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群体对立愈发严重的互联网话语场，“性别对立”始终是其中态度尖锐、情绪激烈、影响广泛的重要议题。互联网“性别对立”境况的形成有其复杂的成因，本文将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杨笠事件”及“丁真事件”，根据拟态环境理论和使用与满足理论从平台媒介、受众心理的角度分析“性别对立”背后的“群体极化”形成的原因，并探讨“性别对立”的特殊性，同时深入分析这一具有较大影响的互联网现象背后潜藏的危机隐患，并针对该问题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解决建议。

关键词：“性别对立”；拟态环境；使用与满足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2-0130-03

一、互联网拟态环境下的“性别对立”事件及其形成原因

（一）“性别对立”事件

杨笠作为国内小有名气的脱口秀演员，以性別议题为主题创作了一系列在互联网上获得巨大流量乃至成为流行用语的经典段子，如“男人普通却自信”“男人还能有底线吗？”等。借着近两年女权议题在互联网上的热度，杨笠大胆的调侃和具有“冒犯性”的幽默迅速收获了大批女性受众的支持，再加上相关媒体的营销讨论，杨笠本人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女权符号”在网上掀起巨大声浪。随之而来的是附加在这一议题之上的争议，在互联网大讨论中，讨论内容从针对女权运动本身的论辩转移至对杨笠个人的攻讦。这一攻讦在2021年3月英特尔官宣杨笠为产品代言人的时候达到顶峰，大批感到被冒犯的男性群体对杨笠代言英特尔进行抵制，随后大批支持杨笠的女性发起“支持杨笠代言”的互联网活动，以抵抗反对杨笠的男性用户。这一场互联网对抗运动的正反双方分别以虎扑、知乎和豆瓣为根据点，在主要战场微博上发起舆论战，其中男性用户主要在虎扑和知乎上传播自己的观点，而女性用户则以豆瓣小组和微博为传播己方观点和态度的平台。这种对立持续升级，支持杨笠与否在互联网语境中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个人的性别观念是否“正确”，决定了双方能否和平对话，复杂的女权理念和性别议题被简化为对具体个人的评判。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立情绪从相对匿名的公共讨论社交媒体（知乎、虎扑、豆瓣小组及微博）转向以熟人关系为社交基底的私领域社媒，如微信、QQ之上，是否在朋友圈中发表自己“支持杨笠”成为一种站队，是评判该熟人“三观”是否与自己相合的标准，他人是否符合自己的“三观”标准则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交往，为此争吵甚至决裂者不在少数。

“丁真事件”也是“性别对立”事件中具有典型性的一例，除却丁真走红现象中其他复杂的社会性问题，在针对丁真本人的评判中始终蕴含着尖锐的“性别对立”情绪。2020年末，一些男性在知乎平台上发表对丁真的抨击，并针对当代女性的审美问题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和批评，这一行为引来众多女性用户的嘲讽和谴责，她们在豆瓣小组和微博上发起了广泛的针对这些男性的批判和讽刺。随后又掀起一轮骂战，在一些公共社交媒体平台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从这两例具有代表性的“性别对立”事件中我们可以发现，秉持不同观点的受众选择不同平台传播己方的观念，又在一个受众较为驳杂的平台上进行观念的碰撞。然而“观念的碰撞”最终往往发展为无谓的攻讦与情绪的宣泄，观念不同者几乎不可能达成一种平衡的相互理解的状态，只是在不断的情绪发酵中消费热点、消耗自我、消解讨论的真正价值，发展成无可避免的“群体极化”。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平台媒介在聚集相同观念的成员、基于相似立场结成联盟、截取拼补事实发酵舆论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基于传统的拟态环境理论，它们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社会发展阶段构建了新的拟态环境，最终加速对“信息茧房”的架构，形成看似开放实则封闭的“网络回音室”。

