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志章 汪建辉

[摘    要] 易地扶貧搬迁社区建成后，解决了“一方水土不能养一方人”的难题，大幅提高了贫困移民的生活水平，但移民搬迁后普遍共同体意识淡薄，社区发展与贫困移民个体发展关联度低，社区治理呈现复杂性，给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带来了一定困难，加强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共同体建设，成为了后搬迁时代的重要课题。贵州省毕节市碧海阳光城移民安置点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发展本土产业、完善公共空间建设、推进居民自治建设和推进城乡文化融合等途径，社区共同体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社区党组织网格化建设时间短，加上搬迁过程中移民群体本身由于生计方式改变、空间格局变化、社会交往网络和文化氛围变化带来的不适，给社区共同体带来了建设困境。解决这一困境，需要立足社区党建工作体系，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通过物理性交往空间和制度性交往空间构建，发展本地经济产业，强化社区居民社会交往关联和经济生活发展关联，持续提升居民自我发展的能力，实现居民个体和社区整体的协同发展。

[关键词] 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D632.4;F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1）09-0058-07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是欠发达地区在推进避灾搬迁、易地扶贫搬迁、生态移民等各类移民搬迁中所形成的新型居住形态的社区[1]，社区的形成为行政主导型。搬迁人口由传统分散式的乡村居民转变为聚集型的城区居民后，传统乡村“差序格局”式的熟人社会被消解[2]，社区居民整体分布呈现原子化分散状态[3]，社区居民共同体意识较弱，社区发展与贫困移民个体发展关联度低，传统的农民来到城市社区生活后心理上也容易出现适应性低、对社区的归属感弱等问题，社区治理呈现出较强的复杂性，进而给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的平稳衔接带来困难。

如何加强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共同体建设，增强搬迁人口适应度、提高搬迁人口对搬迁社区的归属感和对搬迁后生活的幸福感，激发搬迁人口发展内生动力，既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后搬迁时代”需要持续探索的时代课题[4]。

贵州省毕节市碧海阳光城于2018年全面建成，总占地面积1046亩，总建筑面积约77万平方米，涵盖贫困人口6372户共计290001人，系贵州省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搬迁后，碧海阳光城安置点公共服务设施大幅改善，移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在社区共同体建设方面持续发力，取得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为本研究提供了案例支撑。

一、易地扶贫搬迁中社区共同体建设的目标

（一）有效的社区治理体系

精准扶贫是由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易地扶贫搬迁社区也由国家行政力量主导形成，推进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共同体建设，有赖于发挥基层党建引领作用，依托完善的社区治理体系确保社区治理有效。

碧海阳光城安置点目前下辖3个社区，各社区按照楼栋地理位置划分了网格点，按网格点划分党小组，每个网格点涵盖5～8个楼栋，党小组组长负责管理网格，社区工作干部每人负责对接2个楼栋，每个楼栋由本楼栋成员选举1名楼栋长管理本楼栋事务，再结合每个家庭家长管小家，成功构建起了“网格/社区+楼栋+家庭”的党建工作体系。

从社区居民的服务需求出发，社区又重点打造了一刻钟服务圈。社区党支部依托社区党建工作体系以及互联网社交平台，引领便民服务站、社区物业、民警等服务组织与群众形成联动，实现在一刻钟内向社区居民提供党建服务、公共服务、便民服务、平安服务，形成了党组织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工作格局，社区治理和服务可以深入到移民家庭，能够及时了解每户家庭成员的动向和需求，与社区居民形成有效互动。

（二）繁荣的本土产业与稳定的就业

繁荣的本土产业经济既是长效脱贫的必要保证，也是易地扶贫社区共同体建设的物质保障。共同体是以人为中心的共同体，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保障搬迁人口脱贫而不返贫，社区才能够留得住人，社区居民才会有较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基于此，碧海阳光城在安置点内配套建设了108亩智能温室大棚、60.9亩蔬菜博览园、17亩中药材组培中心、26亩育苗中心，可覆盖贫困户5286户18500人;建立了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对接企业了解就业需求，对接居民开展就业培训和就业咨询，同时与广州荔湾区企业开展就业扶贫对口帮扶，开设了各类扶贫车间，社区居民在扶贫工作车间工作每日可收入100元;综合运用多媒体渠道和社区干部宣传方式，向居民推送和宣传各类企业的就业信息、有针对性地向企业推荐就业等。此外，碧海阳光城在建设之初便建立了大量的商业街和商业设施，由政府招商引资，优先向搬迁人口提供创业支持，同时也吸纳了大量本地居民就业。

