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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的武生

2021-09-09汪破窑

雪莲 2021年8期
关键词:油条母亲

那个挨雷劈的有消息了!母亲的声音从午后的烈日中传来,晴空一记闷雷,我昏昏欲睡的大脑立即被记忆唤醒,那种清醒不是自然醒来的,而起床后清水洗脸的一激灵,或是兜头一盆凉水淋醒了我仇恨的头颅。怎么说呢,这件事我们已经折腾了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一个结果,我也有些疲倦了,有些懈怠了,总是有母亲给了我支撑下去的力量。这些年母亲就是为此而活着,尽管不停地折腾,不停地失望而归,母亲却给我留下了坚持到底越挫越勇的印象,她已经上升到乐此不疲的高度,我还有什么理由疲倦呢,懈怠呢。

我恨他。我对他的仇恨是强烈的,就像门前的汉江河水一样连绵不绝持续不断的,我多次萌生见了他就要杀了他的念头。我没有见过他,他也没有见过我,他压根也没有想要见我,不然他也不会丢下我们离家出走。我没有见过他,当然他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他只是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尽的痛苦。母亲的一生都在和他作斗争,或者说我是他的替代品,母亲则是在和我这个替代品作斗争,这场斗争中他始终躲在暗处,他像个远遁他乡的逃兵一直在躲着不见我们,我们始终不知道他在哪里,母亲愤怒的火焰燃烧着却不知烧向何处,她只得拿我出气,最终我和母亲都被烧得遍体鳞伤。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生气,我也想尽可能地做好,但是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好,一直这样提心吊胆地生活,在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子里长大。

母亲对待我的态度让我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她亲生的。三兄弟中我是老幺,俗话说:爷奶喜欢长孙子,爹娘心疼断肠儿。母亲应该心肝宝贝地疼我才是,可是没有,心疼谈不上,虐待毫不为过。一些大人看到我身上的伤痕会心生怜悯,对母亲的这种行为却表示理解。我搞不清原因。母亲总是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向我发泄,谁也劝不住她,直到我上了高中,比她高一大头了她才没有打我了,我的力气一天比一天大,我的性格非常暴烈,大哥二哥也不敢和我动手,在学校我经常把高年级的学生打得跪地求饶,就连老师也不敢说我。有几次我打架进了派出所,因为年龄的原因次次交钱了事。母亲不再打我了,只有她那句“跟他一样,一辈子不成器”时常挂在嘴边。我从小被打骂惯了,当然与母亲心生隔阂。我们基本上不说话,就是说也是生硬的,像羊儿屎,一粒一粒的,膈应人。现在想来,我也不知道我是怎样过来的,尖锐的母子关系是如何压制下来,如何安然度过了我的青春叛逆期。

他是在我快要出生时突然离家出走的,像烈日午后的一场暴雨,事先没有一点先兆,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让人猝不及防。母亲想让我胎死腹中,她是在众人的劝说下才勉强把我生下来的,其目的就是要拿我出气。这些年我一直没有放弃找他。准确地说,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放弃找他,母亲说就是掘地三尺也得把他挖出来。母亲找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我们过得不好你也休想过得逍遥自在。找到了他我又该怎么做呢,就像一户穷人家突然得到了两斤鲍鱼不知道该如何烹制,真是件让人头痛的事情。

进入这个夏天,有关他的消息像涨潮的汉江飘浮物突然多了起来。这些年来我们无数次得到“确切”消息又无数次地无功而返,再次得到消息,我和母亲立即刺刀出鞘子弹上膛,心中的气旋即膨胀起来,雄赳赳气昂昂,整个人高大起来,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这个时候我会按照母亲的最高指示立即去召集亲朋好友,大家簇拥在母亲的身旁,像一支浩浩荡荡的军队,向他所藏匿的方向杀去。母亲作为最大的受害者,自然得到了全槐树湾村人的同情,以至于她平常对我的各种非人的让人无法接受的宣泄也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大家都说“春分这辈子不容易”,难道我容易吗?大家都说“你也别怨人,要怨就怨你自己,谁让你长得那么像他呢,换着谁看见了也会生气。”可是长得像我有错吗?他们甚至为我母亲找到了一个泄愤的对象而感到高兴。据说我长得与他很像,而且说话的腔调、动作姿势都是一样的,母亲一直把我当着他来对待。以前母亲的性格是公认的好,出了这档子事后就变成现在这副样子,有一些不可理喻,而我就成了缓解母亲精神上的压力的“灵丹妙药”,每一次治愈母亲突然而至的病,我就会被她打得遍体鳞伤。

