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的理论谱系与本土探索

2021-09-10谢妍

新闻研究导刊 2021年13期

摘要：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我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密切，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对中国国际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国际传播的深入研究也就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本文以历史视角对国际传播的西方学术渊源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未来发展做进一步思考。

关键词：国际传播；理论研究；对外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3-0056-03

国际传播自欧美肇始引入中国，其中许多观点、理论和方法都让人耳目一新，对更新我们的国际传播观念和改进我们的对外传播业务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同许多社会科学一样，国际传播学是舶来品，因此，我们在借鉴这些新观点、新理论、新方法时不能只是简单地模仿，而应充分分析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再考虑是否适用于自己的研究对象，最后形成特有的立场、角度和方法。近年来，通过我国学者的不懈努力，中国国际传播研究日趋成熟，甚至还催生了学术去西方化的意向。面对变化多端的国际局势，提高我国对外传播实力，是新形势下中国国际传播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国际传播的研究范式

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内部结构相对分散的研究领域，在现实中与复杂多变的国际问题交织在一起，在理论上也与其他众多的学科重叠，因此，国际传播的学科归属和研究范畴仍处于讨论之中。国际传播的简单定义是跨越国界的傳播，这个定义过于粗略，费舍和梅里尔认为国际传播不是简单的信息跨国流动，而是在少数大国传播议程控制下的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交换[1]。这也是目前学界公认的说法，在此基础上，许多学者从不同个角度出发为进一步界定国际传播提供研究框架。莫拉纳以美国为模板指出研究国际传播的四种渠道：理想人文主义、信仰宣传、政治、经济[2]。麦克菲尔则强调，对于国际传播议题的讨论，需要将国际传播环境、全球政治经济以及现代传播科技三者结合起来综合考虑[3]。萨玛迪突破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二元论，通过跨学科视角进行分析，认为国际传播是一个议题群[4]。以上学者的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国际传播研究的复杂性，其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皆相当之繁杂多元，人们总试图总结出国际传播的核心特点，但是很难找到能概括全貌的研究方法。理论往往能够反映其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基本问题，用历史框架对国际传播理论中主要流派的核心思想进行批判性研究，能为我们提供研究国际传播事件的思路，并以此对我国国际传播的未来作出前瞻性的思考。

二、国际传播的西方学术渊源

20世纪初期，伴随着广播的诞生，国际传播活动就已经出现，荷兰、苏联、英国等相继开办了对外广播。一战期间，人们认识到广播在舆论控制和境外宣传上的重要作用，国际传播活动便逐渐活跃起来，国际传播现象开始进入学者们的视野，成为他们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国际传播学最早融合在传播学（大众传播学）的研究中[5]，一战期间及一战以后，产生了对传播的角色的论证，在这方面颇具代表性的成果有李普曼的《舆论学》和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李普曼认为传媒比较容易操控舆论从而影响现代国家决策，拉斯韦尔则对宣传行为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分析，他们的研究成果与当时流行的观点有着显著差异，具有很大的借鉴价值和开拓意义。

二战之后，传播学理论在回应技术与媒体的新变化中得到了增加，首先是广播，随后是电视，再就是逐渐被整合的国际经济和政治体系。在传统理论的影响、国际环境的促进以及学科本身的适用性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国际传播研究发展迅速，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流派，其中有以下两个将国际传播现象理论化的方法值得关注：一个是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它源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关系到潜在的经济、政治权利结构，比较著名的理论有席勒的文化帝国主义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另一个是文化研究的视角，它聚焦于媒体文本的意义以及保持信息共享的价值观，以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斯等学者为代表。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二元论反映出国际传播研究中两种常见的不同观点，即国际传播的本质是以信息共享为主，还是说服的艺术。恐怕两种说法都有其现实意义，国际传播就像任何科学技术的发明和使用一样，像一把双刃剑，利弊最终取决于主体的使用[6]。