（二）形成原因

不同的互联网平台构成了一个个所谓的多元大讨论下更加细分的拟态环境，为互联网“性别对立”境况的形成提供了绝佳的培养皿。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提出“拟态环境”理论，指大众传播活动中形成的信息环境并不是对客观现实的镜像呈现，而是大众媒介通过对信息进行选择、加工、拼贴、再结构后向人们所提示的环境。也就是说，我们头脑中的信息环境是被构建出来的，并不一定是客观真实的反映。这一点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得到了更充分的验证，并延伸出新的内涵。除了传统媒体之外，不计其数的自媒体构成的新媒体环境有选择性地传播着各种各样纷繁复杂的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又经过不断的改编、拼补，依据自身受众的偏好特点构建出更精准、更细分的拟态环境。大众在互联网浏览信息，接受着媒体为自己构建的信息世界，将其视作真实的世界，假如与自己的偏好或设想相符，就更加确认接收讯息的无疑。不同的互联网平台媒介在其中发挥着整合信息、汇聚观念相同者以形成同类意见场的关键作用，犹如一个个看似无害的虚幻气泡，不同的受众身处自我感觉最舒适的“信息气泡”之中，逐渐加深已经固有的刻板印象，不断坚信仍待商榷的偏见，并与持相同意见者抱团社交，在群体性认同中构建自我认同，在对其他群体的误解与批判中确证自我价值，这是拟态环境理论在今天的验证。举例而言，男性群体多在虎扑、知乎等平台发表在杨笠事件中的看法，虎扑平台是国内最大的以体育赛事及相关日常生活为主的文化社区网站，绝大多数受众都是男性；而知乎是定位为高质量问答社区及付费知识相关的平台。对两个平台上的主要观点及发布内容进行归纳会发现，其多从男性视角出发，在对性别议题的探讨中也多站在男性立场，与相对获得更大声浪的女性立场观点有所出入。而在豆瓣和微博这两个女性用户活跃度更高的平台上，主流叙事往往站在女权主义视角，其中虽然又分为从极端派女权到温和派女权等不同派别，但基本落于女权主义、女性主义的大框架之下。在虎扑、知乎平台上传播的性别信息，倾向于表现女权主义的激进面、不理性之处，并对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现象进行戏谑性甚至侮辱性解读；在豆瓣和微博上则多为传播女性遭受迫害的信息，表达女性处境的艰难、发声困境，以及对男性群体的谴责、恶感，不排除一些夸大乃至煽动性的言论。

这其中又存在受众选择的问题，受众会自主选择符合自己偏好的平台，反过来不断强化平台自身的气质和立场。在不同平台构建起的拟态环境中，受众能动的选择使不同拟态环境得以源源不断地自我强化。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我们会发现，受众成员是具有特定“需求”的个人，他们在使用媒介时并非被动地选择，尤其是在媒介种类丰富、平台趋近饱和的当下，受众会自主选择与自身偏好、观念相符合的平台进行互动[1]。比如二次元文化爱好者会选择B站（bilibili），追星人会选择微博与豆瓣小组，体育赛事爱好者会选择虎扑，美妆生活类讯息关注者则会选择小红书……这与平台创立之初的受众定位有关，可以说从那时起，平台媒介就已经确定了其建立的拟态环境的特性。而在这之后，平台吸引到的不同受众又会在与平台及平台其他使用者的互动过程中强化平台独特的观念属性，受众依据自身偏好选择平台，又长期在与自己持相同观念的平台上接受讯息，不断强化自身所持有的观念，而这种循环往复的观念双向加深又进一步巩固了平台自身的立场。久而久之，每个平台虽然都是开放的，但其信息生态却有着自身独特且排外的运行逻辑，自诩为某平台用户的受众甚至会产生“平台自豪感”，对自我身份的体认与坚守成为进一步维护社群利益、向外对抗的内在推动力，从而加剧排外性与对持异见者的打压，以确证自我的价值。“新的电子网络群体的成员，其身份是基于自我的选择而非偶然形成的：在‘回音室’里，人们更喜欢与观点一致者建立联系。在该过程中，叙事创造信念，信念与人们共同生活的空间日益脱节。”[2]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同的平台媒介似乎都形成了自己的“信息茧房”，加剧了“群体极化”。

