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 颖

(大连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 辽宁 大连 116605)

中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元”的发展会促进“一体”的繁荣。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1]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说的这番话指出了各族人民亲如一家的文化根基，揭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精神血脉。正是因为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才造就了精彩纷呈、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2]。可以说，中华文化不仅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也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园，是56个民族牢固的精神纽带。认同、保护、传承和发展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广泛传播与交流是巩固和发展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环节，也必将有助于增强56个民族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一、少数民族文化典籍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少数民族文化典籍是各少数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集中体现，记载着民族的兴衰沉浮，承载着它的梦想与未来，主要是指中国少数民族以及古代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所形成的文献、口头传承及碑刻铭文等，可分为有文字记载类和无文字记载类两种。有文字记载的少数民族文化典籍包括：(1)各种民族文字(包括民族古文字)记载的古籍文献；(2)汉文记载的有关民族的史料；(3)用汉字做记音符号记录的民族语言的各种资料[3]。无文字记载的情况下，只能靠口耳相传来记忆一个民族的文化，成为口碑文献，其中有口传文学活态史诗、长篇叙事诗、说唱文学，当然还有民族原始歌谣和萨满神歌等民间文学类型。以满族文化为例，满族文化产生于渔猎文明的纵深地带，其中饱含着中国北方民族文化威武有加、骁勇无比的珍贵元素，是中国文学“北雄南秀”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一元。其中，满族说部是由满族民间艺人创作并传讲的、旨在反映历史上满族人民征战生活与情感世界的民间文学形式，涉及满族各氏族祖先的历史、著名英雄人物的业绩、氏族的兴亡发轫、宗教活动、生产生活、天文知识、社会生活等内容，以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史诗、长篇叙事诗等方式保留下来，是一种韵散结合、内容繁杂的综合性口头说唱艺术[4]，被称为满族的“百科全书”。

少数民族文化典籍不但记载了本民族的发展历程，也记载了历史上各民族共同建立统一的祖国的伟大历史进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在《西南彝志》、《苗族古歌》、满族老档等少数民族古籍中都有各民族共同开创祖国大好河山的记录[5]。少数民族典籍中还展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大量丰富的少数民族古籍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在精神文化方面的互相影响。清代有满蒙合璧的蒙学读物《三字经》、满藏蒙维汉合璧的辞书《御制五体清文鉴》，而当下满族说部的传承已经超越了民族和血统的局限，实现了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口传与著述、书面与影像的多元传承，更加有力地证明了少数民族和汉族在物质和精神层面上的密切交往，共生共存。

二、满族说部研究现状调查分析

本研究运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调查满族说部研究的现状，从发文数量、发文刊物、研究领域和主要内容等方面进行全面的统计，以期呈现满族说部研究全景。在此基础上，提出应深挖满族说部等少数民族文化典籍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传统文化元素，使其为加深各民族文化认同，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服务。

1.调研方法与设计方案

文献计量学是指用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定量地分析一切知识载体的交叉科学。它是集数学、统计学、文献学为一体，注重量化的综合性知识体系。其计量对象主要是：文献量(各种出版物，尤以期刊论文和引文居多)、作者数 (个人集体或团体)、词汇数(各种文献标识，其中以叙词居多)。具体的研究设计可以概括为：确定评价目的与要求，据此选择评价对象的社会学文献，对可计量标识进行统计分析，最终由此得出结论。这种方法将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结合起来，可以避免研究的主观性因素，最大限度实现客观性、公正性[6]。

本次调查的具体设计方案如下。评价对象： “满族说部”研究的期刊论文。对象的选取： 以CNKI数据库(1999-2019)作为数据来源，将“满族说部”分别设置为主题、关键词、篇名等检索条件，以实现论文查全率最大化，人工删除新闻、会议报道、书评等无效数据，得到结果凡147项。计量标准：包括发文刊物、发文学科归属、发文时间、作者及机构、有无课题支撑等。(四)分析与评价：利用计量可视化分析和Microsoft Office Excel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2.调研结果与讨论

刊文总体趋势如图1。

图1 刊文总体趋势(图片来源：CNKI)

1987～2000年期间，满族说部的研究一直没有开展起来。 2001年出现了增长趋势，2006年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增长高峰，2009年发表论文数更是急剧增长到11篇，2014年继续增长到12篇，2016年是历史最高峰，达到14篇。总体来看，2008年以来对满族说部的研究论文数量一直呈现曲折增长态势，说明史诗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从事其研究的人员相对稳定。表中呈现的态势与国内对满族说部的搜集整理工作基本同步。中国对满族说部的全面搜集整理工作主要是从1981年开始的，2002年6月，吉林省人民政府成立了吉林省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2003年8月满族说部被批准为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国家课题，2004年4月被文化部列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2006年5月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分批出版了《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共计28部，1200多万字，直到2015年，第三批《满族说部研究丛书》26部、900余万字出版。二者时间上的重合说明，国内的满族说部研究主要是伴随着满族说部的搜集整理工作展开的，史诗的研究成果与国家和各级政府的支持和投入密不可分。刊文期刊与数量见表1。本文只列出刊发文章数量3篇以上的期刊。

