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国亮 邓玉梅

〔摘要〕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基因，把握中华文化特质，是承接文化血脉、提升文化自信的前提。中国传统文化将天、地、人视为一体，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人格训练和政德养成系统，有效满足了大众对廉政文化的需求，与此同时，在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私德与公德、政德之间的紧密联系，赋予了官员推行廉政的强大力量，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当前，必须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特征，探究其固有的叙事方式，呈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感、流动感、道义感、通透感、力量感，展现文化灵性，发挥文化智慧，铸就新时代文化新高地，弘扬中华文化之魂。

〔关键词〕整体主义；传统文化；廉政文化；文化资粮

〔中图分类号〕D6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8442（2021）01-0077-04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338的战略构想，至此，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成为中国学人的重大使命。2020年9月22日，围绕“十四五”规划编制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强调，要深入研究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起源和特质，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文化基因的理念体系。因此，应从指导思想和方法论上追根溯源，让学者和大众真正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增强文化归属感，增强文化自信，这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工程。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流派纷呈，但经过漫长时期的融合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相互论证、互为补充的完整的文化体系。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思想，特别是儒家养民爱民的慈爱思想、俭以养廉的廉政思想、为民请命的担当精神，成为千百年来激励无数仁人志士修身立命、建功立业的精神动力。但是，儒家思想只有与佛、道思想相融合，经过宋明理学的理论加工，才具备了完整而清晰的理论结构。经过这种融合，传统文化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上得到了很好的整合与提升，梯次结构得以进一步明晰。从“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陆象山全集》卷三十六）的世界观，到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价值观，再到“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光”（屈原《九章》）的人生观，再推演到认识和处理问题的具体方法，这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应用”过程，“推天道以明人事”；沿相反的方向推导，则是从具体到抽象、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循道”过程，从穷物理到穷人理再到穷天理的追问，这两个方向相结合，构成了一个梯次推演、循序而进的逻辑闭环。以道弥用、以用彰道、道用结合，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了顶天立地之格调、修齐治平之志向、通天彻地之能力、“同天人”且“和内外”之局面的完整结构，在世界文化史上大放异彩、独树一帜，且历久弥新、日新月异。

中国传统文化以完整的论证体系，对人的“三观”和行为处事提供了全方位的指导与关怀。“任何一个民族的思维都是在自己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的长期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因而又带有明显的特色。中华民族在自己的环境与历史文化中形成了一种与其他民族有很多不同特点的思维。”〔2〕32豁然贯通、通天彻地、和光同尘的整体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求大道、明事理、治家国、开太平，与天地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观物取象、类比推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方法。中国传统文化带给人们的不仅是丰富的知识，更是一种思想的熏染和精神的“受用”，可以改变人们的“气象”，使人达到“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浑然与物同体”的天地境界，并在此基础上明白“孔颜之乐，所乐何事”的疑问。孟子认为，“万物皆备於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人自身具备一切，反躬自问、反求诸己、反身而诚，则一切通达无碍，自然可以体验到孔子与颜回所达到的至乐境界。而体验到这种境界的人，已然超然物外，不为世俗名利所羁绊，只为理想道义而奔走，光明磊落、气贯长虹、勇猛无畏，他们克服了死亡恐惧，勇于卫道，与败德劣行斗争；他们克服了匮乏恐惧，保持廉正，与贪腐堕落斗争；他们克服了威势恐惧，不畏权贵，与倚势凌人斗争；他们勇于维护正义，勇于坚持真理，勇于坚守清贫，真正做到了“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重大义、轻生死、修己安人、普济群生，虽不求与天地同寿，然必志于与日月同辉。这种理想人格的养成，从认知到修身到精神提升再到道义担当，是一套完备的体系，环环相扣、相互交织。

二、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坚持整体主义视角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天地、人生、入世哲学与智慧，对其内在精神的解读，或许是一项“永远在路上”的伟大工程，因为与时俱进本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和重大使命，加之世事变迁，当今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也不可能全部拿到今天来照搬照用，必须坚持古为今用的立场，既不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也不搞全盘否定，或者变相地全盘否定，因为当今世界许多难题的解决，不僅要运用今天人类的智慧和力量，也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

