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和富 王艺臻

摘 要 明正德至万历年间，江西黄乡叶氏既追随南赣巡抚王守仁等人平乱维护地方稳定，被授于“义官”或“千夫长”，同时也从事打劫、迫害地方民众的活动，于万历二年（1574）被官府所剿灭，可谓是赣闽粤边界区一股“亦贼亦官”重要地方势力。纵览明清时期《长宁县志》对黄乡叶氏的历史书写，其在县志中最初多以“盗贼”形象出现，后来也存有叶楷被塑造成“神灵”形象的双重记载。黄乡叶氏“贼、官、神”多种形象并存于县志文本以及“大盗化神”形象的演变，这是明末清初长宁县社会动乱频繁以及灾害严重直接导致的结果，也是《长宁县志》编纂者基于国家政治伦理下在县志编纂过程中对黄乡叶氏及地方历史的书写与重塑。

关键词 明清 长宁县志 黄乡叶氏

黄乡叶氏本是从广东到江西的一个“流寇”势力，明正德年间叶氏被招抚，叶芳追随王阳明平定地方社会动乱，叶氏被授于“千总”职位以及旌表为“义官”，成为赣闽粤交界地区一股“亦贼亦官”的地方势力。随着地方局势的变动，万历二年（1574）黄乡叶氏被南赣巡抚江一麟所灭，新设长宁县维持对地方的统治。明清时期江西长宁县（今寻乌县）多次纂修方志，纵览《长宁县志》对黄乡叶氏的书写，黄乡叶氏在县志中多以“盗贼”形象出现，后来也存有叶楷被塑造成“神灵”形象的双重记载。目前，国内外学者多从国家与社会、政区地理、社会动乱等角度不同程度地探讨了明代黄乡叶氏的兴衰史[1]，常常关注黄乡叶氏“盗贼”一面，对其“官”“神”两种形象少有关注与解读，也忽视了叶氏被灭后其形象的演变。本文从黄乡叶氏的个案形象出发，在努力还原黄乡叶氏势力真实面貌的基础上，考察明清《长宁县志》中黄乡叶氏的“贼、官、神”三种形象及其演变过程，以期更好地解读清代长宁县文化精英在县志编纂过程中基于国家“大历史”编纂准则条件下实现地方的“小历史”的利益诉求。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正之。

一、亦贼亦官：南赣黄乡叶氏的兴衰

明清时期南赣巡抚辖区大致涵盖江西的赣州与南安，广东的南雄、韶州、潮州、惠州，湖南的郴州，福建的汀州、漳州等赣闽粤湘四省交界区[1]（P267-291）。黄乡保地处赣闽粤交界边区，明万历四年（1576）长宁建县前属安远县，今江西省寻乌县西南部。明代有官员对黄乡保地理环境描述道：“黄乡等保实系山林幽阻之所，居赣、惠、汀三府五县之中，冈峦层叠，人迹罕到。”[2]（P173）至清代，嘉庆《大清一统志》仍有记述：“黄乡保，在长宁县西北八十里，林木阴翳，鸟道三十里，人烟稀少。”[3]（P748）明清时期黄乡保山木阴翳，瘴气染人，长宁县教谕陈九韶有言：“赣府边邑多有瘴厉，而新邑为尤，前后二典史、二巡检皆以冒瘴继亡。”[4]黄乡保生态环境极其恶劣，王朝统治力量难以延及，“流寓与土著相半，此疆彼界，踪迹匪易”[5]，使其成为流民逃窜之地，亦常为盗贼隐匿之所，素称“贼窟”。黄乡保地处赣闽粤三省交界区，横亘数百余里，“崇山绝堑交错纠纷，以为江广必守之地”[6]，流民聚效啸其地，黄乡叶氏藉此地理区位与生态环境兴起，以致“叛据久违，官兵莫制”[7]。

