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伯道无儿”缘于邓伯道弃儿保侄，又因南渡后小妾实为外甥女，不再纳妾，遂绝嗣。《世说新语》的记载目的在于赞扬邓伯道的义举，放弃儿子而选择保留侄子，实在是为常人所不能为之事。这样的义举当然加上传奇的“天地无知，使伯道无儿”也就引发了人们的讨论欲——邓伯道的这个义举以及它所带来的后果是如何让人惋惜以及招致不满的。

【关键词】 伯道无儿;邓攸;弃儿保侄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2-0034-03

“伯道无儿”一典故主要见于《世说新语》。无儿的前因记载于德行类28条：“邓攸始避难，于道中弃己子，全弟子。既过江，取一妾，甚宠爱。历年后讯其所由，妾具说是北人遭乱，忆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业，言行无玷，闻之哀恨终身，遂不复畜妾。”[1]而这个原因也分为两点：第一如刘孝标注中王隐《晋书》所说，在南渡逃难的时候，“攸以路远，斫坏车，以牛马负妻子以叛，贼又掠其牛马。攸语妻曰：‘吾弟早亡，唯有遗民。今当步走，儋两儿尽死，不如弃己儿，抱遗民。吾后犹当有儿。’妇从之”[1]。他选择了放弃亲子保全侄子。第二则是邓攸与其妻贾氏在南渡后无所出，他又娶了妾来延绵子嗣，当询问到小妾身世时，方才知道该妾是他的外甥女，哀恨之下，不再纳妾。正是因为邓攸在渡江时丢弃了自己的儿子，在意识到纳外甥女为小妾后又不再蓄妾，才有了后来绝嗣之事。也就是《世说新语》赏誉类140条：“谢太傅重邓仆射，常言：‘天地无知，使伯道无儿。’”[1]谢安评议的记载。从“天地无知”四个字来看，谢安对于邓攸这样一个有“德行”的人终其一生没有子嗣继承血脉是很为他感到惋惜的。原文下刘孝标注引《晋阳秋》佐证：“邓攸既弃子，遂无复继嗣，为有识伤惜。”[1]这个有识包括太傅谢安，也应当是谢安同时代人共有的态度。

一、为何惋惜——天地无知，使伯道无儿

那么，为什么邓攸当世及后世离他所不远的人，会为他无儿继嗣而感到惋惜呢？首先，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间尚清谈玄言，品评人物成为风气，对于人的操行是极其看重的。《世说新语》将德行放在36个品类之首也可相佐证。邓攸永嘉前后都有官职在身，南渡以前，他便“以孝致称”，受岳父贾混推荐，“举灼然二品”，南渡后也因有“名操”，死里逃生过，后来回归东晋朝廷，官职做到了尚书右仆射。可以想见，邓攸作为名士，他在南渡中所经历的这些奇事，在当时人的书信和口头中会得到传播。正是因为有了讨论度，才有机会得到刘义庆及其门人的收集和记录，并在《世说新语》原文和刘孝标注里保存至今。而邓攸的“弃儿保侄”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时人孝悌观的。南朝梁沈约撰《宋书》，萧惠开传下有评述曰：“邓攸淳行，爱兼犹子，虽禀分参差，情纪难一，而均薄等厚，未之或偏。” [2]就是说萧惠开并不似邓攸那般有孝悌，“爱兼犹子”，反而“亲礼虽笃，弟隙尤著”。唐房玄龄等撰的《晋书》孝友传记载颜含“惟与邓攸深交。或问江左群士优劣，答曰：‘周伯仁之正，邓伯道之清，卞望之之节，余则吾不知也。’”[3]颜含出身琅琊颜氏，并且本人“少有操行，以孝闻”。他曾照顾奇迹生还的兄长畿，“绝弃人事，躬亲侍养，足不出户者十有三年”[3]，后又侍奉因病失明的次嫂樊氏，被列入孝友传中。他对邓伯道其人之“清”的认可，同谢安的叹惋共同构成从东晋到南朝间，名士对于邓攸“德行”赞赏的一部分缘由。

萧子显所撰的《南齐书》王僧虔传：“兄（按，即王僧绰）子俭于中途得病，僧虔为废寝食。”[4]僧虔之兄遇害，僧虔便将侄子王俭抚养在自己的身边。孝武初，僧虔赴任途中，王俭生病，僧虔废寝忘食地照顾生病的侄子，同行的人劝慰他，僧虔却回答：“昔马援处儿侄之间一情不异，邓攸于弟子更逾所生，吾实怀其心，诚未异古。亡兄之胤，不宜忽诸。若此儿不救，便当回舟谢职，无复游宦之兴矣。”[4]僧虔回答他们的话中用了两个他以为榜样的人，马援是东汉名将，有著名的《诫兄子严敦书》，僧虔赞美他对自己的儿、侄一情不异。而邓攸对于弟弟的儿子邓绥，更甚于自己的亲子，在只报下一个子侄的情况下，选擇了侄子邓绥而非亲子。那么，僧虔对待兄子王俭便同马援、邓攸所怀之心是相似的，和古人没有什么两样，并表示如果不能救活王俭，自己就会回朝辞职，再不做官。邓攸弃儿保侄的行为对于僧虔是有所影响的。《世说新语》成书于南朝宋，而僧虔活跃于宋、齐之间，时人又好品评人物，僧虔于邓攸绝不陌生。唐初成书的《南史》也记录了僧虔这一段故事，词句一致，不再引论。

