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洁

[摘 要]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是一种可持续性、系统整体性发展。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黄河流域在生态保护、扩大内需、“一带一路”建设中都具有重要战略地位。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内外循环建设面临经济总量问题、产业结构矛盾和创新动力问题。黄河流域要立足自身在新格局中的地位，形成“根基-约束-支撑”独特的建设逻辑，从畅通要素循环、生态保护与产业优化循环、城乡循环建设内循环;从融入“一带一路”、传承发扬黄河文化建设外循环。

[关键词]内循环;外循环;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

[中图分类号]  F061.5;F01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3-0461（2021）07-0069-08

2019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战略蕴含了黄河流域整体治理、系统治理的深邃思想，是对南北区域发展差距问题的回应，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2020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中央在面对国内外发展环境显著变化的主动战略部署。“双循环”是国内分工体系、国内技术发展和国内市场自我良性循环“三位一体”的体系，是以内为主、安全为底线的内外互动的一种新格局，是“以内为主、以内促外、内外联动”的新格局，是实现中国经济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双循环”战略的构建在于结构改革，构建国内完整畅通的内需体系;借助“一带一路”，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立足“双循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中要针对关键问题，依据自身条件、利用发展机遇，以生态优先为原则，坚持水资源的刚性约束，遵循“资源-经济-环境”协调系统发展观，通过分类发展、分类施策，发挥黄河流域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缩小东西部和南北方发展差距、刺激扩大内需、深入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作用。

一、“双循环”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战略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形成的高度依赖国际环境的经济外循环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发展、完善过程中，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让我国切入全球链进行全球竞争，也给我国经济带来多年持续快速增长。当前，从国内需求端看，经济发展内生增长动力不断增强，消费能力不断提升、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从国内供给端看，在部分关键技术领域已经开始实现领跑全球[1]。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增长长期乏力、全球化收益降低、各种保护主义抬头。2020年世界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更加剧了全球经济衰退和各种贸易摩擦。在全球经贸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国际外循环受限受阻的背景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以全球视野、辩证思维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空间进行的新的历史定位，适应我国比较优势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适应国际环境复杂深刻变化。

强化国内大循环是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一方面，2015年开始的“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改革聚合产能，提高了国内生产效率、降低了库存、企业杠杆稳步下降、缓解了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整体生产供给体系韧性显著提升;同时，创新战略驱动下在特定领域创造了具有影响力的企业，取得了世界领先的优势地位，这也在国内疫情之后经济恢复的速度中充分得到体现。另一方面，在投资、消费和进出口这“三驾马车”中，消费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巨大且即时的。我国有着庞大的消费市场，集聚着庞大的消费潜力，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要建立國内通畅的统一内需体系，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

国内国际双循环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国内国际双循环是开放的、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我国一直以来都坚持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已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体系，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新的外循环应该是东中西纵深参与的外循环，并且与内循环紧密嵌套[2]。国内深度的结构性改革以改善国内经济发展质量，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改变出口导向战略形成的我国长期处于价值链中低端的国际分工地位，形成更高水平的开放。与此同时，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可以形成国外对国内供应链和产业链的高度依赖，形成对国内消费能力的依赖，从而在提高经济循环能力的同时，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3]。因此，黄河流域要实现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依据流域的自然资源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生态优先为原则，积极解决高质量发展中的问题与困境，形成“内循环”“外循环”互相促进的发展局面，从而实现黄河流域绿色可持续发展。

二、黄河流域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地位

（一）黄河流域是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黄河流域森林面积为7327.32万公顷，占全国森林面积的33.24%;陕西、四川和河南的森林覆盖率高于全国23%的平均水平，分别为43.1%、38%和24.1%①。黄河流域草原面积为172302.8千公顷，占全国草原总面积的43.86%。黄河流域的湿地面积为20628.9千公顷，占全国湿地面积的38.49%;其中自然湿地面积19225.3千公顷，占全国的41.19%;人工湿地面积1403.6千公顷，占全国的20.8%。黄河流域湿地面积占国土面积5.76%，高于全国5.58%的水平;青海、山东湿地面积占国土面积最高，分别是11.27%和11.07%，远高于全国水平。黄河流域耕地面积为46994.3千公顷，占全国耕地面积总量的34.84%。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水资源区。黄河流域水资源总量为5 411亿立方米，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18.63%。黄河流域总用水量为1281.1亿立方米，占全国用水总量的21.28%（见表1）。可见，保护黄河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修复和恢复会有力支撑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力推动沿黄九省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二）黄河流域是扩大内需，推动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力量