叶氏何时迁入黄乡保？有学者指出明弘治初年叶氏已从广东龙会峒（今兴宁县内）迁入江西安远县黄乡保[8]（P200）。然而顺治《石城县志》有记：“正德五年庚午，程乡贼党叶芳等流劫各县。”[9]（P391）此时称“程乡贼党叶芳”而非“黄乡叶贼”，推断出叶氏正德五年（1510）尚未遷入黄乡保。同治《赣州府志》有记：“（正德）六年……都御史周公南计招贼首何积玉及余党千余人，擒仕锦戮之，安插朱贵等三百余人于羊角水。后积玉复叛，（安远）知县蔡夔督民兵格杀之，安插余党叶芳等于黄乡保为新民。”[10]（P586）从材料来看，正德六年（1511）叶氏依附大帽山贼何积玉等势力，后来何积玉复叛为官府剿灭，黄乡叶氏被官府下令安插到黄乡保为新民，由此推测叶氏入主黄乡保应在正德六年（1511）以后。明代内阁首辅李春芳撰《报功祠碑记》有云：“叶芳本广寇，以正德七年流劫岭北，趋犯建昌，既奉招抚，遣归故域，道经黄乡，出自计归或不免，遂与其徒据险居之。”[11]李首辅在碑记中道出了叶氏入主黄乡具体时间为正德七年（1512）。叶氏占据黄乡扼要之地，逐渐吞并了周边大帽山等势力，“有众七千，分为七哨，自号满总”[12]，成为当时赣闽粤边区最重要的地方势力之一。

正德十二年（1517），王守仁出任南赣巡抚，面对赣闽粤湘边界区社会动乱局面，采取“以盗制盗”政策，黄乡叶氏势力迎来发展机遇，叶氏掌权人叶芳与王守仁多次合作[13]。同年，广东浰头（今和平县内）池仲荣、江西龙南黄秀魁等地方势力流劫信丰等地，官府“急调招抚义官叶芳协同石背兵夫断贼归路”[1]（P253）。十月，王守仁征讨横水、桶冈（今崇义县内）的谢志珊、蓝天风诸贼，从安远县招义民叶芳、梅南春、曾德礼等人，叶芳、曾德礼率八百余人跟随赣州知府刑珣参与了此次征剿行动。正德十三年（1518），王守仁征剿浰头池仲容，叶芳率人随赣州府推官危寿从福建省南平县进入广东，攻破三浰，斩擒池仲宁、高允贤、池仲安等人，夺获大量金银、牛马等财资。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宁王朱宸濠叛乱，王守仁率兵平叛，“檄赣州知府刑珣、宁都知县王天与，率黄乡等处兵从征，至七月执宸濠于樵舍，江西平”[2]（P589）。宁王朱宸濠欲贿赂与拉拢叶芳，叶芳推辞未受，事后王守仁道：“尔叶芳等乃能率领兵夫，来随帐下，奋勇杀贼，效劳为多。后遭宁藩之变，尔叶芳又能坚辞贼贿，一闻本爵起调牌到，当即统领曾德礼等及部下兵众，昼夜前来，远赴国难。”[3]（P526）嘉靖六年（1527），王守仁征剿广西田州，叶芳派曾德礼统领四千余人前往。次年，王守仁于南安府大余县病逝。此十年间，黄乡叶氏与南赣巡抚王守仁紧密合作，黄乡叶氏多次被旌表为“义官”“义民”，黄乡叶氏凭借与官府合作的契机不断壮大势力。

叶芳死后，最初其妻曾婆“代夫主洞”，后来其兄叶廷春掌握了叶氏势力大权。“（叶）廷春代领其众，劫掠乡保，逼窜居民，县官惧其为变，副使薛公（薛甲）委官授策擒斩渠首。”[4]叶廷春被灭后，官府对黄乡叶氏势力采取羁縻政策，“奏给（叶金）千夫长印，使之羁束”[5]（P702）。千夫长为明代在少数民族地区或偏远山区设置的武职小土官，以地方头目充任，听命于官军，跟随征战。叶金掌“千夫长”时期，黄乡叶氏与官府关系时紧时缓。同治《赣州府志》有记：“（叶金）纠众剽劫，提督虞守愚征之，败于贼，杀一千户一县丞，势张甚。”[2]（P589）嘉靖《虔台续志》亦有记：“开谕敦敦，恩威兼至，遂皆翻然感悟，自愿更化，且请筑城堡，设官员以为保障。”[6]嘉靖二十三年（1544），南赣巡抚虞守愚以黄乡为江广必守之地，奏请设立巡检司，并提议“留此一种人以为江西门户，则惠、潮诸贼不敢深入”[7]（P187），黄乡叶氏势力作为“江西门户”继续存在与发展。

