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缺席的树

橄榄、西川朴、米槠、见血封喉、天目铁木……水石……看着手机上的“识花记录”里这些花草树木的名字，我的思绪又一次停留在最后涌出的“水石”上。我在网上搜索了橄榄、西川朴、米槠、见血封喉、天目铁木的图片和文字来看，可无论是图片上那些花花绿绿的枝叶、形态各异的树干，还是关于其生长环境、分布和习性的文字说明，都与我家院坝里的水石树相去甚远。水石是我父亲的叫法，大约是顾名思义地说它像溪头沟里流水冲刷过的砂石一样坚实的木质。一棵树通常只有一个正统的学名，父亲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于是只好像父亲那样，也叫它“水石树”，从而避免了让它和乡野里的好多杂草树木一样，被迫成为无名氏的无奈和尴尬。

父亲将水石树从太阳山上移植到院坝边栽下时，它还是一棵齐膝高的小树苗。那是一九八〇年。那时候，我们家刚刚从一公里外的仓库头搬迁到现在这个地方。仓库头有一栋属于生产队的高大房屋和一块宽阔的水泥坝子，分别用于存储、晾晒粮食。很多年里，仓库头的水泥坝子还是生产队难得的一次集会和集会后电影放映的不二之地。坝子一侧是溪头沟，另一侧是一片茂密幽深的竹林。我们家在竹林下住到一九八〇年，父亲忽然选定了现在这个地方，盖了一幢三间的新房子，随后举家搬迁了过来。尽管我们家新盖的房屋门前也筑了坝子，却是石头和泥沙铺就的，无法和仓库头的水泥坝子比。一天黄昏，我看到父亲弓着腰在靠近龙门口的院坝边哼哧哼哧地挖土，然后捧起身边的小树苗，小心翼翼地放进新挖的土坑里。父亲总是有干不完的农活，在仓库头时是挣工分，搬到这里以后是伺弄自家地里的庄稼菜蔬，難得有精力和闲心郑重其事地在院坝里种树。那时候我家院坝里已经有了一棵枇杷、一棵柿子、一棵李子，不知道父亲是在什么时候种下的，也许在我们家搬来之前它们就已经生长在那里，我们家的新房子一立起来，它们也就成了我们家的了。我以为父亲这次要种的是又一棵什么果树，问父亲，父亲说不是的，是水石树。我那时还只有六七岁，不是第一次听父亲说起这个树名，却是第一次亲眼见到它的真容。我有些不解，既然不是果木树，父亲为什么还要把它从山野间移栽到自家院坝里，和枇杷、柿子、李子种在一起？父亲嘿嘿一笑，指了指刚刚在土坑里立起来的小树苗说：你看，它是不是很端正（笔直）？以后可是会长得很高很大的！

果不其然。后来我家院坝里的枇杷树、李子树、柿子树先后老朽了，倒毙了，独独这棵水石树还傲然挺立着，枝繁叶茂，顺理成章地活成了我们家的植物成员中最老的长者。

我们家的院坝外就是进出溪头沟的路。向右，翻山越岭去向县城，向左，蜿蜒曲折地通往乡场。一九八〇年父亲在院坝边种下水石树时，路还是羊肠小道，后来将原路拓宽，筑成了可供拖拉机、平板车、机动三轮车、摩托车等通行的机耕道，新世纪一到来便再次拓宽修整，铺成了平平展展的水泥路。一九九〇年，也就是父亲种下水石树整整十年后，我从乡场上的初级中学毕业，考取了一所中等卫生学校到市区求学，四年后毕业分配到县城工作。从逼仄的山间小道到宽阔的水泥路，这样的变化绝不是我此刻说起来时这般一挥而就的，而是有一个较为漫长的阶梯状的过程，我有幸耳闻目睹到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修筑机耕道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毛路子开通以后，路面要铺碎石，生产队给每家每户都分了一小段，并明确限定了工期，不管想什么办法，必须如期完成。那时候正好是暑期，父亲问生产队长派我去行不，生产队长说只要有人干、能完成就行。我于是得以和溪头沟里老老少少们一起，每天提着铁锤，躬身在路上敲打。第一天，我的手心里便磨出了两个大血泡，第二天变成五个，铺路过程结束时，血泡已经变成了硬结；先是刺痛，后来变成隐痛，再后来只感觉掌心一阵阵难耐的痒，一直到新学期上完，寒假来临，才和硬结一起慢慢散去。

