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 刘富丽

摘 要 农民市民化是中国乡村振兴和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以天津市北辰区柴楼村为典型分析案例，提出市民化新路径，同时也为中国更为广泛的乡村振兴事业制度与政策创新，提供新的样本与思路。

关键词 城郊还迁村;市民化;城镇化;天津市北辰区柴楼村

中图分类号：D669.3 文献标志码：C DOI：10.19415/j.cnki.1673-890x.2021.18.072

城镇化是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也是衡量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扩张，一些城市郊区的乡村不断被划入城市，并通过就地改造建设还迁房，推动村民上楼，打造现代化新型社区，使这些村或多或少保留着原行政村的部分职能，同时也逐步向城市社区的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过渡。村民户籍身份、工作职业、居住形态转变为市民的过程被称之为“农民市民化”过程[1]。

对于进入新居的村民们来说，乡村文化与城市文明的激烈碰撞，世代传承的价值体系持续遭受现代化的猛烈冲击，无论户籍是否转变，本身所处的生活空间、就业方式、社会交往甚至心理状态都已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尽快消除转制后的村民在两种不同文化碰撞下产生的不适，增强对新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重建与新社区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价值评判，帮助村民更快地适应和融入新的社区环境，以促进新型社区的和谐与稳定，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值得研究的课题。

以天津市北辰区柴楼村为例，深入分析了还迁后村民的生存状况，提出了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

1 现状及成效

柴楼村位于天津市北辰区中北部，毗邻京津公路和北运河，距离区政府车程10 min左右，地理位置优越。截至2020年11月，总人口为829户、2 151人，其中本村人口1 233人，外来租户918人，是天津市市级小康村、北辰区明星小康村。2007年5月柴楼村启动拆迁工作，将原有的382所平房拆除，共拆迁384户，2009年8月建成天津市第一个旧村改造全高层节能住宅小区柴楼庄园。

从户籍类型看，柴楼村村民1 233人，占整体居民人数的57.3%。從年龄结构看，本村村民中未成年人数比例为17.1%，60岁以上人口比例为19.9%，表明柴楼村人口已进入老龄化，村集体的养老和医疗保险压力相对较大。从学历结构看，高中及以下学历人群占65.7%，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群占9.65%，可见柴楼村村民整体学历偏低，与一线城市整体水平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从就业情况来看，在法定就业年龄段村民中，15.7%的村民在村集体内就业;5.4%的村民安置在20世纪80年代兴建的国有企业中就业，但目前这些企业多数因为产业调整、经营不善而发展停滞或经历混改，失业或未就业人数比例达到40.2%。

近年来，柴楼村积极探索农村城镇化发展道路，在村民市民化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大力发展房地产销售和租赁经济。在旧村改造基础上，通过与地产公司联合开发村域的土地建筑商品房，建成Z园、J园、X园、L园4个商品房小区对外销售，占地面积21.8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1.14万平方米;建成近3万平方米的商业门面房，每年租金收入2 000万元左右。2）不断提高村民福利待遇。村集体对村民给予物业费、取暖费、地下停车费优惠补贴;为18～60周岁的村民缴纳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对生病住院医疗费实行二次报销制度;建立了大学本科3 000元、大学专科2 000元的一次性奖学金制度。3）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先进作用。健全完善目标责任、“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党员民主评议和承诺践诺等各项制度。市民化发展经验值得总结，但仍存在不足。

2 存在的问题

2.1 管理人性化，但制度不完善

乡村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感情联系多于规章制度，因此村委会在工作态度、提供便民服务等方面表现反而要强于拥有严格规章制度和相对高学历工作人员的城市社区居委会。村委会不仅为村民开具证明，而且帮助打印，甚至代写简单的广告，但这种富有人情味的管理方式，容易导致村民边界意识比较模糊[2]。比如，村民要求村委会工作人员代写招租广告并张贴在村委会门口。但依靠感情联系的管理体制并不能掩盖功能职责模糊的问题，缺乏刚性约束导致工作人员不敢碰“硬钉子”，只敢做“老好人”等问题。因此，乡村管理基于感情连接主导的管理服务模式也制约着乡村管理服务模式的提升。

2.2 村集体经济改革任重道远

在镇政府的统一指导下，柴楼村于2017年完成了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工作，对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进行了确认;2019年召开股份经济合作社第一届成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暨成立大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理事会和监事会;成立招商部负责商业店铺的管理和招商工作，聘请专业律师负责法务工作。但在村集体经济改革中仍存在一系列问题。1）租赁为主的发展方式相对单一，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的影响，对未来的发展限制更为明显。2）虽然村集体经济由村委会管理变为股份公司制，但领导班子基本上还是由之前人员担任，有待进一步地调整优化。村民股份分配按照“一人一股”的分配方式也较为原始僵化，无法体现不同股民对集体的贡献，也不利于募集资金和股份。3）层层监管体制和审批制度使村一级管理权限较小，不利于发挥村级管理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导致村集体经济发展缺乏内生动力。

