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陈翰伯_参考网

简论陈翰伯

2021-09-10张稷

中国出版史研究 2021年2期

【摘要】陈翰伯（1914—1988）毕生奉献于中国新闻出版事业，他“青春办报，皓首出书”，以其创造性的思想和丰富多彩的新闻出版实践，为共和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杰出贡献，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陈翰伯和张元济一样，都是所处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但对陈翰伯的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除陈翰伯文稿文集等基础文献汇编工作外，研究专文极为有限。本文在多年来搜集、整理陈翰伯史料的工作基础上，将陈翰伯从事新闻出版事业的一生，划分为几个阶段，对各阶段的主要工作进行梳理并作评价。陈翰伯早年在国统区开展中共领导下的新闻舆论工作，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参与开创新中国新闻教育事业，是中国现代新闻史的重要内容。陈翰伯对新中国出版事业的贡献，尤需在当代出版史视野中深入研究。本文重点梳理了陈翰伯对标志性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的起死回生、接续再造之功，以及“文革”后领导出版领域拨乱反正、推动行业迈出改革开放步伐所做的重要工作，指出陈翰伯的“再造商务”和“拨乱反正”具有一以贯之的精神动力，他也因此被誉为“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开拓者”，“把中国的出版业从濒临衰境挽救了回来”的人，“一个近乎‘完人’的人”。

【关键词】陈翰伯出版拨乱反正商务印书馆

陈翰伯毕生奉献于中国新闻出版事业，他“青春办报，皓首出书”，以其创造性的思想和丰富多彩的新闻出版实践，为共和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杰出贡献，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陈翰伯是共和国最重要的出版家之一，“文革”前陈翰伯的主要贡献是再造了商务印书馆，成为商务印书馆的“中兴之帅”、北京商务印书馆的奠基之人;“文革”后，陈翰伯推动中国出版事业“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带领出版界拨乱反正、力挽狂澜，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和张元济一样，他们都是所处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但与张元济相比，当代人对陈翰伯所知甚少，研究文章甚少，略成规模的仅有孙顺华以生平叙述为特点的《陈翰伯传》。笔者对陈翰伯史料进行了多年的搜集和整理，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试图对陈翰伯一生进行评述。

陈翰伯（1914—1988），曾用名梅碧华、王孝风等，祖籍江苏苏州，生于天津。1932年入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学习。在此期间，他参与领导了“一二·九”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平学生联合会党团书记。1936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先后在西安《西京民报》《西北文化日报》，成都《新民报》、全民通讯社，重庆《时事新报》《文汇周报》、重庆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担任过编辑、总编辑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进入重庆《新民报》，任副总编辑，主持晚刊。1946年赴上海，任《联合晚报》总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调至北京工作，先后任新华通讯社编委兼国际部主任、北京新闻学校副校长、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副处长、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文化部出版局局长、人民出版社领导小组组长、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代局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任主席。中国共产党十二大代表，第六届、第七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青春办报，皓首出书”，是陈翰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一

陈翰伯是一位20世纪30年代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在燕京大学受过专业的新闻学教育。陈翰伯的革命生涯主要工作是办报和办出版。所谓“青春办报”，是指自1936年至1947年，在周恩来领导下的隐蔽战线从事进步新闻工作的12年。

陈翰伯1932年入燕京大学新闻系学习。1935年，参加了中共领导下的“一二·九”运动并成为学生领袖之一。193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燕京大学，陈翰伯主办燕大学生会会刊《燕大周刊》，在新闻系办的实习报纸《燕京新闻》也当过记者和编辑，这便是他一生编辑生涯的开始。

从燕京大学毕业不久，1936年11月底，22岁的陈翰伯来到西安，在张学良东北军机关报《西京民报》任编辑，西安事变后任总编辑。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东北军调防安徽，《西京民报》停办，陈翰伯留在西安。1937年3月经宋绮云宋绮云，江苏邳县（今徐州邳州）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由中共派往杨虎城军部工作，任中共西北特支委员、《西北文化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西安事变前后对杨虎城部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1949年9月6日，宋绮云一家三口与杨虎城父子一起被杀害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戴笠警卫室。其子宋振中为《红岩》中著名的“小萝卜头”原型。介绍，进杨虎城西北军《西北文化日报》任副刊编辑、新闻编辑等。在此期间，受杨虎城委托，主持笔政，每天写社论一篇参见高崧：《青春办报，皓首出书——纪念陈翰伯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五十年》，《陈翰伯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84页。。1937年5月，陈翰伯应斯诺夫人的请求，陪同她去延安访问。在延安，他见到了毛泽东、朱德、贺龙、萧克等。

1938年10月，根据中共党组织安排，陈翰伯转战成都。1939年，在成都《新民报》担任社论委员，专管社论工作。1939年8月，到中共党组织和救国会李公朴等联合办的全民通讯社负责发稿工作。这家通讯社在八路军和新四军里都有自己的战地通讯员，通过这个渠道突破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垄断，向全国各报发了许多战地通讯。1941年初，该社在国民党的压力下陷入困难而基本停办，至1944年完全停止发稿。

1941年3月至9月，陳翰伯来到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经党组织安排，在孔祥熙办的《时事新报》任新闻版编辑，后又担任资料室主任、采访部主任等职。1941年9月至1942年2月，在苏联大使馆新闻处工作。1942年2月至1943年10月，回到《时事新报》担任编辑和资料室主任。1944年4月至9月，担任《时事新报》资料室主任。1945年9月，陈翰伯离开《时事新报》，在中共的安排下据《老报人张林岚回忆：我在〈新民报〉经历的抗战胜利》一文：“共产党为加强宣传工作领导，派陈翰伯、陈大光等参加《新民报》编辑工作，由陈铭德的朋友王昆仑出面推荐陈任副总编辑，负责报刊工作。”《文汇报》2017年10月9日。，经浦熙修浦熙修（1910—1970），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著名记者，民盟成员。曾担任《新民报》记者、采访部主任，后历任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兼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民盟中央候补委员等职。介绍，进了陈铭德陈铭德（1897—1989），四川长寿人。1929年创办《新民报》并任社长、总经理。后《新民报》改版发展为《新民晚报》，新中国成立后任其顾问。办的《新民报》，担任副总编辑。《新民报》有日报和晚报两种，陈翰伯负责倾向进步的晚报。

