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湘行散记》和《湘西》荟萃了湘西的一切神秘、浪漫和平凡，也荡出了沈从文回归桑梓之地所感到的“忧郁”，而这“忧郁”来自作者归旅故乡期间看到的乡土湘西的“常”（不变）与“变”，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对历史的理性思考。

【关键词】乡土湘西;人事;“常”;“变”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2-0004-03

作为京派代表作家之一，沈从文始终坚守自己对美的绝对的皈依，认为一切文学艺术只看“美与不美”，不涉及道德伦理，也不必说“真与不真”（《七色魇集·水云》）。沈从文散文的字里行间常常透露着对历史的理性思考，这份历史理性在《湘行散记》和《湘西》中以感性的形式呈现出来，表现在沈从文面对乡土湘西的“常”时有赞赏也有忧郁，面对“变”时有批判也有期待，充满矛盾性。沈从文提到他对湘西的认识“较偏于人事方面”（《湘西·题记》），他回到湘西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翻阅那“一本用人事组成的历史”（《湘行散记·虎雏再遇记》），可见，沈从文所感受到的“常”与“变”是建立在对乡土湘西的人事观察之上的。正如沈从文自剖因为是一个作家，必得去“明白‘人’，理解‘事’，分析人事中那个常与变。”（《七色魇集·黑魇》）

一、湘西的“常”：乡土人事

“常”也就是不变，是常态，也是纲常。在上位者，尽一切权力和武力维持万古不变的社会制度、伦理道德和统治权，是纲常。在下位者，则是在上位者的武力之下和不变的自然状态下努力的保存一切求生的能力，是人事的常态，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存在于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和《湘西》中的“常”是纲常还是人事的常态？从沈从文对湘西人事的偏好来看，这里的“常”是指乡土湘西不变的人事。可具体从不变的生存意志、自然的情感本能和复古的游侠精神三个方面来阐释。

首先，不变的生存意志。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有悦耳动听的各种声音，鼓声、水声、笑骂声;有清丽动人的各样风景，码头、悬崖、香草植物;有神秘奇妙的各式人物，水手、商人、兵匪。在这片奇异的土地上，沈从文处处感受到“生存或生命”（《湘行杂记·过新田湾》），特别是与“一群没灭无闻沉默不语”为生存付出一切的人同船共度十几个日夜后，他更感悟到这些淹没在历史长河里的人仍然保存着代代不变的求生的自然本能的伟大和庄严。水手是沈从文小说里的主人公，如《边城》中的天保大佬和傩宋二佬都是水手。同时，水手也是沈从文散文中的主要描写对象，且在散文里的水手更具现实性。《辰河小船上的水手》细致地介绍了船上水手分工及他们为生存必得付出的努力，这些人只要在船上必要每天天明时起干到天黑时止，他们在能用力气的时候，就任其榨干一点一滴力气。已过古稀之年的老者，依然在河边等待着再压榨最后一点力气做一回水手，谋一点生存，这精神力量使作者感动，“人快到八十了，对于生存还那么努力执着，这人给我的印象真太深了。”（《湘行散记·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另一群埋头为生存努力经营的人是妓女，“这些妇女使用她们的下体，安慰军政各界，且征服了往还沅水流域的烟贩、木商、船主，以及种种过路人”，她们不会任自己吃白饭，即使生病了也还坚持，直到回天乏术，抬到空船上孤寡老妇人身边去，在那里咽下最后一口气。“毫无希望可言”（《湘行散记·桃源与沅州》）。在生存面前竭力挣扎的矿工也令作者心生敬佩和温暖的爱，向大成是矿里的工人，妻子帮人补补衣服可得一些补贴，两人共生养了七个孩子，只有两个女孩活了下来。大女儿被驻军排长引诱破身，此后成了水上一名妓女，最后因为洁净的灵魂不堪受辱而自杀。二女儿在父亲被煤块砸死后，也成了妓女的预备队员，母亲认为“再过四年，就可挣钱了”。（《湘西·辰溪的煤》）这些 “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而挣扎，“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的人，他們似乎与历史毫无关系，“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思虑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作者感到惆怅，感到无言的哀戚和忧愁。同时，作者也为这些人的生存与单纯而柔软了心灵，生了感动，这时节，作者陷入了矛盾和纠葛，一面忧郁，一面温柔。

