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谬的“伤痕”文学共识

2021-09-05李徽昭

艺术广角 2021年4期

谈及伤痕文学，研究者大多将刘心武《班主任》与卢新华《伤痕》共同看作伤痕文学滥觞之作（有的更指认刘心武为“伤痕文学之父”），这一文学“共识”也被文学史固定下来作为习见常识传授。如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在阐述“历史创伤的记忆”章节中，认为《班主任》与《伤痕》都表达了“对个体生命的关切”，并引用当时批评家观点，指出二者都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1]陈晓明著《中国当代文学主潮》指出，“伤痕文学的先驱当推刘心武”（但又谈及刘心武“伤痕文学之父”说并未得到公认）。[2]贺绍俊、巫晓燕著《中国当代文学图志》称《班主任》是“‘伤痕文学的发端之作”[3]。有所不同的是，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对此表述呈现出一种内在裂隙。陈著将《班主任》与白桦《曙光》、徐迟《哥德巴赫猜想》“三只报春的燕子”并列，随后沿着时间逻辑排演当时文学事件，指出1978年9月2日《文艺报》组织座谈会“讨论《班主任》和《伤痕》，‘伤痕文学的提法开始流传”[4]，表明对伤痕文学起源共识的一种犹疑。

穿越这一文学史罅隙，我们需要追问，《班主任》真的和《伤痕》一样，是伤痕文学发端之作吗？如果是，率先发表《班主任》的《人民文学》为何退稿《伤痕》（据卢新华自述）？退稿后，《人民文学》又为何在自己组织的新时期首次全国小说评奖中让《伤痕》获奖？如何解释这种尴尬的、前后反差极大的文学筛选行动？我们有必要摆脱文学史的知识惯性遮蔽，将二者对照解读，恢复《班主任》与《伤痕》两个文本在20世纪70年代末历史现场的应有状态，透析这一文学史“共识”的政治弥合因素，返回并细究伤痕文学起源共识的政治话语场。

一、主题差异与经验驱动

作为“新时期”起源的伤痕文学，其核心主题在于“文革”“亲历者讲述的创伤记忆”，[5]且这种身心双重创伤是无法修复的，伤痕文学（乃至于陈宜明等连环画《枫》、高小华油画《为什么》、程丛林油画《1968年×月×日雪》等典型的伤痕美术作品）显而易见致力于此主题阐述。“伤痕”叙事策略在于，故事大都有与新时期形成映照对比的“文革”悲惨现场回顾，由此凸显“新时期”意义，达成文学书写的政治动员目的。这一叙事策略在“伤痕”经典文本《伤痕》《神圣的使命》《大墙下的红玉兰》《枫》等小说中显露无遗。这些文本中，母亲、秘书、公安干部、青年学生都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而死去，有的即便没有死亡书写穿插其间，也必有隔离囚禁、游街侮辱、妻离子散等惨痛故事呈现。可见，“文革”“现场”是“伤痕”悲剧的发端源头，也是主题彰显的必要空间场域。特别在《伤痕》《枫》等小说中，亲情、爱情等人道伦理受到极大侵犯，小说的人道主义批判与启蒙立场清晰可见。

与上述叙事明显不同，《班主任》书写的是新时期之初的教育难题，这一难题来自“四人帮”文化专制对年轻人谢惠敏弱化而内在的伤害。按照新时期要求，教师张俊石致力扭转专制文化带来的恶劣影响，从而隐含揭示“文革”之恶。小说寄寓着对“文革”错误文化逻辑的修正，而非如同《伤痕》《枫》等关注伦理道德的人道主义启蒙叙事。《班主任》中，没有直接的“文革”现场，也没有不可弥补的“伤痕”，“四人帮”以概念认知方式被提及，“文革”也只是一个隐含的叙事背景。悲伤创痛现场的阙如使得“文革”批判隐而不露，所以，张俊石最后满怀信心前往宋惠敏家里，其拯救“被‘四人帮迫害的孩子”的愿望显然可以预见，“文革”后遗症也是可以修复的，光明的尾巴使整个小说张扬着明亮的情感基调。可见，在“伤痕”主题呈现上，《班主任》与《伤痕》《枫》等伤痕经典文本存在主题异质性。