1946年4月至1947年5月，以中共代表团团长身份驻在南京梅园新村的周恩来，指示在上海的潘梓年、廖承志、姚溱、梅益等人，变更原来组织《新华日报》上海版的计划，改办《联合晚报》，派陈翰伯出任总编辑。国共战争期间，陈翰伯以梅碧华、王孝风为笔名，在《联合晚报》上撰写大量的社论、短评、杂谈、随笔、国际评论、资料汇编等，产生较大影响，成为上海“无人不晓的‘梅碧华’”。《联合晚报》被迫关闭后，1947年6月至1948年11月，在上海专做党的工作。1948年11月，陈翰伯离开他紧张战斗的上海转道天津，1949年2月来到西柏坡党中央所在地。

在国统区工作期间，陈翰伯还先后主编了三个刊物，并担任过中外出版社的编辑。1942年在重庆与戈宝权、孔罗荪合编《学习生活》，不久该刊被国民党政府吊销登记证而停办。其后，又在中外出版社和刘尊棋、孙伏园共同主编《文汇》周报，编译苏联和英美报刊上的有关文章。1943年10月至1945年冬天，陈翰伯兼任中外出版社编辑，同时在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任教，后任教务长。1947年5月，在上海《联合晚报》被封后，陈翰伯又和周建人、陈原合编《读书与出版》杂志，不久该杂志也遭到了国民党当局查封。

从1936年在西安办《西京民报》至1948年底从上海撤离，陈翰伯在国统区“青春办报”的时间一共为12年。他先后在西安、成都、重庆、上海四个国统区城市八家媒体和新闻机构（七个报社、通讯社，以及苏联大使馆新闻处）、三个杂志社、一个出版社、一个新闻专科学校，从事中共领导下的新闻舆论工作。在此期间，陈翰伯撰写了大量的通讯和时评。根据陈翰伯的描述，这些文章均有较强的时间性，根据中共在不同时期的策略需要，以不同的身份、角度和语气撰写，常常“异常巧妙、曲折”，“连国民党的新闻检查也不容易挑剔出什么”，但“只要是个有心人”，就会有如“拨开重重叠叠的新闻迷雾”，有“相当分明”的感受参见唐达成：《往事云烟——兼忆翰伯老师》，《陈翰伯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32页。。遗憾的是，陈翰伯保存的这些早期文章，均在1949年遗失。

“青春办报”的12年间，陈翰伯身处极其复杂和危险的环境，因形势变化和斗争需要，频繁变动工作和居住地，以完成全然不同的组织任务。在严酷考验中，陈翰伯表现出那一代知识分子追随革命的理想主义本色，同时也展现出应对复杂危险局面时的沉稳机谨，面对严峻困难时的坚韧不拔。尤其可贵的是，陈翰伯曾经数度在危难时刻不惜以身涉险以保全他人，表现出高贵的意志品格。12年间，除了在成都的5年，陈翰伯多担任所在机构中共临时党支部或总支的书记，由此可见陈翰伯在执行国统区这些具体新闻舆论任务时的主导作用，以及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内稳定的政治处境和政治地位。

二

从1949年2月至1958年3月的9年，是陈翰伯从“青春办报”走向“皓首出书”的过渡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年2月至1953年5月，共四年零三个月，陈翰伯从国统区新闻舆论第一线工作转至解放区和新中国新闻机构领导岗位，从事新闻和新闻教育工作。

1949年2月，陈翰伯到西柏坡，任新华社总社编委兼国际部主任。不久为迎接全国解放，培养新中国新闻事业人才，成立了新华社新闻训练班。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接受过正规的新闻专业教育与训练、拥有丰富的革命新闻写作和办报办刊经验、经受过国统区严酷政治斗争考验的陈翰伯，成为主持新闻训练班的理想人选。陈翰伯被派往训练班担任班主任。新中国成立后，训练班改隶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更名为北京新闻学校，由总署分管新闻工作的范长江副署长兼任校长，陈翰伯任副校长，主持校务。1951年学校改隶中宣部，更名为中央宣传部宣传干部训练班，胡乔木、胡绳分任正、副班主任，陈翰伯任秘书长，主持班务。陈翰伯倾注大量心力，为办好学校不惜“程门立雪”参见胡企林、张瑶均、郑海天：《勇者·智者·贤者——怀念恩师翰伯同志》，《陈翰伯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83页。，学校办得极为出色，授课老师名家云集。据徐亚南回忆，在训练班和新闻学校讲过课的有徐特立、伍修权、胡乔木、杨献珍、艾思奇、蒋南翔、胡愈之、钱俊瑞、薛暮桥、杨静仁、宦乡、张友渔、乔冠华、周扬、于光远、胡绳、叶圣陶、吕叔湘、范长江、萨空了、梅益、吴冷西、朱穆之、穆青、老舍、丁玲、赵树理、刘白羽等徐亚南：《怀念陈翰伯》，《陈翰伯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28页。。听课的学生日后也多成为相关领域的佼佼者。学校历时四年共办了四期，累计培训学生约1000名，这对于起步阶段急需新闻人才的新中国新闻出版各项事业来说，无疑是一次紧急输血。尽管学校改变隶属关系三次之多，但陈翰伯始终是这个学校的灵魂人物。作为一名校长、一位教育工作者，陈翰伯桃李满天下。

三

第二阶段，从1953年6月至1958年3月，共四年零九个月，陈翰伯调任中宣部理论宣传处任副处长、《學习》杂志社编委，从事中共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工作，具体负责中共核心理论刊物《学习》杂志的编辑工作。他主张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结合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知识进行，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理论联系实际;《学习》杂志理应探讨在实际工作中提出的各种理论问题，提倡独立思考。1956年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年底，陈翰伯对《学习》杂志进行改版并出版了两期试刊，准备1957年起正式改月刊为半月刊。“反右”开始，形势逆转，中央下放一万名干部到文教系统。“不合时宜”的陈翰伯拟回母校北京大学新闻系执教，另一方案是去高校做党委书记（已定南开大学）。但是，在周扬的一再坚持下，1958年3月，陈翰伯由中宣部调入商务印书馆任总编辑。两个月后，兼任总经理。

人们很容易忽视陈翰伯在中宣部近五年的工作。表面上看，这段经历并没有留下多少可资回顾的成就。1957年“反右”之后，理论界形势变化，陈翰伯离开中宣部，《学习》杂志很快改版更名，这段历史至今少有问津。然而，陈翰伯这五年的经历，也是深入研究和理解他后半生出版活动的关键节点。

这段经历的重要性有三点：其一，陈翰伯这个时期的工作，是他进行一系列理论思考的起点，最能反映陈翰伯的深层思想，形成了他后半生稳定的思想基调;其二，陈翰伯这个时期接触的理论建设与文化建设的时代主题，有助于理解陈翰伯此后主持商务印书馆和出版行业工作的一系列举措;其三，他在这段时期的人际脉络，有助于了解他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真实境遇，有助于理解他的人格和品格。