（三）完善的公共空间和地标性建筑

完善的公共空间和地标性建筑是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共同体建设的环境基础。完成易地扶贫后，社区居民的社会交往心理依旧是乡村式的交往模式，习惯于在公共活动空间开展面对面的交往交流，在讨论搬迁地以及相关的身份认同时，也习惯于以地标性建筑或场景为标志赋予自身移民搬迁后的归属认同，公共空间成为社区居民自觉自发的社会交往平台，地标性建筑则是社区居民身份认同和精神归属的依托。

碧海阳光城在安置点居中位置修建了大型活动广场，依山建了营盘山公园，每条道路两旁和楼栋门口修建了小型活动广场和绿化地带，每个楼栋修建了阳台，每个社区修建了篮球场等运动设施，各类开阔的公共活动空间和地标性建筑，为居民自发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活动提供了场地空间，增加了居民交往的频率和交往深度，给居民社会生活赋予了集体记忆感和归属认同感。

（四）密切的人际交往网络

密切的人际交往网络是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共同体建设的人的基础。传统农村所建立的人际关系网，其实质是血缘家庭单位基于趣缘关系和地缘空间的长期集体性的社会交往所建立的感情网[5]，当移民完成搬迁后，基于趣缘关系和交往空间形成的密切的内生性人际关系网，是移民生活幸福感和归属感的重要来源，是满足人的社会交往需求的必要保证。

趣缘方面，碧海阳光城建立之初，在街道办事处的指导下，建立了中老年合唱团、山歌队、广场舞队、苗族芦笙舞队、苗族民间舞蹈队、戏曲艺术团共200余人的6支兴趣队伍，吸引了大量社区居民参与日常文化娱乐活动。建设好的各类活动广场、健身广场和文化活动室，大大满足了社区居民的交往需求，社区居民基于不同的年龄发展出了不同的趣缘关系群体，自发地组织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居民间的联系和交往发展越来越密切。

地缘空间方面，碧海阳光城目前在广电局的指导下打造了4个娱乐文化广场，3个老年活动室，3个儿童活动室，3个图书馆，在每个社区各建立了两套健身设施，安置了363张休闲椅，打造了一间乡愁文化馆，基于互联网建立了各类群体的交流群。碧海阳光城居民由34个乡镇搬迁而来，居住格局发生变化，在从陌生人社会向熟人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公共文化活动室等活动空间的建设，为村民自发的社会交往提供了平台支持、营造了社会交往的氛围，增加了居民间的交往范围和频率，使得社区居民间的关系更加融洽，营造出了和谐、温馨、互助的社区生活氛围。

（五）融洽的文化环境

费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指出，“在一个共同体中，成员之间有一个共同的思想信念作为共同的意志。从空间上的接近到精神上的接近，才是人们形成共同意志的表现方式”[6]。当扶贫搬迁移民从乡村迁移到城市社区后，本身依然保留着较为浓厚的乡土情怀，对乡村文化有着天然的亲切感，乡村文化也在居民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在融入城市文化的过程中，呈现出逐渐适应性，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共存的环境中，融洽的文化环境是搬迁人口文化适应的外在支撑。

碧海阳光城组建的山歌队、舞蹈队等兴趣队，由于表演内容常常饱含传统乡村文化特性，在日常的文化娱乐活动中，也因此天然地吸引了大量群众围观，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弘扬乡村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碧海阳光城修建的乡愁文化馆，以照片展览的形式保留了大量原先乡村生活和旧居的记忆，也赋予了居民们乡村文化记忆感。随处可见的展示板和宣传标语中，对于建设和谐邻里、传统仁孝观都有较多的宣传，发挥了潜移默化的文化规训作用。

碧海阳光城街道尤为注重对居民文明新风的引导作用，重新编译发行了新的山歌词本，在传统艺术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广播站、融媒体中心等媒体作用，加强对文明新风、榜样典型的宣传;依托学校教育，开办道德讲堂、家长学校等文化教育活动，对社区在读学生家长开展文化教育;依托社区积分制治理，做好居民的文明新风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和教育。

二、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共同体建设的困境

从碧海阳光城的建设现状来看，由于国家一系列政策的落地，易地扶贫搬迁实现了农村贫困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和城镇化，一系列的措施也致力于让搬迁人口实现“搬得出、住得稳、能致富”。但由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建成时间短以及移民生计方式、交往网络、生活空间、社会风俗等转变，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文化认同和文化治理的问题，对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文化共同体建设造成困境。

（一）社区治理体系不完善带来的困境

由于社区建成时间短、覆盖范围广、社区人口多，社区网格员数量有限，党员数量不足，面对社区居民原子化、社区居民结构复杂带来的治理难题，社区工作人员在完成基础工作任务之外深入服务群众的时间精力有限，这与社区居民特别是留守的大龄居民对社区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的高度依赖性形成了较强的冲突，加上一些社区网格员并非来自居民原村庄，各网格点也并非按照居民原属地划分，因而社区网格员和居民间彼此不够了解，难以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和开展管理工作，社區治理体系和社区融合度不足。