我给城里的大哥二哥打电话,他俩都不愿意回来,我说了狠话他们才回来的。过了这么多年,大哥二哥已经有些疲了,如果连他俩都疲了,倦了,那其他的人就更别说了,召集大家也有些困难了,很多人迫于母亲的面子或是同情母亲的遭遇才勉强过来的。院子里已来了几个至亲的人,母亲又开始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哭诉。这样的场景已上演过太多次了,我也有些麻木了,大家也有些麻木了。母親精神抖擞,她丝毫感觉不到我们的疲倦,一如既往地向大家哭诉。她爱用的词句腔调,说话间的停顿间歇,声音里的抑扬顿挫,什么时间哭泣什么时间抽泣什么时间哽咽什么时间停顿,都是有讲究的,母亲的哭诉已经很程序化,大家已熟悉她那一套熟练的语言和动作,也许已经听过二十遍或是五十遍了,说实在的,他们已经听不下去了,甚至有无非是多看一出话剧的想法,尽管这样,大家都忍着,竭尽所能地配合母亲把这一出话剧演完,还有几个妇女积极地扮演群众演员,围在母亲身旁象征性地劝解。如果没有她们在一旁劝说,母亲会一直喋喋不休地哭诉下去,像门前流淌的汉江河水昼夜不停,一波接过一波。大哥二哥站在母亲身旁劝慰,他俩也不知说些什么,不停地用手抚摸着母亲的后背,好像这样就可以安抚母亲的情绪。我听了母亲的哭诉,内心的仇恨会更加强烈,我没有在脸上表现出来。我一言不发地坐在院子前的石阶上发呆。

远方的天空很蓝,很远,他的影子却占据了我的内心。他的所作所为让我感到恶心。在我小的时候也经常有人拿他的事开玩笑或是嘲讽我,那时我多希望他像一个普通的庄稼汉,哪怕老实巴交,哪怕穷困潦倒,哪怕长相一般,或是丑陋一点也没有关系,至少一家人守在一起,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平平稳稳地过日子,多好啊。前面不远就是祠堂,我仿佛看到了他在舞台上腾挪跳跃的身影。

在槐树湾村,最早起来的是奶奶,她醒来后就是打扫庭院净水泼地,等待贵宾们的光临。他年轻时长得帅气,村里搞活动他肯定是主角,其他村的姑娘听说有他的戏,也会老早过来占个位置,其实她们只是想一睹他的风采。奶奶说他长得端正,又有一副好嗓子,被公社选送到县剧院学习了五个月,他是演武生的,只要有他参加的活动必定是我们公社的文艺盛事,场场人头爆满,他扮演的武生从头到脚都透着帅气,一亮相尖叫声不断。只要他在家,家就不曾安宁过。那种不安宁是奶奶打心眼里高兴得不得了的安宁,一群认识的不认识的姑娘家毫无羞耻地在我家钻来钻去,房间里院子里总是传来年轻女孩子的阵阵说笑声。当我家要割小麦种花生时,田间地头全是姑娘家家的身影,她们甚至连自己家的活也不愿意干却为了能够见一见他和他说说话而愿意在我家的田里从早忙到黑仍不愿回家。这样壮观的场面我是没有见识过的,但从奶奶的讲述中我仍能感受到她发自内心深处的自豪,就连她眉眼间的皱褶处也洋溢着让人嫉妒的幸福。我可以想象他年轻时的风光。可是他的风光与我没有半毛钱关系,反而给我带来无休止的痛苦。

他的身影好像还在那里。良辰美景,才子佳人。我揉了揉眼睛,戏台全无,观众已遁,空剩祠堂灰头灰脸地杵在那里。天上人间。这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忍不住感慨光阴流逝,世事变更,作为他的至亲,我本应以此为荣,恰恰相反,我深以为耻,村里人谈起他来我也是低头不语,甚至恶言相对。在我大了一些以后,村子里的人说起他总会避讳我或是含糊其辞,像是聊到自己一桩掩埋已久的心事。好在我不是一个很笨的人,我很小的时候就能把他们今儿的三言明儿的两语串在一起,形成一条证据链来佐证他的恶行。