中宣部领导意识形态工作，《学习》杂志的任务是将党的理论意图和有关探讨诉诸文字在党内传播。陈翰伯主持杂志，必定要思考共产国际运动以及中共理论建设的深层问题。陈翰伯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一个坦荡率直到他的老朋友陈原认为的近乎“天真”的人，因此没有什么比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更能反映他的真实思想了。这些思考辐射影响了他“皓首出书”的后半生。他身处其间所观察、触及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源问题、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展问题、民族国家思想学术发展和文化教育建设所面对的种种时代命题以及关于如何完成这些命题的步骤方法等的探索，成为商务印書馆纳入文化思想建设的“全国一盘棋”之后，陈翰伯所致力的外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移译出版以及中外语文工具书等编纂出版的滥觞。这段经历也形成了陈翰伯“皓首出书”的重要人际网络。陈翰伯在中宣部与周扬等意识形态高层领导形成熟悉的工作关系，直接助力他在商务印书馆迅速组织社会力量完成种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陈翰伯在理论工作中所展现出来的思想能力、学术素养和外语水平，成为被派放商务印书馆主持“大、洋、古”“封、资、修”的外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和中外语文工具书出版工作的直接原因。

四

1958年3月，陈翰伯被调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开始了“皓首出书”的后半生。第一个阶段是主持商务印书馆。陈翰伯在商务印书馆一共12年，其中1958年至“文革”之前的八年，是其真正主持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有效时间。经过陈翰伯的努力，处于“几乎停业”状态的商务印书馆迅速恢复，重现辉煌。

1958年，商务印书馆恢复独立建制。在历经过几次大规模战火洗劫和共和国成立前后的行业重组之后，商务印书馆过往的辉煌早已黯淡，如若恢复生机，需要国家的支持，更需要一位贤能的领导。此时陈翰伯被从中宣部派来主持商务印书馆，实际上是将商务印书馆从教育部的专业出版1954年，商务印书馆公私合营，被改组为高等教育出版社，但保留了商务印书馆的牌子，主管单位为教育部。，转至中央的直接擘画指挥之下，正式在国家的思想文化与学术教育建设的一盘大棋中担纲大任。自此，商务印书馆的事业再一次与国家的整体文化建设紧密相连，深度参与到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思想文化与学术教育建设之中。有了1958年中共中央关于出版分工政策的“尚方宝剑”，再加上中宣部的工作背景，陈翰伯得以在短时间内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开展工作。短短七八年内，商务印书馆便取得了那样的时代难以置信的成就。他使一个在迷惘中徘徊了十年、基本上处于停业状态的商务印书馆起死回生，迅速恢复生机。

从1958年3月陈翰伯正式主持商务至1966年“文革”爆发，陈翰伯在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是他一生最显著的事业成果。这些工作将商务印书馆的名字重新刻画到民族文化建设的里程碑上，陈翰伯本人也从一个革命家转变成一个大时代的建设者。

陈翰伯在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概括起来有几个方面。其一，制订了商务印书馆中长期发展规划。这项规划影响了商务印书馆几十年，余绪至今不绝，保证了商务印书馆译介西学名著和中外语文工具书的工作能够长期有序进行。其二，在政治环境整体趋“左”的历史背景下，想尽办法出版了一批富含思想学术价值、反映全人类思想文化成果的高品质图书。陈翰伯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在译介外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和编纂出版中外语文工具书两大领域的成就，从规模和品质上，均超过了上海时期的商务印书馆。据汪家熔先生统计，短短八年间，译介西学各科名著395种（地理学、语言学未被计入），另有近400种译稿作为选题的“水库”备用。另有统计数据显示，商务从1958年到1966年4月，出版和即将出版的西方名著527种，平均每年62种，没有出版的存稿5000万字，蔚为大观。考虑到其时间之短、基础之薄弱、环境之复杂，这样的成就着实令人感佩参见文化部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大队第四工作队所整理的《陈翰伯材料》。。其三，建立了一支高水平的著译者队伍和编辑队伍。陈翰伯强调知识分子和著译者的重要性，支持知识分子发挥作用，“人舍我取，人弃我用”，请进一批被错划成“右派”和“成分”不好却学有专长甚至是学科权威的专家到商务印书馆来做编辑。不仅如此，陈翰伯千方百计为出版编辑人员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提高编辑人员学术水平，组建了一支高水平的编辑队伍。陈翰伯“开门办社”，又为商务印书馆储备了一个堪称豪华的著译者阵容，如朱光潜、贺麟之译黑格尔，周建人之译达尔文，杨东莼之译摩尔根，难以超越;在中外语文工具书编纂方面，陈翰伯倚重旧商务的吴泽炎先生（汉语），从中华书局过来的朱谱萱先生（英、法、西、德、日语等），外交部的刘泽荣先生（俄语）等，使得商务印书馆的辞书质量较之于旧时更臻完善。“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沉寂多时的商务印书馆重新热闹兴旺起来。此外，陈翰伯还在组织建构、编务流程、企业制度、馆史档案整理和馆史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开启了商务印书馆的新时代。“如果说北京商务印书馆的重建是筑造一座大厦，陈翰伯则规划了蓝图，延请了优秀的建筑师，制定了规程，打好了地基。”北京商务印书馆所做的贡献、所受到的赞誉，大多在陈翰伯时期就打下了基础。陈翰伯是百年商务的中兴之帅，是北京商务印书馆的奠基之人参见张稷：《北京商务印书馆的奠基人——陈翰伯》，《新华文摘》2008年第6期;高崧：《青春办报，皓首出书——纪念陈翰伯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五十年》，《陈翰伯文集》，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汪家熔：《陈翰伯与商务印书馆》，张稷编《怀念陈翰伯》，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90页。。

在那个不断向“左”、持续对文化宣战，直至爆发“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取得这样的成就，是殊为不易的。主持这些“大、洋、古”“封、资、修”工作，尤其是“汉译学术名著”的移译出版，其中的甘苦可以想见：

起初我以三联书店的一个规划作底子，以后几次修订，门类越来越多，数量越来越大。特别是文科教材会议开过以后，我们的出书工作越逐渐变成为修正主义的教育纲领服务的工作了。最初两三年内，我们方针是以古典著作为主，比如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有关的著作，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著作等等。后来有所谓要挖修正主义“老坟”的说法，即追踪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根源。于是，近代、现代就出得较多了。这时我提出来的方针是古今并重。

