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伤痕文学，研究者大多将刘心武《班主任》与卢新华《伤痕》共同看作伤痕文学滥觞之作（有的更指认刘心武为“伤痕文学之父”），这一文学“共识”也被文学史固定下来作为习见常识传授。如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在阐述“历史创伤的记忆”章节中，认为《班主任》与《伤痕》都表达了“对个体生命的关切”，并引用当时批评家观点，指出二者都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1]陈晓明著《中国当代文学主潮》指出，“伤痕文学的先驱当推刘心武”（但又谈及刘心武“伤痕文学之父”说并未得到公认）。[2]贺绍俊、巫晓燕著《中国当代文学图志》称《班主任》是“‘伤痕文学的发端之作”[3]。有所不同的是，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对此表述呈现出一种内在裂隙。陈著将《班主任》与白桦《曙光》、徐迟《哥德巴赫猜想》“三只报春的燕子”并列，随后沿着时间逻辑排演当时文学事件，指出1978年9月2日《文艺报》组织座谈会“讨论《班主任》和《伤痕》，‘伤痕文学的提法开始流传”[4]，表明对伤痕文学起源共识的一种犹疑。

穿越这一文学史罅隙，我们需要追问，《班主任》真的和《伤痕》一样，是伤痕文学发端之作吗？如果是，率先发表《班主任》的《人民文学》为何退稿《伤痕》（据卢新华自述）？退稿后，《人民文学》又为何在自己组织的新时期首次全国小说评奖中让《伤痕》获奖？如何解释这种尴尬的、前后反差极大的文学筛选行动？我们有必要摆脱文学史的知识惯性遮蔽，将二者对照解读，恢复《班主任》与《伤痕》两个文本在20世纪70年代末历史现场的应有状态，透析这一文学史“共识”的政治弥合因素，返回并细究伤痕文学起源共识的政治话语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