《班主任》与《伤痕》的主题异质性来自创作主体生活经验、写作资源与训练的巨大差异。1977年35岁的出版社编辑刘心武已“在中学任教十五年，其中有十年担任了班主任”[6]。经验是写作的重要来源，也是创作思想的孵化器。《班主任》中学生形象便来自刘心武“熟悉的学生群”，部分情节也来自“熟悉的生活”。[7]刘心武这样一位在“文革”期间发表了近70篇合乎当时要求作品的作家，其近产生的社会政治历练，使得《班主任》不仅规避了可能的政治雷区，也显示出与“文革”文学相通的政治圆熟性，使“作品巧妙地避开了对‘文革的否定，在这个作品里‘号角诗‘抓纲治国等语汇透露出其假惺惺的对当时华国锋政治的谄媚之处”[8]。与之相反，20岁出头的卢新华则是复旦大学大一新生，不仅没有小说写作经历，并且出身“红五类”家庭，也根本“没有《伤痕》主人公王晓华的经历”，只是“在现实中确实看到过、听到过大量发生在‘王晓华们身上的故事”。[9]生活历练与经验世界的匮乏是限制也是创造自由的可能，在大学文学课程的训练与启发下，卢新华以年轻的激情发出了独特的时代呼声，使《伤痕》以家庭伦理遭受破坏的悲情故事，突破了“文革”文学明亮的审美基调。经验世界、写作方式与文学文本主题形成文学文本的呼应性差异，《班主任》与《伤痕》的美学与主题鸿沟显而易见。卢新华尽管也有从军经历，但没有中年人的思想羁绊，加之上海生活氛围孵化、大学精英教育启发，与刘心武式的人到中年、“文革”经验相比，更易激发人道主义启蒙意识，小说主题思想等更易于爆发巨大的突破。

二、揭露限度与《人民文学》的选择

不过，在1977年，对仍旧处于“两个凡是”困境、迫切进入新时期的文学而言，《班主任》主题与《伤痕》《枫》等伤痕文学依然存在政治认同上的相似性，主要是都对“文革”有着或多或少的“揭露”。但揭露范围和限度应把控的度在哪里，其实是不同“伤痕”文本的区别所在，也是《班主任》与《伤痕》《枫》《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其他“伤痕”文本差异所在。程光炜曾以《班主任》和《晚霞消失的時候》为例，指出“伤痕”文本被文学成规制约的不同境遇，从而推导出《班主任》之所以获得这么高的“文学史地位”，主要在于“对现实‘暴露得恰如其分”[10]。诚然如此，《班主任》的政治语调是谨慎而恰如其分的，这正是《人民文学》能够接纳的伤痕文学诞生之前的有效政治尺度。

作为文学报春的“三只燕子”，《班主任》仅限于教师对教育问题的处理和思考。从“文革”走出的知识分子张俊石（按照“文革”政治逻辑，其应曾遭受过批斗、痛苦与不幸），并未如《伤痕》《枫》《神圣的使命》《大墙下的红玉兰》等“伤痕”文本中的青年、知识分子、老干部们一样，承受多少创伤（全部被忽略了），反而以面对新时期的激情去挑战工作难题——处理小流氓宋宝琦。张俊石这一知识分子形象由此与另一只报春的燕子——《哥德巴赫猜想》描绘的科学家陈景润形成互文，他们自身的“文革”创伤被搁置，面对的只是当下工作问题，由此率先回到自身岗位，以个人行动履行着新时期赋予的政治任务。可见，《班主任》的“文革”揭露限度只在当下生活，只限于政治赋予的现实挑战（也仅限于“文革”文化后遗症）。而《伤痕》《枫》《大墙下的红玉兰》《神圣的使命》却大胆撕开“文革”遗留的无法磨灭的身体与精神记忆。在这样的“揭露”范围与限度上，20世纪70年代最重要的官方文学期刊《人民文学》，认可了刘心武的《班主任》，而排斥了卢新华的《伤痕》。

