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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芳镇摆会习俗研究

2021-09-10任利红

百花 2021年3期
关键词:非遗保护传承

任利红

摘 要:河北省霸州市胜芳镇元宵节期间的花会摆会习俗,接通了明代国家吉礼中的小祀,并以其历史悠久、参与人数多、传承好,成为当下人文学科的研究热点。在几百年的历史流变中,与时俱进逐步从娱神转为娱人,成为当地一大年节民俗文化盛事。民众不仅是参与者,而且在参与过程中被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所感染。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胜芳摆会也遇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在传承中也曾有过起起落落,映衬了当下我国民俗发展的时代特点。

关键词:胜芳镇;摆会习俗;传承;非遗保护

从正月十二到正月十六这五天,河北省霸州市胜芳镇都会举行有近五十档民间花会参加的花会走街仪式,绵亘几公里的花会队伍锣鼓喧天、笙管齐鸣,每天都能吸引十余万的游客观看。当地将这种花会走街仪式称为“摆会”,已有五百年左右的历史,是当下北方地区规模较大、参与人数较多、传承较好的年节民俗文化活动,在京津地区非常出名。

一、胜芳镇摆会习俗溯源及流变

胜芳镇,隶属于河北省廊坊市霸州市,始建于春秋末年,地处海河流域的大清河北岸,历史上为北方重要的水陆码头,自古以来该地经济发达,人民生活富裕,文化底蕴深厚。时至今日,在胜芳镇留存下来的众多民俗活动中,又以元宵节摆会活动最为吸引人。摆会实际上是围绕着火神祭祀而开展的一系列民俗活动,相传历史上有“七十二道花会”参与,当下也有近五十档花会参加,既有技巧性强的高跷会、武术会,也有服务性的保婴会、茶棚会,还有音乐会等。五六千人的走会队伍,按固定顺序排列,走街串巷,集中展示了戏曲、音乐、武术等传统文化,被誉为“华北民俗明珠”。在几百年的发展中,胜芳摆会习俗也不断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产生了诸多流变。

(一)历史上的官方正祀

古代中国是一个礼制社会,有着完备的礼仪制度,其大体可分为吉、凶、嘉、宾、军五礼,吉礼最为国家重视,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之说。其中,火神祭祀,明代中期被纳入国家祭祀体系并通祀全国,为国家正祀。明《太常续考》“大祀源流事宜”载:“祀有三,曰大祀、曰中祀、曰小祀。大祀曰:天地、宗庙、社稷、陵寢。中祀曰:朝日、夕月、太岁、帝王、先师、先农、旗纛。小祀曰:后妃嫔、太子王妃、公主及夫人,曰三皇、曰先医、曰五祀、曰司火、曰都城隍、曰东岳、曰京仓、曰启圣公、曰汉寿亭侯、曰文丞相、曰姚少师、曰北极佑圣真君、曰金阙玉阙真君、曰司牲。”并有“火神庙——乐舞生八人、乐用教坊司”之仪式。胜芳在明初的大移民中从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小村庄,成为当时拥有上万人口的重要军事卫所。现在胜芳镇历史最悠久的花会为胜芳跨鼓老会,即为明初随驻军而来,会中最古老的一面鼓为明万历年间制造。另外笔者对参与过新中国成立前火神祭祀中请神仪式的胜芳跨鼓会的老会众进行调查,他们明确地告诉笔者当时参与请神的钹舞孩子是八人,乐队用的是南音乐会,南音乐会为典型的冀中笙管乐,众所周知笙管乐为古老的鼓吹乐,而在地方教坊中鼓吹乐为其主要形式。胜芳摆会仪式是在农历六月廿三。民国时期山西太谷县在农历六月廿三也有盛大的火神庙会:“六月廿三日,东关外会与火神庙会合并(起于民国八年,俗名六月会。会场在儒学、城隍庙、东寺等处,会期一月。商会附设临时会务局,专司会场一切事物。十八年,会议废止,新会仍为一日小会)。”当下,陕西省榆林市、河北省邢台顺德府等地也保留下来在农历六月廿三举行火神祭祀的仪式。这些都证明了胜芳摆会习俗源于明代对于火神的官方正祀,为国家通祀。

(二)火神祭祀被民间接衍

清代以后,胜芳镇得益于水旱码头的优势,逐渐发展为冀中地区一重镇,其花会的数量也越来越多,种类也更加丰富。当地民歌中记载了清咸丰九年(1859)的一次在水上的花会摆会仪式,共计13档,记载了中幡会、跨鼓会、少林会、拾锦会(杂耍)、渔樵耕读(昆曲)等类型丰富的花会。胜芳镇位于东淀的核心区域,淀区内芦苇丛生,水鸟翔集,丰富的芦苇资源使得胜芳镇诞生了专门经营芦苇的行业——草行。旧时在中亭河南岸每逢到了秋冬季节,会出现大大小小百余个草场,草行租赁下这些草场,盛放已收割下来的芦苇。芦苇是一种极怕火之物,停放在草场中的芦苇一旦着火,根本就没有救的可能,这对于草行来说是血本无归的损失。旧时,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理解有限,认为着火就是“火神来了”,为了不再着火,草行就要祭祀火神。“民间的社会、庙会,一方面祈祷上苍神灵以求保佑他们一年收成有望,灾患不生,是人力不能左右自然的一种无奈之举……”在那个消防器材缺乏、科学知识不太发达的年代,人们只能将防止火灾寄托于神灵。旧时在胜芳镇从事草行的人多在胜芳乡艺总会中,到清中后期,乡艺总会进行了会首的交替,薛家辞去总会的会首一职,由世代都从事草行的副会首之一的许家担任。此时,胜芳摆会习俗也由民间接衍了下来,他们认为摆会是为火神出殡,这样火神就不会来到胜芳镇了,也就不会让他们的芦苇失火。