2019年，黄河流域年末常驻总人口4.22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30.1%;平均人口密度为116.66人/平方千米;上游、中游和下游地区的人口结构是36.2∶18.3∶46.8。同期，黄河流域GDP总量为245 997亿元，占全国GDP总量的25%;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02 413亿元，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5.1%。黄河流域的黄淮海平原、汾渭平原、河套灌区是农产品主产区，2019年全流域粮食产量为23437.6万吨，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35.3%;肉类产量为2 461万吨，占全国肉类总产量的31.7%。黄河流域的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有色金属资源丰富，2016年煤炭储量为1 881亿吨，占全国煤炭总储量的75.5%（见表2）。可见，黄河流域具有巨大的市场待开发空间和消费潜能，其又被称为“能源流域”，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化工、原材料和基础工业基地，对于刺激内需，拓展国内市场具有重要的带动作用。

（三）黄河流域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国外大循环的重要载体

在“一带一路”六大经济合作走廊中，多条通道都从黄河流域穿过。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后，黄河流域对外投资总额逐步上升，“走出去”规模逐步扩大。2019年黄河流域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10765.5亿元，占全国“一带一路”进出口总额的11.6%;沿黄九省均实现了“一带一路”进出口总额的同比增长，其中甘肃增长16.2%、山东增长15.9%、河南增长14.6%、四川增长13.8%、青海增长13.9%、宁夏增长10.8%。黄河流域通过积极培育新业态、开发新模式，实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持续深化;不断创新对外投资方式，国际产能合作实现了有效增长;同时，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合作，扩大对外承包工程收益。黄河流域城市的开放协作和陆海港口联动对于我国构建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的开放发展格局具有重大推动作用。

三、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难题

（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流域发展空间差异显著

2008年到2019年黄河流域GDP总量占全国GDP总量的比值从26.11%下降到24.93%，下降了1.21个百分点;黄河流域人均GDP与全国人均GDP水平相比，从占比81.34%下降到78.28%，下降了3.06个百分点（见图1）。2019年黄河流域人均GDP为55 250元，与全国70 581元相比，低23.7%，且全流域9省份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内部结构来看，黄河流域下游地区人均GDP平均高于60 000元，中上游地区则低于60 000元;山东、内蒙古、陕西人均GDP高于60 000元，其余省份均低于60 000元，其中的甘肃人均GDP仅为32 995元，低山东53个百分点，差距明显。山东、内蒙古人均GDP明显高于其余省份，2008年到2019年，山东有9年、内蒙古有7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位于第一梯队;这期间，陕西和四川的人均GDP与全国相比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陕西从80%增长到94%;四川从65%增长到79%;河南、宁夏、青海、甘肃的人均GDP与全国相比则10年基本维持不变，河南在78%左右、宁夏在79%左右、青海在68%左右、甘肃在49%左右;山西人均GDP水平与全国相比则从2008年的88%降低到2019年65%（见图2）。

2019年黄河流域城镇化率56.9%，低于全国60.6%平均水平3.7个百分点;城镇化率最高的山东（61.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9个百分点，城镇化最低的甘肃（48.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同期，黄河流域人均可支配收入25 046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35 923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13 567元，分别低全国平均水平18.5个百分点、15.2个百分点和15.3个百分点;黄河流域城镇与农村收入差距已经从2013年的14 605元擴大到2019年的22 355元。2019年黄河流域社会消费品零售的平均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3.5个百分点;黄河流域人均消费支出17 987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 060元，农村人均消费支出11 654元，分别低全国平均水平16.6个百分点、14.3个百分点和12.6个百分点（见表2）。可以看出，近10年，黄河流域经济发展总量、人均水平和全国相比，差距均有拉大的趋势，而且上、中、下游，城乡之间存在明显的发展落差。

（二）产业结构层次偏低，重工业化特征明显

2019年黄河流域三产结构为8.4∶40.7∶50.1实现了“三二一”的产业分布，与全国产业结构平均水平（7.1∶38.6∶54.3）相比，第三产业比重仍旧较低，滞后于全国4.2个百分点;与长三角地区的三产结构（4.0∶40.2∶55.8）相比，第三产业滞后5.7个百分点。从内部结构来看，第二产业比重仅甘肃、四川低于全国水平，其余7个省份均高于全国水平，而宁夏、山西、陕西、河南的第二产业比重均超过40%;第三产业比重仅甘肃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余8省份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最低的是陕西，低于全国水平7.7个百分点（见图3）。再从2019年采矿业从业人数来看，全国为367.5万人，其中黄河流域218.4万人，占比59.4%。可以看出，目前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层次仍旧偏低，且资源型产业和传统制造业占据主导，高端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发育不够。

