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超 曹文宏

摘 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战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出来的一套話语系统，以统一战线的思想或理论为核心要素。建党百年来，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和时代主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战话语体系建构呈现为不同的历史形态，即革命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爱国统一战线。其中，新时代背景下，爱国统一战线呈现出新的历史内涵，塑造了新的统战话语体系。统战话语体系的百年演进也内蕴着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表现为：“旨在把社会作为总体来认识”的总体性逻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双维互动逻辑，内因与外因相互作用的发展动力逻辑以及主要矛盾与基本矛盾相统一的社会历史逻辑。新时代，基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大统战话语体系建构在承继了以往统战话语体系建构的一般政治话语机制的基础上，呈现为更为复杂的，基于国家—社会权力与个人权利相统一的，倾向于微观治理的大统战话语体系。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客观要求，也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话语体系

作者简介：张超，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E-mail：867652568@qq.com，福建 厦门 361005）。曹文宏，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福建 泉州 36202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新发展理念的整体性研究（18JD710038）”;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项目“基于整体性视野的新发展理念研究（FJ2019ZTB035）”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21）04-0015-10

习近平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话语体系是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是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结晶，也是历史与现实互动融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政党有关统一战线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紧密结合的产物，其基本的意涵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为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根据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历史主题而与不同的阶级、阶层、政党、团体等结成的政治联盟。围绕民族的独立、政权的巩固、经济发展和祖国统一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表现为不同历史形态的话语体系建构，展现了不断生成、不断融合、不断统一的建构机制，是“摆脱了历史的形式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3页。社会客观历史进程。这一历史进程遵循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层逻辑。因此，明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战话语体系建构的演进历程和内蕴的社会发展逻辑， 对于爱国统一战线之大统战话语体系的历史性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需要指出的是，如何建构不光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不属于本文涉及范围，另文论述！

一 中国共产党统战话语体系的百年演进历程

统战话语体系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中不断建构而成的。统战话语体系虽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但又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其演进历程也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统一的过程。

（一）统战话语体系的革命形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统一战线（1921—1949）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统一战线是为革命斗争服务的政治联盟，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07页。。根据革命形势、对象、任务和性质的不同，可以将这个时期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的不断深入，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不断丰富和成熟起来，完成了统战话语体系的初步建构。

第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早就明确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指出：“工人阶级人数虽然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页。 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便具有客观的历史必然性，是革命统一战线取得胜利的最根本的政治保障。“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2页。，统一战线是不可能建立的，革命事业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后来，毛泽东总结到，“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57页。于是，统一战线必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统战话语体系构建的核心要素。

第二，革命者成为统战话语体系的主体要素。“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页。面对不同的革命对象，革命者的内涵也发生些许的变化。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主要是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工农民主统一战线使得工农联盟得到巩固，这是统一战线最核心的力量，同时，还在国统区成立了“文委”“左联”等文化界的统战组织并吸收了大量进步人士，开辟了文化界的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43页。，凸显了统一战线的民族性，全民族抗战，是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所召集的革命主体力量一方面表现为社会各阶层广泛参加，“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8页。 ;另一方面表现为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主张并团结在中共的周围。

第三，有关统战地位的论述成为统战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方面。统一战线既是一种策略亦是一种战略，围绕“策略”与“戰略”的定位，统一战线的话语体系形成了具有立体性的，策略与战略并存的建构特点。正如邓小平所说，“统战工作有其策略性，但更主要地是它的战略性”《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 187 页。。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性体现为党的宣言式的口号、号召、主张，或者有关统一战线的决议。比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提出“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主张，并在不久后的“二大”正式通过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号召建立“工人群众统一战线”;《八一宣言》提出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等，这些都表现为统一战线作为革命斗争策略的性质。有关统战战略的论述则集中体现在毛泽东提出的法宝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6页。这一论述明确了统一战线的战略地位，开启了统战话语体系的“法宝论”言说。

