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村健太郎 著 王 领 哈斯巴特尔 译 锡 莉 校

二、从回鹘引入蒙古的头韵四行诗

回鹘文佛教文献有的以头韵诗形式书写，且在全部佛教文献中所占比例不低。回鹘文文献的头韵诗以押头韵的四行诗句为一节，以所谓头韵四行诗为基本结构。句首押韵以元音开头或者辅音+元音开头。元音i-/ï-，u-/o-，ü-/ӧ-分别被视作同一组韵。如果行首音是辅音，就会加以统一。每节诗的行首音通常都不一样。行末加两点（:），节末加四点（᠅）。每行通常有7-11个音节①庄垣内1982, pp. 19-22;ツイーメ&百济1985, p. 51.。

现存绝大多数头韵诗形式佛教文献是草书体佛经和印本佛经，一般认为均出自蒙元时期。这会让人觉得头韵诗形式突然出现于蒙元时期的回鹘文佛教文献。再者，吐鲁番出土蒙古文佛教文献中也有头韵四行诗，其形式、特征与回鹘文文献一致。目前尚不能确定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故本章主要考察这一问题。

（1）关于回鹘文文献中头韵诗起源的前人研究和争论点

蒙元时期回鹘文佛教文献中盛行头韵四行诗。对此诸说一致。但就其起源，学者们各持己见，尚未达成一致。观点大致可分为两种：1.蒙元时期或更早，突厥人从蒙古人那里引入头韵诗传统；2.突厥自古就有头韵诗，蒙元时期的回鹘文文献所见头韵四行诗的流行继承自突厥。

Doerfer 持前种看法。他指出如尼文碑铭、《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辞典》等蒙元时期以前的突厥语文献中几乎不见头韵诗。而在蒙元时期以及以后的突厥语文献（如《库蛮语汇编》和回鹘文佛教文献）中通常都能见到韵头诗。与之相反，13世纪的蒙古文文献，如《元朝秘史》中已有头韵诗。因此，回鹘文头韵诗源自蒙古，引入时间当在蒙元时期②Doerfer1965, p. 867.。

如果Doerfer 的说法无误，回鹘文头韵诗形式佛教文献便均为蒙元时期以及以后的产物。然而事实上，吐鲁番出土回鹘摩尼教文献中有头韵四行诗形式的文献。Gabain、Zieme 和森安等将其视作10-11世纪的文献①此处所说摩尼教文献，分别是发表于TTT III 的“献给摩尼的赞美诗”和发表于TTT XI 的“献给父亲摩尼的赞美诗”。二者均为贝叶型抄本，统称为“摩尼教赞美诗”（实际上两者似乎原属同一抄本）。Gabain 认为这是10 世纪左右的经典。Zieme 从其说。另外，森安也因为这里使用的语言作为摩尼教经典是比较新的“Y 语言”，认为属于10-11 世纪左右。参看Gabain & Winter1958, pp. 6-8; Zieme1975a, p. 193; 森安1989, pp. 25-26, n. 77。另一个是“Aprinčor Tigin 赞美诗”。它与“献给摩尼的赞美诗”和“献给父亲摩尼的赞美诗”几乎属于同一时代。关于“Aprinčor Tigin赞美诗”，请参看Bang & Gabain1930。。Doerfer则认为是蒙元时期以后的文献②Doerfer1965, p. 869.。庄垣内虽然承认头韵四行诗形式摩尼教文献早于蒙元时期，但认为它可能在蒙元时期以前从蒙古传入回鹘文摩尼教文献，并传承至蒙元时期。庄垣内似乎部分地认可Doerfer 之说③庄垣内1982, p. 23.。但在别处，他却又否认蒙古文头韵诗对回鹘产生了影响④庄垣内1980, p. 263.。