隐士居寺内有一天然石洞,洞呈东北走向,向下倾斜延伸,相传与三里外的另一座寺院瀑雨池相连。1951年隐士居寺惨遭劫难,寺庙被毁,洞被炸塌,但周边群众从未间断宗教生活,香火不断。后来政府准备重建寺庙,他和裴士元通过大队的关系,有幸成为重建寺庙工程队的一员。为什么说有幸呢,出一天工政府给五块钱,据说这个活能干一两年,那这样算下来收入不得了的。这活计也简单,一个人负责在洞里用电钻把堵死的石头一点点地钻开,一个人负责将一块块的石头拉出洞外。洞已挖了一里多了,照这样下去用不了一年时间就可以把这个洞打通,到时与另一座寺院的瀑雨池一连通,肯定会吸引更多的游人过来旅游参观。那天应该是他到洞里钻石头的,他命不该绝,进洞时他突然想屙屎,他一头扎到旁边的树林子里屙屎去了,士元进了洞里。也就是一泡屎的工夫,不知道什么原因,洞突然塌方了。他躲过了这一劫,士元被埋在了洞里。后来他常去帮士元家干活,时间长了就传出了他与士元老婆白露的闲话。他与士元、白露是中学同学,关系很好。白露长得不好看,搞不明白为什么他俩都喜欢白露。白露嫁给裴士元后,他很快也结了婚。但是他并没有忘记白露,又生活在一个村子,总会隔三差五地见面。有人说,他和白露没有成双成对,一直耿耿于怀,士元就是他设计害死的。母亲听了这些闲言碎语,多次与他吵闹,还跑到白露家里闹。白露无论从哪方面来讲都无法与母亲相比,这也是母亲恼火的原因,后来,他和白露及白露两个儿子一起从村子里消失了,就像太阳下那滴露水霎时蒸发了,没留下一丝痕迹。

村子有他们的种种说法,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我只知道他抛弃我们走了,跟别的女人走了。想起来心里还是挺难受的。不管怎么说,我是一个受害者。我招谁惹谁了,从一生下来就没有过几天好日子。我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这时的太阳像个醉汉,一脸苍白,摇摇晃晃地挂在头顶,把耀眼的光芒呕吐在人们身上。母亲已经张罗好了。自行车也借好了,两人一辆自行车,有的是一人骑一辆自行车,这倒不像是去兴师问罪,讨伐敌人,我觉得更像是一支娶亲的队伍,把他风风光光地“娶”回家来。

奶奶迈着细如竹竿的腿,颤巍巍的,我真担心那腿承受不了身体的重量而折为两截。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奶奶那包裹粽子般大小的脚竟然比往日輕快得多,很快就移到了我身边。奶奶给我留下的印象,好像一辈子就是搬一把椅子坐在门前,日日如此,年年如此,显然,她比母亲还要焦急,她也在等待他归来的身影。奶奶这两年眼睛花了,耳朵也有些背了,但是她的记性还是年轻时那般好,二十多年前的事她记得清清楚楚。她拉我到屋角,又四下看了看,才扯着嗓子对我说,生怕我听不见,三,怎么说他也是你爹,没有他哪有你呀,你可不能犯浑,真是见到了不可以急,更不可以动手,把人带回来就行了。她往母亲那边望了一眼,说你妈心里有气,你要看好她,她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你要心里有数。怎么说他也是你爹。奶奶再三强调。我知道奶奶最担心的是我,她知道我火爆的脾气,她也知道这么多年我受的委屈,她更知道我收拾人的手段。我没有说话,点了点头,向门外走去,我听见奶奶在叫大哥和二哥。