（二）生计方式改变带来的困境

社区居民的就业方式主要以就地就业和外出务工为主，其家庭支出中日常饮食开销由原来的自给自足转变为市场依赖，而由于本地就业岗位不足和就业年龄限制，当家庭收入增收不足以抵扣家庭开销增量时，居民容易产生心理落差和“客家”心理，对社区生活的幸福感降低，缺乏参与社区文化建设活动和社会交往的积极性。同时由于脱离了原先的农业生产劳动，社区居民的劳动作息呈现分散性和个体化，先前在农村劳作中的帮工、换工等劳动协作活动大幅减少，大大降低了居民间的交往频率和深入程度，互帮互助的文化氛围很容易淡化，培育居民的集体意识和合作意识的途径减少。

（三）人地关系改变带来的困境

对于搬迁居民而言，在原本熟悉的乡土里，家门口的河流、以前上学走过的路、每天饭后活动聊天的场地，对个体而言都是一个个鲜明的记忆符号，也是所有村民的共同记忆，承载了村民几乎所有的社会交往活动，对家乡的生活空间极富有亲切感。搬迁后，作为社区居民而言，最大最直接的改变便是生活空间的改变，对现在的生活环境是陌生的，对于现在的生活环境没有相关的记忆感，生活空间与社区居民没有天然的关联度，而且在搬迁后，与乡村开放式的房屋布局和开阔的居住环境不同，城市社区一栋一栋的建筑、平常都是关着房门、家庭活动空间都在室内而非大门口等，这使得城市社区生活空间更具封闭性和独立性，大大减少了居民间社会交往的频率，带来了陌生感。

（四）人际关系改变带来的困境

在乡村社会，基于共同的生活空间、成长经历，老百姓间很容易产生共同的情感联系和共同话题，因而一类群体在长久的共同生活中，很容易凝结出属于本群体的共同意识，使群体成员间产生一种对本群体的归属和认同，群体成员间彼此也有着较强的情感依附。但搬迁到社区后，由于搬迁的时间差异，社区并未按照迁出地划分安置区域，因而居民间都是陌生人状态，居民之间很难形成自觉自发的交流，且由于各自经历不同、共同生活时间不长，难以产生共同话题，在社交场合容易陷入“不知该聊些什么、没有啥能够聊的”的“失语”状态，聊天话题难以深入，社会交往的主动性和深度都比较受限。

（五）人文关系改变带来的困境

搬迁后，随着空间场域的变化，社区移民的生活习俗、娱乐方式、风俗习惯等文化活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搬迁前，乡村居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冬天都喜欢烧个大火炉，既暖和又能聚集大家伙一起娱乐，平常闲暇之余也会自发走门串户聊天打牌，少数民族地区的移民还会在田地间对唱山歌等。每逢婚丧嫁娶、逢年过节，人们还会通过“办酒”等礼仪活动，组织聚会交往活动，这些活动既成为村民丰富业余生活的方式，也成为了村民社会交往、促进共同体认同的平台。搬迁后，由于城市空间的限制，这些活动大部分都被消解，从而减少了人们的社会交往，降低了居民对社区的熟悉感和归属感。

三、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社区共同体建设的路径

从调研地的实践努力和现存工作困境来看，在国家政策的推动和社区工作人员的努力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初步解决了移民“搬得出、住得稳”的问题，搬迁人口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提升，但由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过渡型社区”属性[4]，在社区初建阶段，社区居民间关联度低、社区居民生活面向外倾[3]，社区对不同情况的贫困移民的持续造血能力尚有不足。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共同体建设，需要发挥党建在社区发展中的引领作用，着力强化社区居民关联，增强社区价值生产能力，构筑起社区发展与移民个体发展紧密联系的共同体。

（一）发挥基层党建的引领作用，完善社区治理体系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是在国家精准脱贫战略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后搬迁时代推进搬迁社区共同体建设，党的力量不容缺位，需要继续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引领作用和在社区一切工作中的统领作用，发挥好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推进社区治理有效，让老百姓能享受到充分完善的公共服务、社会服务和个体化需求服务。

要突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强化服务保障。社区基层党组织不但要建起来，更要把工作关系和组织架构理顺，把工作的阵地建设好，通过党支部的网格化組织建设，让党的工作力量能够通过网格化的组织体系深度嵌入移民群体，推进移民需求和政策落地的双向贯通，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推动社区发展的作用，让社区居民能够享受到高质量的均等化公共服务。