如果仅仅是持不同的观点，双方似乎还存在着平和讨论的空间，然而在互联网平台上我们感受到的却是日益紧绷的舆论氛围与激烈尖锐的暴戾情绪，这种氛围的形成与媒介本身的特质密切相关。首先，在不同的平台上，由于平台立场、倾向的不同，再加上新媒体环境中信源真伪难以辨别，在拟态环境中有关性别议题的信息是不对等的，甚至在一些基本的事实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出入，加上受众群体自身带有的倾向性，使得观念分裂难以避免；其次，由于互联网发言存在匿名性，匿名环境带来的隐蔽性会放大人的戾气，“加密技术时的普通用户变成了鬼魂：马甲、幻影和镜像”[3]，平台不再是理性讨论的空间而是人化身为野兽的丛林，人放纵自我，遵循原始本能肆意攻击；最后，互联网流量至上的产品逻辑与运行机制决定了传播内容往往需以极端性与非理性“博出位”，吸引更多的关注，部分内容发布者出于利益考量故意发表情绪化的极端言论，以此引发更大的争议与讨论，从而得到更多流量并从中获利。在这种驱动机制下，理性讨论的内容被“限流”，极端内容反而大行其道，一次又一次地致力于最大限度地点燃公众情绪、引发激烈讨论甚至“骂战”。因此，“群体极化”问题与互联网时代的平台媒介运行机制及该机制所影响的受众心理密切相关。

在种种“群体极化”的案例中，“性别对立”事件有其特殊性。“性别对立”事件能激起最具对抗性的互联网“战役”，复盘互联网“群体极化”事件我们会发现，许多事件在公共社交平台上往往以某一方以压倒性的舆论声浪战胜另一方告终，而“性别對立”却几乎是一个无解的事件，没有盖棺定论，也没有一锤定音。这正是由性别议题本身的复杂性决定的，根深蒂固的男权社会中始终存在着男女在各方面的“不平等”状态，而女权思潮随着互联网信息时代的发展进一步广泛传播，消费时代“女性意识”主动或被动地觉醒，一些女性的愤怒情绪经舆论催化后对传统男权思想产生了激烈对抗。而女权思潮在中国的发展并不统一，其中存在着种种秉持不同诉求的派别，在互联网上更是存在不同的小圈子，男性群体中亦存在这样的情况。观念的模糊性、派系的复杂性使得讨论空间变得含混不清，而越是含混不清的大辩论越容易造成纠缠不休的极端局面。并且，在其他“群体极化”的案例中，大众往往是因为在某方面存在不同的见解而“大打出手”，“见解”或“观点”的变动性更强；但是在“性别对立”中，人们是从自身无可变更的性别出发，捍卫自己的利益，这个立场是相伴终身的，所以在对抗过程中也就更坚决、更不可斡旋。

二、“性别对立”事件背后潜藏的危机隐患及相关建议

（一）危机隐患

从公共讨论的层面来看，“性别对立”事件中的部分讨论存在着一定进步意义。它代表着女性思想觉醒，捍卫女性自身权益的不竭努力；同时它意味着互联网舆论环境中多元讨论的可能，不同观点的碰撞有利于带来新的思考，这有利于进一步引发社会对性别议题的关注，以推动性别关系向着更平等、理性的方向发展。然而，实现其对未来发展做出正向推动的前提是规避其背后存在的隐患，目前互联网舆论环境中激烈的“性别对立”状况显然只会导致公共讨论空间的紧缩，大众情绪的恶化，其中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危机。

首先，激烈的“性别对立”会对具体个人的权益造成侵害，这是任何一场“群体极化”事件中都存在的恶性情况。在“杨笠事件”及“丁真事件”中，杨笠和丁真似乎变成了两个靶子，人们围绕他们肆意诋毁、攻讦，似乎没有人意识到他们也是真实的个人而不是可以被随意用来扯大旗的“网络符号”。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庞大的群体对立事件中，被当作攻击对象的个人被剥夺了互联网“人格权”，降格为代表某种现象或理念的“符号”，无论出于何种立场，以他们为名发起捍卫己方利益的行动而罔顾一个真实的人能否承受这样庞大的公众情绪都是对他们权利的侵害。而在群体对抗中存在的互相辱骂、“人肉”信息，乃至对具体个人的网络暴力，都可能给参与讨论的个体带来难以想象的精神创伤。