对于卢新华而言，《伤痕》只是一篇课外习作，在《文汇报》发表的“两个月前他向北京《人民文学》编辑部投寄了这篇小说”，但不久“收到了一封铅印的退稿信”。[11]文学史一直并提而论的伤痕文学起点作品，却在《人民文学》这里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命运，这恰表明，在主题内容、艺术品质、情感基调上，两者差异巨大。《人民文学》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性格与生俱来”，这种政治性格“不是通过文学来反映、表现政治，而是通过政治来表达、实现文学的目的”。[12]政治性格体现之一就是承担文学领导权、政治审查权，刊载或不刊载一篇作品（头条或尾条）往往潜在传导着政治方向。1977年，尽管“四人帮”已被打倒，但政治方向依旧是“两个凡是”。值此环境，《人民文学》显然得葆有“文革”类似的文化基调、审美趣味，以此标志其政治倾向性。然而，文学的敏感触角、能动作用又使其蠢蠢欲动地想表达些微的时代新声，于是《班主任》的故事便应和了1977年底政治过渡环境，将“文革”叙事模式的新旧对比虚化处理，依旧保持着类似“文革”的光明主调，谢慧敏也仅是“四人帮”文化专制的心灵扭曲者，张俊石信心百倍地去改变这个教育对象，恰恰契合了1977年《人民文学》的政治性格。而《伤痕》的主题叙事、情感基调却与《人民文学》形成强烈的政治异质性。王晓华身体、心灵承受着多重苦难，母亲死去、家庭伦理失范（弃母）的人生悲剧是无法弥补的，从而“用了一只沉重的手去揭开伤痕”，这种“反‘文革叙述”“冲击了‘文革模式”，[13]走出了“文革”单一的光明基调，转换为伤痕文学普遍的悲凉忧伤情感基调，即便留了一条光明的尾巴，其实也极其酸楚，这显然是《人民文学》所不能接受的。

三、媒介差异及其背后的城市

1977年底的《人民文学》，其审稿、发表显然有更为严格的政治考量，除了政治上要延续“文革”思路，杂志本身所处北京的政治气候也使其筛选作品更注重思想主题。而在1978年8月刊载《伤痕》的《文汇报》看来，它的政治环境与1977年“两个凡是”时期已有新变，那就是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并引起广泛响应，这些政治新气息、时代新声音被报纸（也比杂志政治文化嗅觉更灵敏）及其所在城市及时敏锐地嗅察到。本来《伤痕》只是大学生的一篇墙报习作，影响范围仅限于校园内。口口相传中，《伤痕》被《文汇报》记者所知，随后被当作“一条珍贵的新闻线索”[14]（请注意，这是一条新闻线索），原稿流传到报纸记者手中。记者从中探触到时代新风向，经过报社内部4个月的权衡处理，《伤痕》终于发表。就此来看，《伤痕》首先在大学生中产生广泛影响，又被記者当作新闻来发现，作品的意义首先由新闻点引爆，而整个刊发过程其实是《文汇报》以新闻方式处理文学作品。可见，从根本而言，《伤痕》的影响首先并更多地在民间百姓中。

从媒介载体来看，《人民文学》与《文汇报》差异迥然。《人民文学》直属中国作协，处于北京政治中心，直接面对最高领导机关，这种特殊的政治位置使其不得不谨小慎微，且刊发容量大、文学专业性强、出版周期长，每一期杂志都得考量好政治尺度问题。《文汇报》则属于上海市委宣传部，地方性较强，刊载内容杂糅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娱乐等不同类型，文学版面相对简单而不太惹眼，且日报可迅速快捷地反映社会生活，也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管控把握的灵活性。于此可见，《班主任》与《伤痕》媒介传播的巨大差异。经由《人民文学》传播的《班主任》具有官方意识形态导向性，主题表达尺度与批判力度应该也必须处于官方认可范围内，小说以自上而下的渠道得以传播。与之相反，《伤痕》则是由自下而上的方式，先在大学生中产生影响，后被当作新闻发现，通过快速而广泛的报纸渠道传播，主题表达的尺度相对更为宽松。这也是《人民文学》《文汇报》在两篇小说间做不同取舍的重要原因。

从《人民文学》与《文汇报》所在地北京、上海来看，可见《班主任》与《伤痕》诞生的地域文化差异。自20世纪30年代京派、海派文学论争起，京、沪两地域文化差异性日益突显，这种差异在1949年后受到革命话语的冲击，有所弥合，但内在差异依旧隐性存在。北京文化博大精深又靠近政治中心，文学表达慎微沉稳。作家刘心武出生成长于北京，深厚政治氛围也无形中塑造着作家，《班主任》便由此在“两个凡是”导向规约下，直接接续了“文革”叙事模式与明亮情感基调，持重谨慎地以“救救孩子”的教育呼吁表达了新时期的渴望，其背后有一个强大的政治氛围笼罩着。

上海因“人口带有的移民性和外来文化信息的灵敏性”以及“报业发达所产生的先锋性”，[15]其文学表达敏锐前沿，自由度相对更大，显示出一种先锋突破性。这些因素也使上海市民文化发达，与西方文化比较接近，政治话语的支撑较弱，主要靠市民性的大众话语主导，因此《伤痕》得以领风气之先。不过，由于没有官方政治的直接支撑，也形成了“文革”后的几年，以《伤痕》为代表的上海文学“开风气之先但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16]。但不管如何，上海的文化氛围推动了《伤痕》的诞生及其人道主义叙事的突破。年轻的卢新华刚入学，便无形中受到上海及大学氛围濡染，加之不同的文学课程启发，便以先锋自由方式突破了“文革”光明叙事基调，以强烈的人道主义启蒙方式撕开了倍受“文革”摧残的伦理与身心创伤。

