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世俗与诗意

2021-09-10鹿苇

今古文创 2021年16期
关键词:长恨歌王安忆

鹿苇

【摘要】 日常生活中的物作为书写对象大量存在于《长恨歌》中,王安忆极尽繁复细腻描写之能事,以种种琐细的日常物建构起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和城市形象,印证了柴米油盐才是上海历史的底色的观点。王安忆善于以物丰富小说的修辞,所写之物与人具有互文的关系,很多日常物具有女性特征和人的欲望色彩,人则或多或少被物同化、异化。意蕴丰富的物與人、社会相关联,可谓以物观人、以物观世的经典。

【关键词】 《长恨歌》;王安忆;物质书写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6-0013-04

中国文学有着数千年写物的传统,“名物”历来备受重视。物的发展、人与物的关系变化昭显社会的变革,物作为文学书写的对象广泛存在于文学作品之中。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物的商品属性与物我矛盾的社会现象使得研究者与创作者往往对其怀有相当的戒心和偏见,物长期被置于人的对立面。马克思认为商品使人变得不是“自由的存在”,用“商品拜物教”的观点形容人在无意识中被资本主义物质文化支配的现代困境。在十七年文学中,对“物”的迷恋成为追求落后、腐败的生活方式的表现,进而引发批判与反省。然而物与人的关系在生产消费逻辑之外还存在另一面,在情感互动中,物成为情感的载体而富有温度和文化意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物的转向”,引领着文学研究对物产生不同向度的思考。从物质性出发不仅可以探索其中包蕴着的“诗学思想”,而且也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批判契机”,成为新世纪理论批评的一大重要趋势。[1]

《长恨歌》是物质书写的典型代表,作者将视点下移至日常生活,着重于书写日常生活中的物,并对此持有复杂、暧昧的态度。王安忆一方面以细腻的笔触描绘日常物,浸透着消费与欲望的色彩,甚至扩张到消解人的精神主体性的程度;而另一方面,又以物为生活细节的生动阐释者,物负载着人的记忆与情感,成为日常生活的烟火气与诗意美的忠实记录者。本文试图探究《长恨歌》中的物质书写如何处理人与物的关系,如何实现对社会、文化与历史的建构以及对人们生存状态的叙述,并探索“物语”反映出的庸俗奢靡与诗意优雅并存的复杂现象及作者的意识观念。

一、细腻繁复的物质书写:日常生活的建构

王安忆致力于讲述“一个城市的故事”,她极尽繁复描写之能事,对各种琐细的日常物和生活细节倾洒笔墨,将它们视为上海日常生活的表现者。这取决于王安忆叙事的价值动机,她意图证明茶米油盐的小生活才是上海历史的底色,因此着眼于从日常生活中的物里挖掘上海独特的生活规律、氛围与文化。作者所写之日常物既可以展开情节,又能塑造人物,建构城市形象,这在空间环境、服饰装扮、饭食茶点与闲暇玩乐等多个方面都有鲜明表现。

首先,故事的空间环境是通过各式各样具体的物来建构的,比如上海弄堂、闺阁、爱丽丝公寓、邬桥、平安里等等。文章开篇就用很大的篇幅描绘上海弄堂,其中有精雕细作的老虎天窗、木框窗扇、细养的月季花、凤仙花、交错的竹竿与衣物…… 呈现出精微细腻而又实在平淡的特色。爱丽丝公寓陈设考究精致,华美的窗幔、绣花的脚垫与帐幔、流动着绸缎光泽的木器,让它无愧于“绫罗和流苏织成的世界” [2]之名,精致奢靡背后是文化价值观的混乱与堕落。专供避乱的邬桥,则是一个绝佳的疗伤地。大片的栀子花、长流的河水、黑黑的屋檐和弯弯的桥讲述着空和净的哲理。总之,对每一处居所中的物的详细描绘,大都体现、呼应着人物的性格和经历,显示着上海的不同风貌。