然而，不论是以古为主，还是古今并重，实际的出发状况是没有方针，没有计划的。我没有考虑到党和国家的需要，尤其没有考虑到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的需要;只是笼统地宣扬一个所谓长期需要。在长期需要的掩护下，我们出了不少有毒的书。我们本来应该打倒的资本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文化、修正主义文化大量进入社会，成为反动文化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方针问题上，最严重的是序言工作中的错误。我刚刚参加这种工作时，自己心中是无数的。其实，毛主席早有指示，我却不去执行。一两年之后，我提出“古代从宽，现代从严;学术从宽，政治从严”的口号，或者就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口号。以时代分界，似乎远古的东西、封建的东西、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东西，对我们就不会有害。这是错误的。以学术政治区分，似乎在学术问题上不会反映阶级的政治观点。这更是错误的。到后来，这个口号放弃了。但是这倒不是由于已经理解了它的错误才加以放弃的，而是在实际工作中执行不通，才不自觉加以放弃的。

在处理序言的工作上，我反对简单地贴标签。我总是借口要以马列主义的深刻性去批判外国古今著作的学术观点。其实这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路。你有一个什么学术观点，我就批评你的这个学术观点，而不是在政治上和他针锋相对，给予一针见血的批判。这种所谓学术讨论，说实在的当前外国资产阶级在他们的“民主”范围内也是可以允许的。在序言工作中被人家牵着鼻子走路，自以为是在“批判”，其实是在传布他们的观点，是在读者之中灌输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这篇珍贵的“检讨材料”，蕴涵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四段文字分别对应译介出版西学名著的四个重要方面：出版缘起、指导思想、出版方针和出版序言。可以看出陈翰伯在商务组织译介西学名著的两个背景，一个是此前三联书店组织的西学译介规划的借鉴作用，一个是全国文科教材会议的推动作用。但接到任务时，有关出版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出版方针是什么？选目的范围、规模、和标准等又是什么？“实际的出发状况是没有方针，没有计划的”。是陈翰伯根据自己的调研和思考，确定了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长远需要”为指导思想，并制订了“古代从宽，现代从严;学术从宽，政治从严”的出版方针。在实际工作中，采用了以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为切入点，逐渐放宽作品的时间范围和内容范围的出版策略。最后一段谈及的“序言”问题，真实地反映出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陈翰伯领导的商务印书馆西学名著译介出版的一个极其特殊的应对方法。所谓序言工作，就是在这些“资产阶级著作”前面，加上“批判性的前言”以“消毒”。这段文字清楚地记录了陈翰伯在汉译名著出版过程中贯穿始终的主导作用，以及为完成这个“烫手的山芋”所倾注的大量心血，由此所展现的智慧和勇毅。当然，这段文字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陈翰伯在“文革”中为自己曾经“想尽了办法”完成的事业而“吃尽了苦头”。

自然，今天的我们对其中“检讨”的内容会报以心领神会的微笑。陈翰伯所主张的注重文化与学术建设的“长期需要”而不是应一时之景、注重图书的学术价值而反对简单贴政治标签的出版思想，早已成为当下学术出版的应有内涵了。

五

主持商务期间，陈翰伯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思想贡献，便是于“大跃进”和“三年灾害”刚刚结束的1962年，发文探讨“真理相对性”问题，并引发了一场持续两年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涉及了许多重要问题，产生了一系列思想成果。由于此后政治形势变化，大讨论的影响被后来的形势发展所消解，以至于陈翰伯在这次大讨论中的作用，乃至大讨论本身，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均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1962年4月12日，陈翰伯在《文汇报》发表了《关于科学史上的錯误观点》，9月27日，又在该报发表了《真理是一个过程》。两篇文章先后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论证了真理的相对性。《关于科学史上的错误观点》发表时，“三年自然灾害”刚刚结束，理论界、学术界普遍陷入了思考，这构成该文的写作背景和动机。

陈翰伯在《关于科学史上的错误观点》中提出：“真理是相对的，从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的长河中，某些相对真理最终会被证明完全谬误。”“相对真理构成绝对真理的一个部分。”他进一步指出：“对于社会科学，如哲学史、经济思想史、文学史等等，怎样评论一个人的观点，怎样估计一个人的成就，这是十分复杂的问题。……当我们把握和分析一个历史人物、一个思想家、一个文学家的时候，看来永远不能忘记：阶级观点和历史观点必须辩证地统一起来。”陈翰伯进一步阐明阶级的历史属性，认为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分析真理，必须顾及“阶级总是有历史的阶段，它是有其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的。阶级思想总有时代的烙印”，而“探索真理的工作是永无止境的”。陈翰伯提出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问题，有着强烈社会现实批判指向。这些问题的提出及其亮明的观点，无疑是对突破思想禁锢的大胆尝试，是从哲学层面对“左倾”路线的反思。

真理相对性问题与同时期何祚庥发起的真理检验标准问题在全国引起了一场自发的长达两年之久的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由陈翰伯提出来的两个命题，即“真理认识中的错误观点”以及“真理是一个过程”，格外引人关注，成为讨论的焦点。文章中的几个基本概念，譬如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真理与错误的关系、真理认识的过程性、真理认识的肯定与否定关系、真理认识的主客体关系、阶级的历史属性等问题，成为反复讨论的核心范畴。1964年，《哲学研究》编辑部将这次大讨论的主要文章结集为《真理问题讨论集》，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讨论文章24篇，另附未收入21篇大讨论文章的索引。索引文章多数是就陈翰伯提出的上述问题展开讨论，一些文章直接在副标题注明“与陈翰伯商榷”等文字。可见当年陈翰伯两篇文章波及之广，影响之大。两年间，国内主要思想学术报章如《文汇报》《光明日报》，期刊如《哲学研究》《学术研究》《学术月刊》《江汉学报》《新建设》《红旗》《教学与研究》，以及上海、江苏、安徽、山东、吉林、沈阳、广西、浙江、广州等地方报刊如《解放日报》《江海学刊》《安徽日报》《大众日报》《吉林日报》《沈阳晚报》《广西日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浙江学刊》《江淮学刊》《中山大学学报》等，纷纷参加了这场大讨论参见《哲学研究》编辑部编：《真理问题讨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如今，人们在谈及思想解放和真理问题大讨论时，言必称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而对60年代初的真理问题大讨论或避而不谈，或不知所以。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是由中央主导的思想解放运动，意在为改革开放破除思想观念的藩篱和束缚，营造统一的舆论氛围和政治前提。相较之下，1962—1963年发生的大讨论，是一场围绕真理问题的纯粹的学术讨论和思想争鸣，其重要意义在于思想理论界自觉自发地在哲学思想层面开展真理问题的反思和探索。从思想解放的历史脉络考察，它为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提供了哲学基础和理论准备。从某种意义上，前者是后者的思想胚芽，后者则是前者思想成果的萃取、跃升和普及放大。