（三）科技研发水平较低，创新动力不足

2019年黄河流域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平均水平为474.2亿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3.6个百分点;黄河流域R&D经费投入强度平均水平为1.4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23，且只有陕西（2.27）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山东是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超过千亿元的6个省之一。根据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创新创业管理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19》来看，黄河流域只有山东排名第6位，位于前10名，其余8省的排名分别是：四川（11）、陕西（12）、河南（15）、宁夏（23）、青海（24）、甘肃（25）、山西（26）、内蒙古（30）[4]。2019年黄河流域专利申请数和授权数分别占比全国总量的16.6%和15.8%，其平均水平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2.9和45.5个百分点（见表3）。从每十万人高等教育在校生数量看，除陕西外，其他省份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截至目前，我国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数已达168个，黄河流域45个，占比26.5%。②可见，从整体来看，黄河流域研发投入少，创新平台少、创新产出水平较低，高等教育水平相对落后，创新动力不足。

（四）对外开放呈增长趋势，规模和水平有待提高

近些年，黄河流域在进出口总额和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方面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但其规模与长三角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2019年黄河流域

进出口总额39614.5亿元，占全国总量的12.6%，与长三角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相比，低了65个百分点。同期，黄河流域实际利用外资额为533.13美元，占比全国总量的38.6%，低于长三角地区11.3个百分点。2019年黄河流域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为10765.5亿元，占比全国“一带一路”进出口总额的11.6%，与长三角地区相比，则低了46.7个百分点。黄河流域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的平均水平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比则低了60个百分点。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额与货物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来看，内蒙古、甘肃占据了50%以上，青海占比38.7%，宁夏、四川、山东、河南占比在23%—30%之间，陕西占比最低为9.4%。山东2019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0420.9亿元，同比增长5.8%，占黄河流域总量的51.5%，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为6030.9亿元，同比增长15.9%，占黄河流域总额的56%（见表3）。总体而言，当前黄河流域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规模和水平都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差距，落后长三角地区较多;其中山东参与程度最广、成效最好。

（五）城市群建设尚不成熟，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有待提高

根据《2019年国内城市群发展分析报告》黄河流域七大城市群中，处于快速发育期的有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和晋中平原城市群，这些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尚处于虹吸阶段，中心城市与几乎所有周边城市的人均GDP差距都在扩大。处于雏形发育期的有呼包鄂榆城市群、兰西城市群和银川平原城市群，这些城市群中心城市尚处于集聚阶段，人口普标不高于2 000万，对周边中小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强[5]。

黄河流域七大城市群空间发展不均衡、网络联系不够紧密。相对来说，山东半岛城市群是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的龙头，中原城市群和关中平原城市群有国家中心城市郑州和西安，这三个城市群产业结构相对合理、产业发展水平较高，在黄河流域具有一定的区域影响力，但与长三角洲、珠三角和京津冀以及长江中游城市群相比，其分工协作体系成熟度不够、一体化发展能力亟待加强。而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的晋中平原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兰西城市群和银川平原城市群，由于历史、区域及自然条件等各种因素，经济社會发展都处于相对滞后阶段，而且区内城市数量少，城镇密度低，城市群结构松散、联系较弱[6]。兰西城市群2018年的人均GDP仅有38 008元，与山东半岛城市群相比，落后52个百分点（见表4）。这些地区在各自的省区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但尚且没有形成整体联动发展的效应及区域影响力。

四、新发展格局下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内外循环”建设的逻辑

（一）根基：生态优先、可持续发展

在我国“两屏三带”生态安全战略布局中，青藏高原生态屏障、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北方防沙带等均位于或穿越黄河流域，黄河流域在我国人居安全、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特殊性在于必须把生态保护放在优先位置，从实现整个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双赢战略目标出发，统筹上中下游各方利益，按照资源开发程度与资源禀赋差异确定不同区域的开发模式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与定位。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正确处理黄河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在高水平保护中促进黄河流域的可持续发展。

（二）约束：以水资源为刚性约束，分类施策

根据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根据不同区域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经济发展程度、人口分布、国土利用和城镇化程度等，将国土划分为禁止开发区、限制开发区、重点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据此，黄河流域按照生态优先原则，识别出不同区域的功能和作用，因地制宜、分类发展。

（1）重点生态保护区，即三江源国家自然保护区所在地及周边地区。同时参照国家对禁止开发区的规定还应包括黄河流域内各类国家级自然资源保护区、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和地质公园。这部分地区的禁止进行工业开发，主要是对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的保护。

