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珍

摘  要：清代词坛复兴，其间涌现的词学论著可谓卷帙浩繁、数不胜数。李佳继昌《左庵词话》作为唯一由满族词人所著的词学论著，却鲜有人关注。李佳提出词要情真，崇尚自然与真情实感。词意方面，他重视词的新意和雅意;创作手法上，以委婉曲折为佳;内涵上则认为意内有意，言外有言，开拓了言内意外的内涵。

关键词：《左庵词话》;李佳继昌;词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1）21-0076-03

李佳继昌（1849—1908），字述之，号莲溪，一生著述颇丰，其《左庵词话》是唯一由满族词人所著的词学论著，截至目前少有专门的专著或学位论文对其进行过系统研究。本文即从细读《左庵词话》文本细读入手，探究其词学思想，使其理论清晰化、条理化，由此窥探八旗词人的词学思想。

一、詞要清真

“清真”是李佳的论词基础，其在《左庵词话》中言“词要清真，不要质实……此却疏快，无质实之病”[1]3105，此则几乎全引自张炎《词源》，却有一处关键性的改动——将“清空”改为“清真”。那么，李佳所言“清真”与“清空”有何区别呢？他对“清空”之论又持何种态度呢？

其实，李佳并不否定“清空”，其言“余谓词，最宜清空，一气转折，方足陶冶性灵”[1]3109。清空论始于南宋张炎：“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2]49李佳也欣赏这种淡泊宁远、不染尘滓之作。

“二词极写得冲淡之致。”[1]3112

“词意新鲜……不著点尘。”[1]3112

“八声甘州云……水净沙明，词境似之。”[1]3161

“清空”之“空”，即“空灵”，也可理解为“空白”，这是针对“质实”提出的，主张写作手法上要虚实结合，不可太满太实。除忌实忌满外，“空灵”者忌涩忌滞。词之艰涩，是由于堆砌典故，故李佳言“词达而已”，即使用典也要“体认箸题，融化不涩”“用事不为事所使，自不落呆相”[1]3177。

由此可见，李佳并不反对“清空”。但是，“词尚清空，本无流弊，而后之作者多隐约语，此又不善学之病也”[1]3262，自清初浙西词派出，以清空雅正为主，绵延数朝而不衰，“清空”也成为习词者竞相追求的词学典范，然后学者力所不逮，仅在外在形式上刻意模仿雕刻，缺乏真情。李佳生活在道光至光绪年间，正是浙派入衰与常州词派渐盛之时，对于浙西词派，李佳作了清醒的反思。

“浙派……以为词贵曲而不直，而又不可失之晦，令人读之闷闷，不知其意何在。”[1]3103

“词综……咏味之，究嫌无甚意致。”[1]3146

李佳指出了浙派末流的弊端——“晦涩”“无甚意致”。因此他指出“情真乃觉语挚，词之所由佳也”[1]3164。对“情”的推许，历来词论中屡见不鲜，但“情”之内涵，却各有差异。他对“情”有着内容上的规定性：“若骚客劳人，俯仰古今，溯洄身世，自罔不情味隽永，令读者百回不厌”[1]3166，这就将情感的界限划在了个人的闲情逸致、离合悲欢、身世感怀上。李佳标举性情之真，虽对浙派末流浮薄的词风有一定的批判和修正作用，但对词的题材内容紧密联系社会现实生活没有做出明确要求，只是把“情”限制在抒发个人遭际、身世之感这样一个狭窄的范围之内，看不到时代的风云、政局的动荡、社会生活的变迁，与现实环境有一定的距离。

二、词有意趣

《左庵词话》开篇即提出“词以意趣为主”，源于张炎《词源》，李佳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发展。

首先，李佳将“意趣”作为词作审美的根本，且强调由“意”而“趣”。他把“意趣”视为远在具体字句之上的东西，即词中深远的意蕴内涵。常州词派周济也以“意趣”论词，其言“北宋主乐章，故情景但取当前，无穷高极深之趣”[3]1629，认为北宋词之述目前之景，发此时之情，缺乏深远的意蕴，与其“比兴寄托”之论息息相关，李佳之论也承于此。

其次，李佳提出“意趣不高不雅”，指出词的审美本质在于“雅致”。“雅”之含义，大抵有二。第一，音韵声律之雅，白石之词，以“审音尤精”而为人熟知。李佳以为“词以协音为先”，其言“音律奥妙，未易索解”“词必通音律而后精，然宫商角徵羽，平上去入一字之判，微乎其微。能于音律之学确有所解者，百无二三，此境未易言也”[1]3103。第二，内容之“雅”。李佳论词之雅，即力除词之“淫”与“鄙”。其言“品令，前人多作俳词，盖为彼时歌伶语气。如石孝友云……秦少游云……此等词，太嫌不雅”[1]3171，此为摒弃淫词;又言“涪翁词，每好作俳语，且多以土字掺入句中，万不可学。此古人粗率处，遗误后学非浅”[1]3172，此为摈弃鄙词。但是，李佳却并不排斥直白如话的“俗词”。例如，他对李清照就极为推崇，盛赞易安词以俗为雅，是“质之大雅”，“质”即质朴之意，指语言的朴素自然。