四、批评差异及评奖政治弥合

吊诡的是，两个文本内外都存在着诸多巨大的差异，却在其后文学批评与评奖中出现了既有差异又一致的文学场域景观，让我们不得不追问与探究。《班主任》不仅获得“文革”后全国首届短篇小说评奖第一名，而且1978年8月《人民文学》专门为其召开研讨会，《文学评论》也集中刊载相关评论文章。《伤痕》尽管也获得了全国首届短篇小说奖，并有上海批评家的零星评论文章，但与《班主任》的官方广泛赞誉不可同日而语。与今天学院主导文学批评不同，20世纪70年代文学批评受作协系统主导，文学作品肯定或批判均由此决定，带有极强的政治指向性。官方批评语境中，《班主任》与《伤痕》差异明显（背后可见作为地域文化诱因的京派、海派文化的内在传导），《伤痕》由大学校园传导到社会的民间影响远不能和《班主任》的官方支持相比，当然也与《人民文学》是官方最高文学刊物、由官方直接支持有关。但耐人寻味的是，《伤痕》的民间反响却远大于《班主任》。就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传播最广、影响极大的连环画来说，《班主任》只有两三个版本，《伤痕》不仅得以有六个版本，而且陈宜明等以第一人称改写的连环画绘本在《连环画报》发表后，不仅广泛传播，还受到美术界集中关注，并获全国第二届连环画评奖一等奖。这不仅再次印证《班主任》与《伤痕》巨大的异质性，也表明小说《伤痕》以敏锐先锋的文学书写，确实突破了旧的情感基调，触动了底层民众心底深处无法弥合的“伤痕”。

还有一种尴尬的文学筛选，1978年，《人民文学》组织了全国短篇小说评选，曾经被自己刊物退稿的《伤痕》得以获奖，且在25篇获奖作品中排名第10。25篇获奖作品中，《人民文学》所发作品占11篇，北京作家占多数，只有《伤痕》刊发于报纸（作者来自上海，且是大学生），其他全部来自文学专业期刊，大多有“文革”悲伤经历，这显示了1978年文学语境的混杂多元。处于文学中枢地位的“国刊”，《人民文学》曾将《伤痕》退稿，现在自己组织评奖活动，又让该小说得奖，这个获奖小说还来自相对比较边缘的报纸，参详当时的种种要素，《人民文学》到底面对着什么样的话语空间，这种文学筛选反差的尴尬局面又是如何形成的——探究这一层次或可略窥其时的文学生产机制与生态环境。

实际上，评奖之前，有关短篇小说的不同座谈会已开了多次，特别是1978年9月，代表文学批评官方最高机构的《文艺报》，分别在北京、上海组织了两次短篇小说座谈会，以文学研讨方式调和了《班主任》《伤痕》之间的异质性。[17]作为中国作协直属报纸，自1949年起，《文艺报》一直以文学批评方式指引、规范着文学发展，张光年、冯牧、孔罗荪等不仅先后担任主编、副主编，也是其后小说评选委员会的主持人与评委，张光年更是当时中国作协负责人之一。如此背景下，评奖前，《文艺报》分别在北京、上海两地组织召开短篇小说座谈会，可以说主要工作就是弥合北京、上海两地文学思想的差异，弥合《班主任》与《伤痕》的差异，凝聚新时期“伤痕”文学的人道主义共识。由此开始，人道主义悲剧启蒙与明亮基调的革命叙事间的审美裂隙得到了弥合，民间悲伤哀痛的情绪与官方新时期目标间的政治裂隙也得到了弥合，《伤痕》与《班主任》的不同批评话语也通过《文艺报》座谈会得到了规约。《文艺报》京、沪两地座谈会的审美弥合、思想凝聚作用显然是有效的，不仅肯定了由上海引发、受到民间推崇的人道主义启蒙取向，而且为其后短篇小说评选达成了相对一致的文学口径，也首次有了伤痕文学的提法，最终借由《人民文学》在全国文学界产生毋庸置疑的影响，将《伤痕》与《班主任》共同纳入获奖小说，推向官方认可的制高点。