(三)“文革”后从娱神到娱人的“节日狂欢”

当胜芳摆会习俗进入新社会后,各档花会从大户人家资助,变成由“生产队”来支持。可惜的是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難时期,导致了胜芳摆会及各档花会的停摆。“人都饿得直不起来腰了,谁还有心思玩会。”会首王志计这样描述胜芳花会的消失。跟着就是“四清”和“文化大革命”,胜芳花会又被看成封建糟粕,花会中的器物被毁,会址被挪作他用,胜芳摆会仪式也被勒令停止。“文革”结束后,在镇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胜芳花会及摆会习俗在1977年得以全面恢复,至今在总会的会计手中还保留着1978、1979连续两年总会置办摆会仪式所需各种器物的票证。但是,此次恢复的胜芳摆会习俗又发生了一次蜕变,由原来的娱神变成了娱人。由于生产力的提高、文盲率的降低、科学知识的普及,人们已经明白了发生火灾不是由火神带来的,而是防火不力造成的,民众了解到备有消防器材比供奉火神对于灭火更有实际效果。“另一方面,百姓在一年的辛苦之后,庆其有成,借庙会以求娱乐、享受。概言之,名为悦神,实则娱人。”“文革”结束后,群众的文化生活还是比较单一,而丰富的花会资源恰能满足当时胜芳人民的文化生活所需,摆会习俗正是大家在农闲之际最佳的娱乐方式,是民众在摆会过程中得以放飞自我、大胆狂欢的机会,由此摆会仪式也从一种祭神仪式转变为当地民众的“节日狂欢”,成为盛大的民俗文化活动。

二、胜芳摆会的现状

(一)“文革”后胜芳摆会习俗全面恢复

由胜芳乡艺总会组织的摆会仪式,原本在农历六月二十三举行,并还要组织四月初八开始的玉皇大帝祭祀活动,每次摆会活动都持续四天。至1948年胜芳镇解放之际,镇内还没有一点工业化的迹象,没有一个像样的工厂,而到“文革”结束之时,镇内已经出现了十几家中型企业,建立了完善的现代教育和医疗体系,工业化和城市化已具雏形。当胜芳摆会习俗恢复之际,为了适应当时的情况,将四月初八和六月二十三举行的摆会,挪到了春节和元宵节期间举行,分别是正月初三到初六,正月十三到十六。1986年前后取消了正月初三到初六四天摆会,调整为从正月十二到正月十六连续五天的摆会。2004年又将正月十六这一天的摆会路线从古镇区调整到了新区举行,并延续至今。“文革”刚刚结束之际,镇政府为了鼓励恢复镇内的花会,每恢复一道花会补贴500元,并且给参加摆会的社员在生产队中记“10个工分”。在1977年的摆会中,时任镇委书记任俊明亲自跟随总会,走在了摆会队伍的最前面,当时包括各个生产队队长及镇内公检法司等行政部门领导,都亲自跟随在参加摆会的各档花会队伍中,为摆会习俗的恢复保驾护航。从此,在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胜芳花会得以全面恢复,并达到了胜芳花会的再一次辉煌。据统计,1983年共有近40档花会(包括隶属于胜芳镇的三个自然村),不仅数量多,种类也丰富,包含有音乐、戏曲、舞蹈、杂技、武术等比较齐全的艺术门类,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民间文化代表。

(二)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冲击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胜芳镇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在1992年之后,更是到了巅峰。国家级传承人胡德明老先生说过“我小时候镇子边上全是地,现在镇子边上全是工厂”,很形象地说明了胜芳镇工业化的态势。新世纪后胜芳镇的大小企业达到五千余家,当地人也从农民转变为了企业主和工人。“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在全世界范围中都对各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而在中国显得尤为突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完成,带来的是当地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各种娱乐活动也丰富了很多,这给以花会为代表的传统民间文化带来极大的冲击。从1992年到2005年之间胜芳镇消亡了10档花会,即便延续下来的花会,其会众数量也大不如前。

