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陆机的《文赋》是我国古代文论史上第一篇论述创作过程的专著，其中有关创作主体的素养一部分是文中着墨颇多的地方之一，亦是在创作实践中难以绕开的一环。陆机对创作主体素养的探讨能够给人们创作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帮助人们在创作实践中，选择合适的方法论。创作之前离不开对现实外物的观照，也需要自身文化素养的积淀。因此，详尽分析陆机之“玄览”“典坟”观，剖析其中的理论价值，对指导当今创作依然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文赋》;玄览;典坟;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6-0042-02

基金项目：贵州师范大学与贵州师范学院2020年度研究生专项科研基金“陆机《文赋》的创作观及其对高中写作教学的启示”（2020YJS07）。

创作，是一种高级而复杂的心理过程。创作主体需要受到一定的激发，才有创作的心向。陆机的《文赋》开篇即论述了创作源泉、创作动机这一非常重要的问题，认为创作的心向来源于察览外物与阅读书籍，其语云：“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伫立世界之上，察览万物;阅读典籍，陶冶情志，收获知识，唯有二者才可能触发创作者的心灵开关。可见《文赋》之中的“玄览”“典坟”对于人们创作主体来说价值不菲，对于今天中学的教学写作也具有其意义。

一、“玄览”：察览万物

“伫中区以玄览”是指站在世界之上，深刻地观察万物，以引起文思，引发创作冲动。程会昌注：“中区，谓宇宙之中也”，[1]16站立在宇宙之中、天地之间，强调在实际生活中“玄览”万物。对于“玄览”一词，钱钟书先生认为，“区中即言屋内”，[2]1181这一句表示站在屋内，把玩书卷，阅读书籍。徐复观先生认为，“玄览”的对象是时代。郭绍虞先生则认为“玄览”是指深刻地观察。

李善注：“《老子》曰：‘涤除玄览’，河上公曰：‘心居玄冥之处，览知万物，故谓之玄览’”。 [3]15道家认为，为了接近、体悟道，就需要人的内心保持虚静，洗涤人内心的各种欲望、成见。但是如何做到“虚静”，庄子提出了“心斋”“坐忘”，消解人的知觉感官，离形去知，方可体道。可见，“‘虚静’是排斥人的一切具体认识与实践活动的”，[4]67虽然它力图想要达到一个“大明”的境界，期待从内心深处把握世界、宇宙的变化规律，但这些都是在“必须抛弃一切具体的、局部的、主观的‘视’‘听’‘知’等”[5]68的基础上才能进入“大明”境界，因此，道家的“玄览”更加强调一种“悟”，而忽视技巧与实践，这就与人们创作中细致深刻地观察、体验相矛盾。当然，在创作中，是需要保持一种专心致志的状态，在这一点上两者是有契合的，但是创作中的“虚静”并非道家哲学中的“虚静”。

外物，是写作的本源、写作的基础。外物包括自然界景物，也包括社会万物。作为客观存在的自然物，是写作者首先需要触及的对象，在认识它的基础上再对其进行阐发。但，不论是物质世界的自然物，还是有关人类社会的生活经验、社会内容都可以为写作提供丰富的原料、凭借。人们不可能凭空进行创作，创作都需要有外物的支撑、依托。而外物，恰好又可以激发写作者的感知觉与思维活动，引起写作者的情感变化、引发写作者对该事物的联想延展，调动写作者的创作激情，促使写作活动的开展。

可以说，自古至今，无一写作者不强调对外物的深刻省察与感悟。陆机对此也进行了细致地阐述。触物而情兴，情兴而文思起，这自然是创作的重要源泉之一。除却自然景物还有与社会相关的生活经历，陆机虽未提及，但是在其诗文中也呈现了对社会生活的诉说，如《叹逝赋》感叹亲戚稀少、人生苦短;《思归赋》抒发归家之情;《猛虎行》写自己在外行役，抒发功名未遂的苦闷等等，都可以看到陆机对社会生活的体悟与抒发纳入自己的创作范围。因此，不能说陆机只重视自然外物的省察触动，而缺少对现实生活的深刻认识，可能是因为《文赋》属于赋体文学，而非专门的论述文章，由于形式的限制，不能全面地论述其对外物的认识，但这依然不能磨灭陆机对于创作源泉之一——深刻地观察、感受外物以激发写作动机的正确认识。

