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太平

摘  要：本研究基于多个乡村的田野考察，回答在当下乡村主体外流、共识虚浮且媒介乡村化的条件下，共同体建构的可能性。本文认为，根据情感传播与乡村共同体建构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面对面的乡村共同体自然形成、主体外流条件下共同体衰落以及媒介化乡村共同体的重塑。文化唤醒、平台建构和形象建构是乡村“弥散性受众”重塑共同体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弥散受众;情感传播;乡村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1）21-0085-05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按照文化的本意：以文化天下，乡村文化振兴的目标是在文化意义上构成共同体。在当下乡村主体外流、共识虚浮且媒介乡村化的条件下，共同体建构的可能性何在？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媒介化乡村时代“弥散性受众”的形成及情感传播，为乡村共同体的重构提供了可能。

布洛赫在《法国农村史》这样描述“乡村共同体”：“许多个人，或者许多在同一块土地上耕作、在同一个村庄里建造房屋的家庭，在一起生活。通过经济的、感情的联系而形成的这些‘邻居’，组成了一个小社会：‘乡村共同体’。”[1]如果说“经济联系”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的话，那么“感情联系”较多地表现为感性的联系，是基于血缘、地缘的熟人社会产生的情感依赖和情感慰藉。学者胡必亮认为中国的社会秩序建立在充满人情成分的人际关系本位的基础之上，乡村社会表现为一些有着共同血缘、地缘、族缘和业缘关系的人更容易形成一个共同体[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