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山

《吕氏春秋·不二》篇云：“孔子贵仁，墨翟贵兼。”孔、墨所“贵”不同，也就是儒、墨两家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这种不同主要表现为儒家崇尚“仁爱”，墨家崇尚“兼爱”。儒家的“仁爱”与墨家的“兼爱”都是主张“爱人”，这是两家共有的人本主义思想，但是两家在“爱人”的方式、道德的起源以及人性论和天道观等方面存在着差别。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主要是儒墨相“非”，但是我们在当今的新时代也应重视儒墨互补的一面。

一、“爱有差等”与“兼以易别”

儒家的仁爱是以孝悌为本始，即《论语·学而》记载孔子的弟子有若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里的“本”不应理解为西方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若理解为“本体”，就是把孝悌的亲亲之情“实体”化了，而误以为仁爱或仁道是“分有”乃至局限于血缘情感），而应理解为本始或根源。儒家的仁爱是以孝悌的亲亲之情为本始，由此而产生仁道（“本立而道生”），而仁道也就是普遍的“爱人”并且兼及爱物。这也就是孟子所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親。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因此，儒家的仁爱是“爱有差等”，在亲亲、仁民与爱物之间有着亲疏远近的不同，故而所爱的方式便有着情感之厚薄与所爱之先后的差别。儒家之仁爱的最高境界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而在此“一体”中又有着差等之序，这在儒家看来就是“道理合该如此”王阳明《传习录下》：“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把草木去养禽兽，[心]又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