(三)当下的复兴

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越来越受重视,尤其是非遗事业的发展,胜芳镇当地传统花会也得到了全面的复兴。2008年以后当地一些热心青年创建了花会志愿者团队,对镇上的花会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挖掘和整理,并吸引了大量的专家学者对胜芳花会的关注。在多方的努力下,从2010年开始胜芳花会止住了衰退的步伐,2012年之后有四档已消亡的花会得以恢复,并出现了五档新的高跷会。2015年,参加胜芳摆会的花会达到了35档,并且每年递增,2019年更是有45档花会参加了摆会活动。正月十二早晨八点半,南音乐会和跨鼓老会分别站在火神庙的东西两侧,当总会的会众祭拜过火神之后,在乐声和鼓声中,火神被请出了火神庙,落驾之后,总会派人用红纸贴各档花会的“下处”,并派发邀请各档花会参加摆会的令旗。十一点左右,各档花会陆续到达,一走进胡同南口就燃放鞭炮,总会马上敲响直径70厘米的大锣,来迎接此档花会;各档花会行至总会门口的时候,要和总会交换帖子,以示自己前来报到,也表示相互尊重,并且各档花会在前来参加摆会的途中,如遇到其他花会,也要互相交换帖子。十二点左右,随着炮会三声铁炮的巨响,摆会开始。整個摆会队伍中第一档就是总会的大旗,它们代表着旗门,表示各档花会现已在总会的保护之中,摆会中的行动要听从总会指挥;第二档是炮会,遇到桥梁等地要放铁炮,据说这样能驱赶各种躲藏在桥下的鬼怪,以保证摆会的顺利;第三档是中幡会,因为摆会是为火神“出殡”,中幡会就是为火神扛幡的;第四档是保婴会,负责收留因看会而与家人走散的孩童;第五档是胜芳跨鼓老会,相传跨鼓会是火神的耳朵,震天的锣鼓就是为火神开道。后面陆续是40档花会按照总会安排的顺序进行游神走街,队伍的末端是入选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的南音乐会及火神驾。正月十六下午两点半左右,火神像在南音乐会和跨鼓老会的伴奏下,又被送回到了火神庙内,自此今年的摆会结束。这就是被胜芳人称为摆会的游神走会活动,整个摆会活动要历经所有花会会址、现在的街委会。

(注:2019年参与胜芳摆会的花会有胜芳乡艺总会、枪炮老会、北中幡会、保婴会、跨鼓老会、夕阳红老年鼓乐队、夕阳美老年秧歌队、公议老高跷、红红火火秧歌队、红旗公议老高跷、信安同乐高跷会、东公平武术会、西公乐武术会、同义武术会、崔庄子藤牌会、崔庄子秧歌队、杨芬港风云会、北金永一善武术会、北楼高跷会、同义高跷会、同仁武术会、西董风云武术会、石沟公议少林武术会、中华狮子会、泉乐武术会、东公乐武术会、西同乐武术会、进香高跷会、吉庆少林武术会、北楼金勇一善武术会、北楼金勇一善龙灯会、北楼大头会、保安武术会、五虎风云武术会、辛章藤牌会、六合风云武术会、石沟高跷会、南乾庆高跷会、北梨园小车会、崔庄子音乐会、南楼古音乐会、胜芳南音乐、胜芳杠会、火神驾、五道会。)

三、结 语

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既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最为快速的时期,也是各种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冲击最为强烈的阶段,当下,包括城市和农村,我国很多的传统民间文化的传承岌岌可危。几十年来胜芳摆会习俗在时代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其中既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有花会内部缺乏与时俱进精神的原因。

近十年来,胜芳镇增加了不少收费的武馆、跆拳道馆、各种音乐培训机构等,而胜芳花会受传统的惯性影响缺乏与时俱进的魄力,使得一部分孩子走进了这些收费机构,对民间花会的发展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另外我们当前的教育又与中国传统文化脱节,难以吸引年轻人学习民间传统文化。例如我们当前的音乐教育采用的是纯西方乐理,即便是传授传统音乐,也是用西方乐理去解读。本来我们的传统音乐自有一套教育体系,这套教育体系就保留在广大农村的各个音乐会社和班社内,但是这套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年轻乐人,却无法进入到我们当前学院派的音乐体系内,自然年轻人也就放弃了入会学习传统音乐。没有了年轻人,对于传统花会来说,也就没有了希望。同时我们花会内部受“文革”影响中断了近二十年,导致会中缺乏五六十岁的老会众,当八十岁左右的花会管理层退休之后,被迫将接力棒交到了三四十岁的年轻人手里,在会社内形成了“悬崖式接班”,导致年轻的胜芳花会人面对家庭、事业和公益性花会付出之间的矛盾力不从心。

花会是胜芳摆会习俗的基础,民间花会发展的兴衰对胜芳摆会习俗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未来希望全社会能上下齐心,更希望当地民众和政府能一如既往地关心和呵护好当地花会的传承,保证胜芳的摆会习俗能代代相传!

参考文献

[1] 《春秋左传注疏》(卷二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全文电子检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2] 《太常续考·卷一·大祀源流事宜》,刊《文渊阁四库全书》全文电子检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3] 丁世良、赵放:《山西·太古县志》,《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

[4] 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41页。

[5] 对胜芳乡艺总会会首王志计的口述调查资料。

[6] 对国家级传承人胡德明的口述调查。

[7] 洛秦:《“近我经验”与“近我反思”——音乐人类学的城市田野工作的方法和意义》[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4、43- 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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