持后种观点的有Bombaci⑤与Doerfer观点不同，Bombaci认为突厥语头韵诗影响了蒙古。参看Bombaci1965, p. XVIII.、Tekin⑥Tekin1980, pp. 176-178。Tekin提出突厥独自创造出头韵，绝非从蒙古借用。他认为“Aprinčor Tigin赞美诗”是回鹘移居东部天山地区之前的8世纪左右所写，其头韵传统已经在8世纪突厥文献显现。但是，日本国内尚无人采信此说。其作为反驳Doerfer说的方法尚欠妥。正如本页注释①所述，“Aprinčor Tigin 赞美诗”和“献给摩尼的赞美诗”、“献给父亲摩尼的赞美诗”大致属同一时代，应为10-11世纪左右在西回鹘王国创作。、Zieme 等。这里值得关注的是Zieme 的见解。Zieme 很重视前述10世纪左右回鹘文摩尼教文献中能看到头韵四行诗的事实，认为回鹘头韵诗传统从西回鹘王国时代就已经出现，蒙元时期被继承了下来⑦Zieme1975a, p. 193; Zieme1991, p. 23.。头韵四行诗形式回鹘文摩尼教文献系10-11世纪左右文献。对此诸说一致，笔者对此也无异议。故Zieme 的上述见解非常重要。然而，至今尚未发现蒙元时期以前的头韵四行诗形式回鹘文佛教文献。

本文暂不讨论突厥语文献中头韵诗的起源，而是重点关注蒙元时期回鹘文佛教文献中的头韵四行诗是像Doerfer 所说受到了蒙古语的影响，还是像Zieme 主张的继承了西回鹘王国以来原有的传统。笔者更倾向于支持后者。然而，若要使Zieme 之说更加可信，须找出确定能追溯到蒙元时期以前的头韵四行诗形式回鹘文佛教文献。

（2）西回鹘王国时代回鹘文佛经中的头韵诗

Zieme虽然推测蒙元时期以前的西回鹘王国有头韵诗传统，但也大致指出现存头韵四行诗形式回鹘文佛教文献大部分属于蒙元时期⑧BTT XIII, p. 9; Zieme1991, p. 23.。其理由是头韵四行诗形式回鹘文佛教文献中几乎都能看到t/d 和s/z的交替现象。Gabain 称此种t/d以及s/z交替为“蒙古化”现象，认为是蒙元时期受蒙古语影响所致⑨Gabain1967, p. 20.。在Gabain 的影响下，将t/d和s/z的交替现象视作蒙元时期的语言特征在学界一度几成定论⑩Ligeti1971, pp. 295-296; Zieme1975a, p. 193; Ziemel975b, p. 332; Doerferl991, pp. 175-177; Doerfer1993, pp. 27-29.。Zieme亦受此影响。

Hamilton 认为这种语言现象早于蒙元时期，约始于10 世纪左右。Erdal、森安、沖美江支持此说⑪Hamilton1969, p. 27; Erdal1979, pp. 156-158; 森安1994, pp. 68, 81; 沖1996, pp. 39-42.。现在，该见解反倒成了学术界主流观点。笔者也认同此说。所以，即使头韵四行诗形式回鹘文佛教文献中可以看到t/d和s/z的交替，也不能推定其为蒙元时期文献。

鉴于此，笔者全面调查了以图片形式刊布的头韵诗形式回鹘文佛教文献，以寻找在时间上可以追溯到蒙元时期以前的蛛丝马迹。断代指标有以下4点：

A.字体①森安1994, pp. 66-67。印本佛经全部推定在蒙元时期，参看中村2006, pp. 66-73.：大部分草书体以及所有印本回鹘文佛教文献的年代都可推定至蒙元时期，所以将这些文献从调查对象中排除。研究余下的楷体、半楷体文献。

B.词尾长短所致q 和γ 的区别②森安1989, pp. 3-4; 森安1992, pp. 48-50; 森安1994, pp. 68; 沖1996, pp. 33-37.：作为回鹘文来源的粟特文通过拉长词末辅音q 的尾部以区别于词末辅音γ。早期回鹘文中也存在这种区别。这一点森安已确认。因此，对词末辅音q和γ区别书写的文献相对“古老”。蒙元时期的草书体和印本回鹘文佛经无上述书写区别。

C.s和š的区别③Le Coq1919, p. 96; Clauson1962, pp. 109-110; Tezcan & Zieme1971, p. 454; 小田1988（特别重要）; Doerfer1993, pp. 94-95; 沖1996, pp. 19-25.：回鹘文中的s和š形态不同。早期回鹘文文献中它们很容易区分。因而，有此区别者可以断定相对“古老”。这一点已由小田寿典证明。到了蒙元时期，s 和š 的区别消失，形态完全相同。多在š上标两点以示区别。

