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楠

摘要：鸿门宴上项羽为何要放走刘邦，古往今来议者纷纷，说法各有道理。然而不可忽视的是，项羽把自己定位为诸侯，而不是帝王，所以他没有必要对天下诸侯赶尽杀绝，刘邦自然也不在必杀之列；同时善良的本性也让项羽不忍心伤害一个近乎跪地求饒的刘邦。从这两个角度分析项羽在鸿门宴上的行为，并以之与春秋时代的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做比较，有助于从新的角度评价项羽以及历史人物。

关键词：鸿门宴；项羽；刘邦；人性

中图分类号：K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164（2021）01-0058-02

鸿门宴是项羽人生的转折点，在此之前，项羽在军事上节节胜利，此后在楚汉战争中，项羽虽也曾占据优势，但总的趋势却是逐渐走向下坡路，直到最后自刎于乌江。关于鸿门宴项羽放走刘邦的原因，有诸多观点：有学者认为刘邦善于用人，项羽则刚愎自用，鸿门宴正是因为有张良、樊哙等人，刘邦才得以脱险，而项羽却不听范增的话，使刘邦得以逃脱[1]；有学者从性格方面分析，认为项羽优柔寡断，既多疑又易于轻信他人[2]；还有学者从战略战术、政治意识等方面进行分析[3]，各有其合理性。季乃礼先生运用前景理论，给项羽设定参照点，认为项羽的抱负是回到春秋时代，做诸侯中的霸王，只要刘邦承认他的霸主地位，就允许刘邦有生存的空间，基于此在鸿门宴上放走了刘邦[4]。季先生的分析颇有道理，从大的战略层面为项羽放走刘邦找到了合理的解释，本文试图以季先生的理论为基础，从微观的人性方面分析项羽放走刘邦的合理性。

先秦诸子百家在人性方面有性善论和性恶论，孟子是性善论者，这从《孟子》各篇对人性善的方面的敏锐观察可以看出。然而对于性恶论，学术界多有争议，尽管《荀子》有《性恶》篇，但颜世安先生认为荀子并不是性恶论者[5]，并提出“性恶意识”的概念，认为“‘性恶意识’是古代思想家对人性黑暗的认识，这些思想家未必提出性恶的论断，却对人性之恶或者说人性的黑暗倾向有某种独到的观察”[6]。其实无论是哪种情形，都是源于思想家对人性某一方面的观察，一个完整的人应是既有本性善良的一面，又有本性黑暗的一面。

站在季先生理论的基础上，项羽的抱负是做一个霸主，像春秋时期那样，所以在分析项羽时，应以普通诸侯国君主的标准来衡量他，同时，本文在人性方面将项羽与春秋时期三位霸主做一比较分析，以期对项羽鸿门宴上的行为做出更合理的解释和评价。

一、楚庄王和项羽的比较分析

楚庄王和郑襄公之间发生的一件事和项羽与刘邦在鸿门宴上的境遇相似。《左传·宣公十二年》曾记载：“十二年春，楚子围郑，旬有七日……楚子退师，郑人修城。进复围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门，至于逵路。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坏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听？其俘诸江南以实海滨，亦唯命；其剪以赐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顾前好，徼福于厉、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县，君之惠也，孤之愿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实图之。’左右曰：‘不可许也，得国无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几乎！’退三十里而许之平。”[7]

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楚国因郑国背盟事晋而伐郑，在楚庄王攻入郑都时，郑伯肉袒牵羊去迎接他，表达了极大的顺从，并诚心悔过，楚庄王因此原谅了他，与郑国讲和。在鸿门宴上，项羽的地位相当于楚庄王，项羽也想成为楚庄王这样的人，以天下霸主的姿态去对待各方诸侯，刘邦则仅相当于一方诸侯。鸿门宴上刘邦的处境和郑都被攻破后郑襄公的处境相似，死生不由己，他们两位也都极力拉低自己的身份，在楚庄王和项羽面前表露自己的谦卑和服从。楚庄王和项羽的反应是：首先，自己作为诸侯霸主，对服从自己的人没有必要赶尽杀绝，但同时他们又完全可以杀了郑襄公和刘邦。《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8]不忍人之心即不忍加恶于人之心，恻隐之心就是哀痛怜悯之心。楚庄王看到郑襄公在亡国之际肉袒牵羊，不免心生怜悯，尽管左右大臣说“得国无赦”，楚庄王也仅仅以“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几乎！”塞其口，最终放了郑襄公，与郑国讲和。项羽在听了项伯、樊哙等人的话后，也觉得刘邦曾与自己在楚怀王面前约为兄弟，并约“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现在刘邦虽然破秦入咸阳，却不敢有丝毫放肆，而是驻军灞上等待自己到来，并且亲自到自己军中谢罪、送礼，态度极为真诚、谦卑，由此觉得是自己心胸狭隘，错怪了刘邦，并对刘邦的遭遇感到同情、怜悯，因此虽然范增等人主张杀了刘邦，但项羽仍不忍心，因此放了刘邦。