2.3 文化硬件建设齐全，活动丰富程度不足

柴楼村投资300多万元，建起了老年活动中心、小剧场、农家书屋和康复健身基地等文体设施，成立了京剧、评剧、民乐、舞蹈和秧歌等文化团体。但相比于社区居委会，村委会组织的文化活动较少，基本依靠一些文艺爱好者和热心村民安排组织开展，缺乏专业的文化工作者给予系统地筹划指导安排，原因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1）缺乏文化活动相关政策鼓励和专项资金支持，开展文化活动的动力不足;2）村居文化干部队伍严重不足，工作方法和管理方式有待进一步提高，缺乏城市社区开展文化活动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积累;3）村民参与文化活动的主观意愿不强。

3 市民化发展策略

生存环境的城市化可以通过项目投资和兴建基础设施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完成，思想观念、生活习惯的城市化则需要相对长期的时间来逐渐改变，这种改变的快慢程度又依赖于地方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的速度及地方政府持续的引导完善。天津郊区的很多还迁农村与还迁改造10余年的柴楼村情况类似，在硬件设施、生活配套服务方面已经准备的足够充分，但大部分村民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法治意识的市民化仍然任重道远。

从我国的发展阶段来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胜利后，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三农”工作转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新阶段。加强思想文化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被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对于天津城郊“硬件条件完善、软件准备不足”的农村来说，市民化的发展策略应重点放在软件环境的建设，更加注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注重环境宜居和历史文脉传承、注重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3.1 逐步完善落实村民的市民化待遇

目前柴楼村村民的社会保障支出主要是由村集体经济承担，但从市民化的角度来说，集体福利措施并不都是有效的，一些不恰当的集体福利可能不利于村民的市民化发展，如集体公共设施和子女教育补贴等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公共福利项目，降低了“村改居”社区村民的市民化水平[3]，未来这部分支出应逐步纳入与市民一致的社会保障体系内，让村民获得城市市民的成员资格及作为市民成员资格所拥有的市民权利，如城镇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补贴等。

3.2 大力拓宽村民就业渠道，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升村民就业竞争力

1）积极整合现有资源、对接社会资源，为村民拓展就业渠道，比如柴楼村通过村办企业和村办物业解决部分村民的就业;主动关注社会企业招聘培训等信息，及时提供给村民，采取多种措施帮助村民解决就业。2）在职业技能方面提供相关培训与支持，在技能培训的同时注重科学知识、职业素养、维权意识等方面培训，使村民的素质、技能、维权能力得到同步提升[4]。要特别重视村民自主创业，在政策上予以扶持，支持和鼓励他们的创业行为，提供必要的技术指导和法律援助。

3.3 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乡村传统文化传承

传统乡村文化具有凝聚、同化、规范社会群体行为和心理的功能，在相当长时期内能稳定地延续，是民众的精神家园，对社会的稳定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虽然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彼此有共同且不可或缺的要素，就是传统文化的传承。1）保留过去的有意义的民俗活动，鼓励和支持健康的农村传统活动，比如传统集市和庙会上搭台唱戏等传统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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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进高水平文化或艺术团进社区下基层表演等活动，丰富社区内村民的文化休闲活动。3）强化资金支持，鼓励举办各种便民文化娱乐活动，针对村居文化发展建立专项发展基金，作为村居日常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的经费和奖励等开支，受欢迎程度较高的文化活动可以申请社区专项补助资金[5]。

3.4 大力开展普法教育，提升村民法治意识

1）加大以案普法、以案释法和案例指导力度，编写通俗易懂、趣味性强、成体系的普法小故事，充分利用已有公共党建文化设施和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深入宣传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2）提供资金支持，充分利用農贸会、庙会、各类集市等，组织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推动法治文化与民俗文化、乡土文化融合发展，广泛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3）要特别加强对村“两委”班子成员、村务监督委员会委员的法治培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和应对风险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赵燕华，焦爱英，王潇.“村改居”社区：变迁中的文化冲突与治理[J].重庆与世界（学术版），2013（3）：19-21.

[2] 何少华，蒋福明.“村改居”社区文化建设的探讨[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9（4）：40-42.

[3] 吴晓燕.从文化建设到社区认同：村改居社区的治理[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50（5）：19.

[4] 文军.农民的“终结”与新市民群体的角色“再造”：以上海郊区农民市民化为例[J].社会科学研究，2009（2）：118-125.

[5] 赵立新.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J].人口学刊，2006（4）：40-45.

（责任编辑：赵中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