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棉被》是日本自然主义作家田山花袋創作的中篇小说，被誉为私小说的开山之作。小说中女学生芳子的形象是当时“新”女性形象的一个缩影，但所谓“新”女性也不过是看似已经成长为时代的“新”女性，但实际上依旧是受男性支配的“旧”女性。

【关键词】 《棉被》;芳子;新女性;田山花袋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2-0019-02

《棉被》与岛崎藤村的《破戒》一道确立了自然主义文学在日本文坛的地位。对作者田山花袋而言，《棉被》也是确立其文坛地位及日后文学活动方向的一部重要作品。田山花袋以自己的生活体验为素材，运用“平面描写”法（在叙述描写时需尽量排除作者的主观性，只对客观材料进行原样陈述的创作手法）创作了《棉被》这部作品。正是这种对自身真实经历极尽忠实的摹写，使日本产生了自然主义文学的一个变种，或称之为日本式的自然主义文学——私小说。

私小说具有追求小说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同一性和自我暴露的写实性的特点，为本文考察作品中女学生芳子的形象及当时明治社会的女性形象增加了说服力。

一、《棉被》的创作背景

《棉被》发表于距离明治维新已过去40年的1907年，当时的日本社会仍处于全面学习欧美科技和思想文化的时期。但对于全面学习西方，社会上亦有担忧恐惧的声音。第一种恐惧源于政府害怕活跃的民众会挑战他们的权力;第二种恐惧是害怕为了急着走上近代化道路，造成男女两性间的无政府状态;第三种恐惧则是“日本人是谁”——若全盘西化，那日本国民还拥有自己独特的身份认同吗？

面对上述性别失序的问题，政府不得不提出一个“贤妻良母”的理想模式，其背后的含义当然是以限制女性为主，但同时也有意在一个新时代中改善女性的地位。在明治体制中，才女需要教育，因为在新时代，只有知书达礼的母亲，才能教养好下一代，她需要了解家庭以外的世界。是以在20世纪初，明治政府积极推动的“贤妻良母”口号有其新意，即妇女亦应接受教育。因此“时髦的女学生/女教师”的形象正是国家为推行“贤妻良母”的女子教育而创作出来的正合时宜的招牌，是近代日本社会女性的象征。

但实际上，女子教育不过是为国家服务的工具，“新潮的女学生”也毫无自主权，依旧处在父权和夫权的掌控之下。身为作家的田山花袋极其敏锐地洞察到这一实质，在《棉被》中成功地塑造了这一时期的女性形象。

二、芳子的“新”女性形象

《棉被》中男主人公竹中时雄是一位小有成就的作家，可以说是明治后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时雄非常喜爱要拜自己为师的女学生芳子，在他心中隐藏着对芳子的爱恋之情。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芳子是时雄幻想中的性对象或者是观赏对象，是其苦闷枯燥生活中的调味剂。

据本田和子所说，女学生作为新潮的象征进入到公众视野是在明治30年代之后，那么发表于明治40年的《棉被》中所描写的女学生芳子的形象也自然是一种时髦的象征。换言之，首先芳子的身份——女学生便是新女性的象征之一。那么，时雄是如何看待女学生所展现出来的新女性形象的呢？

事实上时雄对待“新”女性的态度是一直在变化的。起初时雄将芳子和“旧式女性”妻子相比，认为芳子这样的“新”女性更让人动心，甚至在妻子对芳子的行为议论之时，会维护芳子，认为像妻子这样守旧的人是不会理解芳子这样的“新”女性的。不仅如此，他还致力于将芳子培养成时代的“新”女性，时常教导芳子“新”女性首先必须拥有自主性，其次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要富有意志又富于感情。

然而，当时雄得知芳子有了恋人之后，他对芳子的态度随之变化，认为太过于新潮就是麻烦，像芳子这样新派女性就要好好监管。在这个过程中，时雄的所作所为表面上是出于身为老师的道义和职责，但实际上只不过是男性的占有欲在作祟——他无法忍受心爱的女学生被自己的同性夺走。而且时雄虽然教导芳子要如同西方女性一般独立自主，但当芳子真正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爱情时，时雄却不能忍受这样的行为，又回到了旧式的封建价值观之中。这种矛盾心理正是当时人们对以女学生为代表的“新”女性的态度的缩影，据本田和子所说，在当时人们的眼中，拥有奔放性格的女学生们作为道德的破坏者，耀眼而又令人厌恶地映照在时代上。