其次,小说的物质书写不仅体现在生活环境的建构上,还表现在对种类繁多、各具特色的衣食的刻画上。上海市民生活的芯子是穿衣吃饭,衣与食都是作者着力表现的对象。王安忆对于服饰装扮的描写可谓精致至极,质料、色彩、样式、工艺、搭配、妆容无不涉及,展现人物的万种风情,反映出情感和生活状态。例如王琦瑶第二次见李主任时,“换一件白色滚白边的旗袍,一半家常,一半出客的样子。妆却是化重了一些,正红的胭脂和唇膏,不致叫那素色扫兴的意思,臂上挽一件米黄的开司米羊毛衫,不是为穿是为配色。”[3]素雅的搭配反映出王琦瑶的稳重、精明和对李主任的用心。繁复细腻的服饰书写背后,是深入人心的追求美与时尚的价值观念。

至于上海市民的吃,则可以称得上是最日常的景致。王安忆对饭菜茶点的描摹具体细腻,在“下午茶”和“围炉夜话”两部分中尤为突出。萨沙的苏联朋友烤的大圆面包颇具民族特色;王琦瑶、毛毛娘舅等人烤朝鲜鱼干、烤年糕片、涮羊肉、下面条,小天地里的闲谈吃喝堆起了他们悠闲而精致的生活;泡饭和黄泥螺则隐隐透露出王琦瑶生活的艰辛。从吃食可以看出人的生活状态、价值观念和细腻情感。

在现代文学中不乏物质书写,张爱玲和新感觉派是典型代表。新感觉派热衷于描写新奇、时髦、极富感官刺激的现代事物,展示上海都市的千变万化和表层虚浮的繁华。张爱玲与此不同,她更多的是深入个人空间,刻画世俗生活的细节,以窥探复杂的人际关系,揭示人性阴暗。王安忆似乎把这两种阐释方式进行综合,她偏爱刻画人物的日常生活,但她笔下人物的生活环境更为开放,几乎不见家庭的束缚和封闭的空间带来的压迫。广阔的生活环境的展现得益于王安忆开阔的叙述视角,相较于张爱玲笔下封闭、私密、矛盾的都市空间,王安忆的叙述在“流通的开放性空间里全面展开”[4],包含着更为丰富的社会内容。

小说里的种种物品,既具有商品属性,也在流通过程中发生了价值“偏移”。在物质文化研究者阿帕杜莱看来,短期内的偏移策略可能引起在消费领域内的变化,从而逐渐改变商品长期的流通模式。[5]《长恨歌》中的物品不是生产出来成为商品为止,而且很多在市民的生活中变成了收藏品、展览品、精致生活的象征、时尚的组成,成为经营日常生活的长期需求。审美风尚影响了消费的模式,物的存在经由此建构着社会的形态。

二、物的人化与人的物化:物与人的纠缠

王安忆繁复的物质书写演绎了欲望的膨胀,甚至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既有的人与物的主客体关系。人的能量与情感投射于物,人与物有着互文的关系。作者赋予笔下的物以人的性情,使物有了女性的特征和欲望色彩,人在一定程度上被物所遮蔽或同化,理性功利的色彩突出,情感与思想变得有些苍白,这是物的膨胀达到一定的程度的结果。

小说中的物时常带有女性视角选择的痕迹。无论是风中的香水味、橱窗中的女装,还是厅里的康乃馨、窗帘上的大花朵,都似被情调点染,到处都“回旋着种种女性对于这个世界的小感觉”[6]。

上海的独特民居弄堂宛若一个婉媚神秘的女子,虽历经风雨但风情犹在。它有着谁也拦不住的款款风情,也有骨子里的防范。精雕细做的木框窗扇、细心细养的月季花、点点绿苔展现出它娇美的一面,触手的凉和暖、带着点私情的衣物则是它性感特征的体现。弄堂里的闺阁更是纯然一个女儿心,密密的针脚与书页上的字好像诉说着心事,清晨的窗户透着等待的表情,被少女的情思濡染。