冷战结束前，国际传播只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视角，自1990年以来，随着国际局势和传播环境的变化，国际传播开始逐步发展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和学科门类，相关的研究成果纷纷面世，呈现出一派学术研究的繁荣景象。例如，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H·莫拉纳的《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达雅·屠苏的《国际传播：延续与变革》、叶海亚·R·伽摩利珀的《全球传播》、迈赫迪·萨玛迪的《国际传播理论前沿》等。这些研究呈现出两个共同点：一方面，更多专注于对国际传播现象和问题的研究，开始凸显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色；另一方面，尝试突破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二元论，理解国际传播环境迅速变化中所发生的事件和利益相关者。但是，传播科技日新月异，它们对当今世界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同时，与此相伴而生的国际传播活动也处在迅速变化之中，造成了学术研究上的滞后性。因此，国际传播目前仍没有形成相对统一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

三、我国国际传播研究现状

我国的国际传播研究起步比较晚，在研究成果上侧重于将国外学者有关国际传播的研究介绍给国内读者，同时也有少量学者的自主研究成果推出[7]。在论著方面，段连城的《对外传播学初探》和沈苏儒的《对外传播学概要》率先进行外宣工作的经验总结，是我国国际传播（特别是对外传播）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更多的研究成果出现于新世纪之后，其中有代表性的有郭可的《国际传播学导论》、关世杰的《国际传播学》、程曼丽的《国际传播学教程》等，这些专著的问世初步构建起了我国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此外，《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对外大传播》和《现代传播》等学术期刊相继刊登了有关国际传播的文章，在国外相关成果的引荐和国内原创性研究的推广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综合国内对于国际传播问题的研究情况，笔者认为中国的国际传播思想经历了“对外宣传时期”“国际传播‘西学东渐’时期”“党的十八大以后全面探索创新时期”三个时期，从单一的“单向宣传式”传播模式逐步转向“全方位主动式”国际传播。

（一）对外宣传时期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对外宣传体制和格局借鉴苏联，主要突出国际舆论场的斗争思维，以“内外有别”“宣传教育”为指导思想，对抗性和宣传意味相对较浓。此时，新中国对外宣传主要以阶级斗争的革命话语为主，宣传思想占据主流，在宣传中国及打击国际反华、排华势力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这一时期的对外宣传活动缺乏基本的传播意识，是单方面的话语输出，具有较浓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宣传中没有对传播对象、传播技巧等进行具体分析，要么“传而不通”，要么“通而不信”，往往使受众产生抵触和反感情绪，难以形成良好的传播效果。因为传播实践的匮乏，国内几乎没有关于传播思想、传播理论的研究，关于对外宣传的思想主要散见于领导人著作、党和政府重要文件和有关国际斗争的重要文章中。

（二）国际传播研究“西学东渐”时期

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的人文社科类学科被大规模引进中国，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被引入中国，我国的对外传播事业也重新迈上正轨。这一时期，西强东弱的旧秩序在国际传播中形成了西方中心论，中国的形象只能以“他塑”为主，缺乏言论的主导权，中国学者开始逐步意识到对外传播与对外宣传的区别，开始关注如何塑造国际形象，新闻学的话语开始从“政治话语”向“传播话语”转变。这一时期中国国际传播学的核心概念、基本逻辑、研究流派等基本延续欧美，“國家形象分析”“软实力”等概念盛行，我国开始注重研究西方对中国形象的态度，有时会迎合西方主流新闻界倡导的一些价值观，将特定意识形态发展下来的某些学科观念不加辨析地奉为圭臬。

（三）党的十八大以后探索创新时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明确了相关工作的方法、思路。他指出传播领域应该在对外传播的方法、方式、理念、认识、思维上全面的革新，不能用传统、老旧的传媒观念去理解和开展对外传播工作，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要积极构建起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框架，确保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取得良好的工作效果。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调研中央三大媒体并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阐述和明确了对外传播的意义和价值，并且就话语权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和意见，再次把“讲好中国故事”这个主题凸显出来。此后，国际传播研究的文献数量逐年增加，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对外传播能力建设、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研究建设、中国形象的对外传播研究、对外传播的新领域——周边传播、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研究等六个方面[8]。在2021年5月31日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展示丰富多彩、生动立体的中国形象”。总书记的讲话，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实践和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我们不能依赖西方的传播理论，要引领构建国际传播新格局，要关注中国自己的传播实践，建立自己的理论范式，从“他塑”向“自塑”转变，强调中国人自己的主张，打破当前国际传播的不平衡局面。

