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小宁

一

一辈子做老师的我，从站在三尺讲台上的那一刻开始，到退休多年的今天，尽管自己对每一个学生的付出根本称不上“滴水之恩”，但那许许多多的学生却一直对老师“涌泉相报”：一届届的学生，对老师的好，不是短暂的、淡薄的，更不是随大流敷衍式的，而是恒长持久的，是真心实意的，是令人感动不已、足以长久慰藉心灵的。

我的职业之路，走过了赣南、赣西和赣北，走到了深圳，还走到了北京。我教过初中和高中，做过科任教师，也做过班主任，还做过老师的老师。无论我是以什么身份出现在我的学生面前，无论我和他们共同拥有一段多长的生命过程，即使年轻的翅膀飞出校园的天空之后，师与生精神上却再也分不开了。无论我工作和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甚至已退休养老，学生之中，总不乏用或简或繁、或直率或含蓄的语言文字，表达对老师的想念和感激——过去是书信、电话，大数据时代来临，通信工具更加先进而便捷。甚至不断有人来家中看望我，或者同一个城市的同届同班的学生，找一个恰当的机会和理由，三五成群、七八成众地聚在一起，請我到场，来一次开心无比的“欢乐颂”。

时钟滴滴答答地响着，日历一天一天地翻过，岁月一分一秒地流逝，而记忆和感受的仓库却越来越满。33年的教育生涯，与一批又一批学子相遇、同行、别离。回首过往，我有幸遇到了这些青春的生命，也让我从不同的生命体征中体会了时代的变化，从时代的发展中理解了不同生命体征的内涵。

师生宝贵的重逢方式很多：时间紧迫的相遇，可能是一个惜时如金的聚餐;时间从容的重逢，则可能是共同游走在晨光暮色中，游走在山间水畔——举杯畅饮是一股迸发的波澜，陪同散步是一种静默的泉流。

这些年来，我去各地出行的频率也很高，只要提前告知，那个地方的学生再忙也会约我见面。以至到现在，我常常不忍心打扰他们，于是“悄悄地进村”，或者这一次来了此地只告诉某一届学生，下次再来就告诉另一届学生——真是别样的“相见时难”！终于，我的这种心理和做法被学生识破了。“老师，您来一次，平时忙得根本没有时间聚在一起的我们，终于有了一次见面的理由和机会，我们要感谢老师”——学生席间的心里话，把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2019年，我的莫斯科之旅经停上海，只有一夜的时间。在沪的有两三届学生，都想见老师，加班或者临时要出差的只得无奈作罢。经过协商，由2001届的班长牵头，2001届的学生与1998届的师兄师姐们联合与老师聚会。每个学生与老师深厚的感情，很快消除了他们初识的尴尬。整个晚上大家谈笑风生，自然和谐。1998届的学生石浔早些日子就说要来接我，从火车站到酒店，他一反学生时期的沉静，主动热情地与我交谈。聚会结束时，1998届的班长彬彬和另一位学生把我送到酒店，不同于学生时期的随心所欲，他俩谈吐沉稳，让我甚为心安。这次在上海与两届学生特殊形式的会面，触动了我最深刻的回忆：2008年我初到北京时，一个我最早的学生在北京五棵松一带做餐饮店老板，那天她开了好几大桌，把不同级的所有在京的师弟师妹请到一起，为我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我至今都不知道她当时是怎样把这些原本互不认识的“同门”找齐的。

我一生中有四次铭记在心的生日庆典。第一次是不惑之年，向来寡言少语的父亲，掏出40元钱交给我夫人，叮嘱说：“今天是小宁40岁生日，给他过一个生日吧。”那是从艰难年代成长起来的我第一次过生日，而且那是很少管事的父亲一次特别的“管事”，让我这个做儿子的感戴有加。第二次是知天命之年，1987届的许多学生，相约从于都来到九江给我过生日。他们在我家里打地铺，与我畅饮谈心，还顺便到武汉去探望我刚刚上大学的儿子，让我这个做老师的深感温暖和贴心。五年之后，还是这一届在深圳工作和生活的许多学生给我过了55岁的生日，我感动得无以言表，这是第三次。第四次是儿子给我过的六十大寿。父亲和儿子对我的情感自不必说，而这一届届学生对我的如此深厚的情感，太值得珍惜和铭记了！