这里在评判项羽的判断时，如果得出项羽太过愚蠢的结论，恐怕是不合适的。项羽身经百战，不至于连这点计谋都看不出，从人性的角度看，项羽是真诚的，因此他也觉得对方也是真诚的，并不觉得对方在耍心机。从这个对比中可以看到楚庄王和项羽之所以放了郑襄公和刘邦，在决策过程中，源自于人内心本性的怜悯、同情，同时，真诚、信任也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这些，郑襄公和刘邦很可能都会死于非命。这样，人们在看待项羽时，不应总说项羽目光短浅、妇人之仁，他只是在霸主身份的自我预期认定下具有朴实的善良本性的普通人。

二、吴王夫差、越王勾践和项羽的比较分析

同时，《左传》《国语》《史记》等载有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之间的事迹，其境遇和项羽与刘邦在鸿门宴上的场景也颇为相似。《国语·吴语》记载，勾践被夫差困于会稽，命诸稽郢行成于吴，曰：“寡君勾践，使下臣郢，不敢显然布币行礼，敢私告于下执事曰：‘昔者越国见祸，得罪于天王，天王亲趋玉趾，以心孤勾践，而又宥赦之。君王之于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灾，其敢忘君王之大赐乎！今勾践申祸无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边陲之小怨，以重得罪于下执事？勾践用帅二三之老，亲委重罪，顿桑于边。勾践请盟：一介嫡女，执箕箒以晐姓于王宫。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随诸御。’”吴王夫差乃告诸大夫曰：“孤将有大志于齐，吾将许越成，而无拂吾虑。”[9]

勾践在这里首先主动承认错误，承认自己曾得罪于吴王，然后又说吴王因顾念勾践，而赦免了自己，从而大加感谢吴王，用可以把死人医活、可以让白骨长出肉来比喻吴王恩重如山，并表示自己绝不敢忘记吴王的恩德。然后主动放低身段，表明自己实有重罪，不敢因吴王伐越而对吴有任何不满，并愿以臣子事天子之礼事吴，其中要亲自带领几个家臣到边境地区磕头谢罪，说的尤为真切动人，吴王因此心生怜悯，并相信了勾践，放过了勾践和越国。

这个场景与鸿门宴上项羽、刘邦之间的处境有更多的相似之处。首先都是勾践和刘邦得罪夫差和项羽在前，然后夫差和项羽在当时想除掉勾践和刘邦易如反掌，但都因人性中的同情和宽容放走了自己的潜在对手。另外两者最后都被自己放走的人所打败，并且兵败自杀。但不能单纯以结果论英雄，说夫差和项羽都是目光短浅之人。试想楚庄王在决定放过郑襄公之时，也与此境况相似，都是出于同情、怜悯、信任放走了对手，只不过郑国实力弱小，不足以报复楚国罢了。

再来看勾践，他曾经也想做出和楚庄王、夫差、项羽相似的事。勾践卧薪尝胆二十二年后，终于得偿所愿，打败了吴国，报了会稽之耻，将吴王逼到姑苏之山上。这时吴王派人来求和，《史记》记曰：“吴王使公孙雄肉袒膝行而前，请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异日尝得罪于会稽，夫差不敢逆命，得与君王成以归。今君王举玉趾而诛孤臣，孤臣唯命是听，意者亦欲如会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践不忍，欲许之。”[10]

后来在范蠡的一再坚持下，勾践才同意范蠡继续进兵，由此可看出勾践对吴王的怜悯之情。像勾践这样历经会稽之耻，二十多年卧薪尝胆，才得以战胜吴王夫差的人，尚且对夫差抱有同情之心，相比之下，项羽对刘邦的同情、怜悯、不忍杀害，就显得再正常不过了。

三、原因分析与评价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项羽和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心存善念之人，在这一观念的驱使下，他们都曾放走过自己的对手，但是却有不同的结局。从这个层面来说，项羽的失败有生不逢时的味道，倘若他生于春秋争霸的时代，或许能成就一代霸业，但在秦汉大一统时代，他的善念却成为自己最大的软肋。在对他们进行历史评价时，不能以结果论英雄，他们的成功与失败都与人性有关。人性是人与生俱来的秉性，虽会受到后天教育和环境的影响，但善良的本性却难以改变，这也是项羽失败的根本原因。

四、结语

从楚庄王、夫差、勾践和项羽的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出，鸿门宴上项羽的所作所为是出于内心本性的善良。通过对这一案例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两点启示：首先，在品评历史人物时，要站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和历史人物的立场上，要考虑到他们的地位和观念。其次，在评价历史人物时，要对人性有一定的观察，看到性善、性恶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达官显贵，都很容易从人的内心本性出发去做出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这些判断和选择又直接影响到历史事件的发展和历史人物的成败。因此，对他们的评判应当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以一种审慎的态度，而不能用后世的標准。

参考文献：

[1]王铭.楚汉战争与项羽、刘邦的用人[J].苏州大学学报，1986（09）.

[2]陈光田.从楚汉战争的失败论项羽的性格弱点[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6）.

[3]赵烜未.楚汉战争中刘邦战略思想试析[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94（05）.

[4]季乃礼.项羽为何放走刘邦———鸿门宴中项羽的决策行为分析[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6）.

[5]颜世安.荀子人性观非“性恶”说辨[J].历史研究，2013（03）.

[6]颜世安.荀子、韩非子、庄子性恶意识初议[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0（02）.

[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6：783-786.

[8]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232-233.

[9]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538-539.

[10]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1745.

（荐稿人：袁延胜，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邹宇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