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的文学创作，从1972年发表第一篇作品到20世纪80年代末“封笔”，持续了十余年时间。从数量上看，金河算不上高产，“短篇六十几篇，六十万字左右，加上三个中篇，也不过七十多万字”。这个数字恐怕也只抵高产作家一个年度的收获吧。然而，数量少不代表质量差，《重逢》《不仅仅是留恋》《打鱼的和钓鱼的》接连获得了1979年、1982年、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份成绩单足以让诸多高产的作家汗颜。文学批评家经常说“宁肯写得少一点，但要写得好一些”，这尽管与金河自称“我是主张多写的”有些违背，但如若要给金河的创作做一个总体评价，这句话显然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金河的小说写得好，尤其是《金河小说选》中收录的几个短篇小说，数量不多，主题风格也各异，但读过之后却觉得篇篇精致，篇篇有味道。作为一位一向以“谨严”著称的写作者，金河的小说总是从熟悉的生活出发，无论写普通人、官员还是知识分子，他总是能塑造出极有特色的形象，带你窥见生活中蕴蓄的思想，领悟到深一层的道理，并在这一过程中让你获得阅读的美学满足。汪曾祺曾说：“一个作家和普通人的不同，无非是看得更深一些，想得更多一些。”这句话看似平常，却实实在在地道出了许多优秀作家成功的秘密，也恰如其分地成为帮助我们理解金河创作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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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凡的日常中挖掘生活的诗意，从幽微处发现真美善，是金河小说创作的第一幅笔墨。《大车店的一夜》写了一个温暖的故事，“我”到温泉镇采访，夜宿在一个车马店，住宿条件堪称恶劣，心绪很差。夜间来了一个老汉和他的儿子——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小伙子腿出了毛病，在温泉疗养院疗养，可是穷人付不起高额的费用，只能住到大车店，现在连店钱都付不起。店老板郝经理很苛刻，幸亏遇上了“大辕马”——他粗鲁的外表下有一副善良的热心肠，给老汉父子找吃的，帮小伙子按摩，帮他们和经理谈店钱，临走还留下钱，就连一直在一旁观望的“我”都被“大辕马”的热情打动，心境陡然一变，连身处糟糕的环境也觉得不那么难过了。《大车店的一夜》是金河小说中十分耐读的一篇，从题材上它可以归为作者早年常写的“生活中的好人好事”一类，穷苦人之间的相互关爱、普通人之间萍水相逢的情谊是小说要传达的重要主题。借这个故事，作者意在说明贫穷和疾病固然令人沮丧，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亦给人鼓舞和希望。小说中，“大辕马”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人物，他强悍、热心、乐观、豪爽，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好汉，雖然生活在社会底层，性格上也免不了一些粗糙、粗鲁的小缺点，但却真实地呈现了东北人固有的性格特征，作者对他表达了发自内心的赞赏。