其次，极端“性别对立”事件会进一步加剧性别敌对和分裂，不利于维护和谐清朗的互联网环境与协调平衡的社会环境。一方面，互联网匿名环境中不同群体的对立存在大量的粗暴辱骂与人身攻击，平台难以监管，互联网言论环境不堪入目；另一方面，拟态环境中的争辩愈发影响到现实世界，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网络言论往往会对现实产生巨大的影响，线上针对性别议题的极端对立可能会严重影响线下的正常交往。对于早已习惯通过互联网构建自我认知的“网生一代”来说，在拟态环境中被煽动的情绪延伸至线下，从而危害正常社会生活，这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最后，互联网拟态环境中的“性别对立”事件是众多群体对立事件的一部分，是互联网“群体极化”的一个缩影，其事态不断升级只会导致舆论环境的进一步紧缩，公共讨论空间的愈加封闭，理性声音的持续消沉。观念的不同被上升为更本质的问题，以此从根本上对一个人进行肯定或否定，粗暴地划分“正确”标准，以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看待一切，这消解了讨论的积极意义，扼杀了平和理性讨论的可能，不利于性别议题向着更科学、更平等的方向发展，对于真正促进性别平等、保障弱势群体权益造成了阻碍。

（二）缓解极端“性别对立”事件的一些建议

需要明确的是，“性别对立”是一个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其背后存在复杂的综合性问题，人类发展历史遗留下的沉疴顽疾在互联网时代被前所未有地放大了。我们只能从传播学角度尽可能地提供一个理性的讨论空间，使得客观的观点得以流通、传播，从而唤起一种普遍的冷静情绪和人文关怀，不断向真正的和谐平等状态靠拢。

第一，相关部门可以进一步加强互联网监管，完善针对互联网人身攻击等恶性行为的立法、处罚措施。2021年施行的民法典针对互联网犯罪现象有了更全面完善的规定，权责得到了进一步细分厘清。第二，平台方面要加强自我监管，针对本平台存在的极端观念固化现象加以干预，调整唯流量至上的运营机制，对于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事件进行合理引导，鼓励不同观点的传播，以最大限度地减轻“信息茧房”带来的不良影响。第三，每一个在互联网发言的个人都要注重自我约束，提高信息素养和传播学素养，既要学会明辨网络谣言与极端言论，在激烈的群体情绪面前保持客观冷静，又要约束自我，避免传播伤害他人、激化矛盾的信息，同时要提高社会公共意识，善用自身权利，对平台或个人账号的刻意引导、煽动舆论行为进行监督。维护舆论环境的健康发展，促进重要社会议题的进步，需要社会各方面树立自觉意识，协同配合。

三、结语

互联网拟态环境中的“性别对立”事件背后有其复杂的形成原因，从其中具有典型性的“杨笠事件”和“丁真事件”，我们可以获得许多新的针对互联网环境的认知角度。经典的“拟态环境”和“使用与满足”理论在当代互联网的“性别对立”事件中在得到充分驗证的同时得到了含义的扩展和延伸，我们可以依据它们来一窥“性别对立”境况的形成原因，并认识其背后潜藏的种种隐患。希望未来在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逐渐规避这些隐患，营造更理性、平等、和谐的言论环境，从而推动性别议题及其他社会议题的进步，促进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侯婷，孙晨.拟态环境下“丁真热”事件的传播效果研究[J].新闻研究导刊，2021（04）：48-49.

[2] 保罗·科利尔.资本主义的未来[M].刘波，译.上海三联书店，2020：37-42.

[3] 安德鲁·奥黑根.秘密生活：数字时代的三个真实故事[M].陈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译后记.

作者简介：刘观玉（2001—），女，湖北武汉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媒介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