看望我的时候，在三令五申面前，他们已不像当年在校时那样“听话”了，总会给我带些礼物以表心意。那种诚恳让我无法谢绝，只可慨然接受，师生双方都无比开心。

他们送给我的礼物种类很多，而最多的就是茶。

师生聚会结束后，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抚摸着茶盒上留下的手印，静静欣赏着茶盒精致的包装，有时候竟奇妙地感觉这茶盒带着他们当年我熟知的个性爱好，带着他们现在的生活状态以及所在地方的痕迹。而更多的时候我是陷入沉思：难道，无论表达哪种感情，茶竟都是最佳选择？作为老师的我，竟会自然而然地以做父亲的心态和心情，来接受这种快乐和慰藉。

一年半载无法相见的学生，常有千里迢迢把茶叶寄来的。那肯定是好茶，但是做老师的我，不会把心只停留在茶上，而更多的是去追忆曾经的岁月，体味他们对老师绵延至今的深深思念。

1975年到2008年间我教过的学生，他们都已经长大了，有些比我的儿子还要大，到了承担最多也最重的“生命季”——上有老，下有小，内有家庭，外有事业;又赶上了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他们太忙、太累。他们不联系老师，没时间看望老师或请老师聚会，我都能理解，因为他们曾经在最好的年华里，用最可爱的神情与姿态陪伴着老师。毫无疑问，直到今天，师生之间，心仍在，情依然！

每一位学生，都在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与老师共同走过一段生命旅程;而做老师的，却只能用不同阶段的生命时光来陪伴相遇的学生。如今，我已到了退休后最清闲的“生命季”，老师，心犹在，情依旧！

清闲的日子，其实并不“清闲”。回忆已成为日常的要事和深远的情感，我不时回想起曾经并肩同行过的青涩生命。一天天早上醒来，一日日夜晚躺下，不由自主地，我总会突然想起某一届某一班的某个学生，想的理由因人而异，或是他成家了吗？或是他爱人对他好吗？或是他那孩子上学的问题解决了吗？或是他对调动后的新工作、新城市能适应吗？……

正所谓“天涯人远心常在”。

就这样，一日又一日，上午时分，在一个无人打扰的时间段里，屋内极其安静，泡上一壶茶，一人轻轻啜饮，往事浮现，历历在目，胸内情潮涌动，嘴角清香袅袅。

二

师生缘是一种不解之缘，师生情是一种永生之情，丝丝缕缕相系牵，在共同拥有的校园点点滴滴生活中，在老师目送学生的背影走出校园之后。

师生会面的形式，还有一种就是全班大聚会。这本也是常见的，但有一届一个班的大聚会却非同一般。

在我从教第二年（1976年）的夏天，那是“文革”后期学校逐渐恢复正常教学的一段时期，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武卿校长，给当时的初一年级设置了“文艺班”“体育班”和“劳动班”三个特殊专业班。很久之后，我终于理解了当时校长的良苦用心：不愿等待，但又不能不等待。

“体育班”培养体育专业人才，“劳动班”培养劳动技术人才，“文艺班”培养歌舞艺术人才。我因为从小酷爱音乐，此前几年又曾在县文工团学习过三年，所以被安排担任“文艺班”的艺术教学和语文教学。在没有任何“课程标准”和教材的情况下，我把艺術教学的主要内容定为歌唱训练和舞蹈、形体训练。艺术教学主要进行歌唱训练，可是歌唱训练也没有专门的教材，我就用自学来的匈牙利某男高音歌唱家的唱法作为教学内容，选用完整的《长征组歌》作为训练的教程内容，从发声训练到演唱和朗诵训练来进行教学。

从此以后，于都中学那一排平房的某间教室里，总会时不时地响起“咿咿呀呀”练声的音浪，响起清脆洪亮的歌声;黎明的晨光或黄昏的夕阳笼罩着的运动场，总会闪现着几十个少男少女进行形体训练时矫健的身影。“文艺班”的学生和同年级的其他学生相比，脸上多几分歌者的自信，举止多几分文艺的姿态。一年半后“文艺班”解散，多数学生已经初步具有了艺术的基本素养。

“文艺班”丰富多彩的教学生活、别具特色的课内外活动，始终充满着活跃、灵动、欢乐，成为学校当时的一个亮点、一道风景线，更成为许多在校学生羡慕至极的“焦点”。有位外班的女生偷偷混进“文艺班”听课，她后来成为班上学生的好友，“偷听”事件至今仍是美谈。而几十年后的今天，她的歌唱水平已经非常专业了。