据说他一声不哼地离开了家,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件,成为槐树湾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奶奶没脸出门了,人倒在床上好几天不下地。她最引以为豪的儿子现在却成了让她抬不起头的人。最伤心的莫过于母亲了,她一反常态,没有闹了,没有骂了,整个人怔在那里,看起来有些恍惚,是前门通应天地的清明婶两记响亮的耳光才把母亲给搧醒过来。从那以后,母亲整个人都变了,常常一个人出神,或是流泪饮泣。清明婶说她的魂魄被勾走了,只剩下一个会说话的躯壳。她说她看过也治过好多被鬼魂勾走的人,像我母亲这样的还真是没见过。清明婶的话无异于判了母亲的“死刑”。母亲说话语无伦次,做事开始有些颠三倒四了,没过多久,她又挺了过来,动不动就发火,头发也白了不少,掉了不少,人老了很多。

小时候,有一次我在家里做作业,突然下起了暴雨,我只顾做作业竟忘了把晒在院子的衣服收起来,母亲回来后对我是一顿暴打。当时我哭着要去找他,那么大的雨也没能阻挡我的步伐,我毫不犹豫地沿着汉江河流水的方向一路寻去,我冲着汉江河大声地叫喊他的名字,却被雨声一口吞没。我知道他是不会要我们了。我恨他。那天我走了很远的路,全身湿透,后来我又一个人返回家中。我没有地方可以去。母亲对我再差也一日三餐管饱我,除了衣服是穿大哥二哥的外(其实这个我也没什么可埋怨的,我们这边一直有“新老大、旧老二、补补连连是老三”的说法),其他的,和大哥二哥没有两样,母亲样样没有少我的,只有母亲遇到事情时才会在我身上出气,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适应了,我特别能理解母亲那份无助、那份愤怒。往事历历在目。院子里人声涌动,自行车的铃铛声也响了起来,热闹喜气,仿佛喜期来临,宾朋聚集。出发的嘈杂声让我醒过神来。

母亲双手的袖子已经挽了起来,大干一场的气势迸发出来,整个院子里也激昂了,七嘴八舌的说着话,谁也不甘示弱,也许只有语言才是最体现个人价值的方式。那辆二八加重的野马牌自行车也被推出来了。它在这个家里生存近二十年,母亲经常骑着它去打听他的消息或是在寻找他的路上。它的地位在这个家是不能替代的。这辆野马自行车是他托人从枣阳野马自行车厂买回来的。这辆车与其他牌子的车比较起来,价格要便宜一百来块,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从来不会爱惜,甚至以骑它出门为羞,我多次提出换一辆自行车都没有得到母亲的同意,只是大哥二哥在城里工作后才各自拥有了一辆属于自己的“永久”牌自行车。现在这辆车成了母亲和我的专用“座驾”,我骑的时候总抬不起头,尽管我也在它身上下足了“功夫”。譬如我在有“野马”标识的地方用“永久”牌的标识遮盖起来,现在想想那应该是最早的“套牌车”了。这辆自行车只要动用了,哪怕只有几步路程,母亲仍会端上一盆水仔细地清洗那辆自行车,比给自己洗澡还要用心,好像珍贵的它出了一趟很远的门。母亲会用清水洗三遍,把、铃铛、三角架、站架、车轮、车胎,就连泥板也要清洗三遍,然后又用干净的布擦拭得干干爽爽的,生怕留下一丝灰尘。直到母亲满意为止。母亲的爱惜,使得这一匹老损的野马一直保持着出厂时的那份干净、那份整洁。有时我有些不能理解母亲,换着我不砸掉这辆车就不错了,但是我肯定会把它卖掉,让它从眼睛里消失得越远越好。

队伍出发了。母亲一马当先,她已从刚才的倾诉中走了出来,英姿勃发地骑着她那辆心爱的“野马”牌自行车在最前面,那几绺头发在风中飘扬,发亮的头皮在摇摆的头发间清晰可见了,白花花的,有些刺目,她佝偻着的身子已没有前几年那么挺拔,像门前那棵歪脖子枣树,似倒不倒地却又顽强地挺立着。看着母亲,我心里难受极了。我默默地跟在后面,队伍一长溜,甚是壮观,我又想起了娶亲,不知这一次这么庞大的接亲队伍能不能把他“娶”回家。这个娶回的人我们又将怎样面对?