第四，开启了统战话语体系的制度性建构。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就提出要“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56页。，这个“政治制度”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民主党派广泛参加的民主协商的政治制度。如果说，统一战线提供了一个联合的形式，那么民主协商则给这个“形式”增添了实际的内容，统一战线与民主协商始终是相提并论、内在统一、本质必然地联系在一起，两者共同落实为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中共二大在强调要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同时，还规定了一些具体计划以确保统一战线的落实。比如，与国民党召开会议，“互商”事宜等。这样，中国共产党早期统一战线的主张便具有了一定的实际内容，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为统战话语体系的制度性建构奠定了基础。抗日民主政权是统一战线与民主协商的共同产物，“三三制”可以理解为统一战线的制度性表达。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最终被定格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其主要的组织形式。

以上四个方面构成了革命统战话语体系的主要要素，形成了统战话语体系得以言说的基本框架，成为统战话语体系自身发展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双维互动便呈现为基于不同历史主题的统战话语体系建构。

（二）统战话语体系的国家形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1949—1978）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本质必然地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关联在一起。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明确指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第731页。。没有最广泛的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就不可能产生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同样，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继续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条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349页。反过来，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建立，客观上要求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再发展必然要与之相适应，其历史任务也就从服务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服务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统战话语体系在革命形态所赋予的基本言说框架的基础上增添了新的内容，构成了统战话语体系建构的国家形态。主要表现在：

一方面，此时的统战话语体系建构服务于民族国家的建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隆重召开，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也开启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国家形态，这是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统一战线的成果，也延续了革命形态统战话语体系建构的政治一维：首先它集中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共同纲领》为我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奠定了基础。随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最大限度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稳定并恢复了国民经济，同时也制定了相应的事关经济、民族、宗教等社会各领域的政策体系，这些政策体系逐渐演变为我国的重要政治制度，成为国家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统战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此时的统战话语建构统一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生产合作社”“和平赎买”“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等经济统战策略的成果，是统战话语体系建构的经济一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从根本上确定了统战话语体系建构的社会主义性质。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实现了新的平衡，为统战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新的平台。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也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方面，党中央继续强调统战工作对于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意义的同时，更加突出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围绕着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等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个方针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这一方针又增加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基本方针。另一方面，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这个阶段统战话语体系建构的中心议题。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统战主体力量的建构实现了由阶级联合到阶级融合的转变，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诸多有产阶级日益转化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劳动者”取代“革命者”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统战话语体系建构的主体力量。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战略方针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根本原则和方法，这些都对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方法论支持，从而开辟了统战话语体系建构的方法论维度。

（三）统战话语体系的发展形态：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1978—2012）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明确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也表明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新时期“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已经发展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3页。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这一时期的统一战线正式定名为“爱国统一战线”。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背景下，统战话语体系的建构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而展开，内蕴着发展内核的崭新样态。

首先，统战话语体系建构的历史主题演进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与“革命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称谓相比，“爱国统一战线”的提出凸显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发展主题，这一主题突出地表现为担负着为实現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为祖国统一服务的双重任务，因而“新时期统一战线，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论统一战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58页。。“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表述摆脱了以往具有阶级性的话语形态，反映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和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成为新时期统战话语体系中有关统战主体力量的新表达形式。后来，随着非公有制经济日渐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中的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业者成为新的社会阶层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6页。。这样，2004年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明确了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是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的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

其次，开启了有中国特色统战话语体系的自身理论建构。为了使统战工作更好地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开始总结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试图从理论上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统一战线理论。统一战线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都有对统一战线的精辟论述。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统一战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又召开了统战理论座谈会，指出要加强统一战线理论的研究，并于1985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统一战线理论工作会议。统一战线的理论化水平获得显著提升，为有中国特色的统战工作开创新的局面提供了理论支撑。

再次，重新确立了统一战线的法宝地位，并赋予了新的言说特色。邓小平提出：“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3页。随后，有关“重要法宝”的论述便成为新时期统战话语体系中对统战历史地位的确切表达。胡锦涛继承并发展了有关“重要法宝”的论述，他强调，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这样，爱国统一战线在坚持了宏观视域下统一战线政治联盟的同时，开始更加注重爱国统一战线在党的治国理政层面的方法论意义言说，这也就开启了统战在微观治理层面的具体实践，成为统战话语体系得以言说的重要一维。

（四）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新内涵：大统战话语体系的构建（2012—至今）

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被赋予了新的历史内涵和时代任务，并被提升到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而展开。2015年5月，习近平提出：“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大统战工作格局”是统一战线实践发展的新样态，为统战话语体系发展为大统战话语体系提供了实践基础。

