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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治”的唯物史观阐释

2021-09-05林炜傅艳蕾

理论导刊 2021年8期
关键词:跨越中国之治设想

林炜 傅艳蕾

摘 要: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是马克思晚年提出的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依然可以通过内部革命手段实现资本主义制度跨越的构想,这一设想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唯物史观。管窥“中国之治”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中国之治”是马克思跨越设想的光辉体现与创造发展,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因此,基于跨越设想,对“中国之治”作出唯物史观的阐释十分必要,这对彰显“中国之治”的优势、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不断开创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中国之治”;唯物史观;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1)08-0110-06

基金项目:浙江省社科规划后期资助项目“意识形态批判:吉登斯与马克思的‘对话”(18HQZZ16);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研基金项目“‘后疫情时代下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581121119421)。

作者简介:林炜(1995-),男,浙江温州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傅艳蕾(1985-),女,杭州人, 湖州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意识形态。

1949年,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通过革命手段,“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1]578,成功地将马克思晚年时期的跨越设想付诸实践,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并与时俱进地在实践中推动“中国之治”迈向新高度。然而,随着中国各项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不断推进,经济从高速度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社会经济文化等发展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因此有人借此攻讦,认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全面发展基础之上的,中国并没有实现社会主义,要效仿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相应的资本主义制度、推行西方的治理模式,跨越“卡夫丁峡谷”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唯物史观也是错误的。即使这些言论毫无新意,但深受一些国家的追捧,直接影响了中国人民对“中国之治”的理解和认同。因此,亟须从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角度在理论和历史的逻辑上对“中国之治”进行唯物史观的阐释,进而彰显“中国之治”的优势所在,以“中国之治”引领世界发展新方向。

一、“中国之治”是马克思跨越设想的光辉体现

“中国之治”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然而,一些西方国家为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不断在各种场合质疑“中国之治”的合理性和优越性。早在19世纪后期,马克思就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对俄国、中国等落后国家通过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进行了阐发。为了答复查苏利奇关于俄国历史命运和世界历史必然性等问题,马克思三易其稿,运用唯物史观具体分析俄国社会发展现实,得出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1]578的新认识,这对于指导中国推进“中国之治”、增强制度自信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普遍与特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双向维度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凝练扼要的语言指出,唯物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2]544。马克思这一表述阐明了唯物史观就是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学说,它们的相互作用展现了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唯物史观提供的是一般规律和视角,即通过这两大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形态的不断更迭和社会的发展。而“卡夫丁峡谷”的跨越也是以这一规律为前提的,成功跨越是完全可以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带领人民群众率先发起革命,进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国家治理水平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求而实现。因此,跨越“卡夫丁峡谷”并不违背唯物史观的一般规律,反而以此为前提,这为“中国之治”的演进完善提供了理论依据、增强了底气和自信。

在分析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时,马克思一直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强调这种可能性仅仅是“理论上的”,“但是我们必须从纯理论回到俄国现实中来”[1]576,比如俄国农业公社的二重性使得其发展前途“只能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它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1]586,而俄国能否实现集体因素战胜私有制因素,成功跨越“卡夫丁峡谷”取决于具体的各种现实条件。这一设想决不是无的放矢的空谈,而是基于唯物史观的一般规律并具体考察俄国现实所作出的论证,反映了马克思对俄国社会发展的新构想,是马克思深思熟虑后为俄国革命胜利后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划,为俄国之治指明了方向。因此,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跨越的。在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可以跨越的。这一历史发现,完善了社会历史理论,是社会形态更迭的一般规律与具体操作的有机统一,开辟了通向共产主义的多种途径,也为中国走非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现代化道路、通过“中国之治”迈向共产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是唯物史观一般规律在中国的具体化展现。

(二)理论与历史:开创“中国之治”的双重逻辑

列宁在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基础上对国家采取何种政治形式、何种制度作了进一步论证,指出“美、英、法、德这些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形式更加各不相同,虽然它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3]777。这表明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也会采取适合本国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具体政治形式。列宁强调:“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3]777这再次表明各个国家由于自身各种条件的特殊性,采取何种制度、何种民主形式治理国家也会呈现出特殊性。唯物史观给出的是一般规律即一切民族会通向社会主义,但不是具体的详细规定。因此,中国作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選择中国特有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的。正如习近平指出的,设计国家政治制度“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4]。“中国之治”的开创便是在具体的历史选择中实践摸索出的正确选择,不是在照搬照抄他国的制度或者治理模式,也不是对理论进行本本主义式的摹写。

纵观中国近代史,中国遭到列强的疯狂掠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开始走向没落和瓦解,“人治”的治理模式不能使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为了挽救中华民族,仁人志士既有开展不触及根本的自强运动和改良运动,也有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提倡实行三权分立制,但都以失败告终。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制度的根本变革。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紧紧抓住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个核心,通过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开创了“中国之治”新面貌。百年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变革和伟大成就再次向世界彰显了“中国之治”的有生力量,证明了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治理体系和治理道路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发展社会主义。因此,“中国之治”是扎根中国土壤,符合中国实际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其“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5],是最真实、最管用的治理体系。