物不光带有人化的女性色彩,而且由物的性质和其与人的关系可以“观物比德”,洞悉人的性格,透视人的处境和命运,反映做人的道理,这是物的“人化”的另一种表现。“物语”讲述着人的情感和故事,因此蒋丽莉、毛毛娘舅看到王琦瑶家的家具陈设便能读出她的经历。价格适中的糟鸭蹼、干丝与回请别人时精致可口而又老实本分的饭菜表现出王琦瑶的礼貌与聪明;而糟鸭蹼与干丝之于程先生,則多了几分深情的意味。另外,扑克牌、麻将等物的玩法和其中蕴含的道理与做人的道理相通是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吹牛皮”往往是不吹牛的人赢,十三支麻将牌的搭配既给人机会也限定人的机会,都是物与人相勾连的体现。

与此同时,人则表现为向物趋近。王琦瑶所经历的试镜、拍照片、参选上海小姐、被包养到作为上海旧风情的代表出现,是将自己的外在交与别人进行评判,从而具有似商品般可以衡量的价值,进而获得名与利。王琦瑶的美是家常的,具有能钻入人心里的“乖”,这些特质令她得以进入社会的流通——占据了杂志的封里和照相馆的橱窗,赢得了“沪上淑媛”“三小姐”的美名,成了某种符号象征。

不光女性在小说中具有物化的价值,男性亦如此。张永红将走马灯似更换的众多男友对她的喜欢,作为抬高自己身份的凭借就是一个典例。西马理论家曾提出“物化”的概念,以此指称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了的人与人的关系,《长恨歌》可以看作将“物化”概念运用于叙事之中的范例。

对物质偏激地追求以至抛却人生的意义,只为短暂的物欲享受,更有甚者虚伪畸形、轻视人命,如此等等均是物对人异化的表现。其中,性别资本化是人被物同化的典例。在上海都市中,女性有意无意地以自己的身体作为实现某种功利目的的筹码,自由解放演化为堕落放纵,性别与身体成为一种资本化的存在,作者对此呈现出既有谴责也有宽容的暧昧态度。这体现出西美尔所说的现代社会的双重标准,即这个社会对“文雅的卖淫”(女性并非货真价实的妓女,用身体所交换的是某特定功利目的)与“可怜的卖淫”(街头妓女)所实行的双重标准。[7]

王琦瑶第一天住进爱丽丝公寓时有这样一段描写:“李主任将她的头发揉乱,脸上的脂粉也乱了,然后开始解她的衣扣。她静静地由着他解,还配合地脱出衣袖。她想,这一刻迟早会来临。她已经十九岁了,这一刻可说是正当其时。”[8]这其中并没有太多身体感受与思想情绪,而呈现为一个简单而自然的身体交换行为,折射出功利算计对主体内在感受的挤压。而作者对待“爱丽丝”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通过蒋、程等人惊诧、哀伤的情感表达对王琦瑶们的批判,而另一方面,将爱丽丝们比作“天地间的钟灵毓秀”“这城市财富一样的东西”[9]则隐隐表露出欣赏与对性别资本化的认同。

李主任送给王琦瑶的金条是王琦瑶性别资本化的结果,是小说中一个相当有分量的物,它与王琦瑶的人生有着极密切的联系。金条在李主任离开后一直是王琦瑶的精神寄托般的存在,当她明白无法再嫁人之后,金条更是成了坚实的依靠。金条作为王琦瑶性别资本化经历的见证和果实,为王琦瑶的生活增添了一份坚实,这是其利处。但王琦瑶最后因一箱子黄货的传闻而碧落黄泉,又显示出对她过往的深深嘲弄。金条将王琦瑶推向了生命的高潮与堕落的起始,以金条贯穿起她的年轻美貌与年老珠黄,讲述了以身体为功利筹码既会因此得利也终将因此毁灭的现实道理。