六

人在困厄之中最能展现真实的人格。幽暗的岁月能令高贵的灵魂更加熠熠生辉。

关于陈翰伯的为人品格，纪念文章中处处可见，其标题直白体现者亦不乏其文，如“君子陈翰伯”“勇者、智者、贤者”“大德无言”“一个近乎‘完人’的人”“一个胸怀坦荡的共产党人”……

“文革”中，陈翰伯是出版界第一个被打倒的出版家，也是挨批斗最多的“专政对象”。“文革”前夕的1965年，陈翰伯已经被任命为文化部出版局局长，但仍兼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总编辑。“文革”开始后，陈翰伯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右派分子”最早被“揪”出来。1966年7月20日，《光明日报》登载整版文章，将陈翰伯与“三家村”的邓拓、吴晗并列，指责他借编辑出版“外国历史小丛书”之名，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陈翰伯与文化部、“文联”的“审查对象”一起失去人身自由，被集体关押在社会主义学院“集训”，学习文件指示、相互揭发并交代问题。陈翰伯除了忍受对自己的批斗，还要在文化部正、副部长挨斗时陪斗。不久，陈翰伯被商务印书馆“造反派”押回商务，接受批判和劳动改造。1969年秋，又和全体商务印书馆员工一起，被下放到文化部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虽然陈翰伯很快被“解放”并留在队部，但是并没有摆脱各种运动的冲击，“运动几个月就来一次，有时甚至一个月好几次”。每次运动，“一贯右倾”的陈翰伯总是毫无例外地被揪出来挨斗。

1972年，周恩来整顿文化出版工作，提名从干校调回包括陈翰伯、陈原在内的四位出版家，回京主持中央直属出版社工作。陈翰伯被任命为人民出版社领导小组组长，旋被任命为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领导小组成员。但不久，陈翰伯又与陈原、范用等被扣上“二陈一范回潮复辟集团”的帽子继续批斗。“……1972年从文化部五七干校回京到1976年打倒‘四人帮’，一有运动……他就被作为批判对象，而‘风头’一过，也基本上是‘靠边站着’”宋木文：《陈翰伯同志对出版领域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重大贡献》，张稷编《怀念陈翰伯》，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47页。，尤其在1973年“反回潮”和1975年底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陈翰伯再次受到批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全国大反“右倾回潮”，陈翰伯立刻被批为“右倾回潮分子”“邓小平黑干将”，从机关开大会的主席台上被赶下去，一次次接受批斗。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国家出现转机，出版战线出现转机，他的处境也出现转机”宋木文：《陈翰伯同志对出版领域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重大贡献》，张稷编《怀念陈翰伯》，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47页。。

“十年浩劫”，陈翰伯遭受的迫害不可谓不残酷，但他却始终存有一份对未来的乐观，他相信混乱的局面终会过去，而自己还能再干出版！陈翰伯在数不清的批斗中“挨打、被罚跪、剃‘阴阳头’、脖子上挂个大牌子游街，押在卡车上示众……”作为出版界头号“走资派”，他在生活上也常常遭受歧视、忍受“特殊”待遇。赴干校途中，他的行李被刻意放在最下面以至于壓烂;在干校劳动时，他常干的是拉车驾辕的重活。陈翰伯坦然以对，他总是非常配合地检查自己的“错误”和“罪行”，写下一百多篇“交代材料”。每写完一份，还要抄录几份甚至几十份，以应对上上下下、形形色色的造反组织和“革命”群众的要求。这些材料及其抄件总字数以百万计。然而，他却对前来探望的女儿说：“我有三条：第一不逃跑，第二不自杀，第三我将来还干这个。”陈延琳：《纪念父亲陈翰伯》，张稷《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内刊），商务印书馆2014年，新四期第48页。

特殊的年代对人性的考验是严峻的。揭发别人，常可以避避风头改善处境。陈翰伯“素性耿介不二，宁陷困厄之境于不拔，立志不说假话，虽压力倍增犹不易其志”许觉民：《君子陈翰伯》，《陈翰伯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96页。。“文革”时“革命”力量势不可当，“革命”组织数不胜数，仅商务印书馆就有大小造反组织七个，每一个都天然地拥有批斗陈翰伯的“革命”使命和“革命”权力。白天挨批后的陈翰伯，晚上还要伏案写“交代材料”。但是，在所有的书面和口头“交代”中，陈翰伯均如实陈述事实，集中“交代”自己的“罪状”，从未攀扯他人。面对所有的“指控”，他揽下所有责任以保护曾经的领导、部下和学者。“文革”初期，拘留社会主义学院“集训”期间，一日号召揭批周扬，大字报顿时铺天盖地，但却独缺了知情人陈翰伯。负责人召集大会指责陈翰伯，他默然以对。再问，他嗫嚅着说“没有什么材料可写”。“文革”中期，他与部下一起挨斗，他却顶着诸如“反对毛泽东思想”“黑智囊团”的罪名，揽下一切责任，既不下卸也不外推。不仅如此，被关在“牛棚”时，他坚持睡在最外面，“要为别人挡挡风”。若干年后，陈翰伯“汉译名著”的“三架马车”之一的胡企林回忆此情此景，哽咽不能成声。“文革”后期，陈翰伯第一个被中央从咸宁召回，临行前送行者众多。陈翰伯却安慰惴惴不安者，请他们不要担心：如果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罪行”，我还是头一个，和你们没有关系。

风雨如晦、岁月蹉跎中，陈翰伯高尚的人格品行和永远向好的理想信念——他面向困难的坚韧不拔、对待他人的良善宽厚、面对事业的积极进取，以及他对历史的乐观、对真理的坚持、对未来的守望，犹如幽暗中的一盏明灯，持续而稳定地给逆境中的人们送去暖意，在黯淡的逆境中保留着希望的光亮。

七

“文革”十年，许多人在运动中荒废了，但“永远”挨斗的陈翰伯，却“永远”在工作。在干校，白天或干农活或参加对自己的批斗，然而到了晚上，有人沉沉入睡，有人讨论食谱作精神会餐，有人反复阅读家书以解相思之苦，陈翰伯则坚持挑灯夜读、勤奋思考，似乎预知濒临绝境的中国出版需要他力挽狂澜。