其次，自然的情感本能。熔铸了热情、纯粹、强烈生命力的情感是沈从文所推崇的来源于自然的本能情感，那是生命热情洋溢的表现，也是人与人之间发自本能的需求与信任促成的。湘西河边妓女肉体虽然不能自主，但大都有一颗多情的心和自由的灵魂，肉体虽然在不同的男性之间来去，多情的心灵却与在水上生活的水手结下恩情，彼此倾心，相互扶持。《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里的水手和妇人之间缠绵缱绻的情感让从城市归来的作者感到心底一阵柔和，欢喜不已。夭夭年纪才十九岁，却被一个五十多岁的老烟鬼占有，且将她看作妓女，只要有人供土供财就让床让位。但老烟鬼能禁锢夭夭的身体，却拘不了夭夭年轻的心，灭不掉她对单纯的情爱的幻想，当看到在城市里打磨过的脸色白净着装周正的作者时，便挪不开眼，产生了爱情的幻想。

最后，复古的游侠精神。沈从文认为游侠精神是古典的，是从远古传下来的血脉，深深地植根在湘西人的血性里。游侠精神蕴含古风，与“山高水急，地苦雾多”的湘西乡土共同孕育了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帮派文化，“重在为友报仇，扶弱锄强，挥金如土，有诺必践。尊重读书人，敬事同乡长老。”《凤凰》一章浓墨重彩地挥就了闻名于川黔鄂湘各边区的田三怒勇鸷彪悍的性情。张姓汉子当街轻视了田三怒，夜晚就被杀了。姓王的辱骂了田三怒，但王家老母亲自去道歉，田三怒果然没有对付那儿子，反而给了钱让他开面馆。这样的一个人，被本地人暗杀，临死前还撑着打死一个行刺者，最后自己开枪结束了生命。沈从文私以为田三怒的死去，是当地最后一个游侠者的完结。但沈从文并不认为游侠精神就此中断，相反游侠精神流淌在湘西人的血脉里，读书人、军人、政治家都蕴含着游侠风度。陈老先生的为人处世、待人接物有侠者风范;少壮军官如顾家齐等虽面如大学生，但精神上多有游侠遗风。对游侠精神的推崇，实在出于作者对民族人格重塑和国家未来发展的思考，游侠精神同带有原人意味的雄强的生命力一样，产生在过去，孕育了未来。