出了村子,我发现人少了一半,我不敢告诉母亲,我怕她会伤心。出了我们小镇的街,自行车就只剩下六辆了。母亲无意中回了一下头,她肯定看清了,她也知道是什么情况。她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我心里更加难受了。也许是疲了,也许对我们家的是是非非不便插手,能躲就躲吧,就像平常在路上遇上母亲她们也是能躲就躲,凡是躲不掉的会被母亲拉住说上好几个小时关于他的事情,那话题永远千篇一律,归纳起来就是说他的不是,她怎么不容易,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他又是如何如何对不起她。这样的话头两次人家听了还会报以同情,时间久了听腻味了,有些怕了,后来老远看见母亲就开始设法躲了。

到达南营镇街心,队伍停了下来。这时的街上也没多少人了。空落落的。倒是特别切合我这时的心情。商铺的老板无精打采地张望着,像街边的狗围着空空的肉铺铁架子嗅个不停,希望有奇迹出现。这会是他躲的地方?我有些不敢相信,这小镇与家离得太近,难道真的是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父亲躲在这里到现在才被发现?我母亲也不相信,但她没有表现出来,人家程小满说什么也是在为她帮忙,她怎么能怀疑人家呢。程小满嘴上说是亲眼看到的,口气十分肯定目光却飘忽不定,接着话就不那么肯定了,她带着虚设的侥幸心理说,眉眼之间差不多,相貌轮廓差不多,走路姿势差不多,但是我也不敢保证,毕竟这十几年的变化太大。就是这么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母亲却当真了。母亲可能只记住了程小满肯定的语气。不过她私下里找清明婶算过,清明婶的话说得玄乎,大体方位是没有错的,根据抽到的卦象来看,为否卦,否者,塞也。看着母亲一脸的茫然,又解释说,意为走失难寻,加上人为活物,行踪不定,能不能找到也得看天意。我母親顿感失望,但又不甘心这样放弃,她希望有奇迹出来,她说看天意,说不定天意能让我找到呢。如果不是清明婶双目失明,母亲肯定会把她请出“山”的。母亲把车支好,她突然变得紧张起来,好像这次是十拿九稳的,毕竟有十几年没有见过他了,心里五味杂陈。她扯了扯衣角,又用手理了理那几绺头发,问我,头发乱不?

我说,还可以。

她问,还可以是什么意思?

我说,还可以就是可以。

她又问,要是真的找到他了,你打算咋办?

其实我应该问她咋办才对。我想起了奶奶对我说的一堆话,犹疑了一下,我说我不知道。

她说,你怎么能不知道呢,不管三七二十一,你得为妈出这口气,这种陈世美你不用对他客气。

她这么一说又点起了我心中的火焰,我挺了一下胸,整个人高大了很多,点点头说,你放心,我知道怎么做。

她向前走了两步,回过头来说,下手也不要太狠,等会你看我的眼色行事。

我说好。

她看着我,双眉紧蹙不说话了,好像对我有点不放心,她的心思我看得出来,她是怕我控制不住自己。

我们开始逐个商铺打听他的消息,像一个个出门在外多年的孩子寻找着面目全非的家。当我们描述他的样子时,商铺老板纷纷摇头表示不曾见过,这样的情况我们经历了太多,对于我和母亲来说还是有些失望。问多了我也泄了气。程小满拉住我母亲说,春分姐,你们这样问肯定问不到,我大哥现在也是近五十的人了,你说的还是他三十岁的模样,他们哪里见过呀,他们见到的是他现在的样子呀。我们想想也是,他现在的样子是什么样的我们哪里知道呢?我母亲六神无主了。程小满看着我母亲为难的表情,以观世音救苦救难的姿态说,船到桥头自然直,车到山前必有路。还是让我试试吧。听了她的话我母亲好像看到了希望或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眼睛一下子就亮了。程小满信心十足的样子,脚步又像没有主意,犹疑的,轻飘的,随时有停止不前的可能。母亲的眼睛像一双手,正在用力地推着她向前走去。她向一个炸油条的中年妇女打听,大姐,我问一下,有一个经常提个袋子在街上走的那个人,你见到没?