“大统战”强调党委统一领导，凸显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历史形成的基本经验。在此基础上，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还要充分调动各级党组织对于统一战线的领导责任，化整为零，全线出击，调动各级党委的积极性，形成统一战线的全覆盖态势。在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同时，《条例》明确了地方党委对本地区统战工作的主体责任，具体规定了各级党委和统战部的主要统战职责，使统一战线工作成为全党上下齐抓共管的“大”任务。

“大统战”凸显了统战主体力量的日益壮大。习近平强调，要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最广泛的力量是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联盟。新时代背景下，习近平对于这一“五者联盟”做了许多具体而微的阐述，丰富了大统战话语体系的主体内涵。比如，他强调，党外知识分子，海外留学人员，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新媒体人等都是统一战线的特定群体，特别关注对其年轻一代的团结，构建了统战工作的新着力点。围绕这些新生的主体力量，统一战线的话语体系也增添了新的建构因素。

“大统战”继续强调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地位，并更加凸显其战略地位。党的十八大报告就明确指出，统一战线是“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重要法宝”，这开启了新时代统战话语体系构建中有关“重要法宝”的新论述。后来，《条例》明确指出，“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战略方针”和“三个重要法宝”的论断使得统一战线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有了新的历史坐标，“反映了党对统一战线认识的新高度” 莫岳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2期，第47页。，拓展了统战话语体系发展的新境界。

“大统战”话语体系之制度维度的新发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制度保障，也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离不开“合作”与“协商”，协商领域的扩大适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客观要求，也增添了统战话语体系有关协商制度的言说内容。《条例》指出，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在此基础上，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与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以及其它方面的协商。协商领域的扩大为民主党派广泛地参政议政提供了制度支撑，从内容上更加凸显了“大团结，大联合”这一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

“大统战”话语体系之国际维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这是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新成果。习近平早在2013年就向全世界发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如果说，民族国家形态的统战话语体系建构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则彰显了大统战话语体系建構的国际维度。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介于无产阶级国际联合和真正共同体之间的一种理念，是立足民族国家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实际载体的现实而形成的可操作性方案”张艳娥：《在阶级联合与共同体之间——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双重属性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第55页。，也是建基于民族国家形态统战话语体系基础上的大统战话语体系的现实表达。

二 中国共产党统战话语体系百年演进的内在逻辑

逻辑与历史是辩证统一的，也是一致的。“逻辑的发展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009年，第605页。，历史是逻辑的客观基础，而逻辑则是对历史的理论再现。没有历史的逻辑只能是空洞无物的形式逻辑，是唯心主义的;没有逻辑的历史也只能是偶然的、简单事实的罗列，至多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统战话语体系的百年建构历程彰显了人们对其历史过程的规律性把握和不断“修正”，内蕴着“旨在把社会作为总体来认识”的总体性逻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双维互动逻辑、内因与外因相互作用的发展动力逻辑和社会主要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辩证统一的社会历史逻辑。

（一）“旨在把社会作为总体来认识”的总体性逻辑

统一战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百年统战话语体系的建构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发展的内在必然要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逻辑。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是将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理解的，对此，卢卡奇做了十分精准与有意的阐述。他指出，“马克思的辩证法，旨在把社会作为总体来认识，……只有当进行设定的主体本身是一个总体时，对象的总体才能加以设定。”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81页。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诸阶级”的联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联合的阶级支撑了共产主义运动不断生成为“具体的总体的现实范畴”：一方面，主体力量的发展首先来自于无产阶级自身力量的不断壮大，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广大无产者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力量;另一方面，作为主体的总体，“诸阶级”不是以对立的形式而是以“作为整体”的形式来面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表现为基于共同利益的政党联合和代表“未来阶级”和“将来利益”的阶级融合。

从纵向的发展历程看，总体性逻辑是无产阶级主导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内在特质。无产阶级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以废除私有制、解放全人类为根本任务的，无论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或者改革事业都统一于这一根本任务。“共产主义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9页。，是无产阶级不断解放全人类从而不断解放自己的过程，每一个阶段都服务于这一总体性的过程。“工人愈来愈扩大的联合”不断地适应这一“现实的运动”的需要，表现为在不同历史阶段统一战线主体力量的发展与壮大。 在革命时期“汇合成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0页。的力量，在建设时期则汇合成劳动者、爱国者、建设者三者统一的建设力量，在新时代又汇合成四者统一的发展力量。可见，统战话语体系的建构统一于不同的时代主题，但亦内蕴着阶级联合的原始本真力量，这一本真力量统一于共产党的最高革命纲领。

