯的兴国之利，而有极强的厚民生思想。其兴办纺织轻工业带时谈到“向来四川、湖南、河南、陕西皆销湖北棉布，湘江沿汉岁运甚多，实为鄂民生计之一大宗。”[12]878“此举无论于大局何如，要之销湖北之土货，养湖北之贫民，则已确有明征。”[12]884“为政以利民为先，然必将农、工、商三事合为一气，贯通讲求，始能阜民兴利。”[12]942可见兴办各类近代工厂以资百姓生计，以厚民生福祉也是张之洞规划工业企业的重要考量之一。

（三）求自强

无论是全面的工业体系建构还是孜孜不倦地广开利源，其根本目的都直指自强。而自强最典型的主张是对外争取利权。张之洞在湖北兴办桑蚕工艺局时提出：“既拟扩充规模，饬令工匠、学使讲求工艺，以备农桑蚕织之不足，藉抵外洋腹削之利权。”[12]1297单纯的兴办一两个近代企业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成体系，成规模，成引领风尚的态势才能汇集所有可以依靠的经济力量，进而实现整个国家利权的恢复，达到自强的目的。在谈到增设纱厂的理由时，张之洞说道“富民裕国无过于此。其简易迅捷，尤可以辅布局之不足，亟应迅速筹办，以济民用而保利权。”[35]“棉布为用甚广，大利悉归洋人，亟宜自谋织造，以塞漏卮。”[12]757最后的着眼点或者最关切的问题就是“保利权”。在兴办卢汉铁路时，张之洞无不愤慨地谈到：“况方今东海之权，我已与西洋诸国共之，门户阻塞，如鲠在喉。岩内尤铁路，则五方隔绝，坐受束缚，人游行于海上，我痿痹于室中，中华岂尚有生机乎？”[2]9763为了争取国家的权力，就必须深入地推进洋务，深入地开展工矿企业建设，以实现自强和独立，这与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各阶层追求自由独立的目标是吻合的。

汉阳铁厂兴建的过程中，张之洞同样对其寄予厚望。他认为：“总之，铁厂如果大举不懈，实为利国利民之举。此正今日讲求西法之大端，振兴工艺商务之始基也。”[12]1028讲求西法，已达到利国的效果，这正是张之洞体用观的一个侧面体现，也是晚清张之洞作为一代儒臣非常有勇气的一种表现。张春霆认为：“公（张之洞）一生政治，主张在开利源，以救中国之贫困。……不知公主旨在夺外人之利，以塞漏厄而裕民生。”[36]这段评价，较为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张之洞一系列政治选择和洋务实践的背后动因。

五、 结语

通过对张之洞在武汉进行工业规划布局历史和动因的考察，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挂一漏万，以供参看和批评。

第一，张之洞具有能动的主观的工业布局规划思想，但其对武汉工业区域的布局基本遵循了一事一议的原则。除了参考历史上的旧有方案外，张之洞还存在主动改变自然环境区位要素的活动，故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纳为本文引言中所质疑的观点。大致可以认为，汉阳为重工业的聚集地，武昌西南部城门的沿江工业带为轻工业特别是劳动密集纺织业的聚集地。

第二，张之洞将机器工业的发展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在其兴办选址汉阳铁厂和布、纱、丝、麻四局的过程中，遭到了一定的经济困难和政治上阻滞，但是其仍然坚持作为，努力克服困难，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是值得肯定的。

第三，张之洞的工业规划布局观念同其洋务思想息息相关。张之洞作为洋务运动的杰出实践者，其以自强和求富为根本指引，遵循其独特的体用观念和建设理念，积极推进近代大机器工业在武汉的落地发展，对武汉城市近代化和经济近代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囿于时代背景所导致的错误和遗憾，这些教训值得今人总结和吸取。

今天，武汉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城市。而这一地位的奠定，便是从张之洞发轫的，这一点，亦应该成为学界和社会的一个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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