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李少君的诗歌理想命名为“中国人民诗歌”，也许，谈论“中国人民诗歌”是不恰当的，在世纪初，我们的文化神话都消失了，文化神话及其附属品从那时起就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之所以从“中国人民诗歌”着笔，一则是因为诗人李少君的身份，一则是因为这一百余年的中国诗歌普遍的状态仍然是其核心所在，而不像几乎所有人以为的那样，让西方诗学占据了我们的主体位置。而如果无法辨清何谓中国诗歌，或者何谓中国人民诗歌，那么何谓西方诗歌、何谓世界诗歌也只是想象中的存在罢了，它实际上只是中国诗歌的衍生品。

就目前来讲，我们的诗歌史是由胡适、穆旦、郭沫若、郭小川、北岛、海子、余秀华等等构成了一个事件史。当我们谈论朦胧诗的时候，我们谈论的不是一个潮流，而是一个事件。但是仅有事件史还不够，我们诗歌的观念史呢？我想诗歌的观念史是从东方红到新绝句的一个进程。在一百多年里，五四知识分子的文学自立的东方红和革命中国的平民浪潮的东方红在最初的时间里持续地星火燎原，由于历史的玩笑，碰撞在一起，彼此对立，最终在六七十年代各自走向自己的失败;后来新生的诗歌时至今日都是无政府状态的，大体上它对于超越性和历史叙述有着固执的追究，而诗歌本身却从人文历史地理中（自动）退场了。

李少君于60年代出生在湖南湘乡，在80年代末就读于当时高校的自由阵地武汉大学，在校期间便讲了第一个高校学生讲座，首开专栏写作，拥趸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