美国“第56号教室的奇迹”的创造者雷夫老师，特别主张把音乐引入课堂，当年我用自己的经历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因为会唱歌，所以特别招学生喜欢。当时我还很年轻，师生之间自然而然建立起浓郁的兄弟、兄妹之情。这一批学生更是从未忘记这一段难忘的初中生活，他们永远和老师一起在生活之路与精神之旅并肩而行，从未分开过。

因为时代的原因，这一批学生高中毕业后，多数没有机会上大学。他们留在县城参加工作，结婚成家，过着极其普通的日子。但是，他们单纯正直、努力尽责，在至今四十余年的时光中，不少人有所成就。而“正规”的艺术教育，给他们的人生增添了丰富的色彩——他们能歌善舞，积极乐观，身上散发着独特的气质，生活洋溢着非凡的快乐。

我调离这个地方后，每隔两三年就会故地重游，他们常把我重返的日子当作聚会的良时。当地的学生组织安排，异地的学生，无论工作再忙、时间再紧，也尽最大的努力赶回来。他们自豪又热情地以专业水平“重返舞台”，重返属于我们这个班的“艺术天地”。每次聚会等于是举行一次艺术专业水平提升的汇报演出，让人无比开心、无比激动——“昨日重现”“我心依旧”。

大约五年前，那一次我重返的间隔稍长了一些。晚餐之后，组织者安排了KTV唱歌活动，这也是保留节目。刚开口，气氛就热烈起来，群情激昂。他们先是要老师带头唱歌，我当然不会推辞;之后是这位一首，那位一首，歌声嘹亮，情感丰沛，令人激动。唱到中途，大概组织者事先有所准备和约定，点了《长征组歌》全套十首歌，大家不约而同地站出来，紧紧挨着，开始一首一首地唱。起初，我还没意识到什么，《告别》的沉重顿时就笼罩在了大家的心头;然后穿插了赣南本地的《十送红军》，还安排了老师的独唱，这也是当年教学时的环节;一会儿，《突破封锁线》的面对艰难险阻却意志坚定的氛围弥漫在大厅;《遵义会议放光辉》中红军战士满满的希望特别让人有信心;《四渡赤水出奇兵》开始播放时，在学生的及时提醒下，我进入领唱的角色，“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来水似银……”，旋律婉转，斗志昂扬，难忘的岁月又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人。就这样，《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和《大会师》完整有序地播放着，大家一起演唱着，仍是当年教学时的情景：该领唱的领唱，该独唱的独唱，原汁原味，井然有序;而分声部合唱时，声部音域仍然是层次明了清晰，很有专业范儿。等到我们另外添加的大气磅礴的《七律·长征》歌唱结束时，大家都情不自禁地为自己的精彩演唱热烈鼓掌！

几个小时的欢唱 ，让我清楚地感觉到，他们的歌唱远远不止当年在校的水平了，许多已经更具有专业化和艺术性了。可见，这么多年过去，他们从未放弃歌唱，甚至还在有意识地培养和提高自己的专业特色，这让我倍感惊喜。

近几年，作为老革命根据地的于都，因为当年红军长征从这里出发，有非常重大的历史纪念意义，为此还组建了“长征源”合唱团，在全国各地进行演出。而这个合唱团里，有几位骨干就是当年“文艺班”的学生。

2019年10月，秋景把“长征源”于都装饰得格外美丽， 我有机会再一次回到故地。“文艺班”的学生闻讯后立刻成立了一个筹办小组，及时通知全班同学，尤其是已经在外地工作生活的同学，协调好聚会的各项事宜。正逢周末的26日，那一天，是师生激情狂欢的一天：我们漫步贡江水畔，三三两两畅叙离情;参观“长征源”纪念馆，集体重温光辉的历史……

之后，大伙欢聚一堂，举杯畅饮，一边叙旧，一边观看自己的演出——独唱、合唱、独舞、集体舞、时装模特步……应有尽有。五个多小时的表演，没有彩排却非常有序的演出，多姿多彩，令人耳目一新，更令师生无比激动！

如此种种，对于做老师的我来说，还有比这更令自己感动和幸福的事吗？

柔情的岁月，纷飞的思绪，真纯绵长的师生之情，根本无法用语言描述，只记得当时曾自豪地想：在教育史上师生的情海情空里，这也算是澎湃的一道波澜、亮丽的一抹彩虹吧！

（插图：谭晓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