四、当前中国国际传播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

在研究理论上，不得不承认我国的国际传播理论仍然较为滞后，未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有世界影响的传播理论。在国际传播理论上，学界主要沿用的几个国际传播理论，如国家形象理论、软实力理论等都由西方肇始，以西方零和式有限原则哲理观为理论基础，存在片面套用西方理论和本土化意识不足等问题，因而造成对外宣传成效有限的困境[9]。

在研究范围上，随着近年来各类新技术的应用，媒体深度融合和媒介智能化使得国际传播的内容和渠道都得到了拓展，国内对于国际传播的认识和研究也应该有所延伸，基于媒体深度融合的在各平台以各种方式开展的跨国、跨文化信息交流也应该纳入国际传播的讨论和研究范围[10]。

在研究重点上，我国的对外传播研究一直有鲜明的现实导向，作为新闻史的一个分支，国内的对外传播研究起步晚、成果少、基础较为薄弱。新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已经走过了70多年的历程[11]，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我们所欠缺的恰恰是对过往实践活动的科学概括和理论总结，只有把总结历史经验和研究当代问题结合起来，才能推动我们的国际传播工作更好地向前发展。

五、中国国际传播未来展望

近年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引起了西方老牌经济体的警觉[12]，部分发达国家强势输出自己的价值观，这甚至成了国家之间政治博弈、发动颜色革命的工具。在探索“零和”以外的关系模式中，中国提出了“命运共同体”“文明互鉴”等思想，这些理论和实践探索有望弥补以往国家传播理论研究的不足[13]。特别是在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期，西方国家试图通过对他国的批判转移国内矛盾，我们更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国家间的传播显得尤为重要。面临新的挑战和困境，中国应该提出自己的方案，信息技术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让发展中国家在开展国际传播时和西方国家回到了同一起跑线。面对新媒体时代国际传播的机遇与挑战，我们不能继续套用西方的传统模式，国际传播理论亟待突破与创新。

此外，还应该重视网络“意见领袖”在对外传播中的作用。网络“意见领袖”是信息科技时代互联网的新名词，其作用和意义十分重大。“石英”（Quartz）这个概念首次在互联网起源地美国被提出来，其价值理念认为互联网从诞生起，已经累积了数十亿的网民，数量这么庞大的网民必将在网络世界形成一个新的认知思维，并且把现实中的理念、价值观等都通过网络的途径进行传播，进而影响他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部分网络参与体会成为“意见领袖”，换句话说就是，他们会在网络上通过自身的价值观、理念影响很多人。根据美国媒介的理念分析来看，这部分人集中在各国的中产阶级或者精英中。中国也是一个网络大国，随着这些年互联网科技的深化发展，中国网民的数量已经呈几何式的爆发增长，在这样的规模背景下，我们不能忽视网络“意见领袖”的作用和贡献。从几次网络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网络“意见领袖”在一部分社会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及其意见的力量，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相关主管部门进行一系列的政策、制度设计和完善，把更多的复杂力量转变为有社会影响力和价值的正能量。由此可见，在未来的对外传播的过程中，这种新生力量的作用不可忽视，也不能忽视，应该利用其传播的优势和便利，为本土化向全球传播作出贡献。

六、结语

中国应该充分重视媒介话语权的构建，进一步在全球提高自己“声音”的力度和强度。为此，我们应该加强对国际传播理论的研究与分析，梳理相关的理論内容，并且在此基础上逐步完善和强化中国体系。

参考文献：

[1] 刘琛.国际传播理论及其发展的主要阶段及反思[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05）：112.

[2] 贺潇潇.不断应对新的形势变化研究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新形势下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战略研究》举行开题论证会[J].对外传播，2011（02）：23-24.

[3] 吴飞.国际传播的理论现状和发展趋势[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76.

[4] 迈赫迪·萨玛迪.国际传播理论前沿[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1-5.

[5] 程曼丽，王维佳.对外传播及其效果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4.

[6] 罗伯特·福特纳.国际传播：全国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66.

[7] 和轶红.新的国际关系历史时期的国际传播[C]//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14.

[8] 程曼丽.国际传播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2.

[9] 钱正元，李玉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外传播研究的热点、趋势及展望——基于CiteSpace的计量分析[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