二、“中国之治”是对马克思跨越设想的创造性发展

在答复查苏利奇的回信中,马克思既论证了落后国家可以通过革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科学性,同时对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成果从而免遭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苦难进行了阐发。马克思既强调了跨越“卡夫丁峡谷”需要吸收国外優秀文明成果的外部条件,也充分强调了东方国家在生产力没达到社会主义高度情况下是可以通过武装革命,建立人民政权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从而改变人民的苦难命运。这其中蕴含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矛盾运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运动、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等唯物史观思想,为1949年后的中国开创与推进“中国之治”以解决发展治理难题、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需求指明了方向。

(一)“中国之治”之始:跨越“卡夫丁峡谷”,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方式制约着其他一切社会生活,而生产力在生产方式中居于支配性地位,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变革;但是生产关系具有相对独立性,可能会先于生产力,也可能落后于生产力。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6]这既表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也阐发了生产关系能发挥其牵引作用,带动社会革命,破除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更是强调了革命的重要性,马克思在谈到俄国时指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1]582,可以通过暴力革命实现跨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随后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借助俄国公社的特有存在形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巩固已有的经济基础。正如我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国家政权的更替,随后完成了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利用和平赎买等政策,变革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即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整个国家制度中的领导地位,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以法律形式写入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实现了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实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跨越,为“中国之治”的确立奠定了根本的制度基础。“中国之治”创立之初,以其特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等制度优势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创造幸福生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运用制度优势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不仅为中华民族实现富强创造了物质基础,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治理体制和治理道路提供了多样化发展途径。

(二)“中国之治”之基:坚定改革开放方向,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

马克思在19世纪80年代就曾指出,“要在俄国使用机器,它必须先经过机器生产的孕育期”[7]472,并批判当时的思想家们,“他们怎么能够可以说是在几天之内就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7]472这表明在马克思心中,俄国要真正实现“卡夫丁峡谷”的跨越,不仅必须运用大机器进行生产发展,而且资本主义的一整套交换机构也要建立起来,但要把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吸收过来,必须实行开放政策,打开国门,与世界市场联系。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8]因此,在对外开放方面,凡是能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经济体制机制都应该大胆吸收和创新,从而“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使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9]337,这将推动“中国之治”更具开放灵活性,从而为中国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活力。

改革开放不仅是对外开放,更是对内改革,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邓小平不仅在经济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他强调,“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9]336。这种改革的结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不断丰富、治理体制和治理道路越来越成熟和定型。的确,“中国之治”的伟大实践极大拓宽了唯物史观的内涵,不仅重视经济因素对我国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也重视政治制度等非经济因素对我国建设事业的巨大反作用。 “中国之治”就是在遵循唯物史观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坚定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夯实“中国之治”的基础。

(三)“中国之治”之成:不断完善国家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国作为已经实现经济稳步发展的国家,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怎样在全世界彰显“中国之治”的独特优势,是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以后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征程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真正以繁荣富强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20世纪末,以苏联为代表的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跨越“卡夫丁峡谷”后又深陷泥沼,政治层面的变革给本国的各方面建设尤其是生产力发展带来了极大破坏。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在跨越“卡夫丁峡谷”后又遭遇失败,其原因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不可能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之初就形成一个完美无缺的生产关系,也要有一个不断成熟和完善的过程”[10]。因此要持续在实践中推进国家制度的不断完善,要不断深化改革以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助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更进一步强调,“新时代谋划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11]112,运用“中国之治”凝聚人民伟力以应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就和应对各种风险的成功经验再次证明,“中国之治”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历史过程,是马克思跨越设想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发挥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有优势。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顺应时代潮流,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无疑需要通过“中国之治”进一步释放生产活力,凝聚社会伟力,于危机中育新机,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良性互动。正是基于唯物史观的这一重要论述,中国不仅创造性地发展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在文化、政治、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层面创设了制度,使国家制度、治理体制和治理道路更趋成熟稳定,从而推动了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健康发展,进一步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三、“中国之治”是马克思跨越设想的中国样板

“中国之治”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熠熠生辉,不仅在于不断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更在于其秉持人民至上的制度价值,并一以贯之地践行。这也是中国不会重蹈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覆辙,成功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关键所在。

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和查苏利奇的回信中反复强调,他之所以主张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不仅僅是通过革命手段改变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实现社会制度和形态的更迭这一直接目的,更应该是使俄国等落后国家的人民“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1]571,从而达到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1]464这一根本目的。可以看出,马克思晚年把对人民前途命运的关切当作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一个重要支撑点,社会制度的变革只是革命的直接目的,背后隐藏着对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无产阶级政党带领人民跨越“卡夫丁峡谷”后建立的系列制度如果不能为人民谋福祉,那就不是真正的跨越,就还是少数人假借人民名义为自身谋私利的斗争,所建立起来的制度仍然具有剥削性质,人民主体地位就无法得到保障。因此,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是人类历史上反对阶级剥削的一次人民革命。人民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在无产阶级带领人民革命后应掌握国家政权,所建立起的新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必须是造福于人民的,所生产的丰硕物质成果也必须是人民享有的。因此,“中国之治”的创设和实践必须是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唯有如此,“中国之治”才能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不断前行,赢得人民的认同和支持,从而引领世界的未来发展。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之治”的根本保证