一九九四年，我从中等卫生专业学校毕业分配到县城工作以后，隔不久就回溪头沟一次。有时候翻山越岭走龙门口右侧的路，有时候经乡场走左侧的路回去。开始拓宽机耕道铺成水泥路面时，父亲早早地托人给我带来消息：“要修路了！”过了差不多近一年，父亲沿着修筑一新的水泥路搭车进城来，告诉我：“这下好了——路通了！”我于是开上新买不久的小轿车，载着父亲，途经乡场，一溜烟就跑回了家。从此以后再回溪头沟，我再没走过龙门口右侧翻山而过的那条路，父亲再进城来时也选择了坐车，不是搭进出溪头沟的顺风车，就是赶每日两趟经乡场在县城到溪头沟之间往返的公交。

但是，父亲毕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至少相较于路的变化在父亲眼里、心中掀起的波澜，水石树不可避免地落入了与溪头沟的青山绿水间那些默默无闻的杂草树木一样，被长时间忽视、因而只能自生自灭的境地。唯一的例外就是在机耕道筑成后，父亲从外面运来了砖块、沙石和水泥，将我们家的院坝重新平整，也铺成了水泥地面，还在水石树和机耕道之间砌了围墙，让水石树和父亲后来种下的桃树、李子、橘子一起，成了我家院坝里的主要植物成员。在水石树那里，父亲还专门留出了一块圆形的空隙，像城里人修筑花园那样以水石树为中心砌了砖块，将水石树与坚硬的水泥地面隔离开来。父亲知道，水石树需要足够大的生长空间。

而水石树呢，似乎也懂得不辜负我父亲，只管静静地耸立在我家院坝里，看着院坝外的道路一点点发生变化，兀自渐渐长大长高。到现在，笔直的爬满皱褶的树干一个人无法合抱，四季常青的树梢远远地高过了我们家老屋顶一大截，真真正正地长成一棵大树了。无论什么时候，无论我是开车从左侧的乡场，还是以前翻山越岭走右侧的道路回家，打老远就能望见水石树高耸的树枝，背景是溪头沟绿油油的山川和宽阔无垠的天空。不知道说过“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道德经·第六十四章》）的先贤老聃，若有机会见到此情此景，又该会生出怎样的惊叹？

最近，有好几次，当我开着车走到龙门口时，父亲正拿着扫把，专心致志地清扫院坝上的落叶。见到我，父亲直起渐渐老去的腰身，向龙门口的水石树努了努嘴。院坝里的那些落叶，大多就来自水石树越来越茂盛的树枝。

我站在树下仰起头，怎么也望不到它高高在上的树梢，伸手抚摸着饱经沧桑的树干，感觉就像小时候贴着父亲胡子拉渣的脸，清晰的痛感过后是铺天盖地的暖意。忽地觉得，关于溪头沟、关于父亲，我的回忆又添了一个结实有力的凭据。

我的乡村小学

村小的校舍是一栋全木结构的房子，三间，一字型排列，孤零零地静卧在通往县城的路旁。通往县城的路要翻越一座山，村小就建在山脚靠近溪头沟的一处平台之上。去往村小的路，到平台之下便是一溜陡直的石梯步，拾梯而上，便可看见村小宽阔的操场和静立在坝子尽头的校舍，气喘吁吁间，像一个溺水者探出头来，望见波涛滚滚的水面和近在咫尺的堤岸。

坐在教室里抬起头仰望，就能望见新近翻盖过后的人字形瓦屋顶。大部分瓦片是陈旧的青色，东一块西一块地间杂着灰色的新瓦。我家的房子也是三间屋子，只不过，校舍的格局似乎比我家老屋要大。这感觉，在我挎着书包走进教室的时候就有了。

我们的教室在最靠右的那一间。教室的木墙壁也是新近修缮过的，大部分木板呈淡黄色，间杂着几块颜色浅淡到近乎白色的新木板。我既好奇又兴奋，找到自己的座位，却不舍得把书包放下就又跑了出来，跑去隔壁那间屋子里找读五年级的表姐。这才发现，我们的教室中间原来应该有一堵墙，就像表姐所在的那间一样，被隔成前后两个小间，前面一小间是表姐所在的即将毕业的五年级，后面一小间是老师们的办公室。

我站在两间小屋子之间的门洞前，抬起眼瞅了瞅后面那一间小屋子，尽管最靠后的墙上开了一扇木格子窗户，屋子里依然黑兮兮的，只有高老师坐在办公桌前，正低头批改作业，靠右的墙上挂着一张人物画像。画像是黑白的，因为年陈日久，白的部分有些泛黃，黑的部分有些泛白，人物的面容已经模糊不清，四角有些卷边。因为高老师在，我没敢多看，就跑出了表姐的教室。

