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故乡,惠芬的出走与回归(印象)
2021-09-05毛琦
鸭绿江 2021年8期
在我的认知里,人对人的印象,往往来自半生不熟的体验,这体验因距离而生,只有远近适度时,才能工笔兼写意地刻画和表述,进而勾勒出一个人物的“印象”。可我与惠芬从1983年因文学相识至今,已经360度无死角地相互了解了,那个需要距离才能获得的最佳观察视角早已消失。这就好比当你被一片森林吸引,跨越了整体的感知而不断深入充满迷人细节的腹地时,那个原本清晰的叫作森林的东西,反而因过于宏观而无从描摹。
思路的打开从“距离”开始,当然,我说的是时间距离。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同在辽宁文学院作家班学习的时候,惠芬就表现出了与他人不同的心态。几位因写作而与城市有了联系的乡村女孩,都有意无意地隐藏了自己的村姑出身,从穿衣打扮到待人接物,甚至说话口音,都努力让自己无限接近城里人。可惠芬不是,无论什么场合,只要需要介绍自己从哪里来,她都会操着浓重的庄河口音说“我是从农村来的”,那感觉,老实本分里又带着潜台词的自信直率。那么,那个与她的写作相关、亲情相关、生命相关的农村到底什么样呢?
1985年和1986年冬天,文学院放寒假时,我两次去了惠芬的家庄河县青堆子镇山咀村拜访。说拜访有点小题大做,其实就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城市女孩跑到一个广阔农村的大家庭,快乐地玩几天。那时候她的奶奶、父亲还健在,她的近20口人的大家庭和家族成员之间的和睦亲情让我大开眼界。惠芬的大哥比她大了近20岁,民间说法她“辈儿”大,侄儿侄女几乎跟我们是同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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