通过官方座谈会预先研讨、官方评奖最终肯定的两结合方式，两个主题内容与审美基调异质的文学文本得到了统一，伤痕文学由此成为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新方向，这一文学新思潮（包括内蕴的人道主义价值）得以广泛传播，新时期文学差异化的主题意识也得到统一。这其实是社会文化转型时期官方批评对不同文学话语场的有效规约，也为不久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奠定了思想基础，使伤痕文学成为官方文学话语。确实如此，在官方策略与规约下，《伤痕》之后，感伤、悲剧的文学审美基调遍布不同文本，刘心武也以《爱情的位置》《如意》等向《班主任》的光明叙事基调告别，转向伤痕文学。到1984年，第四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报告正式提出并肯定了伤痕文学，伤痕文学也被认为“在新时期文学中起到了披荆斩棘，敢为天下先的作用”[18]，成为一个官方参与命名、上下广泛认可的文学思潮，文学研究者也在此话语引导下，指认《班主任》与《伤痕》同为伤痕文学发端，成为一个悖谬的文学史共识。

现在来看，与《班主任》直接在《人民文学》发表、首先受到官方认可不同，《伤痕》能获奖其实有很多复杂因素在起作用。文本是第一诱因，《伤痕》人道主义的主题、敏锐自由的思想表达、悲伤痛苦的美学基调显然是主要因素，这是小说打动民间群众并获得认可的重要原因。其次是小说评选采用了专家评审与群众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而且群众投票占主要因素。评选规则规定，群众来信投票300人以上的12篇自然入选，[19]《伤痕》显然是受益于此（也应注意到20世纪70年代末文学评奖对读者、民间声音的重视）。此外，还应注意，作为唯一由报纸首发的获奖作品，《伤痕》的巨大影响既离不开报纸传媒的迅速扩散，更离不开连环画传播的巨大影响（江苏人民出版社1978年即出版《伤痕》绘本，1977年发表的《班主任》则到1979年才有绘本出版），始自民间、受到民间推崇的《伤痕》文本多元传播渠道其实更为广泛而有效。

五、结语

概而觀之，在创作主体经验、京沪空间意识、传播媒介路径、主题审美基调等诸多方面，《班主任》与《伤痕》均存在诸多差异性，明显是两个互异的文本。因此可见，《班主任》并非伤痕文学，《班主任》是伤痕文学（并与《伤痕》同为开端之作）的文学史共识，只是20世纪70年代末政治引导、推动下的一种意识形态构造，这一构造是政治对文学履行文化领导权的有效方式，伤痕文学思潮因此带有强烈的政治基因，也是其众多文本（例如王亚平《神圣的使命》、郑义《枫》、从维煕《大墙下的红玉兰》、鲁彦周《天云山传奇》、陆文夫《献身》等）暗中呼应着旧的情感模式和叙事架构，因此能受到“与‘文革决裂的政治、文学权力阶层的认可”[20]。在此意义上，伤痕文学是20世纪最后一个政治直接参与并主导的主题化文学思潮，政治发挥了巨大的弥合、协调作用，从而使文学凝聚起时代变革的巨大思想能量。也因此，伤痕小说及其引发的伤痕美术（以《枫》等连环画为主要表征）思潮才可以发挥意识形态动员作用，成为社会政治与文化变革重要的思想启动器。与之对照，伤痕思潮后兴起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等诸多思潮，尽管也有官方或多或少的参与，但主要是高校、传媒等民间力量主导与推动的，较之伤痕思潮，其形式（以西方现代主义为核心）审美的艺术因素占据主要地位，故思想动员性逐渐弱化。就此而言，我们既应去除文学知识的惯性遮蔽，对习见的文学史共识保持警惕，认识到伤痕文学起源文本的内在差异性，辨析文学共识、文学思潮背后不同社会文化力量的博弈关系，同时也应在强化艺术性的同时，重新对文学赋能，让文学有效回应时代与社会的宏大问题。

本文部分观点曾受陈思和老师启发，谨此致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8BZW157）、江苏高校哲社基金项目（2016SJD750015）、江苏高校“青蓝工程”项目资助成果〕

【作者简介】李徽昭：江苏理工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注释：

[1][5][20]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7页，第257页，第258页。

[2]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9页。

[3]贺绍俊、巫晓燕：《中国当代文学图志》，春风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页。

[4]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9页。

[6][7]刘心武：《生活的创造者说：走这条路！》，《文学评论》1978年第4期。

[8]谢俊：《可疑的起点〈班主任〉的考古学探究》，《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2期。

[9]卢新华：《〈伤痕〉发表前后》，《京华时报》2009年8月21日。

[10]程光炜：《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