D.有无“后期特征”④Ligeti1971, pp. 295-296; 小田1987, p. 30.：无规律地在q、γ 和š 上标记两点，n 上标记一点，均属于回鹘文文献正字法最后期特征。Ligeti 认为这些是蒙元时期的特征。虽然在蒙元时期回鹘文文献中能看到这些特征，但并不能证明有这些特征的文献仅限于这一时期。现阶段无充分证据证明以上特征始于何时，所以一般所见具有“后期特征”的抄本相对9～11世纪的回鹘文文献（“后期特征”极少）更晚。并不像Ligeti所言，只要具有“后期特征”就可直接断定为蒙元时期。此外，t/d和s/z的交替现象虽不能作为推定为蒙元时期的指标，但这种现象在同时期的草书体以及印本佛经中很常见。t/d和s/z的频繁交替也可视作“后期特征”。

基于上述指标展开调查，可知以下抄本残片确实可追溯到蒙元时期以前⑤虽与本文所述头韵诗略有不同，Zieme 在BTT X III Nr. 18 中以《佛教教理格言》介绍的两件抄本残片U 5882（T III M219. 522）和Mainz 804 亦可追溯到蒙元时期以前：用相当不规则的半楷体书写；以词尾长短明确区分q 和γ 以及s 和š；未见任何后期特征。这两叶残片的头韵诗行首音均为t-，非常罕见。参看BTT XIII, Nr.18, pp. 112-114 (Abb. 157, 158)。。其所见古文字学特征记录如下：

U 3269（T III M 168.500）⑥BTT XIII, Nr.12, pp. 68-86, Text D (Tafel XXIV, XXV).

A．漂亮的楷体字；burxan 用朱笔书写。字体与敦煌藏经洞出土9-11 世纪回鹘文文献所见楷体相似。

B．区别明显。

C．区别明显。

D．完全不见“后期特征”。

Mainz 219（T III M 186.500）⑦BTT XIII, Nr.26, pp. 137-138 (Tafel LXV).

A．楷体。

B．区别明显。只有正面（recto）第7、8行末尾处γ被拉长的情况属于例外。对此不应解释为q和γ混同。本应很短的γ被例外地拉长，是为了填补行末的“空白”。因此，q和γ的区别非常明确。

C．虽然也有混同之处，但可见有意加以区别。

D．除了背面（verso）第6行能看到一处t/d的交替以外，再无其它“后期特征”。

根据这些特征，可以认为这些抄本较之蒙元时期文献，确实更为“古老”，甚至可以追溯到10-11世纪左右。

下面，就内容方面进行讨论。首先，U 3269（T III M 168.500）是Zieme 作为BTT XIII 的Nr.12予以介绍的抄本之一。现已明确包括U 3269在内的9种抄本残片和1种印本残片收藏于柏林和京都①准确地说是抄本的复制照片。中村不折旧藏回鹘文献照片收藏在京都大学文学部，实物下落不明。庄垣内对此进行了释读研究。参看庄垣内1979。，内容分为散文部分和压头韵的韵文部分。然而，这里看到的韵文虽押头韵，但不是四行诗，每节2-6 行，行数不固定，未形成统一的四行一节结构。作为头韵诗的成型，尚显稚嫩。U 3269 正反面均有文字，正面是用散文形式书写的佛陀与阿难陀之间的问答，背面则为韵文。Zieme 以印本残片中的一叶（U 6649）上用汉文和回鹘文写有“父母恩重（buu mu in čo）”为依据，断定该文献是唐代伪经《父母恩重经》的回鹘文译本②BTT XIII, Nr.12, p. 69.。Nr.12正面的散文部分确实是佛陀与阿难陀间关于父母恩情的对话，与汉文本内容一致。不过，正如Zieme 指出的那样，回鹘文《父母恩重经》与《大正藏》所收汉文《父母恩重经》的任意部分均无法对应。

话说回来，尽管《父母恩重经》是伪经，但在敦煌十分流行。事实上，从敦煌藏经洞发现了该经的数种汉文抄本③小川1984。《大正藏》卷85，No.2887 收录的《佛说父母恩重经》是以敦煌出土抄本S.2084 为底本，并据中村不折藏品S.1907 校订而成。。据森安所言，10-11 世纪的西回鹘王国统治阶层从摩尼教改宗佛教④森安1985, pp. 32-37, 51-62; 森安1989, pp. 19-21; 森安1991, pp. 147-160; Moriyasu2003, pp. 96-99.，回鹘（古突厥）文佛经出现，进而形成了“回鹘佛教”。回鹘佛教早期受吐火罗佛教影响很大，但10世纪后半叶至11世纪以后在汉传佛教的强烈影响下，很多汉文佛经被译成回鹘文。回鹘文《十王经》中所见插绘酷似敦煌出土《十王经》插绘。据此，森安推测，这幅插绘以及《十王经》思想在西回鹘王国广为流传，进而提出在10 世纪左右的“回鹘佛教”中可以看到敦煌佛教的影响⑤森安1985, pp. 61-62.。事实如果正如森安所言，《父母恩重经》无疑是在西回鹘王国受敦煌佛教影响的10 世纪左右从敦煌传到西回鹘王国，并被翻译成回鹘文。