王安忆善于以物丰富小说修辞,从人化的物和物化的人的描写中,可以看出对物的偏爱与强调,这是人与物亲密纠缠以至互相同化的现象的表征。究其原因,这是日常生活极大占据人生的必然产物。正如王安忆在中篇小说《“文革”轶事》中所说:“它是可视可听可触可感的日常化生活,它们具有无限膨胀的特性……带有一种霸权主义,垄断一整个人生,一点不好商量。”[10]

三、物质至上还是诗意栖居:以物观人、以物观世

意蕴丰富的“物语”是王安忆讲述城市历史的重要凭借之一。小说中的物之荣衰、物之观念反映出人的生活观念与生活哲学,透视出社会风气和社会状况,可谓以物观人、以物观世,生发出小说的思想内涵。小说以弄堂为始,中间经历了多处空间的腾挪,最后以平安里为终,聚焦的是一个不平凡的上海普通市民的生活,作者时而冷眼旁观,时而与人物同悲同喜,创作背后是作者的意识观念的体现。

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市民生活既有浮华、奢靡之嫌,又透着诗意与优雅。一方面,《长恨歌》中的物极大占据了市民的日常生活,物质追求的膨胀对人的生活造成了侵略与压迫,有人借此批评小说中建构的上海是被金钱与欲望充斥的社会。而另一方面,由于作者笔下的物不只具有消费价值,且因情感与记忆的承载而具有情感的温度、历史的厚重感和典雅的文化意蕴,为生活带去了诗意,从而在负面属性之外扩充了物的内涵。将生活雕琢到极致,艺术成为日常化的存在,物变得富于情调有意义而成为展览品、收藏品、艺术品,实现了物质文化研究者阿帕杜莱所说的物品价值的“偏移”,从而以独特的方式参与着世态人情的建构。正如学者孟悦所说,物除了对人产生压迫外,“还以空前亲密的方式探入人的内在空间”[11],建构着人的精神世界。因此,《长恨歌》所建构的物之世界既不能笼统归结为都市消费主义下的无主体性、无价值“拜物”,又不是诗意超脱的世外桃源,而具有其复杂性。亦或者说,正是因为《长恨歌》中的物质书写颇为贴合日常生活和世俗人性,因此物既具有世俗的底色,又从世俗中渗透出了情味。

小说物质书写的复杂性,是对上海市民的生活常态的表征,透视出社会风尚和作者复杂的思想观念。上海市民对物质的看重既是出于对精致生活的追求,又是无意识中被物质至上的观念支配的结果。上海的繁华是个势力场,人们过日子把物质利益放在首位,交友带着功利心,说话、做事都靠精明的算计。这为人们的生活带去便利不假,但王琦瑶因金条传闻而碧落黄泉的悲剧结局,长脚因虚荣而变得畸形病态,康明逊等人沉湎欢娱而过着虚浮、无意义的人生等情节设置流露出作者对世俗金钱观念统治下的糜烂、无意义等弊端的抨击。