除此之外，时雄还过分关注芳子身为“处女”的纯洁性。得知芳子恋爱之后，时雄内心便产生了对于芳子处女身份的怀疑，他不止一次认为芳子和田中已经发生关系，暗中翻看芳子和恋人往来的书信。时雄针对“精神的恋爱、肉体的恋爱、恋爱与人生的关系以及有教养的新女性应该恪守的原则”等对芳子进行说教，目的便是为了保护芳子处女身份的纯洁性。时雄对于“处女”的过度崇拜和对于贞操观念的看法更显示了时雄内心中封建传统的一面。随后，芳子向时雄坦白自己和田中不仅仅是精神上的关系，时雄便惩罚了芳子——与其断绝师徒关系，将其送回老家。时雄在此前明明还教导芳子“女性不能从父亲的手中直接转到丈夫手中”，而如今时雄却亲手将芳子转交到了其父亲的手中，剥夺了芳子自由追求爱情的权利，这种行为与时雄一贯倡导的“觉醒”“独立”可谓截然相反。然而由此恰恰能够看出明治时期男性知识分子的矛盾心理——表面上教育年轻女性“觉醒”，引导她们走向近代化的社会，一旦女性超出“传统”限度、超越性道德，他们就会产生一种危机感和愤怒，促使他们再将女性 “压制”回到近代化之前的世界。

三、“新”女性芳子的命运

小说结尾，芳子和父亲一起回到了神户老家，而恋人田中则留在了东京，此后二人绝无再续前缘的可能，芳子日后的命运在前文也有所暗示——“回到家乡嫁作农妇，从此隐没乡间”。而在此前芳子却有着“全心全意、认认真真地学习文学，终生从事文学事业的迫切愿望”，为此她说服父母，来到东京拜时雄为师，在之后一年半的时间里，完成了小说和新体诗等数十篇作品，英语成绩也是优等。

由此可见，作为明治后期的“新”女性芳子不可谓不优秀。另外，为了实现梦想，为了追求不掺杂任何金钱和门第观念的爱情，芳子甚至可以中断学业，和恋人一起打拼，不惜断绝父女关系。然而如此优秀又坚定的“新”女性芳子也不得不顺从强大的封建传统势力，依旧摆脱不了男性的掌控。

如此这般，芳子只能愤懑、被动地接受自己被安排好的命运，表明当时的“新”女性虽然有一定的知识水平和西方先进的思想，但也无力反抗传统的男权。

但值得注意的是产生此种结果的原因，即为何芳子会顺从接受与此前受到的“新”女性的教导完全相悖的命运？事实上，芳子放弃文学理想，回到老家的命运与其自身也有一定关系。

小说中，芳子认为自己是“新”女性，无论是衣着打扮还是理想追求都不同于一般女性，但是在众人商议她和恋人谁离开东京的时候，她却表示“我是……是女的……只要你（芳子的恋人田中）成功的话，我即使待在乡下也没关系，我回去”，以“我是女人”为由埋没了自己的发展道路。由此可以看出芳子看待男女性别的差异，她也并未真正学习到西方的平等思想。在内心深处，芳子依旧认为女性应该为男性服务，为男性牺牲自我，并且这种牺牲是理所应当的。

由此，在男权社会中“新”女性虽然有一定程度的觉醒和自我意识，但由于传统封建势力强大以及自身软弱无力，并未受到真正的“新”女性教育，所以她们便如同芳子一样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被认为是男性的所有物，只能听从男性的摆布，接受命运的安排。这正如芳子所写书信的文体变化一般。《棉被》中芳子一共给时雄写了4封信，前三封信是用言文一致体书写的，最后一封是芳子回到老家之后用候文的文语体书写的。言文一致本就是由日本近代化带来的文学上的革命，代表着文学的近代化。而芳子最终没有用言文一致体写信则暗示了芳子退回到了文语体的世界，即近代化之前的社会。

四、结语

如前文所述，本文结合《棉被》的创作背景分析了小说女主人公芳子的形象及其命运，即所谓的女学生芳子的形象只是依据男性和社会需要创作出来的产物，无论是外在的形象还是命运都处在男性的掌控之下。而且男性对于“新”女性的态度也颇具深意——他们一方面教导女性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引导她们走向近代化，但一旦女性超出男性心中“传统”的限度，他们又会将传统道德强加在女性身上，使她们退回到“传统”社会，借此来维护自身的优势地位。这种矛盾的态度反映了当时明治社会的矛盾之处。正如夏目漱石所言“明治的近代化不是内发的，而是外发的”，这种“外發性”的近代化正是男性矛盾态度的根源所在。

参考文献：

[1]田山花袋.蒲団·重右衛門の最後[M].东京：新潮社，1952.

[2]小堀洋平.暴風·狂気·チェーホフ—— 『蒲団』 執筆の背景とモチーフ[J].日本文学.2014（12）.

[3]生駒夏美.田山花袋『蒲団』にみる日本の近代化とジェンダー[J].Gender and sexuality：journal of Center for Gender Studies，2012（7）.

[4]安德鲁·戈登.现代日本史：从德川时代到21世纪[M].李朝津译.中信出版社，2017.

[5]刘立善.日本近现代文学流派史[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7.

[6]秦弓.明治文学中个性与儒学的冲突与互补[J].日本学刊，2004，（3）.

[7]佟君.华南日本研究第3辑[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

[8]肖霞.《棉被》中的“新女性”形象[J].外国问题研究，2011，（3）.

作者简介：

徐佳明，女，河北承德人，黑龙江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2019级研究生，研究方向：日本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