综合不同抄本的韵文部分，可知回鹘文《父母恩重经》的内容大致如下：首先，敬礼过去七佛、法、僧以及弥勒菩萨和阿罗汉等；然后举出过去所做恶行，后来又忏悔被赦免的例子；抄写该经的人加以仿效，忏悔对父母所犯的罪行；其后描写了生产时母亲的痛苦，生产后母亲对孩子健康成长的不安。这些内容完全不见于汉文《父母恩重经》⑥庄垣内1979, p. 10; BTT XIII, Nr.12, p. 70.。

Zieme 在注释中指出，BTT XIII 的Nr.12 中的诸残片可能译自敦煌汉文本⑦BTT XIII, Nr.12, p. 69.。确实，从U 3269正面的散文部分来看，此种可能性很高。但是，包括U 3269背面在内的BTT XIII的Nr.12韵文部分的内容与汉文本完全不能对应。恐怕韵文部分是在西回鹘王国内自创，散文部分无疑是附加的。也就是说，Zieme在BTT XIII的Nr.12介绍的《父母恩重经》在10-11世纪从敦煌传至西回鹘王国，在翻译成回鹘文的几乎同时，韵文部分被创作而成，之后两者合为一体。其中本文探讨的U3269是由Iligi Tngrim①Nr.12所收诸抄本记录了抄经者的名字。而①中出现了Iligi Tngrim 这样的女性名字。如Zieme所言，该女性地位相当显要。参看BTT III, Nr.12, p. 70.（或为抄经人）于10-11 世纪左右书写。综上所述，从内容上看也可以认为U3269 是10-11世纪的抄本。

关于Mainz 219（T III M 186.500）的内容尚不明确，但主题恐怕是对菩萨停留在轮回，舍弃涅槃、救济众生的赞颂。Zieme称之为《菩萨赞歌》②Zieme1991, p. 234.。与U 3269不同，它完全以头韵四行诗写成，与蒙元时期的头韵四行诗形式相同。

至此，已明确存在可追溯到蒙元时期以前的头韵四行诗形式的回鹘文佛教文献③有人可能会说①非四行诗，但也可以认为是没能做到统一的四行一节结构的幼拙之作。其它特点与蒙元时期的头韵四行诗相同。。值得注意的是，BTT XIII 的Nr.12④译者注：此处“BTT XIII 的Nr.12”原文作“①”，即指前文所引U3269 号残片。然U3269 号仅为一叶抄本残片，无法与此后的“含有数个抄本、印本残片”吻合。结合上下文，译者认为“①”应是指包含U3269在内的Zieme在BTT XIII 上刊布研究的Nr.12残片群。含有数个抄本、印本残片，其中保留着与①韵文部分一致的印本残片。正如拙文已述，印本佛经属于蒙元时期（13 世纪后半叶-14 世纪中叶）⑤中村2006, pp. 73.。亦即，10-11 世纪创作的以《父母恩重经》为主题的回鹘文头韵诗在西回鹘王国佛教徒中不断传承，直至蒙元时期。因此，Doerfer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而Zieme 的观点则更正确。即头韵四行诗不仅在回鹘文摩尼教文献中有，在蒙元时期以前的回鹘文佛教文献中也存在。