叶金殁后，叶槐任千夫长，黄乡叶氏势力达至巅峰。《明世宗肃皇帝实录》有记：“南赣诸巢惟叶槐为最盛，惟文彪为最久，其所部各不下万余人。”[8]叶槐掌千夫长，叶氏势力内部分化，斗争激烈。嘉靖《虔台续志》有记：“（叶）权有叔槐为黄乡千长，权欲出劫，槐止之。弗从，乃开旗聚众，将杀槐。其叔祖母曾氏为之讲解，伏壮士擒权，诛之。谕其党与，弗究，黄乡遂宁。”[9]叶槐死后，内部发生权力之争，最终叶楷胜出，“党与二三万人尽听其号令，四季轮班，四出劫掠。夺人妻女以为妻妾，凡有不从，即三十、五十名□尽行屠戮。积聚财帛，屯顿粮食，制造火药，操练兵马。流毒闽广江西地方，难以尽数，气焰熏天，怨声彻地”[10]。

万历二年（1574），江一麟出任南赣巡抚，面对黄乡叶氏势力增长以致官府难以控制的局面，“奉命申明保甲及準理其部下”[10]，叶楷贴出告示：“有一人应编一人赴告者，举家诛灭。”[10]黄乡叶氏与官府矛盾愈演愈烈。为加强官府对地方控制，江一麟放弃前任赣南巡抚对黄乡叶氏的羁縻政策，改“抚”为“剿”，决定武力清剿黄乡叶氏势力。伴随部众叛离与官府围剿，“（叶）楷势孤穷，逃回赖舍庙藏躲”[1]（P6），被焚而死，其余部众流放他地。黄乡叶氏作为明代正德至万历年间赣闽粤边界区重要的“亦官亦贼”地方势力，控制黄乡保及周边地区长达六十余年。叶楷死后，奏割安远县十五保设立新县，国家统治力量逐渐深入，开启了长宁县历史。

二、贼、官、神：明清《长宁县志》对黄乡叶氏的多重记述

自明万历四年（1576）建县以来至清末，长宁县共6次纂修县志。明代纂修1次，清代纂修5次，在此6次纂修县志的基础上多次续修、增订、重印等。现存有清代康熙十二年（1673）、乾隆十四年（1749）、咸丰五年（1855）、光绪七年（1881）、光绪二十五年（1899）、光绪二十七年（1901）和光绪三十三年（1907）7种不同版本的《长宁县志》。长宁县志对黄乡叶氏记载，最早可追溯到第一部县志——万历七年（1579）《长宁县志》（以下称万历志），然该志现不存于世，从保留下来的万历志序来看，“惟长宁旧为黄乡，村落十五保，民庶世苦叶孽父子，积威取劫，思舍逆从，顺而莫之”[2]。长宁知县黄源亦有记：“长宁初为叶贼所据，假息游魂迄于数纪。”[3]万历志对黄乡叶氏记载决非县志序中的三言两语，限困于万历志遗失，无法得知黄乡叶氏更多信息。从上述两条关于黄乡叶氏记载来看，万历志对黄乡叶氏记载很大可能是单一的“贼寇”描述。

明清易代，康熙时期长宁县第二次纂修县志，康熙十二年（1673）《长宁县志》（以下称康熙志）作为现存最早的一部长宁县志，该志对黄乡叶氏记载较为详细，资料弥足珍贵。康熙志对黄乡叶氏记述集中于江一麟《奏议》、陈九韶《陈条》两文，散见于“沿革”“节孝”“义勇”“艺文”“纪事”等卷目。时任南赣巡抚的江一麟上奏朝廷称：“恶贼盘据地方延袤三百余里，田地尽其占据……岂意其负固怙终，骄恣益炽，藐视官府，作孽更深。”[4]长宁县教谕陈九韶上呈：“叶酋犹以听调赏功而获千总之名……僣人田业，夺人子女，贫者恣其役使，富者苦其侵凌，自黄乡以北十五保，民知有叶酋而不知有官府，多弃家远避而散之四方，其狡黠者托名长干而为之爪牙。”[5]时任内阁首辅李春芳亦叹：“叶贼由此日益炽，党族鸠聚，至楷营纳级为指挥官，掳掠男妇，雄睨七保莫谁何者。”[6]此外，康熙志有些卷目也有黄乡叶氏零星记载。如“沿革”条目载：“明万历三年，都御史江公一麟计平安远县黄乡保贼叶楷，割安远县双桥等十五保，于地名马蹄冈，奏设长宁县。”[7]“节孝”有记：“赖氏，刘伯谐妻。时遭叶贼，患难流离，年二十七，夫卒。”[8]“义勇”亦记：“刘载永，正德末年广寇叶廷芳等盘据黄乡等保，刘氏一姓被惨祸。”[9]从康熙志对黄乡叶氏的描述来看，虽提及叶氏作为地方头目“以听调赏功而获千总之名”事迹，但几乎是“盗贼”形象的描绘与记述。