从横向的组成结构看，统战话语体系建构的总体性逻辑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统战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世界性力量的联合。如果说，工人阶级的联合表现为共产党的建立，那么，各国共产党的联合则表现为共产国际的成立与发展。共产国际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发展，亦是马克思主义统战思想的升华。共产国际的发展直接促进和领导了欧洲和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旨在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政党，以期用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来反抗资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始终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这样，国际合作始终是百年统战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维度。或者说，从中国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其内蕴的总体性逻辑推动着整个运动从国内的工人联合走向国际的政党联合，最终统一于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二是统战话语体系的建构本质上是代表“未来的阶级”和“将来的利益”的阶级融合。这表现为中间等级阶级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以前的中间阶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9页。，甚至表现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1—42页。。在现实的革命的运动中，资产阶级越来越孤立，而无产阶级的力量却不断壮大，“整个社会日渐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2页。。这样，统战话语体系的建构必然服从并顺应现实革命运动的整体态势，日益呈现为最广泛无产阶级的产生与联合。

（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双维互动逻辑

统战话语体系的建构是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交替前进的结果，统战理论指导统战实践的发展，统战的实践推动统战理论的不断升级。因此，统战话语体系的内涵也就不单单是统战的理论，还包含有统战的实践，是两者的统一体。理论与实践的双维互动建构了有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思想体系，也不断开拓了有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的实践样态，两者促进了统战话语体系建构的不断升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战话语体系建构，即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最终将统一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实践中。

作为统战的理论，统战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基于一定现实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式。统战的意识是由无产阶级的“本能”发展而来的“被意识到了的存在”，具有能动性。“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4页。，这样，统战的意识发展为统战的理论，统战的理论结合时代的发展要求便建构为统战的话语体系。面对强大的敌对力量，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意识到，要想打败强敌，单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根据中国革命性质与社会状况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始终非常注重进行不同阶级之间的联合斗争，特别是工农联盟在统一战线中始终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这种统战意识深深根植在中国共产党的血液里，指导着中国共产党统战策略的快速形成、发展并落实到实践中。

作为统战的实践，百年统战话语体系的建构也是中国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一方面，统战话语体系的建构具有鲜明的客观物质性。百年统战话语体系的建构既有明确的主体，即不断发展壮大的人民主体，也形成了具有客观实在性的客体范畴，并在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了主客体的统一;另一方面，统战话语体系的建构还具有一定的能动性。通过不断地建构，不仅使统战的观念深入人心，形成了统战的理论和统战的思想，还形成了统战的制度，构建了统战的格局，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时代赋予的历史任务。此外，百年统战话语体系的建构还具有鲜明的社会历史性。统战是关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活动，是塑造新的社会关系的活动，是人们广泛参与的社会性活动而不是孤立的个人的活动。同时，统战话语体系的建构还是历史的产物，是几代人不断努力奋斗的结果。综上，百年来统战话语体系的建构既具有理论建构的鲜明特点，又是实实在在的实践活动，是理论和实践的双维互动的结果。

（三）内因与外因相互作用的发展动力逻辑

中国共产党统战话语体系的百年演进是内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通过内因发生作用，内外因的辩证统一构成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理论建构和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内的重要政治制度和工作原则。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发展既受到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与成长的内在推动，也集中体现了人民的意志，顺应了人民主体地位不断巩固和发展的历史潮流。从内外因逻辑来看，正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拥有革命热情和爱国情怀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和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战话语体系才日益得到不断完善与发展。

来自于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统战话语体系建构的不断升级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中不断得到确立和巩固的客观必然结果，是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经验不断丰富，理念不断提升，格局不断扩大，治理能力和执政水平不断提高的客观必然结果，是统战理论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构架中地位日益重要的客观必然结果;另一方面，虽然统战话语体系建构在不同时代呈现出不同的建构形态和历史性变化，但统战话语体系的建构始终围绕着塑造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主体力量，和广交天下朋友的中心任务，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初心不变、本色不改的使命担当密切相关。这种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共同形成了统战话语体系演进的强大内因。