（2）生态恢复治理区，即生态脆弱或存在严重的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的地区。这部分区域以保护为主，适度开发，要严控环境污染类、资源破坏类的企业和产业，重点发展生态经济和资源环境可承载的特殊产业。

（3）绿色农业开发区。黄河流域的河套灌区、汾渭平原粮食主产区重点推动农业的专业化、规模化与现代化。陕西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山东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山西晋中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要着眼于农业的长远、绿色发展。

（4）城镇开发区。其一，优化开发区，这类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人口集中，城镇化率较高，要依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强化供给侧改革，提高生产效率，形成产业集群;进行技术改革，提升创新研发水平，形成强大的辐射效应。其二，重点开发区，这些地区有一定的环境承载能力，经济发展基础较好，但水平较低，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承接部分传统产业，拓展流域发展空间。

（三）支撑：发挥城市群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区域发展增长极

黄河流域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作为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支点，发挥各自的区位优势和资源比较优势，对于扩大黄河流域对内对外双向开放，形成“双循环”具有重要意义。黄河流域城市群发展中要找准定位，制定出在“双循环”发展格局下的差异化发展战略，不断消除黄河流域各种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加强城市群之间的联系，建立区域利益协调机制、完善生态协同治理措施，打造特色产业集群，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流域系统发展。

五、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内循环”建设的可行路径

（一）协同治理，促进生产要素通畅循环，拓宽消费市场

“国内国际双循环”就是要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促进一切生产要素更加自由、公平地流动。黄河流域无论是生态治理还是城市群发展都存在碎片化问题。一方面，黄河流域不同流域归属不同的行政区域，水资源、水生态和水环境由不同职能部门管辖，使得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呈现出“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纵向分级、横向分散”的特征[7]。另一方面，黄河流域城市群之间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距，城市群内的各城市之间由于利益因素相互博弈，存在同质化竞争、资源错配等问题，使得七大城市群发展呈现出分散的碎片化特征[8]。

因此，黄河流域“内循环”的形成首先要依赖于完整的协同体系，以制度规范推进协同治理，深度推进区域合作。要从顶层设计高度对黄河流域水资源治理与利用、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开发、产业布局、资源要素分配等进行统一规划，实现各个省区的政策性对接和合作的制度规范性，从而告别短暂的事务性对接和局部性合作。其次，积极推动黄河流域劳动力、土地、资本、知识、技术、数据、管理等生产要素健康有序循环，实行生产要素产权保护机制，形成生产要素市场竞争机制，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完善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机制。建立连接技术和资本的综合服务平台，储存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的大数据信息，促进科技成果产权开放交易、连接资本市场，促进科技成果转换。继续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持续市场化法治化，优化国际营商环境。最后，黄河流域要以区域消费市场为主体，不断扩大外来消费;创新线上线下商业模式，激发内在消费需求;要以西安、郑州国家中心城市为轴心，以区域中心城市为半径，以七大城市群为基底，培养具有区域影响力的消费中心;还要不断鼓励扩大消费水平，改善消费结构，培育壮大新型消费，提高信息消费、技术消费、个性化消费等。

（二）落实“两山”理论，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优化循环

黄河流域要以习近平“两山”理论为指南，从传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从被动保护转向主动性的资源价值保值增值。黄河流域要重点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通过生态治理和改善，提高环境的承载力，拓展产业经济的新动能;通过保护环境，提高生态对产业发展的约束力，对技术进步的倒逼力，实现资源价值的最大化。

黄河流域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优化循环要以资源型城市转型、能源化工原材料产业、高耗水农牧业为重点。黄河流域能源化工产业集中的区域要积极推进供给侧改革，引导企业改制重组，加快落后过剩产能的淘汰和退出;要实施节能减排技术改造，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研发工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的绿色技术，提高资源循环利用率;优化“三高”产业的空间整体布局，使各个产业之间可以有效地进行废物循环再利用，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节约用水，降低能耗;积极推进新能源的开发和使用，减少煤炭消费，提高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使用。与此同时，黄河流域的高原草原畜牧业，要建立健全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水资源管理制度，强化草原湿地沙化退化治理;黄河流域的粮食主产区要组织实施土壤改良修复、提升耕地质量、农药残留治理、畜禽粪便无公害处理等，大力发展节地、节水、节肥、节药的绿色生态农业;打造农业产业链，推进新技术、新商业模式的应用。此外，黄河流域要立足生态优势，发挥好市场作用，因地制宜选准绿色产业发展方向，切实将生态优势转变成为经济优势，推进现代农业“三产融合”式发展。