这种继承和发展了西回鹘王国时期摩尼教、佛教文献传统的头韵四行诗形式在蒙元时期大为流行。实际上，这种现象与元朝高官关系密切。迄今，敦煌、吐鲁番出土了忽必烈的臣僚所创作的佛教诗歌，如负责宗教文化政策的安藏（An-tsang）、出身康里的元代突厥系书法家巙巙（Kki Kki或Käkä）⑥北村1984; ツイーメ&百济1985, pp. 36-42; Zieme1991, pp. 313-315。已知以头韵四行诗形式翻译（改编）的佛经有《金光明经》第五品“灭业障品”和《观无量寿经》。学界普遍认为回鹘文文献所见Kki Kki/Käkä 即是元代汉文史料所见康里人巙巙。对此诸说一致。只是《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回鹘文面末尾载“吾，昌八剌出身之Käkä，诚惶诚恐，用心奉文”（mn čam balïqlïγ Käkä qorq-a ïčan bitiyü tägindim)。目前，对于出身康里，在中国内地长大的Kki Kki/Käkä自述“昌八剌出身”之事尚存疑问。昌八剌位于今乌鲁木齐市近郊。据喀什噶里记载，此地至少在11世纪以后属于西回鹘王国（安部1955, pp. 290）。13世纪的长春真人亦记述昌八剌属西回鹘统治（佐口1973, pp. 7-8）。如Zieme 和百济所说，如何解释此人“出身部族名”和“出身地名”间的冲突是留待今后解决的问题。松田寿男认为，唐代西突厥弩失毕部一姓之弓月部是为元代康里（Qangli）部前身，弓月部活跃于今乌鲁木齐附近（松田1970, pp. 335, 355）。据松田的说法，Kki Kki/Käkä 将自己出生的部族康里部追溯到唐代弓月部，并自称“昌八剌出身”。再看元人文集里收录的碑文（神道碑、墓志铭）：《黄学士文集》卷25《合刺普华公神道碑》将出身回鹘进入忽必烈怯薛的合刺普华的先祖记作突厥第二汗国宰相、著名的暾欲谷；又《圭斋文集》卷10《高昌偰氏家谱》中也将偰氏的祖先追溯为暾欲谷。偰氏家族的历史从唐代开始便有详细记载。如此看来，回鹘人的碑铭中有追溯出身至唐代的情况。这可能是使自己的家系追溯起来更古老的一种“权威化”手段吧。与此相同，可以理解Kki Kki/Käkä 将自己的出身追溯到唐代昌八剌附近的弓月部，即《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回鹘文面末尾所载“昌八剌出身”了。根据以上内容，推定回鹘文史料的Kki Kki/Käkä为元代汉文史料所见康里巙巙的说法没有问题。、14 世纪前半叶元朝宫廷译师回鹘人必兰纳识里（P(i)ratya Širi 〈 skt. Prajñaśrī）⑦野上1978, pp. 28-35, 53; 百济1985, pp. 80-84; ツイーメ&百济1985, pp. 46-47; Franke1990, pp. 84-85; Ziemel991, pp. 309-310.等。他们将汉、梵文佛经以头韵四行诗形式译成回鹘文，或从原典中摘出偈、颂（skt. gāthā），将其改编成回鹘文头韵诗①百济1985, pp. 84-85;百济1994, pp. 32-33.。虽然遵循了原意，却经常自由创作。另外，他们还将已经译成散文的回鹘文佛经改编成头韵四行诗②庄垣内1982, pp. 24-28.。此形式的佛教诗歌（韵文佛经）不见于蒙元时期以前的文献。可见元朝高官气势高涨地创造了这般充满独创性的新佛教文化③最近的蒙古史研究表明，在当时的中国，这一现象与政府高官积极引入并推广新文化有关。参看宫1998, pp. 13-14.。