王僧虔来自琅琊王氏，同颜含一样，是门阀世家，谢安不仅贵为太傅，同时也是陈郡谢氏子弟。他们作为六朝士族中的显贵，显然比普通人更看中个人品行，因而他们对于邓攸的正面肯定，再加上《世说新语》一书的宣传作用，邓攸“于弟子更逾所生”的“德行”便广为人知了。

谢安、王僧虔、颜含、沈约等人对邓攸“无儿”，“弃儿保侄”所表露出来的不管是惋惜还是称赞，都是对邓攸情感上的一种认可，不管是谢安所认为的“天地无知，使伯道无儿”，还是颜含、沈约对于邓攸“全弟子”，抚育侄子行为的褒扬，又或者是王僧虔那样，“怀其心，诚未异古”，抚养侄子王俭成人立业。他们褒举邓攸在亲儿和侄子之间选择了“全弟子”的孝义。邓攸可以舍弃亲子，但绝不能做一个不义之人。明人《东西晋演义》第119回，近人蔡东藩《两晋演义》第37回写及邓攸故事，也以他“弃儿存侄”为有义之举，行文中的态度同上举诸人一致。他们都对邓攸“弃儿保侄”下残忍的一面选择了忽视，赞扬他“淳行，爱兼犹子”，将其提高到“于弟子更逾所生”的程度。他们的惋惜是对一个有义之人的惋惜，伯道既然如此有德行，那么无复有嗣便是上天无知之错了。六朝时的孝悌观，或者说对于孝义的看重的确是由上至下，邓攸以其义举而得到赞扬，跨越时空，明代乃至近代仍不乏人怀谢太傅之心，为之慨叹“天地无知，使伯道无儿”。

但是不论如何完美包装邓攸的弃儿保侄，事实上，在当世，他仍以亲子的性命换取了他的好名声。这固然是一件两难全的事，因此，后世史官对他的狠心口诛笔伐也就显得不突兀，甚至正常了。

二、为何不满——预加徽纆，斯岂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

刘孝标引《中兴书》注曰：“攸弃儿于草中，儿啼呼追之，至莫复及。攸明日系儿于树而去，遂渡江，至尚书左仆射，卒。弟子绥服攸齐衰三年。”[1]王隐《晋书》只简单提到邓攸在生存的威逼下选择弃儿保侄，远不及《中兴书》中所述详细，因而读之更觉触目惊心。邓攸对自己儿子的残忍在于，首先是丢弃了他，其次是儿子自己凭借脚力追上来后，第二次弃儿将他系在树上，也就是防止他再追上来。前面已经提及如谢安等人对于伯道无儿的惋惜，《晋书》《中兴书》等接近邓攸活跃的史书并没有对伯道弃子保侄事有价值判断，仅仅是记录下来。编撰于唐的《晋书》把邓攸选入良吏传，传末有史臣曰，先赞扬了邓攸于官道上的成就：“若伯武之洁己克勤，颜远之申冤缓狱，邓攸赢粮以述职，吴隐酌水以厉精，晋代良能，此焉为最。”[3]接着笔锋一转：“而攸弃子存侄，以义断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预加徽纆，绝其奔走者乎！斯岂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绝嗣，宜哉！勿谓天道无知，此乃有知矣。”[3]正如余嘉锡在《世说新语笺疏》中所提：“攸弃己子，全弟子，固常人之所难能，然系儿于树则太残忍，不近人情。故晋书史臣论极不满之。”

“以义断恩”“割情忍痛”，唐史臣用词颇能看出态度偏向，邓攸既要做有义之大丈夫，舍弃儿子也就罢了，“何至预加徽纆”，何必将儿子捆在树上，“绝其奔走”。这哪里像是一个慈父甚至仁人所有的心肠呢？因此，邓攸绝子嗣，是天地有知，正当其然。从这位唐人史官，再看余嘉锡先生笺疏时所表之态，他们的不满正是对于邓攸义之伪的质疑。毕竟他的义举建立在一条来自他血脉的生命的基础上。史臣论前半段还盛赞邓攸的“赢粮以述职”，“晋代良能，此焉为最”，一个而字转折开始斥责邓攸。也即是说，邓攸对待任上的百姓，尚可做到尽职尽责。《晋书》食货志记载：“（太兴）二年，三吴大饥，死者以百数，吴郡太守邓攸辄开仓廪赈之。”[3]但是为何对于一小儿却能做到狠心的“预加徽纆，绝其奔走”。这也正是上文提及谢安他们惋惜的所在，他们支持的，认可的“伯道之清”，鄧攸可以实现大义，不管是他任所下的百姓，还是他早逝弟弟的遗孤。可是总会有大义和血脉至亲冲突的时候，邓攸顺应时势地择取了 “做大事者不拘小节”的态度，牺牲自己的子嗣，保育侄子。他也得偿所愿，尽管后半辈子再无子嗣，可他的侄子却在叔父去世后，“服攸丧三年”。