油条姐想了想,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哦,你们要找他呀。她有些怀疑我们这么多人找他的动机,警觉地问,找他干什么。

程小满不动声色地说,不做什么,就是想见一见他,他很像我们一个熟悉的人。

油条姐又了哦了一声,她打量了程小满一眼,看了看我们,确定我们不是坏人,最后目光落在了我母亲身上,她兀自笑了,对程小满说,刚才就是她问的我。我母亲点头应着。油条姐埋怨说,刚才你问的就是他呀,你们问的明明是一个青年人嘛,问了半天没问到点子上。你要说找他我不是早就告诉你们了嘛。

程小满忙不迭地道歉,大姐,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们几个没有弄清情况,给您添麻烦了。

油条姐说,麻烦倒谈不上。她仰着脖子又问,你们找他啥事?

这时,程小满不失时机地递上了一包烟,说,没啥事,只是觉得他的面相像一个熟人。

油条姐边说我不抽烟边接住那包烟,程小满说,你不抽带回去给我大哥抽。油条姐没有客气了,突然鬼魅地笑,好像藏了好几层意思,她说,哦,我看你们也不像坏人,刚才还见着呢,人去哪了?油条姐四处搜寻,她手往南一指,说,喏,你们往前走,肯定能看到他。

程小满央求说,大姐,你能不能带我们去找他,你眼尖,又知道他长得啥样,就带我们找找呗。

油条姐好像有些为难,看了看程小满,再看了看我们,又看了手里的那包烟,叹了一口气说,好吧,反正这个时间也没有人来光顾了,那我就带你们去找找看。说完,她把最后一根翻滚的油条从锅里捞起来,放在笊篱上沥油,又把柴火从灶里退出来,用水浇灭。

我母亲说,大姐,你放心,等找到他后我把你的油条全部买光。

油条姐两眼凝视着我母亲,吁了一口气,问道,你们找他肯定有什么事吧。

程小满正色说,没事没事,能有什么事?不是说了嘛,就是觉得他像我们以前认识的一个人,看一看是不是?

油条姐想说什么,嘴巴张了张,又闭上了。

我们推着自行车跟在油条姐的后面,母亲跟在程小满的后面,这时她特别没有主意,平时她说起来一套一套的,次次到了关键时刻就失去了主见,亦步亦趋地跟在程小满的后面。是的,母亲已有近二十年没有见到他了,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二十年前,这时真的见了面,会是怎样一个情景。对这样的结局我也充满好奇。

油条姐边走边跟街上的人打招呼。我们紧紧地跟在后面。油条姐的眼睛四周打量着,像是在找什么熟人。我们也跟着四处打量。油条姐打量的是具体的,我们打量的却是虚无的,不确定的。

南营街是一条直通街,一公里开外,能一眼看到头。今天是正集,这时已散集了,街上的人不多,看清一个人像瞄准一只笼中的鸟,再扑腾也飞不出那方寸视线。油条姐信心满满地说,我在这条街做生意二十多年了,刚才你们也看到了,这街上的人哪一个我不认识,就是谁家的狗下了几只崽我都一清二楚。油条姐说她对这里多么了解,去过哪些地方,见过什么世面。正说着,油条姐突然站住了,她转过身来跟我们说,喏,然后她回过身去,指着前面说,那不是吗,你们看见没有,前面垃圾桶旁的是不是你们要找的人。

我们都看见了约二十米外的那个垃圾桶和那个人。那是他吗?我怎么也不能把他与那个深受人们喜爱的武生联系到一起。我看着懵头懵脑的母亲,傻傻的样子,一脸的无辜。她怔住了,此刻的她不敢确定那人是不是他。她望着程小满,程小满也摇了摇头。我们就这样远远地看着那人的背影。

他在找什么呢?他弯下身,把头伸进了垃圾桶里,把半个身子扎进去。他在找什么呢?他右手在里面翻,有蚊蝇从垃圾桶里飞出来,有的停在垃圾桶上,有的停在他的身上。他颤巍巍地从垃圾桶里抬起头,别过脸,躲避垃圾桶的味道。我看见了他的半张脸,挤满了纵向的皱褶,这是一个苍老的脸,毫无生气可言。他手里拿着一个易拉罐,两个塑料瓶,还有几本破书烂杂志,手上还粘有一些很脏的东西,看上去,油腻腻的,脏兮兮的,给人一种恶心的感觉。他露出了一丝笑意。他对这个收获很满意。他把易拉罐上面的灰抹去,又放在地上,用脚一踩,“叭”的一声,有水从里面喷射而出,他捡起来,用力甩干里面的水,把易拉罐扔进了那个蓝色的蛇皮袋里,发出与其他易拉罐、塑料瓶碰撞的声响。他又把那几本破书烂杂志放在地下,以一种全神贯注的认真态度,把它们弄整齐,就连折叠的纸页也被他一一抚平,又整整齐齐地放进了袋子里。那袋子里装的都是一些什么东西呢,可以想象得出,里面除了一些旧书本和一些厚纸皮外,更多应该是易拉罐塑料瓶,鼓鼓囊囊的。

这会是他吗?