对实现跨越设想的中国而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的前半程任务——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相应改革的任务已完成,在社会主义实践的后半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之治”的领导,这是“中国之治”不断取得辉煌成就的政党优势所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从根本上放弃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取消了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摒弃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从而造成苏联政治、思想上的大混乱,继而反作用于生产力,导致国家经济不断恶化、社会矛盾叠加,人民生活水平不断降低,最终失去了人民的支持。“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9]333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中,面对国外各种社会思潮的挑战,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牢牢把握“既不能重蹈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覆辙,也不能回到过去再搞‘文化大革命”[12],坚定正确的政治原则和方向,坚持不懈地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提高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以赢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改革开放初期,受庸俗生产力论等错误思潮影响,片面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唯生产力论英雄的发展方式,在一定程度忽视了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的建设,“也对改革开放带来了一定的干扰和破坏,出现了诸如治党不严、腐败严重、两极分化严重等问题”[1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党审时度势,牢牢掌握无产阶级领导权,站稳唯物史观的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升党的治国理政能力,把各种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转化为制度成果,“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11]122,并将制度成果转化为为人民服务的治理效能,在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使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较量形成‘东升西降的新态势。与‘西方之乱相比,‘中国之治及其展现的中国共产党的治理能力,受到世界广泛关注”[14]。可以说,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掌舵领航直接关系着“中国之治”的稳定性和长期性,直接影响着治理的效果即人民生活是否幸福。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之治”最根本的、最坚强的保证,是人民幸福得以实现的有力保障。

(二)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之治”的价值旨归

唯物史观认为,在人类历史活动中,人是具体的有自身诉求的现实的个人,根据自身需要而不断地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即“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295。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思想成果和革命实践中始终贯彻人民至上。因此,刚完成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新中国高度重视“中国之制”的建设,把“人民”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避免遭受资本主义的苦难;新时代则更加注重“中国之治”,运用“中国之制”支撑“中国之治”,更加注重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从“制”到“治”虽只一字之差,背后隐藏的却是对制度效能及对人民切实利益的关切,对人民参与国家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维护。“中国之治”唯有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才能真正实现发展成果人民共享,凸显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创设中,无论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还是其他重要制度,共产党始终把自己置于人民之中,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将是否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衡量制度走深走实的唯一标准。如在根本政治制度层面,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汇集最广大范围的民心民智民意,保障和巩固人民当家作主;在基本政治制度层面,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制度切实反映人民利益诉求,打通民意诉求渠道,让人民民主更加广泛、真实和管用;在其他重要政治制度方面,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扩大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牢牢植根人民,将制度价值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效果。总之,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西方少数人凌驾于多数人的资本主义制度有根本区别,具有鲜明的人民价值取向,是跨越“卡夫丁峡谷”后,为人民所作的重大制度创新。另一方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中,不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突显人民群众在“中国之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凝聚最广大的人民参与“中国之治”。如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时,始终做到党政协同、党群协同,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巨大制度优势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激发治理的活力和积极性,使“中国之治”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汇聚人民智慧、激发人民创造。可以说,“中国之治”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治理,也是我国在跨越“卡夫丁峡谷”后,“进一步显现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无比优势,进一步表明社会主义不仅没有灭亡也不会灭亡”[15],创造“风景这边独好”的人民之治。

(三)提供中国方案是“中国之治”的必然走向

回溯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作为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之所以能实现跨越,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共存,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在于可以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及精神成果。当前中国虽然已经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但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意味着时代的更迭、国际格局的变幻、民粹主义的抬头,无疑会给以社会主义制度为重要标志的“中国之治”带来巨大的风险和机遇。“中国之治”如何运用辩证否定思维完善制度、深化治理体系改革从而引领世界治理的走向成为当今时代需要回答的重大实践课题。

2020年始的新冠疫情的大流行凸显了“西方之乱”的制度缺陷,而中国坚持人民至上,迅速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通过党的领导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形成制度合力,并在治理过程中将之转化为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的‘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打破了西方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神话,打破了所谓‘历史终结论,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16],为世界各国的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必将赢得世界人民的赞赏和认可。

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普遍规律和列宁“一国胜利论”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成功地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而通过社会革命通向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改革开放时期和新时代的实践发展,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完善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中国之治”的不断演进。这充分证明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是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当然,“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7]。“中国之治”将不断地坚毅前行,為世界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为世界人民谋大同,开创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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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亚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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