何为变相地否定传统文化？就是表面上在研究传统文化，也不持否定态度，但是由于方法不当，简单机械地裁剪和解析中国传统文化，行文呆板生硬，言之无物，完全不符合“文以载道”的文化精神，无法与古人神交，对传统没激情，对古人没感情，找不到传统文化的基因密码，找不到根的感觉，找不到精神家园，文化的命脉承接不上，文化的能量信息对接不上，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漫长奋斗中积累的文化养分，似乎与今日的我们没有联系。如此研究，文化自信便无从谈起，文化创新也无法出现，更无法与外来文化进行平等的对话交流，这势必影响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3〕6。

文化的继承发展及其现代化运用，更多是价值选择问题；而文化基因的正确解读，更多是研究态度问题，涉及研究的科学性、合理性与规范性。我们必须以严谨的实证态度，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真实面貌，把握其整体结构，研究其叙事方式，挖掘其价值主张，解读其文化密码，在此基础上，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厚植中华文化土壤，承接中华文化血脉，铸就中华之魂。

三、整体主义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廉政文化

中国的廉政思想必须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主义视角下去认识和解读，只有概览文化全貌、把准文化脉象、切中文化基因，才能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堂大殿，挖掘到各类思想的活水源头，承接到文脉资源的能量信息，为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绵延不绝的文化力量。研究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必须研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个完整的人格训练和政德养成系统。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社会，土地的固定性决定了农业社会的稳定性，血缘与地缘联系是维系这种社会的重要纽带，“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4〕6。这种熟人社会亦称“礼俗社会”。在这种社会中，规矩是传习而得的礼俗，伦理道德的社会调节作用被发挥到极致；个人修养不仅是个人之事，它关系到整个家族其他成员的尊严；良好的个人修养、融洽的家庭氛围、和谐的乡邻关系，以及工作中的恪尽职守、廉洁自律、勤政爱民，不仅能够带给个人美誉，而且也是家族的莫大荣耀。“中国古人的道德责任感产生于对父母亲祖的责任感，认为成就功名能够光宗耀祖；相反，做了坏事就会辱没父母亲祖和门风家风。因此，一个真正恪守孝道的人必然在为官时自觉遵守清、勤、慎之德，不做贪赃枉法之事，以免受牢狱之灾，辱没先祖。这种孝道是古时某些官员廉洁自律的精神动因。”〔5〕这种对光宗耀祖的追求和对辱没门风的畏惧，是中国古代官员保持廉洁自律的强大精神力量，也是中国古代廉政教育的独特格局。这种格局的形成，一方面根源于农业生产所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另一方面也是古圣先贤通过文化构建起来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篇》），孝顺父母、和睦兄弟，这是为“仁”之本，也是为人之本，具备了这一根本，才不会违法乱纪。这是儒家思想的逻辑，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逻辑，即以培养个人的家庭责任感来助养其社会责任感，以对父母亲祖的道德责任感来推进个人明大德、严私德、守公德、立政德的社会化教育，强调私德与公德、政德之间的紧密联系与等价转换，将个人对家族负责的动力转化为廉洁从政的动力与压力。把握这种心理转换机制，才能绘制出中国古代廉政教育的逻辑图谱，才能把握古代廉吏的人格本色，也才能明确中国人道德责任感的形成和长养机制，才能认识中华文明的底版。