基层党组织要发挥对社区居委会和社会服务组织的统领作用，在着力激发社会多元主体力量的同时，不能让社会性力量野蛮生长或取代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基层党组织需要在明晰居民发展需求的基础上，有效整合各种社区治理力量，让移民能够充分享受优质的社会服务和个体化发展服务。

基层工作队伍的服务能力是党的群众工作路线的基石，基层党建引领作用的发挥需要着力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治理能力，加强对基层工作队伍的理论培训和业务培训力度，推进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的提升。

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和激励机制，通过设置党员先锋岗、志愿服务岗、结对服务等措施，让党员和群众建立起常态化联系，同时广泛开展党员评议、优秀评选等活动，充分激发支部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活力，让党员群体能够深入移民群体发挥作用。

（二）强化居民关联，推进居民自我发展能力提升

社区生活空间既是移民间社会交往的平台，又是移民身份认同的物理性标识。从现实情境来看，移民身上依然保留着较强的乡土性，习惯于在公共空间开展非正式的社会交往以获得对社会交往需求的满足。同时在和原居住地村民交流的过程中，出于对当初搬迁决定正确与否的确认和对新身份的认同需求，移民习惯于讲述其搬迁后物理生活空间的便利性并通过标志性的物理空间赋予自身身份认同。当移民之间构建起新型交往关系后，受共同的心理文化诉求的影响，移民之间很容易在婚丧嫁娶、趣缘社交和文化活动中建立起互助关系和人情往来。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共同体有赖于移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逐渐发展形成，乡愁馆、活动室、娱乐广场等公共活动空间，能够为居民提供非正式社会交往和生活往来的物理空间支持，激发移民间主人翁式的内生交往，可增进移民社会交往关联，激发移民对新的生存空间的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让移民在长期的生活交往中形成历史积淀，构筑起共同记忆和共同情感。

搬迁居民具备相似的心理结构和传统文化认同，但在城乡文化融合过程中居民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认知却又容易遭受多元文化的冲击，因而构建制度性交往空间，形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的城乡文化融合机制，通过制度宣讲、公约上墙、典型宣传等方式推进公约制度深入人心，同时通过推行积分制等文明表彰的方式，在各家各户间形成守望互助、和睦和谐的交往氛围和公共精神，形成促进社区居民间社会交往的隐形激励。

营造社会交往空间、促进居民的社会关联是构建社区共同体的重要路径，但必须以提升社区居民的自我发展能力为落脚点，居民自发的社会生活交往和隐性的社会交往激励，会促使居民间形成紧密的社会关联，不但能在交往群体内部形成发展资源，同时更容易形成行动协同，能在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下更好表达诉求、获取发展资源，增进居民个体与社区整体的协同发展。在开展社区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社区基层党组织要利用好居民间的紧密社会关联，促进居民间形成“传帮带”的互助机制，营造鼓励居民脱贫致富的向上氛围，增强国家政策落地的社区内部支持力量。

（三）发展本地产业，增加社区价值生产能力

人是社区发展的基础，有人的共同体才能称得上是共同体，而移民社区的价值生产能力，决定了移民的生活面向[3]，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就业、逐步能致富”，对社区才会有幸福感、归属感和获得感，才会更愿意留在本地就业而非外出务工。当社区人口就业回流，不仅能促进社区共同体建设，而且对于贫困地区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的解决都将大有助益。

在脱贫攻坚过程中，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建立起了一系列的本地特色产业、工厂和扶贫车间，就业扶贫发挥了为贫困户持续造血的重要作用，也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帮扶机制，搬迁后移民间形成了较强的聚集效应，也为本地产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加上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多安置在城郊间，能够充分享受到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支持。因而在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衔接过程中，地方政府应依托脱贫攻坚过程中形成的帮扶机制和乡村振兴产业政策，持续发展壮大脱贫产业经济，扩大就业市场，同时通过开展就业帮扶、就业培训和就业宣讲等措施，让更多移民实现在家门口高质量就业，提升社区的价值生产能力，让村民们在劳动协作、就业和再生产的过程中形成利益联结和更紧密的社会交往，最终实现社区为居民提供发展资源，居民个体聚合效应为社区发展添动力的良好发展态势。

[参考文献]

[1]  何得桂，徐榕，张旭亮.乡村振兴视域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及其深化[J].行政科学论坛，2019，（2）.

[2]  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  贺雪峰.新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4]  王蒙.后搬迁时代易地扶贫搬迁如何实现长效减贫？——基于社区营造视角[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

[5]  张娜.村改居社区文化建设中集体记忆重构的路径探析 ——以成都市团结社区为例[D].成都：中共四川省委党校，2018.

[6]  费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汪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