与《大车店的一夜》相似，《杏花山下的孩子》也在苦难中传达出了温情与暖意，只不过温情之外又另外注入了作者对现实的忧思。故事发生在县医院，老刘的十二三岁的孩子二发天真烂漫、乐于助人，很招人喜欢，是病房里的小天使。他如“小大人”一样伺候生病的爹，对住院的病人同样心怀关心，讲起“火龙单”“大马猴精”等故事来绘声绘色。小说的前半段，作者不吝惜笔墨地描写了二发的种种烂漫的行为，那种来自乡间的勤劳、诚朴、友爱以及天真未凿的聪敏和稚气令人印象深刻。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我们会以为作者是要表现一种理想中的性格，然而小说的情节却在后半段发生了突转：当“我”询问二发念几年级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却是二发父亲一声“坦然”的“没念！”——原来那个聪明的、懂事的二发竟是一个13岁的文盲……这一美好与不幸的强烈反差着实令“我”震惊，也让整部小说在温馨之后蒙上了一层灰暗的色彩。毫无疑问，作者在二发身上寄托了对美好的向往与对现实的针砭，他的形象让人容易联想到了鲁迅笔下的少年闰土。在经济贫困与精神奴役的双重压迫下，闰土由一个金光闪闪的少年变成一个低眉垂首的木讷汉子……那么聪明、勤敏而守规矩的二发呢？小说中说他只想“靠着自己的力气换一个‘干子面就开水的生活，绝无任何怨言和不满”，他的未来将会怎样？作者在引导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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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故事和官场人物，是金河小说的重要取材，也是作者创作中最传神、最拿手的部分。让人惊异的是，金河对官员心理和官场“把戏”如此熟悉，言辞中掩盖不住辛辣的嘲讽和奚落，这便构成了作者小说创作的第二幅笔墨。《约法三章》写了一个吃酒的故事。县委梁书记下公社调研，临行前用斩钉截铁的口气宣布了“约法三章”，举止神态间一副威严、正派的样子。沿河公社书记刘公甫，处事老练圆满，像梁书记肚子里的蛔虫一般，有着一套高明的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本事，谙熟阳奉阴违的把戏，扯起谎来脸不红心不跳。明明是搞特殊、开小灶却说成是“群众吃啥咱吃啥”，明明是请酒却推说是“汇报工作”，一路哄骗将梁书记伺候得舒舒服服。小说批判的意图非常明显，然而作者并没有义愤填膺地控诉这群官场败类的寡廉鲜耻，而是从梁书记、刘公甫等人表里不一、言行相悖的反差中透出讽刺的味道。明知是表演，却偏偏认真地去演，假话换作真话说，结果就是越到后来越好笑。梁书记开始还装模作样，但很快便经不住软磨硬泡，“立场越来越灵活”，到最后连掩饰都不再掩饰，酒过三巡的梁书记，再也不是那个满脸威严、作风正派的书记，而是“很像一位因买卖兴隆而得意扬扬的老板”，先前那种装腔作势也就不攻自破了。

类似这种倾向于讽刺并在讽刺中略带幽默风格的还有小说《门票》：为了获得一场小小的杂技入场券，人们掀开了县里文化局的一场人情关系大比拼。县文化局副局长步玉堂病休在家赋闲四五个月，每天做操散步、买菜做饭，这天难得回到单位，目的是帮别人弄门票。步玉堂为何对门票如此上心？并不是自己想看（实际上他对文学艺术没有半点兴趣），他的目的，一是需要门票公关，为自己捞到实际的好处;其二，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获得门票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满足病态的权力欲望与虚荣心。细读小说，你会觉得步玉堂是一个十分可笑的人，他庸庸碌碌，在工作上无所作为，却谙熟一套“社会政治学”。面对来要票的文化局干事小刘、工业局长崔大成、宣传部部长马瑞，他自有一套法则：对自己有利用价值的，他给票;对自己没有利用价值的就没票。给票的原则不在亲疏远近，只在官位高低。同时，在从家到单位、再从单位回家的过程中，步玉堂的心态不断起伏变化：得到票时扬扬得意;看到自己的票比别人少，他又失落、愤慨、满心惆怅。当得知工人没票需花一元购买，他的心情是舒畅的、自信的，而当他转身发现局长正在小车上悄悄给市委书记送票时，他又充满了愤慨、嫉妒甚至暴跳如雷。身为公职人员，步玉堂丝毫不去想自己做了多少工作、取得了多少业绩，而一心只想着谁的权力比自己大，谁得到的实惠比自己多，甚至在分到几张杂技票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上斤斤计较、患得患失。“门票，象无孔不入的魔鬼，甩不开，赶不走，钻进他的脑子，占据他的心，又象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把许许多多社会关系连接起来，一股脑儿摆在他面前，使他眼花缭乱”，步玉堂正是掉入了权力的陷阱，他享受着利益带来的实惠和优越感、也深受权利分配不均带给他的折磨以及无尽烦恼，最终变成了一个在权力场中进退失据的可怜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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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河的小说中，还有一部分将审视的目光指向了知识分子群体，在《典型形象》《猫眼儿》等作品中，他用玩笑和揶揄的笔墨调侃这个群体的脱离实际、自私庸懦，于批判之外收到了意外的喜剧效果。《典型形象》的主人公是市文联创作员卢鸿卿，小说创作没弄出什么成绩就搞起了评论。最近他想写篇《典型形象》的稿子，却被安装煤气的事情扰得写不下去。给家里安装煤气管道的安装队不认真履职，居然让居民自己凿管道，还定了个“谁先凿完就先给谁安装”的规矩，让居民怨声载道。卢鸿卿心中愤懑难消，写了一个读者来信，把给安装队送礼的事捅了出去，居然得到了省报的刊登，却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妻子担心受处分，安装队撂挑子，没有送礼的老干姜被误以为是举报者，遭到了居民们的“合理报复”……最终，在经历了多天的烦恼、后悔、后怕、无奈的折磨后，卢鸿卿的论文没有半点踪影，而安装队却因实施绩效工资，迅速提高了煤气的安装效率，搅扰老卢多天一筹莫展的烦心事也迎刃而解。