康熙志纂修以后，长宁县曾于乾隆十二年至十四年间多次修县志，现存有乾隆十四年（1749）《长宁县志》（以下称乾隆志）。乾隆志体例门目较于康熙志有较大扩充，从康熙志45目或附目增至乾隆志83目或附目，故许多条目相应增添了黄乡叶氏记载。新增吴百朋《分建长宁县疏》有记：“正德五年，该县贡生林大纶等具呈，乞于地名李福湾三省巢峒之冲建立州治，以控制之，竟因会议迁延，遂使三百余里土地人民尽没于叶楷之手，迄今八十余年，横极而祸烈矣。近赖朝廷威武神灵，逆楷伏诛，然特一时之利，未为永久之规。”[1]（P11）“城池”增添“黄乡司城……旧为叶贼巢穴，区区斗城，孤立其间，危若累卵。至江公一麟决计剿灭叶贼，乃建县城于马踶冈。”[2]（P7-8）“山川”增有“大帽嶂，距县西南七十里，黄乡保界。叠巚纡回，盘亘数十里，丛箐蔽日，峻谷幽阴，旧为叶寇巢穴。左为大羊輋，右为小羊輋，尤称险隘。”[3]（P10）“兵寇”亦增“万历三年乙亥九月，都御史江公一麟、知府叶梦熊，计歼黄乡贼首叶楷等。黄乡寇盘踞有年，流毒地方。”[4]（P32）“志人”与“志言”两门皆增添黄乡叶氏相关记述，“名宦”之“江一麟”增有“叶楷盘据黄乡，流毒远近六十年”[5]（P1）。“冠带”亦增“刘京缙，世苦叶寇，举家奔县，奏本七次，产业流离，耕山课嗣，倡学于乡，孙应选登仕;刘修禄，因叶寇上京奏本，屡与乡饮”[6]（P36）。

万历志、康熙志以及乾隆志，三部县志关于黄乡叶氏的记载集中于官员的奏议与陈条，沿革、城池、山川、人物、武事、轶事等条目有黄乡叶氏的相关记述。纵观清代《长宁县志》，未发现一篇记述黄乡叶氏及其成员的专文，黄乡叶氏及其成员多被称为“黄乡贼”“叶贼”“叶寇”。县志描绘下的黄乡叶氏蔑视官府、烧杀抢掠、欺男霸女，俨然一副“盗寇”形象。此后，咸丰与光绪时期长宁县多次纂修县志，虽然几个版本的县志卷类门目有所调整，对黄乡叶氏记载略有删减和新增，但乾隆志描述下的黄乡叶氏“贼寇”的主流形象基本延续了下来。

纵览清代《长宁县志》，有意思的是，康熙志有记：“俗传楷庙祀妖神，内竖大旗，蔑束之，用人以禡则自解。”[7]康熙时长宁县出现“楷庙”，然此“楷庙”并非祭祀叶楷之庙（下文详述）。乾隆志之《黄乡杂诗》有云：“今日樵苏地，当年箐薮丛（溪尾即叶楷巢穴）;夜郎曾自大，孟获旧称雄。几处存淫祀（叶楷故居，土人立庙其旁祀之，呼为叶爷），何人恋土风;承平百余载，犹羡六钧弓。”[8]（P11，72）诗中明确提及地方民众立庙祭祀叶楷事迹，将叶楷塑造成“神灵”供于祠庙。黄乡叶氏不仅仅是单一的“贼寇”形象，同时也存有“土官”以及“神灵”等多重形象记述，此后《长宁县志》续修大致延袭了黄乡叶氏多面相的文本形象。