二、“典坟”：阅读经典

陆机谈到的第二个创作源泉则是阅读经典书籍，在经典书籍中颐养情志，丰富知识。同外物一样，书籍也会引发写作者的创作激情，“慨投篇而援笔”，这里的“慨”即是阅读前人书籍后有所感慨，而引发写作的兴趣与冲动。因此，不仅外物能够引起写作者的情感变化与写作冲动，阅读先世的图书典籍也具有此作用。

书籍中承载着大量的知识，也提供诸多写作素材。写作是需要有一定的知识积累的，不熟知相关的知识往往也写不出好文章。写作者最少需要具备以下几种知识素养：一是基础知识，诸如文史哲等;二是文体知识，写作者按照文体规范选择材料、组织结构，选用恰当合理的表达方式;三是学科专业知识，若写作者需要从事涉及某一专业的写作，就要对该专业的知识理论有细致的研究。所以，无论是什么知识，储备得越多，对写作就越有益处。魏晋南北朝时期便盛行模拟之风，许多文人志士在阅读完前人作品后纷纷借用素材，进行仿写。比如陆机的拟古诗《拟迢迢牵牛星》，拟乐府诗《猛虎行》等等，都是在充分阅读、积累前人作品的前提下写成的。

阅读经典书籍，颐养情志，还是“获取改造、规范、控制和表现‘情’的方法的途径”。[6]我国古代对于创作的一个基本原则与态度是“发乎情，止乎礼义”，情感的自然流露是人之本性，而“止乎礼义”，则是儒家对情感的规范，是先王教化的结果，是一种理性的约束，“从创作活动的过程来说，则是一种末端控制”。[7]唐大圆注：“凡人之情志，皆有所以颐养者，方不至于纵放失度。文人之颐养情志者何物乎，即所谓三坟五典等之书籍而已”，[8]16这里所提出的颐养情志的“情”就与发乎民之本性的“情”不一样，在阅读书籍中颐养的“情”，已经对本性之“情”有所规范与熏陶，是在创作前的前端控制。“止乎礼义”是外在社会、君王、礼教所导向的结果，具有一种强制性的理性的约束，而陆机在阅读书籍中颐养情志则是主张一种内在的、自发的、无外在规矩约束的阅读行为，这就是人们在阅读中可以获取到的对“情感”的自动规正，在写作实践中，必然会受到影响，将稳定的、规正的情感自动地阐发出来，逐渐形成自己的价值情感系统，而并非外在约束下的理性自觉，由此可见，阅读的力量对于创作者影响之深广。

综上所述，《文赋》的“玄览”观力求让人们立足于现实社會，关注周围外物;“典坟”则更是凸显对创作者本身的规定限制与影响。二者作为写作主体必备修养的两个方面需要重视，更需要长时期的积累与锤炼。而《文赋》作为距今千年的创作专论，仍有许多值得人们深入学习的地方，尤其是关于创作主体素养的理论精髓是人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的。

参考文献：

[1]张少康.文赋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张少康.文赋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4]张少康，刘三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5]张少康，刘三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6]章建文.学问与性情：“颐情志于典坟”的内涵与意义[J].社会科学辑刊，2010，（04）：238-241.

[7]章建文.学问与性情：“颐情志于典坟”的内涵与意义[J].社会科学辑刊，2010，（04）：238-241.

[8]张少康.文赋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作者简介：

卢星彤，女，汉族，贵州瓮安人，贵州师范大学与贵州师范学院联合培养2019级学科教学（语文）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语文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