二、湘西的“变”：现代化

在《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里，沈从文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辩证的历史观，“历史在发展，人的思想情感在发展，一切还是要‘动’和‘变’”。理性上关于历史发展的思考，其实来于过往实践和经验，《湘行散记》和《湘西》中，作者以自己以往的经验和认知为基础，看到了乡土湘西在战争、鸦片和现代文明的侵蚀下所发生的改变，部分人失去了体现庄严生命力的生存方式，不尊重生命和时间，乐于苟活在无所谓里面。但历史长河里，时间是公平的，它总是“尽强健的爬起，尽懦怯的灭亡”（《湘行散记·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带着优胜劣汰的进化意识，沈从文看到了深爱的乡土湘西大地上民族人格重塑的艰难。在沈从文的观念里，优胜劣汰的“优”，是雄强的生命力，是复古的游侠精神，是单纯的情感需求，是本能的生命热情，是不变的生存意志，是乡土湘西本地的生存文化。“劣”则是与乡土湘西在空间上相对立的懦怯、虚伪、荒芜、萎靡的城市文化。《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里塑造了一个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印瞎子形象，印瞎子对鼻子的神力坚信不疑，因战争得了点权力，就丧失了对生活的追求，穿玄狐袍子，吸大烟，沉湎在享乐虚耗之中，他自认为“性命横顺是捡来的，不穿不吃做什么”。《箱子岩》里的跛脚什长，在沈从文看来，十几年前应该还是个在船上蹦跳欢乐的可爱孩子，在战争中瘸了腿，归乡之后利用伤兵的名义做起违法犯罪的生意，作者痛恨跛脚什长这种“可以溃烂乡村居民灵魂的人物”，但更不可理解的是战争存在的意义。湘西人精神上的溃烂和萎靡让沈从文忧虑，但又无可奈何，《老伴》里梦想做一个上尉副官的成衣人之子，发誓以后要娶一个明慧温柔的绒线铺小女孩做媳妇。十几年后，却变成一个被时间和鸦片烟毁灭了的老人，安于现状地守着绒线铺子。沈从文被时间的磋磨能力惊呆了，生了怯懦之心，不敢与当年的朋友相认，“在历史前面，谁人能够不感惆怅”，谁人能够不感无可奈何。《滕回生堂的今昔》以东门桥为对象，东门桥在作者看来是一个社会的雏形，那上面有做各种生意营生的各行各业的人，卖肉的屠户，剃头的，缝衣的，卖药的等等。但历史覆灭了这个社会雏形，鸦片、战争摧毁了这个曾经活力干净的桥，桥上再没有那些营生的各行业，代之以十几家烟馆和卖烟具的杂货铺。

新文化运动一扫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老轻少的现象，青年成了社会重视和歌颂的对象。沈從文深受新文化运动各种思潮的影响，也将青年看作民族和国家未来的基石，对青年寄予了深切的厚望。但现实中的青年迷茫无措自大的状态令沈从文感到忧虑。“在长沙有五个青年学生来找我，在常德时我又见着七个青年学生，一谈话就知道这些人一面正被读经打拳政策所困辱，不知如何是好。一面且受几年来国内各种大报小报文坛消息所欺骗，都成了颓废不振猥琐庸俗的人物，一见我别的不说，就提出四十多个文坛消息要我代为证明真伪。都不打算了解本身能为社会做什么，愿为社会做什么。对生存既毫无信仰，却对于一 二作家那么发生兴味。”这些读书人没有切实地去考虑怎样为社会做些有意义的事，专门关注如何靠作诗写作成名，沈从文看到他们精神上营养缺乏的实态，感到不满和忧郁，痛悟“一切皆完了”（《湘行散记·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然而沈从文绝不会对青年真正地失去信心，相反有更多的劝诫和引导。他希望湘西少年们能不虚空蹈无、空谈天下，而是切切实实地去体验和认识乡梓之地的落后处和优胜处，不人云亦云，要独立思考，认识到故乡地上地下蕴聚如此丰富，实可“寄无限希望于未来”，因此他认为《湘西》的最好读者“也许应当是生于斯，长于斯，将来与这个地方荣枯与共永远不可分的同乡”（《湘西·题记》）。

三、乡土湘西与沈从文的历史观

从感性层面来说，面对湘西地上人事的“常”与“变”，沈从文所抱持的是一种矛盾的心态，有忧有喜。从理性层面来说，这种矛盾的心态根植于沈从文对民族个性和国家未来的忧虑与思考。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沈从文都盛赞湘西人民身上所拥有的那股不屈不挠的生存意志和热情洋溢的情感本能，与此相对的是城市人虚无、颓废、无谓、软弱的生存方式。在沈从文看来，乡土之上带有雄强的生命力和彪悍、无所畏惧的游侠精神才能给羸弱的民族注入一股新鲜血液，发展到新的未来。