清代《长宁县志》不仅书写出黄乡叶氏“盗寇”主流形象，同时也隐藏着“土官”以及“神灵”双重形象，“盗寇”“土官”“神灵”三种反差明显的形象存于同一县志文本。黄乡叶氏本是赣闽粤边界一股“亦官亦贼”的地方势力，从朝廷或官府角度而言，黄乡叶氏被官府视为“贼寇”而剿灭，明清《长宁县志》编纂者将黄乡叶氏书写为“贼寇”，此举符合古代地方志的编纂原则与遵循国家的政治伦理。如出任万历志编纂的“校正”刘寿仁，其母为黄乡叶氏所迫害，在县志编纂过程中将母亲赖氏列入“节孝”条目，“赖氏，刘伯谐妻。时遭叶贼，患难流离，年二十七，夫卒。惟生一子，誓死不再醮。织紝治生，教孤子，夜辟纑，奉嫠姑，供甘旨。子孙绳绳，咸列绅衿，人称节孝之报”[9]。刘寿仁此类个案在《长宁县志》存有不少，刘氏在彰显母亲节孝之时，同时也是在控诉着黄乡“叶贼”，利用万历志的编纂职务，在书写“公共历史”不断增加“私家历史”的诉求。有学者指出，县志是在中央王朝体系下按照一定框架记述的一种公共历史，不仅代表着中央王朝的政治利益与观念，而且也渗透着部分地方上的私家意图[1]。若是《长宁县志》对黄乡叶氏“盗贼”描述属于“公共历史”符合中央王朝政治观念的话，那么县志中对黄乡叶氏“土官”“神灵”事迹的描述很大可能透露着“私家历史”的利益诉求。欲要明白县志编纂者对黄乡叶氏“神灵”形象的记载，则需要弄清黄乡叶氏被灭后为何被地方民众祭祀奉为“神灵”。

三、大盗化神：黄乡叶氏形象的演变及其原因

现存最早康熙志记载：“俗传楷庙祀妖神，内竖大旗，蔑束之，用人以禡则自解。”[2]乾隆《长宁县志》亦记：“楷立赖舍庙祀妖，内竖大旗，篾束之，用人以禡则自解[3]（P33）。从上述两条材料记述来看，康熙志“楷庙”与乾隆志叶楷所立“赖舍庙”应为同一祠庙。至于祭祀何人？明人张复《昆山人物传》有记：“叶楷者，故安远弁，据黄乡作贼，聚兵千，拥骁健三百人自卫，僣立功王庙，奉其先，春秋殺人以祭，恣横莫敢谁何……又斩其巨魁三四人，贼窘甚，焚死功王庙中。”[4]（P676-677）前文有述叶楷逃匿赖舍庙被焚之事，若张氏所言属实，则乾隆志所载赖舍庙即功王庙。换言之，康熙志的“楷庙”、乾隆志的赖舍庙以及张氏所言功王庙为同一祠庙，祭祀对象乃是黄乡叶氏先祖，然叶氏被官府定为“盗贼”剿灭，这个祠庙亦被朝廷及官府视作民间“淫祠”与“祀妖”。

清乾隆十二年（1747），长宁知县沈涛纂修县志，“参考前志，网罗旧闻，间辅以吴生之章修而未刻之志，重加葺订”[5]（P2），现存乾隆志在吴之章所修之志的基础上编纂而成。乾隆志所录吴氏所作《黄乡杂诗》（全诗内容见上文），该诗在其著作《泛梗集》中也有收录[6]。需要注意的是，乾隆志《黄乡杂诗》特别标注“溪尾即叶楷巢穴”“叶楷故居，土人立庙其旁祀之，呼为叶爷”等信息，吴之章将叶楷比作三国的孟获，隐约地透露出叶楷在黄乡地带深得民心之意，地方民众将其奉为“神灵”祭祀。不仅长宁县多处地方祭祀叶楷，而且安远县也有旗纛祠迎祭“叶楷杀人以禡之遗物也”[7]（P845）。明清更替，叶楷由“盗贼”成为“神灵”，成为清代赣西南地区的护佑“神灵”。

综上言之，康熙志“楷庙”原为赖舍庙或功王庙，实际上是黄乡叶氏祭祀先祖的家庙。明万历二年（1574），叶楷被南赣巡抚江一麟围剿，被焚赖舍庙之中，赖舍庙亦被焚毁。明清易代，乾隆十二年（1747）以前，长宁县黄乡民众在叶楷故居立庙祭祀叶楷，此为真正意义上的“楷庙”，被官府称为“淫祠”。此后，叶楷也被安远县民众迎祭入旗纛祠，旗纛祠为古代军事性祭祀的高峰，为中央与地方常规祠祀之一[8]，并非“淫祠”，可称之为“官祠”。叶楷也从不合法的“淫祠”神灵发展成为合法性的“旗纛祠”神灵。