唐修《晋书》将邓攸列入良吏传中，他在任所颇有政声，后来他要离开吴郡，当地百姓“数千人留牵攸船，不得进”，“攸乃小停，夜中发去”[3]。甚至还留下一首赞颂他美政的民谣歌辞：“紞如打五鼓，鸡鸣天欲曙。邓侯挽不留，谢令推不去。”[3]谢令何人不可考，但无疑是拿来做邓攸良政的对比参照的劣例。这些记载都在直观地记述邓攸符合“良吏”的历史，但这段话的末尾，史臣再添一笔，说邓攸“性谦和，善与人交，宾无贵贱，待之若一，而颇敬媚权贵”。“而”起到了一个态度转变的作用，让前面的“善与人交”都变得有了“左右逢源”的意义起来。事实正是如此，唐修《晋书》的记载，颇为直接地刻画了：“邓攸的南渡过程，是一个不断比对各种政治势力强弱、挑选依靠对象的过程，而不是单纯的‘避难’。”[5]恰合“敬媚权贵”的评价。不管是从前娶了贾后亲叔贾混的女儿为妻，还是后来逃难时，投奔同乡“李矩”，接着又弃矩投奔了愍帝政权的荀组，又因“与刁协、周顗素厚”，到了江东做了元帝的臣子。“良吏”邓攸的确在元帝的任命下，做出了一番政绩，但何其“识时务者为俊杰”，他的投奔历史，也是一个“不断比对各种政治势力强弱、挑选依靠对象的过程”。

甚至邓攸对于自己好不容易保下来的“弟子绥”或者他的妻子贾氏，也不能说是真心爱护。邓攸弃儿之后，唐修《晋书》记载：“（攸）至新郑，投李矩。三年，将去，而矩不听。荀组以为陈郡、汝南太守，愍帝征为尚书左丞、长水校尉，皆不果就。后密舍矩去，投荀组于许昌，矩深恨焉，久之，乃送家属还攸。”[3]这里的“家属”当包括邓攸的妻子贾氏和他的侄子。因为邓攸要抛弃李矩而投入荀组阵营，李矩深恨他的私自逃走，扣住了他的“家属”。幸而李矩并没有选择杀邓攸家属泄愤，而是“久之，乃送家属还攸”。从这儿来看，邓攸除了此后绝嗣外，运气尚算不错，否则他难免落得“中山狼”[5]的评价。

“伯道无儿”中还有一条是邓攸南渡后妻子贾氏同他无所出，他纳妾的故事。《世说新语》笺疏中，余嘉锡引《礼记·曲礼》：“取妻不取同姓，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说明之。郑玄的注说：“为其近禽兽也。”那么，邓攸与这个实为他外甥女的妾的故事就颇值得寻味了。《世说新语》原文中说邓攸“历年后讯其所由”，这个小妾“具说是北人遭乱”。正如余嘉锡所案：“此妾既具知父母姓名，而攸曾不一问，宠之历年，然后讯其邦族，虽哀恨终身，何嗟及矣！白圭之玷，尚可磨乎？”由此来看，不管是邓攸在政治上显得有些不堪的依附事实，还是他对待亲人“弃儿存侄”，乃至“密舍矩去”让家属被李矩扣住，纳外甥女为妾遂终身不纳妾，邓攸的面目都显示出了一定程度的虚伪。而这些“弃儿，全弟子”的伪善，和敬媚权贵，让唐修《晋书》的史臣发表了自己的不满：“斯岂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绝嗣，宜哉！勿谓天道无知，此乃有知矣。”慈父或者是仁人，跳脱晋时谢安等名流的角度来看，邓攸多少是无法胜任的。从唐人以后，明人小说《续三国演义》对于“伯道无儿”的态度同唐修《晋书》一致，论及邓攸时的评价几乎就是白话版的史臣论。明人叶盛《水东日记》提及也说“邓攸存侄弃儿，则伤于少恩”。

总而言之，邓攸因“伯道无儿”在中华文化上留下重重一笔，他弃儿保侄这一“义举”所引发的讨论与批评也停留在这两端了，“天地无知，使伯道无儿”和“卒以绝嗣，天道有知”。

参考文献：

[1]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2]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8.

[3]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4]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6.

[5]王尔阳.“伯道无儿”说邓攸——两晋之际一类“政治青蛙”的流浪故事[J].文史知识，2019，（10）.

作者简介：

李英，女，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