（三）加快推进城镇化，实现城乡融合循环机制

城乡融合循环是要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有序推进城乡经济融合、社会融合、生活融合、基础设施融合、人口融合。当前，黄河流域整体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实施以提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促进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均衡发展，实现城乡融合循环。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中要将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作为系统整体进行统筹规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的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并在城乡融合发展中振兴乡村。一是，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发展县域经济，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丰富乡村经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二是，以工促农，运用工业发展思维谋划乡村产业。引导资本下乡，技术下乡，用先进的管理理念指导建设特色乡村产业园，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现代农业新业态。三是，建立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立农村社区，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下沉，以社区为中心吸引人才回流，破解空心化问题。

六、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外循环”建設的可行路径

（一）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提升开放水平

黄河流域是“一带一路”在我国境内陆路的重要的空间载体和核心腹地，对接和融入“外循环”战略要不断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当前，黄河流域开放型经济发展取得了较快增长，但总体水平仍旧较低，其对国外市场和资源的利用能力和效率都滞后于东部，开放发展的潜能尚未完全开发。新发展格局下，开放领域应向服务贸易及服务业投资拓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延伸。当前，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同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下降，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比重上升[9]。黄河流域应该借助“一带一路”建设契机，把资源型重工业进行一定程度的对外转移，倒逼企业转型升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逐步培养具有核心技术和品牌价值的企业。同时，黄河流域要基于各自优势实现有效分类定位，从生态安全功能、能源化工原材料基地到制造业基地，再到向西开放的战略支点，以及与京津冀、长江经济带、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实现跨区域联动，以此促进多层次开放平台建设。黄河流域要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进行放管服改革，提升城市品质，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诚实守信的法治环境，在“双循环”背景下更加强调开放的全面性和协调性。

（二）保护和传承黄河文化，提高其国际影响力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外循环”建设要抓住黄河文化的精髓、以传承发扬黄河文化为灵魂，提升黄河文化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黄河沿岸地域文化一脉相承，地方特色突出、历史价值巨大。深入挖掘河湟文化、秦唐文化、西夏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的时代价值，增强文化自信，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赋予文化支撑;创新黄河文化传承方式，推进科学技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文化保护与开发中的应用，打造黄河文化展示载体，创新黄河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培育黄河文化品牌，鼓励黄河文化与旅游、教育、产业和商贸的合作，加强文化产业与现代经济的融合;丰富黄河文化对外传播平台，举行大型的国际文化盛事，推动黄河文化国际化;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机遇，打造黄河文化历史名城，推动黄河流域文化旅游资源差异化互补开发，形成黄河流域旅游线路互联、市场互动、合作共赢，提高黄河流域文化的国際知名度。

[注 释]

①  如无特别说明，本文采用的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个省份统计年鉴、各个省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② 科学技术部：《高新技术开发区名录》，http：//www.most.gov.cn/gxjscykfq/gxjsgxqml/。

[参考文献]

[1]曾宪奎.当前强化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问题研究[J].长白学刊，2021（2）：101-108.

[2]叶初升，李承璋.内生于中国经济发展大逻辑的“双循环”[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9（1）：16-28.

[3]江小涓，孟丽君.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J]. 管理世界，2021，37（1）：1-19.

[4]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创新创业管理研究中心.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2019[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9.

[5]方创琳，鲍超，马海涛. 中国城市群发展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

[6]盛逛耀.黄河流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逻辑与推进策略[J].中州学刊，2020（7）：21-27.

[7]黄燕芬，张志开，杨宜勇.协同治理视域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欧洲莱茵河流域治理的经验和启示[J].中州学刊，2020（2）：18-25.

[8]方创琳.黄河流域城市群形成发育的空间组织格局与高质量发展[J].经济地理，2020，40（6）：1-8.

[9]刘东升，张志醒.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对外贸易的发展、结构与作用分析——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为例[J].工业技术经济，2018，37（3）：122-128.

The Logic and Path of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Song  Jie

（School of Humanities，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Henan University Engineering， Zhengzhou 451191， China）

Abstrac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s sustainable and systematic. Under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ha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position in protecting ecosystems，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and develop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s faced with economic aggregate problems， industrial structure contradictions， and innovation motivation problem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Yellow River Basin should base itself on its position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and form the unique logic of “foundation-constraint-support”. The domestic circula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should sooth the circulation of elements， advance the circulation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industrial optimization， and promote the circul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should integrate in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herit and develop the Yellow River culture.

Key words： domestic circulation;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Yellow River Basin

（责任编辑：张梦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