1972年回京后，陈翰伯丝毫没有放弃对出版工作的信念。在人民出版社，他名义上担任领导，实际上却坐冷板凳。然而，他却“不识时务”地提出书店里不能只有毛主席著作。有人说“去干校不过十年八年”，他却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八年？”奔走呼吁尽快将所有的干部调回北京工作。

1975年，在陈翰伯抓住“文革”中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的一丝光明，组织拟写中外语文工具书十年规划，要进行一项“规模宏大的基础工程”。他风尘仆仆地从北京到上海，访专家，谈设想，“大家听后惊讶极了，心想，莫非翰伯说梦？难道他未被整够，又在异想天开？”但周总理在病榻上亲自批准了这个规划。这个规划奠定了全国工具书出版的格局，涉及大小工具书160种，其中最重要的有《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辞源》《辞海》以及各语种工具书等，这些辞书至今依然是出版大国不可替代的文化重器。语种方面，除了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还包括英、日、俄、法、德、西班牙、阿拉伯、朝鲜、阿尔巴尼亚、越南、罗马尼亚、老挝、柬埔寨、蒙古、缅甸、泰国、马来、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乌都尔、孟加拉、印地、尼泊尔、僧伽罗、波斯、普什图、土耳其、现代希腊、古希腊、梵语、斯瓦希里、豪萨语、葡萄牙、波兰、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亚、意大利、荷兰、芬兰、瑞典、挪威、丹麦、拉丁、世界语45个语种。其中按照国家出版分工，分给商务印书馆选题达80种，占50%《国务院批转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关于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4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265页。。商务印书馆认真落实这些国家任务，获得了“工具书的王国”的美誉。

不仅如此，陈翰伯还和其他同志合作拟写了一份全国出版工作规划，直接呈送邓小平。这份规划囊括了出版、印刷、发行、物资供应等全产业链，是“文革”后期一份试图全面力挽狂澜的出版产业振兴大纲。其中，出版领域重点在马恩列毛著作、政治法律读物、哲学经济历史著作、文学艺术、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期刊、少数民族文字八个方面进行了细致阐述《国家出版局关于出版事业十年规划的初步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4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72页。：

在哲学经济学术著作方面，重点是引进外国学术名著，“出版一批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来源的主要著作。出版中、外哲学史、政治思想史、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和社会发展史等著作。有控制地出版古典和现代资产阶级各流派的代表著作和新老修正主义者主要著作，供批判研究参考”。这正是“文革”前商务印书馆所致力的移译外国学术名著的工作。

在历史学著作方面，“完成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的研究历史，特别是近百年史的任务，出版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以及“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革命史。

“出版中国通史和断代史（包括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和民国史），出版中国农民运动史、中外国际关系史、中国少数民族史等各种专题研究著作和研究资料。编写我国地理书。

“整理出版我国重要古典文献和文物，有选择地影印一些资料价值较高的孤本、善本古籍。继续做好法家和进步思想家的著作评注出版工作。

“出版世界通史，包括古代史、近现代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以及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等资料……”

在文化教育读物方面，更是涉及了从中小学到各类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函授教育、青少年读物、学龄前各层次各类读物，涉及《辞海》《辞源》《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以及各语种语文工具书、各学科专科词典、各类年鉴、手册、长编、年表、地图等工具书、百科全书、医学用书，等等。

在政治法律读物方面，除了马、恩、列、毛的政治类读物，还要求“出好军事、法律著作以及各国宪法、国际法、条约集”;文学艺术出版，要求“有计划地整理出版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包括诗词、民歌、小说、戏曲、散文等”。为了突破“文革”“左倾”束缚，规划写道：“对于中外古典文学作品，都要写好‘前言’和组织好评论文章。”又规定，为了“战胜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潮，还要有目的地翻译出版一些反面的或者具有暴露意义的外国文学作品，供批判、研究之用”。

科技、期刊、少数民族语言方面俱不一一详述。

这两个重量级的规划，是陈翰伯抓住邓小平复出短短几个月的“短暂光亮”组织的，其中“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在各种波折中得以实施。而“出版事业十年规划”则刚刚报至中央，邓小平便作为“复辟潮”被打倒靠边站了，陈翰伯也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受到批斗。好在批斗还没完全展开，“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了。

上述规划，除了马、恩、列、毛著作和政治读物外，在选题范围上，尤其是学术和文化教育读物方面，是对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等出版传统的回归，在一些领域，尤其是工具书和移译西方学术名著领域，则有了大的突破，反映了陈翰伯等一批文化领域的老干部、老领导对国家学术思想文化建设的全面思考和定位。这个定位立意高远，既要继承中国古典文化遗产，又要大幅度吸纳学习西方学术文化成果，力图通过出版，全面振兴人文思想和科学技术。考虑到当时极端特殊的政治形势，考虑到几乎被破坏殆尽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实际，考虑到陈翰伯在“文革”当中的具体险恶境遇，他为学术思想和文化教育建设高瞻远瞩的胆识、为国家的现代化事业不惜一再涉险的使命感和勇毅精神，这种傲视邪恶不偷生、不屈服的风骨，令人不禁击节不已、感佩不已。这种精神，正是商务印书馆屡起屡伏、屹立百余年不倒的文化基因所在，也是近代以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强大动力之源。从这个意义上说，陈翰伯是真正继承了商务印书馆的精神衣钵和事业衣钵，堪称“当代张元济”。

八

1977年，国家刚走出“文革”阴霾，百业待兴。陈翰伯出任国家出版局代局长，之后又任《汉语大词典》领导小组组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名誉主席，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对于“文化大革命”给国家所造成的损失有着深刻而清醒认识的陈翰伯，主持了出版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工作。

“文革”后，出版界的拨乱反正、恢复生产，走在各行各业前列，陈翰伯正是这一关键时期的行业领导人。像陈翰伯这样一批恢复工作的革命理想主义者，对于“文革”十年之于国家建设意味着什么、痛失了什么，有着切身的体会。长期的理论探索与工作实践，又使得陈翰伯的思考更具洞察力与穿透力。与其他领域相比，出版这一精神文化生产领域的“拨乱反正”有格外的难度，除了要厘清很多似是而非的观念问题，还要面对许多具有相当深度的理论问题。十年磨难，陈翰伯对此做了充分的思考。他以少儿出版为突破口，带领全行业率先解放思想，突破禁区。