同时，作为历史发展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也不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统战话语体系的建构。广大中国人民，包括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以及人民团体，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更加坚定了跟党走的信心和勇气，中国人民更加自觉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戮力同心，这种戮力同心来自于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自豪感和荣誉感，也来自于作为新时代的劳动者、建设者、爱国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相较于中国共产党统战话语体系自身发展的强大内因，不断觉醒、不断进步的中国人民和日益高涨的奋斗激情也大大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统战话语体系的演进，成为推动统战话语体系不断演进的强大外因。从此意义上说，内因与外因的相互作用成为中国共产党统战话语体系百年演进的发展动力逻辑。

（四）主要矛盾与基本矛盾辩证统一的社会历史逻辑

中国共产党统战话语体系的百年演进根源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对立统一的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要矛盾集中反映了特定发展阶段的主要社会关系，具有阶段性和特殊性，而社会基本矛盾则集中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整体性过程，具有长期性和普遍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适应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积极围绕主要矛盾的解决，实现社会的不断进步。同时，也从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出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牢牢把握住了社会主义初級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本质任务，积极促进了社会发展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在革命战争年代，阶级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统战联盟是无产阶级反抗剥削统治、应对阶级斗争的策略，其主要的斗争对象是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反动势力。因此，统一战线是革命统一战线，凸显其政治底色。在建设和改革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阶级矛盾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爱国统一战线统一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致力于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政治联盟的基础上，凸显其建设性和发展性。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此，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政治、文化、生态、社会等领域，要构建“五位一体”的发展格局。这在客观上就要求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与之相适应，以大团结大联合的统战原则构建大统战格局，坚持一致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多层次、多领域、全方位地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满足人们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

同时，我国仍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并未改变，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比较低且不平衡，经济基础相比庞大的人口基数还比较薄弱，这是社会基本矛盾所决定的社会基本状况。这一基本状况从根本上决定了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发展状况，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出发，不可脱离社会发展现状，这样才能实现统一战线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统战话语体系的建构始终围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本质任务而展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同样是以社会基本矛盾为逻辑根据的一种特殊表现” 李国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马克思主义阐释》，《东南学术》2021年第1期。，大统战话语体系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离不开“新发展”阶段所内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由此，统战话语体系演进的百年历程也体现了主要矛盾与基本矛盾相统一的社会历史逻辑。

结 语

纵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战话语体系建构的百年历史进程和内蕴的社会发展逻辑，不难发现，新时代大统战话语体系既有对过去百年统战话语体系建构的历史继承，又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客观现实要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大统战话语体系是逻辑发展的历史再现，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统战话语体系建构强调了宏观视域下政治联盟言说与微观视域下社会治理言说的统一，“治理”成为新时代大统战话语体系建构的崭新内涵。通过国家—社会权力主导下的国家治理，个体权利从“资产阶级的框框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5页。超拔出来而实现真正的平等，个体权利与国家—社会权力实现了新的统一。这一“新的统一”凸显了统战话语体系建构的共同体维度，同时，治理也为共同体维度的大统战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方法论支持。总之，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重要法宝，基于治理的大统战话语体系继承和发扬了统一战线的优良传统，必将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顺利实现，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而发挥更大的作用。

Abstract： The united front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CPC is a discourse system gradually formed develop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in the course of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with the thought and theory of the united front as the core element. In the past centur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the theme of the tim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united front discourse system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is presented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atterns， that is， the revolutionary united front， the peoples democratic united front， the Patriotic united front. Among them， the patriotic united front presents a new historical connotation and shapes a new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united fro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The hundred - year evolution of the united front discourse system also contains the internal logic of social development，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overall logic of “understanding society as a whole”， the two - dimensional interactive logic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dynamic logic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causes and the social and historic logic of the unity of main contradictions and basic contradictions.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task of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the big united front discourse system inherits the general political discourse mechanism of the former united front discourse system and presents a more complicated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system， which is based on the unification of the state - society power and the individual right and tends to micro - governance. This is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 o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nd an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unification of history and logic.

Keywords： the CPC; the united front; discourse system

【責任编辑 龚桂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