《典型形象》中还出现一个与卢鸿卿对照的人物——民政局徐局长。他总喜欢高谈阔论，调门很高，动辄“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问题总要统筹解决”，不正面回答问题，而是顾左右而言他。这个形象代表了一些庸碌无为的领导干部，遇事从不主动作为，而是以一副高高在上的“智者”姿态说两三句不痛不痒的话。作者对他的讽刺是显而易见的。相比之下，对身为知识分子的卢鸿卿，作者并没有过多地讽刺和批判。卢鸿卿毕竟不是为虎作伥的恶人，他面对不公社会现象所表现出的只是无能为力、无所适从，唯一的办法就是拿起笔揭发丑恶，却也于事无补，还陷入了新的尴尬境地。他每天被妻子数落“你就知道写文章，世界上的事你懂啥”;徐局长称“你老哥整天钻进屋子里写文章，外面的事情你不明白”。到底是卢鸿卿真的什么都不懂，还是他已经与时代脱节？知识分子面对纷繁的社会应该如何发挥自己的功能，找到自己的价值，小说在揶揄这个形象的同时也寄寓了严肃的思考。

如果说《典型形象》暗讽了知识分子“百无一用”的幼稚病，那么《猫眼儿》则对知识分子经常“自以为是”的弱点予以精彩的呈现。《猫眼儿》有一种轻喜剧的感觉，水暖工因工作之故平时衣着举止不免油腻、粗俗、邋遢，为了迎合未婚妻的喜好，他换上了皮夹克，举止也变得文质彬彬，却因形象大变在上门修暖气时被习老太太误认为是坏人而被拒之门外，他的尴尬境遇不禁令人发笑。未婚妻提出讲卫生、懂礼貌的要求当然没有错，但这崭新的形象却与习老太太对水暖工固有的印象形成巨大的反差，造成后者的误会也不足为奇了。小说中更为可笑的还有在后半段出场的老习——这位社会科学的专家、高级知识分子，憑借专业的理论知识对习老太太的失误分析得头头是道，但转过身，自己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将省委宣传部部长错认为找自己看稿的年轻人。老习自视甚高、自以为是的形象令人忍俊不禁，作者在塑造这个形象的时候充满了欢快的揶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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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金河的小说，不难发现作者对社会、对人生是有着强烈爱憎的，他对某些为官者的蝇营狗苟、利欲熏心与自私虚伪的行为充满了厌恶，对一些知识分子眼高手低、只会纸上谈兵又百无一用则充满了讥笑，同时对底层普通民众艰难窘困的生活又报以深深的同情。这些爱憎分明的情感都借助小说生动的情节与形象体现出来。当然，对于为官者与知识分子，金河也并没有全然将他们按照“类型化”的方式来处理。在《打鱼的和钓鱼的》《不仅仅是留恋》等作品中，作者深入人物内心，揭示了为官者更为复杂的心灵轨迹，给读者带来完全不同的阅读感受。《打鱼的和钓鱼的》的情节模式类似于《约法三章》，副县长覃涤清“五一”期间到丁香岭水库休假，受到了水库管理所党支部书记郭斌的热情欢迎。覃涤清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水电大学毕业生，也曾是水库工地的技术员，但为官之后的他已经不再单纯。尽管他为自己立下了行为准则：一不做明显违纪之事，二不做损人利己之事，但破坏规矩的事情真到了眼前，这位覃县长又总是能找到非常合理的理由为自己开脱。且看，当来到水库，覃县长不也心安理得地坐上了提前准备好的汽艇了吗？不也欣然接受了水库专门为自己打上来的鱼吗？当然，这些都是可以解释的，游艇是湖上巡逻用的，打鱼是为了重要会议所备，打多了自然人人有份。看来，在实惠和利益面前，原则也可以变得灵活，规矩也不是不可以打破。