他蓬乱的头发好像有一个世纪没有清洗过,那衣服是用破旧的床单制作而成,上面还有不知何物的血迹及污渍,脚上趿着一双皮鞋,黑色的,又好像褐色的,一只大一只小,他嘴唇不停地抖动着,似喃喃自语。他好像发觉我们都在看他,他却无视我们的存在,目光呆滞,无神,又好像不屑于理会我们。他对这个世界都不感兴趣,他眼里只有那些可以变卖成钱的废品。他确定垃圾桶里已没有他想要的东西了,才有些不舍地离开。他吃力地把袋子往肩上一放,袋子发出一阵莫名的声响,身子趔趄了一下,险些摔倒,他背着袋子向下一个垃圾桶走去,那个背影显得那么的孤单与落寞,街上的人与他离得很远,仍侧目而视,很嫌弃地往边上避让。他的脚步有些迟缓,身影蹒跚,一阵风就可把他吹倒。

怎么可能是他呢,分明就是一个叫花子吗。我是无法把这个老叫花子与玉树临风风流倜傥的武生联系在一起的。

你们不知道吧,这人刚来这里时,人长得那叫一个帅,还带着一个女的和两个孩子。油条姐说,我们都认为是一家子,后来我听人家说。她特地声明道,不一定准确,后来我听人家说呀,他跟那女的丈夫是好朋友,后来那男的出了事故,后来他为了朋友就照顾那女的一家人,后来为这事引起了家里的误会,后来只好带着那女的躲到我们这里来了。她一口一个“后来”,好在我们都没有在意她的“后来”。

油条姐见我们没有反应,问道,他不是你们要找的人吧?我们仍然没有反应,只有程小满不确定地对他说,有点儿像又有点儿不像。油条姐又说,后来他们来这里后租了两间房,靠打临工过日子,他们从来不与周边的人来往,刚开始我们以为他们是两口子,后来才知道不是,说了你们都不信,别看他们生活在一起,这男人我是真佩服,是個好男人,真爷们!说着她竖起了大拇指,她接着说,他与那女的一点关系都没有,人家是分床睡的。这时,我看见母亲的眼睛湿润了。我看见她双手捂住了嘴巴,身体哆嗦,泪眼模糊地看着老叫花子。

唉,油条姐叹了一口气说,后来有一次他帮人家卸货,不小心从车上摔了下来,一直舍不得花钱治,后来落下了症状,整个人都不利索了。油条姐继续说,怎么说叫白眼狼呢,那男人出这事后,那两个孩子也长大了,见他也不能为这个家做什么了,就撵他走,后来硬是把他给逼走了,现在一个人在田边搭了个小窝棚住,说是窝棚,跟狗窝差不了多少,那女的吧,还算有点良心,有时会送点吃的给他,但是那两个孩子太不是个东西了,怕那女的与这男的来往,后来就搬走了,也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了,只是可怜了这个男人。现在一个人过,人也变得痴痴呆呆的了。说到这里,油条姐很心痛地叹了一口气。