最左侧的那间也是教室，和我们的教室一样，中间的墙壁也被取掉了，或者压根儿就没镶上过，看起来自然比表姐所在的教室宽大多了。我跨出表姐的教室门口时，扭头就从紧邻的那间教室敞开的门口，看见教室里背对门口坐着的另外一位老师和正排队领取新课本的蠢蠢欲动的同学们。

那是一年级下学期开学的时候，我的书包里装着刚刚从老师那里领来的新课本。那是我第一次拥有自己的课本，第一次走进村小的教室。半年多前，村小开学的时候，学校的负责人高老师跑来我家找到我父亲，说村上对校舍的维护工作还没做完，因为我家离村小很近，打算安排一个班借我家的堂屋上课。我父亲问是几年级，高老师说是一年级，我父亲想了想，说可以，但有一个条件。父亲所说的条件就是让我“插班陪读”，因为我还不到上学年龄，父亲是想让我跟一下课，如果可以，就正式让我发蒙读书。高老师想了想，答应了我父亲，但新生的课本是根据早先上报的名单，从乡中心校领来的，我没报名，自然没有课本。没有课本算什么，只要让我跟着写写画画就行，这是父亲的想法和本意。父亲曾经做过几年的生产队长，知道写写画画的重要性，最起码比任由我游手好闲、四处疯四处野要强。到了期末上报下半学期学生名单的时候，没等我父亲开口，高老师就已把我的名字写进了名单里。新学期一开学，我便跟着来到了村小，而且领到了自己的书本，不再是一名“插班陪读生”。

校舍是三间，教室也只有三间，而班级却有五个，惟一的办法就是“混读”：即将参加升学考试的五年级被安排在中间的半间小屋，其余的四个年级，只好一与三、二与四分别共享左右两间教室，每个年级上一堂课，不上课的那个年级就写作业或者复习。在村小的四年半里，我从右侧的教室开始，又回到右侧的教室，最后坐到中间的那间小屋。

老师总共只有三位，每位都同时教着不同年级的多门课程。高老师我是早就认识的，另外的两位我也很快见到了，其实也是早就认识的。他们是夫妻，一位姓杨，另外一位姓高，有几次在上学放学的路上遇见，他们微笑着命我像没上学的时候那样叫他们叔叔、娘娘，我呆呆地望着他们，怎么也张不开嘴。三位老师都是溪头沟人，说起来，都是拐弯抹角的亲戚，但从我坐在我家堂屋里做“插班陪读生”的时候起，我就已经习惯了叫他们老师，再改口叫别的，感觉味道怪怪的，我叫不出口。在我家堂屋的时候，是高老师语文、算数一起教，到了村小，便和杨老师一起，一人教我们一门课了。

操场左侧立着一根碗口粗的圆木桩，上端擎着的正方形木板上支着圆形的铁框。那是村小的篮球架。开学的时候，还看到篮球框上挂着红白相间的网，没过多久，就有一部分篮网脱了钩，又过了不久，干脆全部脱落了下来。没有篮网也不影响投篮，一到下课时间，那些高年级的同学便吼叫着，争先恐后地从老师办公室里抱来篮球，三对三或者四对四，围着篮框飞奔起来。更多的同学只能围观，不时在一旁叫喊谁的名字，要那个人传球给另一个人或者投篮，然后是轰然而起的掌声或者叹息声。整个操场，除去篮球架和围观人群占据的地方，剩下的一半就成了跳绳、斗鸡、跳沙包和无所事事者们的地盘。我个头矮小，不会打篮球也不喜欢看他们打。而玩斗鸡，我总是站立不稳，没斗两下便双足着地，彻底败下阵来。后来就只好跟表姐一起跳沙包，表姐在地上划了一个方格子，就和同伴玩起来，看着她们跳过几遍之后，也就大抵知道是怎么个玩法，既有明里暗里的竞争，又避免了激烈的身体接触。我一下就喜欢上了这样的玩法。

从走进教室的第一天起，我就被安排和大个子同桌。大个子读三年级，不止个头比我大，实际年龄也至少是我的一倍，嘴唇上下黑乎乎的，说话语声低沉。我们在操场上玩耍的时候，他总是一个人远远地看着，好像我们身上带有可怕的瘟疫，一接触就会被传染到似的。大个子与我们格格不入，却总是捣蛋，心思全不在学习上。杨老师上课时，他总是弄出幺蛾子。有一次，杨老师板书完一行字，转过身来的时候，顺势就将手里的粉笔扔了过来，但杨老师的手实在缺乏准心，也有可能是因为突然的情绪变化让杨老师没了准心，粉笔划着一条漂亮的抛物线，落在了我们面前的书桌上，无声地滚落到我怀里，只在书桌上留下一个粉笔撞击过后若有若无的白点，粉笔没打上大个子，杨老师于是挥起了另一只手里的黑板刷，恶狠狠地朝大个子甩过来。但杨老师的准心是真不敢恭维啊，明明是飞向大个子的黑板刷，却鬼使神差、不偏不倚地飞向了我的前额。我眼前一黑，眼里因为突然遭遇强烈的刺激呛满了泪水。我突然发出的惊叫声和黑板刷掉落在书桌上的声音惊醒了大个子，只见他猛一下直起腰身，投降似的举起了双手。