1977年12月，出版局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会后下发了141号文件，突破了许多“左倾”思想的束缚;1978年10月，在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1978年3月18—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国科学大会，6000余人参加。开幕会上，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发表讲话，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著名论断，成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共一以贯之的基本思想，对中国长远发展意义重大。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陈翰伯在庐山主持召开全国少儿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会上，陈翰伯极富激情地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勇闯禁区，迎接少儿读物繁花似锦的春天》的讲话。讲话反响热烈、影响广泛，极具时代意义，成为出版领域乃至全国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号角。他提出，出版要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克服“左”的干扰。他号召改变社会上对少儿出版乃至对少年儿童整体上不够重视的现状，制订三年少儿出版规划，要在1979年“六一”儿童节前出版1000种少儿图书，三年内为孩子出版29套丛书。从此，全国少儿出版面貌为之焕然一新，执行情況大大超过规划，少儿出版迅速率先摆脱“文革”出版凋敝，迎来了大繁荣。不仅如此，陈翰伯讲话中还公开倡导人道主义，认为“人道”少了，“武道”多了，动不动就捅刀子;要讲母爱，要爱人类;对于少年儿童不仅要有革命教育，还有“美好情感”的教育;倡导在集体主义之余，还要维护个人尊严，集体、个人都要有尊严，都应当有正义感。这些今天看来平淡无奇的观点，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这些观点，无一不针对“文革”对人性的违背与践踏，是面向最深刻、最久远的世道人心建设。闻者莫不如春风拂面，心情为之愉悦、精神为之振奋。这篇讲话和这次会议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出版界。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78年12月18—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69人，候补委员112人。会议由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主持，全会的中心议题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会前中共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被认为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官方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为：结束了“文革”后两年中共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中共历史的全局性、根本性的伟大转折;实现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开始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是非问题;恢复了中共党内民主集中制;决定以改革开放为基本国策，启动了中国农村改革。。翌年春，陈翰伯领导下的国家出版局党组连续召开十多次党组扩大会议，讨论出版领域如何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79年2月15—27日，一共召开八次编辑工作座谈会，直接听取中央直属诸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文物出版社、电影出版社、北京出版社编辑同志的意见和建议。

对陈翰伯来说，这是一段风雨兼程、与时间赛跑的工作经历。这前后，是紧锣密鼓的各门类的出版工作会议。为了完成语文辞书十年规划，陈翰伯四处奔走。仅从《陈翰伯文集》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工作频率：1976年1月15日，广州修订《辞源》协作会议;1977年9月17日，青岛《汉语大词典》第三次编写工作会议（青岛会议）;1978年9月14日，黄山《汉语大词典》第四次编写工作会议（黄山会议）;1979年9月，苏州《汉语大词典》首次编委会议;1983年9月，厦门《汉语大词典》第三次编委会议。1981年9月至1985年9月，陈翰伯以《汉语大词典》编写小组组长名义与顾问吕叔湘、总编辑罗竹风，联名向中央写了三次报告。为了做好少数民族语言出版，1975年10月，召开拉萨藏文图书出版协作会议。为了发展印刷事业，1978年4月，陈翰伯起草写给国家出版局党组的信《一个外行人兼热心人在印刷世界的漫游记》;1979年1月15日，陈翰伯致信胡耀邦《关于印刷落后和纸张紧张情况的紧急报告》;9月，召开印刷工作会议。为了提高书籍装帧水平，1979年3月，召开书籍装帧工作座谈会。为了全面复兴出版事业，为了使得行业尽快恢复正常工作风气和工作秩序，1978年1月19日，召开国家出版局直属出版社以克服书荒为会议主题的规划动员会;1979年5月，召开直属单位领导干部会议，谈出版工作的重点转移问题;1978年10月18日，召开庐山全国少年儿童出版工作座谈会;1979年，召开上海编辑工作座谈会;当年12月，在长沙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成立了出版工作者协会，突破了地方出版限于地方市场的限制;1980年3月，成立印刷技术协会;1980年5月，在北京再次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1980年6月，召开全国旅游出版工作座谈会;1980年，推动创办了全国书市……

概括陈翰伯改革开放后主持出版工作，其所推动和恢复的主要工作有：落实政策，将文化部干校全体出版人员调回北京安排工作;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恢复全国出版工作秩序，打开出版工作新局面;落实执行“中外语文工具书十年规划”，按照“全国出版工作规划”思路推进各项出版事业;推动少儿出版、辞书出版、大百科全书出版、少数民族语言出版、古籍出版、旅游出版、地方出版等;亲自谋划组织创办《读书》等杂志;推动成立出版协会、出版印刷研究所，组建出版外贸机构，加强出版国际交流;推进出版研究和出版教育工作;推动修订《出版社工作暂行条例》和推动制订《出版法》;等等。

其中《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是陈翰伯为了突破“大国家，小字典”的尴尬局面，而用心最多的大型工程性出版工作。他为之四处奔波召开难以计数的调研座谈，数次上书中央，到处搜求人才，到达了殚精竭虑的程度。陈翰伯的第一次脑中风，便是倒在了《汉语大词典》的工作岗位上。虽然他生前没有看到这两部大词典出版，但1990年，经过15年努力，《汉语大字典》8卷出齐;1994年，经19年努力，《汉语大词典》共12卷出齐。陈翰伯九泉有知，应该感到安慰吧。

《读书》杂志在知识界影响很大，但陈翰伯是《读书》杂志的创办人，这一点却少有人知。实际上，改革开放之后，陈翰伯曾经倡议创办三本杂志：北京的《读书》杂志、上海的《辞书研究》杂志、香港的《开卷》杂志。他为这三个杂志组织编辑班子，商定编辑方针，帮助安排出版。

对于《读书》杂志，他亲自物色编辑出版人选，并定下“读书无禁区”的口号。杂志甫一问世，便招致不小的风波。陈翰伯又在其创办两周年之际撰文表示支持，重申“读书无禁区”的主张。陈翰伯对《读书》杂志曾经有一段著名的“十一条”，为业界所熟知。对于《辞书研究》杂志，陈翰伯也有十条意见。

一、《辞书研究》要研究辞书编纂学，这是一门新兴的科学，国内外都还没有这样的专门性刊物，虽属冷门，但是个开创性事业。

二、要办成一个有分量的学术性杂志，但文章不要太长，学术论文一定要贯彻“双百”方针，让作者文责自负，编辑不要乱改文章，特别是不要改文章的观点。

三、刊物要成为辞书界的舆论园地，要为辞书界说话，也要对粗制滥造的辞书和辞书界的不正之风提出批评，也要传播辞书信息，国内外重要辞书出版要介绍和评论。

四、要为创建中国辞书学作出贡献。我国的辞书学在初创阶段，不妨先介绍国外的，千万不要给人家扣“帽子”。

五、不要登逢年过节的政治性应景文章，也不必转载政治性的文告。

六、可以组织一些讨论，解放思想和撥乱反正是有过程的。在“四人帮”横行时，不光说语言有阶级性，乃至说每句话都有阶级性。去年我们说语言没有阶级性，现在，语文词典有没有阶级性就完全可以认真讨论了。这样的讨论对提高辞书质量、繁荣辞书事业，大有好处，可以把辞书界组织起来，把辞书界的学术研究活跃起来。