“意趣”的另一方面就是词要有新意。李佳提出了几条可行之法。其一，要有巧妙的构思，“有议论，有兴会，有寄托，能组织生新，自佳”[1]3116，“组织”即为结构之意。其二，要有警句。如李佳评价王芰舫《蝶恋花》词“上半眼前情景，却未经人道。末句意尤新，可为后人添一词料”[1]3115。其三，避免作和韵词。李佳言“词不宜和韵”：“风前人名作，无论咏古咏物，既经脍炙人口，便不宜作和韵，适落窠臼。必须用翻案法，独出新意，方足以争奇制胜。否则纵极工稳，亦不过拾人牙慧”[1]3163。和韵词因为在主题和韵字上要受到原唱的限制，有时候需要改变自己的想法来迎合原唱的要求，因此“不免强己就人，戕贼性情，莫此为甚”。其四，推陈翻新，出奇制胜。例如《翻易安词》中，易安词“窗外芭蕉窗里人，分明叶上心头滴”，将愁绪归咎于窗外芭蕉，久脍炙人口;后人有融化此句云“我自有愁眠未得，不关窗外种芭蕉”，翻却旧案，颇有“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之意;又有“愁多禁得雨潇潇，况又窗前窗后，密密种芭蕉”，更迭一层，翻而又翻[1]3170。

三、意内有意，言外有言

常州词派开山之祖张惠言提出“意内言外”之说：“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4]327“意内言外”本为儒家对“词”字的训诂，张惠言将之运用到词学阐释之中[5]。他认为，词“宜眇宜修”、以微言相感发的特性较之其他文体更能表现幽曲的情感，因此词中寄托的情感便具有了很大的阐释空间，由此改变了传统词学的阐释路径——“非寄托不入，非寄托不出”。而且，周济的“寄托”说中所寄之感慨有着特殊的指向——反映时代盛衰。

固然，常州词派扭转了浙西词派不良的创作风气，但是这种一定要有寄托的先入为主的观念，也是一种束缚，故谢章铤一反“意内言外”而提出“音内言外”：“近人论词，辄曰：‘词者，意内言外。’”……音外者，古之所谓语助，今之所谓虚字也。故经传于助句之字，辄训曰词。若，几词也;于，叹词也;云，语已词;其间，语之助也。此类多矣……夫意内言外，何文不然？……”[7]376

谢章铤对《词选》以比附释词很不满，故词提出“音内言外”，虽是对“寄托”说的一词反拨但并未受到实际效果，反而只关注了词的形式特征而忽视了词的体性特征。

李佳将常州词派的寄托说与谢章铤词论结合起来，其言：“粟香五笔，因赌棋山庄词话，辨论意内言外之说，为引而伸之。谓当意内有意，言外有言，此语更合填词之旨。”[1]3147

“意内有意”即比兴寄托之意，“言外之言”即含蓄之笔法，比兴寄托与含蓄有相似之妙又有不同之处。含蓄是言之未尽，吞而又吐，所谓“含不尽之意，尽于言外”，言而又有艺术的留白，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寄托是“所未尝言，别取事物，凑泊以合”，不言却以其他事物作隐喻，让读者自己揣摩。李佳将比兴寄托与词之含蓄笔法联系起来，可视为对常派的发展。

四、余论

道光之际，正是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交替之际，很多词人开始冷静思考，折合浙西与常州词派，建立更为完整、系统的词学思想，最具代表的就是晚清四大家。李佳身处这样的时代潮流之中，同样也对两派理论进行了思考与反省、折合与取舍，其思想兼具时代特色与个人选择的特点。首先，李佳对浙西词派提出了批评与修正，将浙派“清空”论反正为“清真”，在推崇“清”的审美境界之上强调创作主体的真情实感。其次，李佳对常州词派论词主张也多有取舍，在常派词论与谢氏词论基础之上，提出“意内有意，言外有言”，既注重词内寄寓的身世之感，也强调了词的文体特质。因此，吸取常派与浙派两大词派的优点，李佳将其融合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词学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佳与其他词论家的最大不同之处便是，他特别注意到了清代词坛上不为人所关注的一支——八旗词人。其言“国朝二百余年，八旗中词人，纳兰成德容若外，以词名者颇罕，搜辑殊非易易，非区区力量所能及也”，虽言“八旗词人少”，但李佳还是罗列了一个简明的八旗词史：

“八旗词家，向推纳兰容若饮水侧帽二词，清微淡远。嘉道间，子久方伯承龄著有冰蚕词……咸同间有姚秋士比部斌桐，亦工填词……近则郑叔问中翰文焯，刻有瘦碧词，才名著闻江南，此外罕闻有专集。”[1]3114

李佳所录八旗词人，语虽简略，录人虽少，却意义重大——“它第一次勾勒了八旗词坛杰出词人的风貌，为后代了解八旗词史提供了一条简便的线索”[8]。

参考文献：

[1] 李佳. 左庵词话[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2] 张炎. 词源[M]. 北京：中华书局，1991.

[3] 周濟. 介存斋论词杂著[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4] 王兆鹏. 词学史料选[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5] 陈昌强. “意内言外”说的后世解读与晚清词学的深化[J]. 中国韵文学刊，2009，23（02）：106-112.

[6] 刘荣平. 词学阐释的三条路径：意内言外、意内音外、音内言外[J]. 长江学术，2013（02）：25-32.

[7] 谢章铤，刘荣平. 赌棋山庄词话校注[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

[8] 陈水云. 八旗词坛与清代词论[J]. 民族文学研究，2012（01）：122-130.

（荐稿人：王立增，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邹宇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