学者们对蒙元时期以后流行头韵四行诗佛经跋语观点一致④Zieme1991, pp. 23, 292-293; Zieme1992, pp. 46。大多数情况下，印本佛经跋语均以头韵四行诗书写，草书体佛教文献跋语也多使用头韵四行诗。。除出土文献以外，回鹘文和汉文合璧《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回鹘文部分由巙巙撰文）⑤黄1964; Hambis1954, pp. 134-137; 耿1980; Geng&Hamilton1981。下面拟比较《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的回鹘文面与汉文面对应部分，以示回鹘文面头韵四行诗书写特点。所引回鹘文面是第4段6至17行，汉文面是黄文弼复原文本第21至22行。（回鹘文面）［Geng&Hamilton1981］yana munda basa sam-pin kümüš tmγa-liγyang-ï törü-si barča tavγač yangsï-lïγyarγ¨učï-sï bitkäči-si barča tolu tükäl-ligyaraš¨ï uz bark yrp ongfu yamun turγurdïtäring biliglig tngrikän-imiz qut-ïndatänggäšigsiz qutluγ ïduq Babača Aγa-tatänggärgülüksüz buyan-lïγ Tmür Buqa Sänggi tiptngri urï-sï täg iki tigin-lär törüdiaγïr buyan-lïγ Ködän tayzï-nïng ačïayïγ- /// Turčïsman Aγa /// yrlïqadï ärsära-////////////////////////////// Aγa-taa-//////////// Taypinu tigin törüdi汉译［译者引自耿1980］：此外，（赐给的）三品银引的样式页完全按中国式制成。（并）让其设立了配有全部传呼人员、司书和干练官员（？）的王府衙门。我们具有深邃智慧的（亦都护高昌）王（纽林的斤）殿下和具有非常圣福的巴卜义公主生有无比福禄的、像天之子一样的帖睦尔补花和篯吉两个王子。尊贵的阔端（？）太子的孙女（兀剌真公主）……生有太平奴（？）的斤。（汉文面）領兵火州復畏吾而城池。延祐五（1318）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薨。子二人，長曰帖睦兒補花，次曰次曰籛吉，皆八卜叉公主出也。次日太平奴，兀刺真公主出也。帖睦兒補花，大徳中（1297-1307），尚公主曰朶児只思蛮，闊端太子孫女也。可以看出，汉文和回鹘文的内容基本吻合，但词句的表述不同，很多部分存在差异。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头韵四行诗的回鹘文面以四行一节为单位，在结构和意义上都具有整体性。例如，汉文“延祐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薨”不见于回鹘文面。这应该是回鹘文面的作者Käkä考虑到四行一节的结构里可载的信息少而舍弃了此部分。相反，汉文“领兵火州复畏吾而城池”寥寥数语在回鹘文面却大幅增加，占了四行。此外，回鹘文面第14 行Ködän tayz（ï阔端太子）前增加了汉文面所没有的修饰语aγïr buyan-lïγ（有功德的）。这类修饰语与正文无关，只是为了配合以a-开头的头韵而已。总之，即使牺牲了与汉文的逐字对应关系，回鹘文也要优先保持头韵四行诗的结构。可看出蒙元时期头韵四行诗文体充满了独创性。、《重修文殊寺碑》⑥耿&张1986.、居庸关过街塔回鹘文面等碑文⑦藤枝1958; Röhrborn & Sertkayal980.等均以头韵四行诗书写⑧此外，尚有《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土都木萨里修寺碑》。。这样的回鹘头韵四行诗，在14世纪上半叶编译蒙古文佛经时被引入蒙古。

（3）吐鲁番出土蒙古文佛教文献中的头韵四行诗

1993 年，Cerensodnom 和Taube 汇集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文献，并附以文本转写和文献学译注，作为柏林吐鲁番丛刊（Berliner Turfantexte，简称BTT）第16卷出版。如此，我们可以轻易地通览吐鲁番出土蒙古文文献及其图片①有松川节的书评。参看松川1995.。BTT 第16 卷中的Nr. 10-48 为佛教文献。其中采用头韵四行诗形式的有Nr. 20-21、Nr. 29-42，在佛教文献中占有较大比例。Cerensodnom 和Taube也注意到这一事实，并指出“当时蒙古文诗歌广泛使用头韵四行诗形式”②BTT XVI, p. 24.。按照BTT 第16卷的编号，以头韵四诗形式写的蒙古文佛教文献如下：

BTT XVI序号Nr. 20-21 Nr. 29-32 Nr. 33 Nr. 34-35 Nr. 36-39 Nr. 40＆Nr.41 Nr. 42内容《入菩萨行论疏》跋语（由搠思吉斡节儿所作）《摩诃迦罗颂》（由搠思吉斡节儿所作）关于《般若波罗蜜多心经》（Prajñpāramitā）的诗教训诗残片有关罪孽因果的诗歌佛教诗歌残片（尚未甄别出属于何种佛经）《入菩萨行论疏》摘要（由搠思吉斡节儿作诗？）

上表所列7条中Nr. 34-35、Nr. 40+41系抄本，其余均为印本。正如拙文曾指出，大多数印本很可能是在中国内地印刷而成（特别是在大都）③Rachewiltz1982, p. 17; 中村2006, pp. 74-75.。吐鲁番出土文献以外同时代蒙古语文献中，头韵四行诗形式只见于居庸关过街塔的八思巴文碑刻④西田1958a; 西田1958b.。且同为佛教文献。