我看见她的眼泪已经“哗哗”地流了出来。程小满激动地说,春分姐,你看到底是不是我哥呀?我母亲没有回答,只是喉咙里发出“咕噜”声,紧接着,我母亲的哭声如悲怆的旋律突然传了出来,如同二胡拉的声响,那悲凄的味道在街道间流转。接着,母亲猛地一声尖叫,尖厉的哭声闪电似的划破了街道上空,把人们的心揪到了一块。一只狗夹着尾巴躲进了一间商铺,然后把半个头露出来打量我们这群怪异的人,嘴里发出恐惧的呜呜声。油条姐被吓了一大跳,拍了拍胸口,咂了一下嘴,说哎呀,妈呀,好家伙,你这一嗓子把我吓了一大跳。她别着脖子看我母亲,又说,我就知道你们不是一般的人,你们找他做啥子?这时已经没有人理会他了。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母亲身上,我不晓得如何是好,其他人也没有主张,盯着我母亲,又盯一下程小满。程小满眯着眼睛,很紧张地问我母亲,咋的了,咋的了吗?是不是他?是不是他呀?春分姐你倒是说话呀。其实从油条姐的话中我们已经能够确定是他了。

老叫花子好像没有听到母亲的叫声,丝毫没有反应,耷拉着脑袋,走路时脚抬不高,鞋底摩擦着地皮,发出“吧哧吧哧”的声音。他背着那个大大的袋子慢慢地向前走。母亲发疯般扑了过去,把我们抛在她撕心裂肺的悲嚎中。我看见母亲把她手上的温度劈头盖脸地传递到老叫花子的脸上身上,老叫花子的脸被打红了,人也被打傻了,杵在原地不动弹,而她的手越来越无力,最后她瘫倒在地上,抱着老叫花子的双腿肆无忌惮地号啕大哭。这时,程小满拽住了我的胳膊。

街上不知从哪里一下子冒来了一大群人,好像整条街的人都聚集在这里,有的窃窃私语,有的目瞪口呆,有的若有所思,一个个都露出了古怪的表情,仿佛我们的出现惊扰了这条大街,大家睁大眼睛齐刷刷盯着我母亲看。因为母亲的哭声,街上反而显得一片死寂。母亲的悲号声敲开了一道道、一扇扇门,像吹响的集结号召集着越来越多的人。很多人从午睡中惊醒,看大戏似的围拢过来,小声打听着,要把错过了精彩的片段全部补上。

我,发现母亲脸上已是老泪纵横,沿着皱纹往下流,不知所措的老叫化子,用食指关节擦拭着眼角处的一坨眼垢,干枯的眼屎揉进了眼眶,他挤了挤眼睛,又开始打量母亲,身子哆嗦着往后趔,惊恐地张大嘴巴,愣愣地看着母亲,嘴巴小声嗫嚅着,也不知说些什么,手把袋子抓得更紧了,看来他生怕我母亲——这一不速之客会把他的袋子抢走。

现在我们更加确定是他无疑了。我内心有说不出的味道,不知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伤心。我觉得我应该高兴才是,我却高兴不起来。这么多年了,终于找到了。我挣脱程小满的手,走了过去,怒视着他。他远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帅气,也没有其他什么特别的东西,甚至远比他的同龄人要苍老一些。看到他这个样子,我心里有些复杂,可能仇恨的成分会多一些吧。我牙齿咬得紧紧的,奶奶的话羽毛般在耳边拨弄着,我心里的怒火已经压抑不住了,不自觉中握紧了拳头,发出嘎嘎的响声。我没有动,目不转睛地望着母亲,我在等待母亲发号施令。程小满跑过来再次紧紧地拽住了我的左胳膊,我的右胳膊也拉住了,后面的衣服也被人紧紧地拽住,我像一头即将失控的牛被人牢牢地控制住了。是大哥二哥,他俩表情复杂地着着我。

今日的母亲无异是一反常态的,她嘴里整日念叨的仇恨不知被谁偷走,还是在嘴边没来得及形成一段完整的句子就被阳光晒蒸发了,空剩下满目的祥和,她一直在端详着他,一刻也不舍得离开,像一个专家正在鉴定一件年代久远的价值连城的器物。他傻傻地面无表情地任由她把他脸上的脏东西轻轻拭去。我的拳头不知不觉中已经松开了,手心里的汗来不及溜走已经风干,好似从来不曾有过,掌心里已没有了它们的痕迹。

母亲把声音压得很低,轻轻地对我说,三,扶你爸起来,咱们回家。语气简短,平和,坚决,我好久没有听过母亲这样说话了。

【作者简介】汪破窑,湖北襄阳人。现居深圳。廣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西部》 《绿洲》《湖南文学》《四川文学》《广西文学》等多家刊物。著有小说集《大雪温暖》《槐树湾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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