表1 刊文期刊与数量统计

刊发满族说部研究文章最多的核心期刊依次为《社会科学战线》《民族文学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西北民族研究》等，非核心期刊依次为《满族研究》《学问》等。其中《社会科学战线》由吉林省社科院主办，《满族研究》由辽宁省民族宗教问题研究中心主办。按照期刊单位所处地域划分，可以得出如下构成：吉林省6本，黑龙江省2本，河北省2本，辽宁省1本，中国社科院1本，西北民族大学1本。

刊文学科归属统计见表2。从论文学科归属来看，中国文学类论文最多，高达53篇，宗教类和民族学类依次为17篇和13篇，中国民族与地方史志10篇，同时还涉及了文化、法理、法史、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音乐舞蹈、出版和中国语言文学等学科。这证明满族说部作为满族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满族民间大型文学作品，在人物形象塑造、诗歌结构特征方面是满族文学集大成之作，蕴含了满族原生文化的要素及特征，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是研究少数民族文学与满族文化的重要资料。而且满族说部具有鲜明的萨满文化特征，这也为研究者们提供了丰富的宗教文化研究课题。此外，史诗记录了东海女真人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的面貌，堪称东海女真人的一部百科全书，具有多学科的研究价值。本文只列出文章数量达到2篇以上的学科。

表2 刊文学科归属统计

按论文主题排名，前三名分别为满族说部、乌勒本和传承人，如图2。满族说部满语又称“Ulabun”即乌勒本，满族说部最初是口口相传，因此传承人是满族说部的文化载体。而跻身前列的《乌布西奔妈妈》《天宫大战》《恩切布库》也是满族说部的一类“窝车库乌勒本”的代表作品，可见，研究者多对满族说部的满族神话文本及其传承感兴趣。

图2 刊文主题统计(图片来源：CNKI)

三、满族说部研究的特点及对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研究的建议

调研结果显示，满族说部研究现状有以下特点：一是总体趋势平稳向上；二是涉及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文学、民族学和历史；三是研究内容主要围绕文本和传承人，四是研究具有地缘特点，以东北和满族聚居地为主。结合以上现状和特点，对满族说部今后的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1.实行宏观规划

政府有关部门对满族说部等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的宏观规划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有利于提升决策能力和政策分析能力，有利于及时准确地把握民族理论、政策和文化研究的热点、焦点和难点，为发展制定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研究的中长期研究规划提供理论指导框架。政府有关部门和科研单位还应拓宽思路，提供开展民族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平台。创办高水平期刊、在现有期刊开设专栏、提供科研基金项目、赞助民族文学出版经费等，为孕育相关科研成果提供沃土。

2.扶持区域团队建设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的整理和传播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重视。据统计，中国已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12万种(部、件、册)，公开出版的达5000 余部，包括一大批有价值、有影响的古籍[7]。少数民族典籍的翻译也被作为翻译学的重要领域予以专门的研究。相对于数目众多，篇幅宏大的少数民族典籍，个体研究者的力量如沧海一粟，因此必须加强团队建设。 2012 年，在中华典籍研究会的指导下，广西民族大学举办了首届“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研讨会”，此后又分别于 2014 年在大连民族学院(现已更名为大连民族大学)、2016 年在中南民族大学举办了第二、三届研讨会，国内形成了东北少数民族典籍英译团队、以王宏印为代表的南开学派、以李正栓为代表的河北学派和以韩家权为代表的广西学派。政府应在此基础上，加大对这些科研团队的扶持，并建立评估体制，监督研究成果的意识形态问题，从政策上引导他们的研究服务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

3.调动社会力量

鼓励社会利用多媒体、全媒体等手段，以少数民族典籍中的英雄为原型创作文化产品。很多满族说部等民间文学作品都倡导积极的民族主义精神，例如《西林安班玛发》中的“集体主义精神”“族群融合意识”等都与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遥相呼应，值得深刻挖掘。这是今天我们民族文化自信的根源，这对增强民族自豪感，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对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可以互联网为基础，通过绘本、推送和APP应用等形式进行文化产品创作，面向全社会，尤其是青少年群体进行教育宣传，让民族文化典籍在“活”在“新时代”。

4.加强对少数民族典籍中的文化符号保护、传承与对外传播

各少数民族都拥有其独特的文化符号，以满族为例，满族文化发祥地新宾、医巫闾山民间剪纸艺术、满族皇家宫殿沈阳故宫等。这些文化符号不仅是满族、中华民族的财富，也是世界文明的组成部分。在国家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层面上，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研究应抓住机遇，乘风远航。应发挥“翻译”作为文化传播手段的积极作用，利用好现有的高校和科研单位的资源为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搭建桥梁”，讲好民族故事，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让世界看到“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灿烂的中华文明是由各民族共同书写，“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多彩，正是其在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开放虚怀、兼收并蓄的结果。在“新时代”背景下，更不能墨守成规，对待少数民族文化典籍，要深挖其中积极的民族团结因素，依靠各族人民的集体智慧，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