明代赣闽粤交界区的黄乡叶氏“大盗”演变成地方“神灵”，这种“大盗化神”事件并非仅此一例。明末张献忠“入川屠蜀”，同样被四川梓潼县民众奉为地方神灵[9]（P568）。笔者去过黄乡故地调查，村中老人口述村中一些石桥、石路等为黄乡叶氏所修，虽然这些桥路无碑刻以及文字资料遗留，口述资料亦难断真假，但是至少从民间记忆来看，后世地方民众对黄乡叶氏颇有好感。那么，黄乡叶氏为何会被后世民众所留恋？叶楷又为何被当地民众奉为“神灵”？要回答这些问题，恐怕只能回到历史现场去寻找答案。

黄乡叶氏家族被官府剿灭，设立长宁县，王朝统治力量不断深入，长宁县本应由乱世进入治世，以达江一麟所言“长治久安”局面。长宁建县以后，为防止闽广盗贼侵扰，“各厢保间隐然守望相助之制，虽有异省不逞之徒，欲纵其豕突不可得也”[1]（P50）。然而历史记载却并非如此，“自建县后，闽粤剧贼犹出没黄乡，如谢志良、许其达、叶魁龙等，蜂拥蚁集，旋灭旋起”[2]（P8）。据乾隆志初步统计，自明万历二年（1574）建县以来至乾隆十二年（1747）以前的170年左右，盗贼侵扰数量多达7次，如“顺治四年丁亥，粤寇谢志良纠党数万，围城月余;顺治十六年十二月，妖民曹子布，同弟曹子粟、曹子兀等阴通广寇为乱;康熙十一年壬子，流贼周海元林青袍聚众作乱;康熙十五年丙辰，伪提督马某自平远出，攻屠邑寻邬保之城冈村”[3]（P34）。可见，所谓“各厢保相助之制”效果甚微。有趣的是，黄乡叶氏作为朝廷的“江西门户”六十余年内，乾隆《安远县志》所载长宁县境内盗贼侵扰仅发生过1次，“嘉靖三十六年，龙南贼首赖清规、岑冈贼李文彪流劫信丰县、安远县里仁保等地”[4]（P704）。由此可见，建县以后所受闽粤盗贼侵扰程度远高于黄乡叶氏作为“江西门户”时期，叶氏在很大程度上使黄乡民众少受盗寇侵扰劫掠。如赣州兵备副使薛甲称：“各贼所最憚者，黄乡土兵。”[5]（P187）明人尹台亦记：“比岁，广寇入犯我抚、吉诸郡。酋叶槐者，幸能扫众砺戈，致死以恭督府之命，群丑既歼，槐遂蒙优赏，获冠服之荣。”[6]（P165）从上述材料来看，黄乡叶氏作为“江西门户”，赣闽粤边界区贼寇忌惮叶氏势力少有侵扰赣州西南部地区，很大程度上起着稳定地方秩序的作用。

此外，长宁建县以前黄乡等地民众多为“无籍之民”，依附黄乡叶氏缴纳一定财物，无须向官府纳税与徭役。江一麟征剿黄乡叶氏时提及：“与其为叶氏所鱼肉，孰与为天子治氓，得受一廛，岁时奉赋役，宁不愉快乎？”[7]（P188）黄乡叶氏被灭后增设长宁县，地方民众被纳入官府管理成为“有籍之民”。然而长宁县流民入籍过程颇为曲折与艰辛，“自明季失驳，盗贼峰起，山林鼠窜，各逞劫夺，视民命若草菅，等编户如传舍”[8]（P846）。从“无籍之民”到“有籍之民”，需向官府缴纳赋税与徭役，若遇灾荒，则会极大地加重地方民众的负担。