七、编辑部的人不要多，三四个就可以，不是人多好办事，而是人少好办事。

八、不要追求销数，学术性杂志办得好不好，不能用销数来衡量。主要看它的学术质量。

九、登一些广告，不是为了招徕生意，而是作为文化窗口。所以，广告要有文化，是一幅美术品，不要弄成一张书目定价表。

十、通过办杂志，发现和培养辞书编纂人才，并推动把辞书学会组织起来。

这十条是“青春办报、皓首出书”的老出版家，曾经的《西京民报》《联合晚报》《学习》杂志的主编，对如何办好期刊的金玉良言。里面既有学术建设、培养人才方面的高瞻远瞩，亦有杂志编辑运营时的具体经验。其中“不是人多好办事，而是人少好办事”，读来令人忍俊不禁又陷入深思。这十条被陈翰伯亲自物色任命的第一任主编尚丁先生视作《辞书研究》的编辑方针。《辞书研究》创刊后迅速成为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一流学术期刊，想来应当与这十条意见不无关系吧。

就这样，被“文革”破坏殆尽的中国出版，在以陈翰伯为代表的一代出版人的不懈努力下，一个题目接着一个题目、一个领域接着一个领域，被恢复、组织了起来。冯亦代评论陈翰伯“把中国出版从濒临衰境，挽救了过来”。可以这样说，这些针对时弊、顺应群众需求和行业发展规律的政策举措落地生根，一批目光长远的大型出版项目组织实施，直接促成了八九十年代的出版繁荣，其中有些项目直至新世纪才开花结果，有些甚至还有待后来者接续完成。出版行业拨乱反正之功，为出版领域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资源和行业引领，也为新时期出版行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奠定了基础。

九

1982年，陈翰伯以身体原因提出从行政岗位上退休。按他自己的话说，是到出版协会“看看摊子”。他因操劳过度于1977年和1980年两次中风。这一年是他第二次中风（导致半身不遂）的第三个年头。翰伯主持出版大局的四年多，恰恰是新闻出版面临最复杂局面、最多困难和工作最吃力的时期，也是他抱着病躯力挽中国出版于危境的四年。四年之后，出版领域经过拨乱反正，开创出了崭新局面，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新气象。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翰伯的身体却每况愈下了。第一次中风后，他在医院住了几天就回到工作岗位，但所幸恢复得还不错，虽然行动有些不方便，但基本上没有影响他领导出版工作。他甚至在来自世界各地的燕京大学校友的聚会上，用流利的英语演讲，风趣幽默的谈吐、饱学儒雅的风度、低沉浑厚的男低音，赢来满场的欢声笑语和在场北大师生的仰慕。

第二次中风，加剧了他行动的不便。他来上班，需要吃力地上下楼，但一进办公室坐下来，便一如战争年代那般争分夺秒地投入到工作中，他依然睿智专注且行事高效。他与时间拼命赛跑——对于中国出版，他的心中有一个巨大的蓝图。

然而他太累了。他的生命之火开始黯淡。他走路需要人搀扶，如果坐轮椅则需要有人在一旁照应。因此出门参加活动变得不那么方便，但他总是不愿意麻烦别人。从行政岗位退下来后，虽然在人们的回忆中，他思维依然敏捷，说话依然不急不缓，声音依然低沉悦耳，观点依然切中要害，但他的表情渐渐变得有点木讷起来。和他一起领导“一二·九”运动的黄华、姚依林等走上了国家领导岗位;同辈出版家纷纷就职于新的领导职务，重返出版第一线;他曾经的部下和学生，也在如火如荼的新闻出版事业中奔忙。他时常被邀请参加各种活动，但常常并不是主角。他所开启的事业渐渐长出各自的轮廓，结出许多丰硕的果实。晚年常陪他出席活动的同志偶尔会感到他流露出一点落寞。也许他还渴望着工作，渴望着战斗，渴望着像过去那样在最复杂、最危险、最困难的地方沉着应战、指挥若定，然而他的生命之火已经被消耗殆尽了。

1988年8月26日凌晨6时，陈翰伯在睡梦中安详离去，毫无痛苦、悄无声息，甚至没有打扰任何家人。夫人卢琼英最后见到的陈翰伯“侧卧着，神情安详”，“子女们有个习惯，出门上班之前，都要和他道别，见他了无声息，觉得奇怪，摸摸他的双脚，犹有微温，摸摸他的额头，才发现他已停止呼吸，心脏也已停止跳动。翰伯就这样很平静地结束了他战斗的一生”。

柳斌杰先生曾经评论，“陈翰伯于中国的出版事业，如同一座灯塔，饱含着向好的希望，用温暖的灯光为我们共同的事业标识航线、指明方向”。

陈翰伯更像一支蜡烛，他持续地燃燒着自己，照亮了一群人、一个行业，给一个时代送去光亮。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出版业，以丰硕的出版成果回报了这样两个特殊的年份。虽然有规模、有系统的纪念活动并不多见，我们仍然零星地看到了对那个时代出版家的纪念文章。我想，人们在回顾出版领域的改革开放成果时，在细数共和国出版的杰出人物时，在享受文化与出版繁荣的今天，不能忘记，有一个为理想、为真理，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为国家学术思想的进步，为探索民族的现代化道路不曾休息、不曾索取、不曾为自己谋取任何私利、不曾向堕落和邪恶低头的人，一个奉献了毕生心血与智慧，投身于民族解放，推动了文化发展和学术繁荣的低调的报人出版家、理想主义革命者、文化的圣徒、追求真理的赤子——陈翰伯。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4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5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版。

3.《商务印书馆120年大事记1897—2017》，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4.《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5.《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6.《商务印书馆一百年》，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7.《陈翰伯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8.张稷：《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新四期，商务印书馆内刊，2014年11月。

9.张稷：《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新五期，商务印书馆内刊，2015年9月。

10.张稷：《怀念陈翰伯》，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

11.高崧、胡邦秀：《报人出版家陈翰伯》，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