一方面，湘西水上陆上人民的生存能力一直没有改变，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和困苦，无论历史如何让他们保持“失语”状态，这些挣扎忍耐的人始终沉默着，沉默着在土生土长的世界里，靠自己能力谋生。七八十岁的老人依然在水边等候生意来临，为了几百钱去帮人拉船。上了年纪的妇女，为了生存，只要还有能力，仍然住在水边吊脚楼上，尽自己薄弱的能力，唱曲赔笑，尽自己一切能力去求生存。坚韧的生存意志为民族未来竖起了顶梁柱，但面对这一群只知求生存的人的生存形式，沈从文在感动的同时也感到担心，“从他们应付生存的方法与排泄感情的娱乐上看来，竟好像古今相同，不分彼此。这时节我所眼见的光景，或许就与两千年前屈原所见的完全一样”（《湘行散记·箱子岩》）。这样一种无法撼动的常态，去除了一切生命的意义，只留下生存的意志。沈从文不禁疑惑，他们是否思考过生命的意义这件事。沈从文深知这地方人的生活源出自然，与自然同频同调相适应，但这与自然相契合的生活，若不设法改造，“将不免与自然同一命运，被另一种强悍有训练的外来者征服制驭，终于衰亡消灭”（《湘西·泸溪·浦市·箱子岩》）。所以，沈从文希望这些人“放弃过去对自然和平的态度，重新来一股劲儿，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湘行散记·箱子岩》）。同时也希望人人有一颗悲悯心和责任心，面对落后的湘西，面对危急存亡的国家，多一些“爱”和“不忍”（《湘西·泸溪·浦市·箱子岩》），因有“爱”和“不忍”，人才不会堕落，也不敢堕落，而是有了勇气去承担责任，施予“爱”和“不忍”，重塑民族未来。

另一方面，战争、鸦片和城市现代化的生活侵入了乡土湘西，改变了当地的自然社会状况和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与生命观念，一些人因战争溃烂了灵魂，一些人因鸦片和懦怯活得虚无，一些人因鸦片和时间使精神和躯体都衰老了，原来有各行各业的店全变成了烟馆和卖烟具的店铺，这一系列变动让沈从文感到一切毫无希望了。青年读书人爱名趋利、好高骛远，偏于想要写写诗就成为名人，对国家民族没有真诚的思虑过该做些什么，没有真诚的“爱”人和“不忍”人之心，更让沈从文觉得“一切皆完了”。但历史一直在改变，这是不可忽视和阻碍的，“目前它在动，在变，在发展，人和物无不如此”（《湘西·引子》），沈从文在历史面前感到无可奈何的同时，也看到希望和未来。能担得起“使多数人活得稍像活人一点”的艰苦伟大工作的应该是青年人，“一群结实精悍”“心怀雄心与大愿”的青年（《湘西·辰溪的煤》），他们具有乡土湘西古已有之的坚韧的生存意志和湘楚大地高山绿水云雾孕育的游侠者精神。

四、结语

《湘行散记》和《湘西》是沈从文创作风格和审美观念成熟时期的散文佳作，里面涉及了湘西人与事，凝注了沈从文对湘西的爱与怜、不满与期待，他看到了湘西人事的“常”与“变”，欣喜于乡土人的生存意志、浪漫性情、游侠精神的延续，忧虑于战争、鸦片和城市文明对乡土风情的强力破坏，无奈于被历史湮没的麻木无知挣扎着努力生存的小人物，寄希望于融合古老生存观念、游侠风范、“爱”与“不忍”之心和现代知识于一体的青年人。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11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1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3]陈夫农.湘西游侠精神：沈从文创作的精神支点[J].东岳论丛，2016，（1）：107-113.

[4]李谫博.沈从文“湘行”散文的生命观解读[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106-109.

[5]陈非.民族品性的失落与重构——论沈从文湘西题材系列散文[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2，（2）：28-32.

[6]吴投文.写实与“造梦”的诗意融合——沈从文 《湘行散记》和《湘西》散论[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99-104.

[7]王本朝.生活在别处：沈从文的《湘行散记》[J].贵州文学史刊，2016，（3）：5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