如果把村小看成一个舞台，大致可以分出动态的和静态的两个部分。动态的部分自然首先是来自于人的，是作为“演员”的老师和学生主动或者被动制造出来的各种变化。破例让我“插班陪读”的高老师，起初也是民办教师，后来终于转为公办教师，一直干到退休。杨老师当过兵，退伍回来后就当起了村小的代课教师。等我读完五年级，升到乡场上的初级中学后不久，他便沒再继续代课，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的夫人也就是另外一位高老师，也是代课老师，不过教的是另外两个班级，村小被取消合并到乡中心校，便也没再继续代课。我到县城的医院上班以后，高老师有几次来找我看病，有时候是膝关节，有时候是肘关节。都是过劳所致的慢性病。看过两次或者三次之后，便没再来找我，想来是没见治疗效果，放弃继续治疗，或者找其他的医生继续医治去了。他们的家就在进出溪头沟必经的水泥路旁，我好多次看到他们站在路边的院坝里，顶着已见斑白的头发，有一搭没一搭地摆龙门阵，或者对坐着，做一些不太费力的小农活。任我如何努力，怎么也找寻不到一丝他们站在村小的讲台上意气风发的影子。

每个人心底都藏着一汪深潭，多数时候是风平浪静，但有时候也会泛起涟漪，有时候还会泛滥成洪水猛兽。“黑板刷”事件的第二年，大个子便没再继续读书，几年之后与同村的另一个姑娘结了婚。现在，已是两个孙子的爷爷。有时候我们会在路上遇见，他怀里抱着一个孙子，手里牵着另一个。我想起我们早已逝去的同桌岁月。很多张面孔同时浮现出来，有一些早已模糊不清，有一些却依然历历在目，就像近在眼前的大个子。我嘿嘿笑了起来，大个子也没迟疑，跟着回敬似的冲我一个劲地笑着。他可能压根儿不知道我那一刻为什么而笑，也不知道他是否和我一样记起了课堂上的那一幕。

静态的部分也不是绝对的死水一潭、一成不变，在无声流逝的时间里，兀自发生着各种改变。最显而易见的变化发生在新千年之后，村小合并入乡中心校，村小的操场和校舍由此便彻底冷清下来，变成了一栋空荡荡的“死”屋：老师办公室墙上的画像早就看不见了，教室里的桌椅板凳，不知搬去了哪里；因为多年没人打理，房顶上的屋瓦间漏出明晃晃的天光；几堵墙壁上的木板已经脱落，或者不翼而飞，校舍光敞敞的，只剩下几根木头柱子，稻草人似的，顶着瓦屋顶耸立在那里。

我每次打村小旁的路上经过，或者专门去到村小，只看到一座孤零零的房子。感觉里，一次次浮现在记忆里的村小，陡然间变得如此矮小。既熟悉，又陌生。我一时说不清，为什么在记忆里那么高大、广阔的村小，一旦走出记忆，在眼前呈现出真实的面貌，竟变得如此低矮、逼仄？是时间让村小一点点缩微了？还是它一直在记忆里兀自成长？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或许，我一次次地记起村小，记起溪头沟里的人和事，一次次地回来，为的就是对抗这种变化，让其尽可能地保持原貌，而不至于变形走样。

操场上的篮球架，早就不见踪影了。操场上，铺了厚厚的泥土，被村里人改造成了菜地。菜地一小块一小块的，像我们课间时跳沙包用过的方格子，只不过是被放大到了整个操场。菜地里种上了萝卜、白菜、蒜苗、玉米、大豆、小麦，任何时候，都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操场边立着一根旗杆。我不记得我刚上村小那会儿是否有过旗杆，等我注意到的时候，它就已经挺立在那里了。这么些年过去，依然挺立在那里。旗杆之前用的是竹竿，也就比教室的瓦屋顶高一点，我离开溪头沟后的某一天换成了金属的，比竹竿的旗杆高出了一大截。去村小的路上，打老远看见旗杆顶端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我就知道，我离村小很近了。

【作者简介】李存刚，生于一九七三年，中国作协会员，四川省作协全委、散文委员会委员。作品见于《人民文学》 《天涯》《散文》《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等刊。出版有散文集《喊疼》《徙水流经》《身体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