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晓

在医院，在疾病面前，他看到了人的脆弱和恐惧，也见证了真实的人情冷暖。

在做了三个月职业陪诊员后，韩立（化名）摸清了西安几家三甲医院的布局和特色科室。挂号、取号怎么最快，抽血、CT在哪做，怎么与患者恰到好处地沟通，他有了一套自己的方法论。

像韩立一样的陪诊员，正成为当下的一种新兴职业。韩立服务过数百位患者，有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不愿麻烦熟人的年轻人，丈夫无法请假陪同的孕妇、以及不识路的异地患者。在医院，在疾病面前，他看到了人的脆弱和恐惧，也见证了真实的人情冷暖。

“老人缺少关心是社会的痛点”

6月15日早上五点半，韩立像往常一样自然醒来，吃过早饭，开车前往30公里外的西安南郊，接上60多岁的康馥（化名）和老伴，送到唐都医院胸外科问诊。

康馥的问诊时间在8点多，他们需要提前至少半小时到医院。这一天，车多堵得厉害，医院停车场车位已满，他花了20分钟停好车。好巧不巧，住院一部的一部电梯临时出了问题，他挤了几分钟也没能进去，吸了一大口气，干脆选择爬楼梯。

3个多小时里，韩立爬了至少6趟楼梯，来来回回跑了6个科室。直到下午老人进入病房，他的小腿酸痛，感觉整个人快要“废了”。

康馥的陪诊服务是老人的儿子下的单。韩立在想，如果子女抽不开身，又没有陪诊员，这些老人该如何处理这些困难？

陪诊员们接触的客户中，老人的需求最多。老人愿意唠嗑，最多的话题是家庭、子女——孩子在外不容易、孩子在大公司上班、孩子请不到假没办法，他们常常会主动聊起，也常常理解子女的难处。

但孤独也会在某一瞬间流露出来。一位榆林农村的老人独自来西安看病，不会说普通话，在医院门口找到了韩立。排队间隙，他操着一口方言告诉韩立，儿子高中毕业就去了沿海城市打工，后来在外面安了家，这些年很少回老家。被查出高血压、糖尿病后，老人沉着脸嘟囔：“结婚生孩还给他掏了钱，老子病了也不管，生了跟没生一样。”

绝望面前更无力。有老人肺癌到了中晚期，被“宣判”后突然瘫在椅子上;也有老人因为治疗方案、费用问题和子女亲戚产生争执，干脆拒绝治疗回了家;还有老人付不起医疗费，一言不发默默走出医院。

除了陪诊，陪护也是老人的一大需求。2014年，华北地区的苗宇（化名）还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母亲突发脑溢血住院，他刚回家照看没两天，老板便催得不耐烦。

术后的母亲几乎成了植物人，卧床在家无法自理，需要定期更换胃管、尿管。苗宇是临床医学毕业，这些对他没什么难度，但互联网工作强度大，他常常是凌晨一两点下班，再驱车赶回200公里外的老家。他帮母亲翻身擦拭，用棉棒清洁口腔、鼻腔，有时候尿管周围会有沉积物，看着煎熬中的母亲，苗宇内心五味陈杂。

即便是每隔三五天一趟奔波，他也渐渐难以应付，“把自己扔到沙发上，感觉自己也是个植物人了。”

后来母亲走了，苗宇跳槽做起了职业陪诊，并开发了陪护服务。他们联系医生护士等资深专家，根据患者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护理，包括上门换药、更换管道、医院陪护等。“老年人缺少关心照顾，我觉得这是整个社会的痛点。”他说。

年轻人只需要旁边有个人

老人需要陪診，多是亲属不在身边，年轻人则是不愿麻烦人。对他们来说，花费一两百块钱买到的服务，不仅节省时间，也避免了欠人情，更重要的是一份心理安慰。打麻药、做CT，一些检查要求有人陪同，这是年轻人找韩立的原因。还有一些人害怕生病，更不愿独自看医生，也会找他陪诊。

与老人不同，年轻人只需要“旁边有个人就行，服务态度好就行”。这个人不能太近，不需要主动聊天，不需要他了解病情到底如何，更不需要触及隐私。韩立形容这是“被关心的假象”。

在很多人眼里，职业陪诊员和外卖员没什么不同，都是跑腿业务，但韩立觉得，这份工作更需要温情和耐心，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在医院和疾病中，任何善意都可以算作一剂辅药。

纸巾、创可贴、温度计、糖果、大号移动电源，这是韩立包里常备的物品。一些检查要求空腹，等一两个小时结束后，韩立会给患者递过去零食;天气炎热，他也会给患者买瓶水。

耐心是职业陪诊员必备的技能。在韩立的印象中，有时候赶上医院人满为患，常常是取号、登记要排两个来回，等到医生问诊，又要排40分钟，再到检查科室门口，又要等一两个小时。消毒水的味道、各种病况的患者、又或是难以忍受的天气，也会让人吃不消。为了消解这种煎熬，韩立迷上了历史小说，他把《春秋战国》翻了一遍。

一位患者被查出甲状腺结节挂了甲乳外科的专家号，韩立陪他问诊，又按要求做了检查。第二天取报告时，专家请了假，他们要再等3天。患者本想回宾馆休息，家属建议放射介入治疗，随即重新挂了号，要求韩立拿着报告去找放射治疗医生，被告知拒绝，患者又挂了内科，要他再跑一趟。

在接触这位患者前，韩立已经查过一些资料，大概了解了就诊科室和注意事项，也提前跑了一遍环节。他想劝患者等一等，却被质疑拿钱不办事、瞎出主意。

在那个毫不相关的科室门前，韩立排了一个小时的队，在人潮中挤来挤去，他觉得心里不舒服，甚至有些暴躁，明知徒劳无功，还要继续等待。那时，背后一位患者突然倒地痛苦呻吟，他回头扶了一把，看着对方表情狰狞，心里的火也被突然浇灭了。

最终，他还是耐着性子做完了当天的陪诊。当然，他们还得回到甲乳外科等那位专家。韩立开始翻一些医学书籍，“如果有点医学基础，患者也会相信我，也能应对一些紧急状况。”

陪诊行业还缺少规范

陪诊员李冬（化名）觉得，让更多人了解这个行业是个好事，但另一方面，乱象丛生也是目前最大的问题。

社交平台、二手市场交易平台上，不少个人或团体打出了职业陪诊员的广告。一个小时50元，一上午200多元，或是家庭主妇，或是家政人员，又或是大学生，陪诊员似乎是没有任何门槛的新行业。但在李冬看来，个人做陪诊，与患者只是口头合作，是不是诈骗、服务能否到位、价格多少合适，这些都没有定数，“更何况出现意外该怎么办？”

很多陪诊的公司明确规定，高龄、高危疾病、没有自理能力的患者，尽量不接单，除非有家属陪同。他们担心没有更专业的医学技能，无法应对复杂情况。

建立信任也是最大的难题。在医院门口做宣传，李冬常常被认为黄牛、医托。但事实上，很多黄牛也在做陪诊服务。一些陪诊公司甚至会和黄牛、医托合作，获取灰色收入。苗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缺乏行业制度规范、准入标准和平台约束，这是最大的问题。

摘自微信公众号“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