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文化诗学”的话语理路与批评范式
2021-09-10李艳丰
粤海风 2021年4期
编者按:在学界大力倡导“西方文论本土化”的背景下,如何构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体系,一直是学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此,不少学者曾提出如“对照中西”“贯通古今”“文史哲融通”,以及“立足中国当代文学实践经验”等解决方法,至今,尽管探索和研究仍在进行中,但距离完成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体系的构建,还相差甚远。蒋述卓教授提出的“从那些关心具体的人、具有宽阔视野的文学作品中获得思想启示,并以此为基点,通过批评实践建构现实感强、有深刻的伦理关怀、能更好地实现人与人心灵沟通、直面人类命运处境的文学批评理论话语”是其中一条正在实践中探索的可行之路,在此理论的支撑下,发“粤派批评”之声,建中国文艺理论之体系,越来越呈现出可行之态。
从话语发生学层面而言,“文化诗学”概念由西方学者首创。1986年,美国学者葛林伯雷在澳大利亚作“通向一种文化诗学”的演讲,正式提出“文化诗学”的理论命题。[1] 其主要批评理念为:反对旧历史主义的客观还原论与实证主义批评、文本形式主义的语言本体论与“去历史化”意识,要求以整体性的文化观照为中心,将文学文本视为历史与文化交织而成的美学制品,认为文学批评应借助人类学的“厚描”方法,深入文本的美学地带,并对其进行广泛的文化历史阐释;强调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路径,力求将文学艺术从孤立的审美本体论诗学中解放出来,以互文和间性的文化交往实践方式来面对文本结构;以文化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福柯的权力话语、文化研究的政治批评等理论,力图在后现代主义文化知识框架下重建文学的美学与历史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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