研究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必须了解古人接受教育的方式，明白家庭教育的极端重要性。自春秋战国私学兴起之后，绝大多数读书人都在私学中接受教育，只有极少数贵族或“高绅”，才有机会在官学中学习，或者从官署获得廪膳津贴以供其准备更高级的科试。据统计，古代考中秀才的平均年龄24岁，考中贡生的平均年龄31岁，考中进士的平均年龄34到35岁〔6〕60-62，而只有进士才能被正式授予官职，数量庞大的秀才和贡生分别被当做“低绅”和“高绅”活跃在乡间，从事教育、医病、看风水、代写文案、作联致词、调解矛盾、主持祭祀仪式等事务，充当地方官长与老百姓的中介，受到乡民的尊敬和信任。通常情况下，即使是最后中了进士而被正式授官的读书人，也是在私学中完成学业的，家塾、村塾、义塾（族塾）等“家族办学既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又是宗法社会得以长存的一块基石”〔7〕，家庭（家族）办学既是维护宗族团结的需要，也是培养宗族势力的需要，特别是那些带有“周济贫寒”色彩的义塾，更是如此。私塾作为唐宋以后最活跃的教学组织形式，承担着识文认字、传授历史知识、练习书法、介绍生活常识、教授为诗作文、教习礼仪道德、讲经学、教算术、传授科举之学等重要功能。科考中所要求的价值倾向，官吏任职后对皇帝钦颁的书籍、官箴等资料的积极学习及其在职业生涯中的经历、磨炼及接受的培训，都对其德行、学识、心理有重要影响，但也只是进一步强化或修正而已。一个读书人在成为秀才之前，其人格养成和心理趋向都已定型，其从政之后的道德修养、从政心理、实干精神等情况，无一不取决于其家教底色。此外，明清时期，除了统一被任命的官、僚之外，那些在衙门中为数众多的吏、役，与主流文化教育相距更远，家庭熏染和社会洗炼，几乎是他们接受教育的全部渠道。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认为，“所有国家的政治进程，都比设计出来规范它们的正式制度更广泛和更深刻；涉及公众生活方向的一些最关键的决定，并不是在议会和主席团中做出的；它们是在被涂尔干所说的‘集体良知’的非正式领域中做出的”〔8〕374。因此，如果简单地依据典籍中的思想言论、法律条款、公案文书来概述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犹如夜观星空，看到的只是黑暗中的点点星光；只有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经济与社会结构，考察流动着的现实生活，才如白昼视物，概览全貌，且知每一物之所处、所用。

研究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必须将其置于古人独特的修养方式中进行审视。官员要清廉必须修养官德，修养官德必须提高品德，提高品德必须悟道，悟道必须格物，格物也就是投入生产并从事社会活动。在这样的逻辑链条中，官员们实现了个人的人格提升和使命转换，使其从一个自然人转换为一名以“圣贤”为理想目标的社会人。大多数古代思想家并不否定人的私欲，而是着重强调满足私欲的方式必须合乎礼俗规范，强调取之有道、求之以礼、食之以时、用之以度，用礼乐来规约人们的欲望，将其导引到社会规范许可的范围之内，“克己则私心去，自然能复礼，虽不学文，而礼意已得”（《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是个人修养问题，是“穷理尽性”之后所流露出来的自然状态。人在社会中所做的有意义的事情，包括求知、为官等行为，都是“事天”，属于“即物穷理”的范畴，正所谓“道外无事，事外无道”。而穷物理就是穷人理，穷人理就是修身养性，《孟子·尽心上》说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便是这个道理。尽心、知性、事天、致良知，这些修养活动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宋明理学倡导的“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一言以蔽之，就是通过不断克服自私，最终达到“同天人”“和内外”的彻上彻下、彻内彻外的人生境界，实现个体殊相与“天理”共相之间的统一，并从中获得“至乐”的幸福感和精神享受。这种至乐不同于身体感官的快乐，它是从“有限”中解放出来而体验到的无限，是在与天地万物的融入感中体验到的至高快乐，“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就是这种“至乐”的真实写照。在这种进入“圣域”的人眼中，“夭寿不二”、贵贱不二、荣辱不二、顺逆不二，浑然与物同体，合内外之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已通达自性，已通达人之性、物之性，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人生就是一场修行，干净做人、勤俭持家、清廉为官、谨慎为公，都是穷理尽性之举，都属于“赞天地之化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兼济天下、泽被苍生的公共精神，战胜私欲、超凡脱俗、出淤泥而不染的超我精神，超越需求層次而追求至善“至乐”的乐道精神，兴利除弊、严明执法、刚正不阿、惩治贪腐的笃行精神，恪尽职守、清廉不苟、励修志节、倡廉导信、淡泊名利的廉正精神，都属于格物、“事天”、致良知的动力系统，都是成就“事功”的精神资粮。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2〕叶自成，龙泉霖.华夏主义———华夏体系500年的大智慧〔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4〕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5〕肖群忠.孝能促廉廉以守孝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教育资源〔N〕.人民日报，2015-09-17（07）.

〔6〕徐中约.中国近代史〔M〕.计秋枫，朱庆葆，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8.

〔7〕胡青.文化传统与中国古代教育〔J〕.江西社会科学，2000（10）：110-112+126.

〔8〕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白慧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