再者,作为一部讲述历史的小说,将其中的人与物放在社会变迁中观照同样可见作者对庸俗、功利的质疑与批判。薇薇等年轻一代愈加看重物质财富而丢失了往日的优雅,粗制滥造之物涌现,整洁与精致渐渐走样,王琦瑶对时代越来越“脏和乱”的评价、时尚新标志张永红对旧风情的崇拜等等都透露出作者对现代上海的指责,对过往优雅的眷恋,对上海旧日繁华的追思。与此同时,小说也呈现出复杂性,一方面在追忆旧日繁华,另一方面又以长脚等粗鄙化的怀旧模仿者和王琦瑶不光彩的死表现怀旧的虚空,从而解构了所谓的“上海繁华梦”,从这个角度来说,王琦瑶这个人物又寄托了王安忆“对上海怀旧梦的质疑”[12]。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小说中有上述指责、批判和以解构表现出的质疑之话语,但难掩对王琦瑶等人的物质观的褒扬和对庸俗、奢靡、功利的体谅。王安忆很看重王琦瑶们的名利心之于上海繁荣的意义,“倘若没有这名利心,这城市有一半以上的店铺是要倒闭的。”[13]奢华与世俗被提升到了支撑着城市的繁华景色的高度,体现出了王安忆对王琦瑶们的功利追求的体谅与肯定,也印证了日常生活等同于上海生活芯子的观点。“在那个严重匮乏生活情趣的年头里”[14],王琦瑶们用简单的材料便使生活增加了光彩,她们身体力行地“传播着实事求是的人生意义和热情”[15],这是作者有意通过评论肯定王琦瑶们的功利之心之于生活与社会的正面意义。此外,王安忆也为这种世俗的文化价值观的产生作了辩护。为物质注入情感,追求诗意雅致的生活,为的是在飘零生活中仍能把握住一些切实的存在。“握牢自己手中的那一点”[16]中透着坚忍,也是明知无法做出大贡献而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挣一点小风头的无奈。

王安忆有意在政治动荡的年代里,开辟出一个封闭的私人天地,远离政治亦与时代大背景脱节,所以这些小人物专注于过自己的小日子。这般与主流历史特意拉开距离,着重表现市民阶层的女性的生活状态,是王安忆独具特色的女性视阈下的历史书写的产物。从中反映出的对于改造国民性的深刻意义的疏离与对物质至上的尊崇招致很多批评,对庸俗人生观过多的体谅与玩味也带来了很多局限,但小说对于女性生活哲学、上海市民精神的思考和对人的处境的关怀也确有一定的再认识价值。

上海物质书写揭示上海社会的变迁,阐释社会现实中人与物的关系,以物透视社会历史、文化与人性。九十年代以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使得物质书写越来越具有普遍性,而且呈现出表现个人欲望、抛弃宏大叙事的倾向。值得注意的是,在九十年代以后的物质书写呈现出膨胀“无名”“同质”[17]的特点之时,王安忆以物质负载文化与历史的追思,又以物的变迁表达对世俗观念的认同与对现实弊病的反思,传达出的丰富情感和思考是颇具价值的。

物质文化研究者丹尼尔·米勒提出“物的谦虚”的理论,试图另辟蹊径将物从与人对立、使人丧失人性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他想突出的是物的积极作用,与人类社会良性的互动关系。《长恨歌》现实且富有温度的叙述并没有单纯将物视为人的异化的存在,并非只呈现出单一的压迫与被压迫、异化与被异化的论调,而是将物看作蕴含着情感与文化的存在,重视物的生命历程对社会的正面与负面的影响,表达了对社会、文化的关注和对人的关怀,可谓一次有进步意义的实践。

参考文献:

[1](英)朱利安·沃尔弗雷斯编.21世纪批评述介[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3][8][9][13][14][15][16]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4]高秀芹.都市的迁徙——张爱玲与王安忆小说中的都市时空比较[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1).

[5]张进,王垚.物的社会生命与物质文化研究方法论[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7,(03).

[6]南帆.城市的肖像——读王安忆的《长恨歌》[J].小说评论,1998,(01).

[7]孫桂荣.性别诉求的多重表达:中国当代文学的女性话语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10]崔志远.寻找上海——解读王安忆的《长恨歌》[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1).

[11]孟悦,罗钢主编.物质文化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2]陈思和.海派文学与王安忆的小说[J].名作欣赏,2018,(07).

[17]洪蓉蓉.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城市书写的物质化倾向[D].厦门大学,2009.

猜你喜欢

长恨歌王安忆
坦然接受他人的好意
长恨歌——笔画设计
分你一半炒青菜好吗
长恨歌
王安忆
王安忆《长恨歌》中的个体意识研究
浅析《长恨歌》译文中的翻译方法和技巧
金华市美术教师新作选
忧伤并美丽着
王安忆的世俗与清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