明末清初，长宁县雨灾、旱灾、瘟疫、地震等灾荒频繁。据光绪三十三年《长宁县志》对县内灾荒数量进行统计，明万历2次，清顺治1次，康熙4次，雍正2次，乾隆5次，嘉庆3次，道光2次，光绪3次。尤其是明末清初之际，长宁县灾害尤为严重，如“万历四十六年戊午，夏秋酷热大旱，晚稻不熟，瘟疫死者相枕藉”[9]。邑人吴之章所作《大歉行》也有记载：“尝闻国初岁戊子，近古大祲无与比。”[10]（P71）依照吴诗所描述，清初长宁县灾荒严重，引起“斗米万余钱”“竹皆成米”“豪民结连，吏胥诡名领借放利”等诸多社会问题，民众食不果腹，“万姓称冤徒聒耳”，根本无力承担赋税与徭役。

长宁建县，本应从“乱世”进入“治世”，事实上当地民众不仅受到盗贼的频繁侵扰，而且还得承受官府压迫与赋役负担。反之，建县以前，地方民众依附“江西门户”黄乡叶氏，虽需缴纳一定财物，然叶氏却能保障一方，甚至造福于民。两者对比，或许在下层民众看来，从“无籍之民”变成“有籍之民”，承受官吏压迫与赋役负担，未必会比依附黄乡叶氏家族效果好，地方民众宁为“叶氏鱼肉”，不为“天子之氓”。由于古代生产力水平较低，劳动民众在面对赋税、徭役、灾害、人祸等多重压力下往往显得无能为力，为保证基本生存或生活状态，人们难免会去求助于神灵或鬼怪的辅助与保佑。黄乡叶氏作为地方的“土官”以及官府的“代理人”，很大程度上“护佑”了地方民众少受盗寇前扰，可谓“民知叶氏而不知官府”，其在地方民众心中的形象甚至高于官府。当地方民众再次面对盗贼劫掠、灾害频繁等问题，不得不去求助于神灵护佑之时，毫无疑问“护佑”地方民众的黄乡叶氏成为其求助对象之一，故地方民众将叶氏最后掌权人“大盗”叶楷奉为“神灵”，长宁县立庙或安远县奉入旗纛祠，寄希望得到黄乡叶氏英灵的护佑。清代《长宁县志》编纂者关注到地方民众立庙祭祀叶楷之事，然而黄乡叶氏作为王朝统治者的对立面，基于国家政治伦理基础上，无法改变黄乡叶氏“盗贼”的主流形象，只能以诗文的形式或在只言片语中将黄乡叶氏“大盜化神”之事映射出来，将黄乡叶氏的“私家历史”纳入到县志“公共历史”，尽可能建构出黄乡叶氏及长宁县历史文化的丰富多样性，以满足地方利益诉求。

结语

县志作为国家公共文化体系下的一种地方文本，它既受制于国家主流政治伦理，同时也凸显着地方现实情怀。基于这种县志编纂框架模式，县志编纂者往往会在编纂过程中对地方事件、人物等进行加工和深描，以达到编纂者的观念、目的及意图。黄乡叶氏本是明代正德至万历年间活动于赣闽粤交界区的重要地方势力，不仅长期从事打劫、迫害地方民众的活动，而且也作为“江西门户”或官府在地方上的代理人，在抵御闽粤诸寇侵扰方面起着一定作用，实质上是“亦官亦贼”地方势力。综览明清《长宁县志》，县志编纂者基于国家政治伦理基础下，黄乡叶氏大多被塑造成“盗贼”的主流形象，然乾隆志以后却记有地方民众奉叶楷为“神灵”的事迹，透露出编纂者对黄乡叶氏家族的另一表达。黄乡叶氏的“贼”“官”“神”多种形象并存于县志文本，以及“大盗化神”形象的演变，这是明末清初长宁县社会动乱频繁与灾害严重直接导致的结果，也是特定文化制度意识形态与地方话语共谋的结果。迨至20世纪90年代，随着革命史观与“客家热”的兴起，寻乌县地方史志又将叶楷及黄乡叶氏刻画成“客家楷模”“起义军首领”等形象。长宁县（寻乌）县志编纂者基于国家政治伦理及地方利益诉求，借用方志编纂机会重塑与建构黄乡叶氏家族乃至地方文化形象。换而言之，地方志编纂是一个地方文化再生产的过程，编纂者在忠于国家大历史“公”的基础上，不断地书写着地方小历史的“私”，最终形成了国家大历史与地方小历史的“公”“私”共存局面。故今日之读者，在地方志解读与利用时需要小心甄别，注意挖掘地方小历史“私”藏下的诸多权力、观念与意图，准确把握国家“公”史与地方“私”史，尽力寻求历史之“真”味。（责编：张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