返航的途中出现了小插曲，遇到了几个没有钓鱼证的钓鱼者，他们遭到了与郭斌截然相反的对待：扣留了自行车不说，还被处以巨额罚款。而被罚者中，正好有一位是覃县长当年修水库时的战友。同样的功臣，只因身份、地位不同，如今就要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境遇：一个是打鱼的，别人主动给打，毕恭毕敬，而且有一大堆理由说明应该如此;一个钓鱼的，偷偷地钓，被人家逮住了，苦苦哀求，还免不了受罚。小说正是通过这种巨大而鲜明的不协调、不一致、不公平构成了反差，讽刺的意味也随之跃然纸上。

小说另一处值得深思的地方，是覃县长和郭斌在对钓鱼者处理意见上产生了分歧，继而引发了权力之间的角逐。覃县长有意放钓鱼者一马，不断暗示甚至明示郭斌高抬贵手，大事化小，而作为“现管”的郭书记却并不领情，坚决要把自己的意志贯彻到底。覃县长并没有想到会在下属那里吃瘪，但事实是郭斌确实不买账，这个情节让我们心领神会：即使官位再高，在不是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也似乎没有什么发言权，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覃县长这个“打鱼的”和他当年的战友——那些任人宰割的钓鱼人也没有什么区别了。随着郭斌渐渐占了上风，身为领导干部的覃县长的尊严和原则也被“蚕食”得一点不剩，而作者的讽刺之“狠”，也在这个片段中得以呈现。

最后值得一提的还有金河的名作《不仅仅是留恋》，张家沟大队的总当家人巩大明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意识到自己作为一名党支部书记的责任，上面的政策，他总是毫不含糊地认真传达、严格执行，而政策的不断变化，又让他内心充满了迷茫和疑惑。面对新出台的“包干到户”，巩大明看到了它的必要性、合理性，他打心里支持，然而对于自己付出半生的时光苦心经营的、施行了二十多年的合作化，他还不能在短时间内接受它的退出历史舞台。小说为我们精准还原出一位长期工作在农村的老书记真实而细腻的心理剖面，不是简单的线条式勾勒，而是将复杂的心绪一一捕捉，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对照强化内心情感的层次，最终塑造出了令人信服且十足人性化的干部形象，为金河小说的人物谱系增添了亮色。

以上，我们用十分粗疏的方式回顾了金河的几个短篇，用意不仅在分析文章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技巧，更是希望借助细读感受作者观察生活、体悟生活的不同角度，进而认识到作者精警敏锐的观察力以及对社会人生智慧深刻的体悟与洞察。总而言之，金河以其成功的小说创作实践向我们证明：文学创作没有捷径，只有从生活出发，比别人看得更深一点，想得更多一点，才能紧紧扣住时代的脉搏，发现有特色的形象，进而提出并揭示生活中习焉不察的问题和发人深思的道理。以笔者粗浅的见识看来，这不仅仅是金河小说创作带来的经验和启示，也是身处今天这个伟大的新时代的我们仍然要继续阅读和学习前辈们优秀创作经验的理由与重要意义之所在。

【本栏责任编辑】  洪  波

作者简介：

孙涛，1988年出生，山东胶州人，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山东省作协会员，现供职于山东省作家协会。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文艺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写作》《山东文学》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