下面引用登载在BTT第16卷Nr. 31的《摩诃迦罗颂》部分内容，用以探讨头韵四行诗⑤BTT XVI, Nr.31, p. 119.。

sayibar oduγsan-u ilete :

šasin nom-i ebdegčin :

samaγui maγui sedkil-ten-i :

samšiyasuγai gegegen Maq-a-gali

edüge tegün-iyen duradču

erdem-ten nom-čin-i saqiγad :

ede ele yabuqun amitan-i :

engke amuraγul Maq-a-gali ᠅

汉译： 我将消灭破坏

善逝之佛法的

迷途者和恶人，

圣摩诃迦罗。

今请思及彼情，

守护贤者与信徒，

使此行众生

安乐，摩诃迦罗。

上引头韵四行诗的特征与本文开头提到的回鹘文佛教文献里的头韵四行诗完全吻合。尽管如此，这一事实至今几乎没有受到蒙古学学者关注。Cerensodnom 和Taube 指出，吐鲁番出土蒙古文佛教文献中的头韵四行诗异于《元朝秘史》所见传统头韵诗的同时，认为13世纪末以后的蒙古文头韵诗受到了梵语偈（śloka）的影响，保持四行一节的结构①BTT XVI, p. 24.。

Kara对此虽未作详细考证，但他以蒙古语中存在大量回鹘佛教术语为背景，看到蒙古文佛经中的头韵四行诗与回鹘文头韵四行诗形式相同，进而指出头韵四行诗与佛教术语一同从回鹘进入蒙古②Кара1981c.。正如前文已述，既然蒙元时期回鹘文佛教文献中的头韵四行诗并非从蒙古传入，而是继承了西回鹘王国时期摩尼教、佛教文献以来的传统。那么在蒙古与回鹘接触日益频繁的蒙元时期，上述Kara 的观点便更贴近事实。为了使Kara 的说法更具说服力，也为了说明回鹘文佛经对蒙古文佛经的影响之大，下文列举除头韵四行诗以外从回鹘文佛经引入到蒙古文佛经的其它特征。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头韵四行诗形式蒙古文佛教文献中，同样发现了许多来自回鹘语的佛教用语。对此，诸位前贤已有详细论述，兹不重复③Aalto1954, p. 34; Poppe1955; Zieme1973, p. 248; 庄垣内1980, p. 279; Kara1981b, p. 318; Кара1981c; 森安2000, pp. 1-3.。《摩诃迦罗颂》中可以确定源自回鹘语的借词有：sumur-taγ“须弥山”、šasin“教”、nom“法，经典”、burqan“佛”、ayaγ-a tägimlig“尊者”等。

其次，明显从回鹘文佛经引入的是标点。吐鲁番出土蒙古文印本佛经里所用标点有两点（:）和四点（）。头韵四行诗中，一行以两点结尾，一节则以四点结束。这同回鹘文佛经的标点完全相同④Cerensodnom和Taube也指出了使用两点、四点的标点符号，但是没提及与回鹘文佛经的关联。参看BTT XVI, p. 24。。这可以解释为西回鹘王国统治阶层由摩尼教改宗佛教，并创作“回鹘文佛经”以来，此标点一直被使用。蒙古文佛经原封不动地将其继承了下来。

除此之外，蒙古文佛经的样式为梵夹式，以汉字标注页码⑤根据Gabain的说法，梵夹装上面的空白处宽于下面部分，且汉字所标页码在对折处显得很大，这也是回鹘文印本佛经的常见特征。参看Gabain1967, p. 32。。梵语借词还附有婆罗米文旁注，这也是回鹘文印本佛经的特征⑥蒙古文印本佛经中也有以八思巴文注音的例子。目前发现有两处，分别见于《般若心经》（BTT XVI, Nr.26, pp. 106-107）和《五护经》（照那斯图&牛2000）。后者似出土于黑水城遗址，发现人以及发现时间尚不明确。。

应该注意到不止回鹘文印本佛经，蒙古文印本佛经有时也会旁注婆罗米文。众所周知，婆罗米文从西回鹘王国时代开始，作为佛典文字在回鹘佛教徒中广泛使用⑦森安1985, pp. 42-48; Maue1997。西回鹘王国借用了吐火罗人使用的西域北道系婆罗米文，且为更准确地记录回鹘语而进行了改良。。到了蒙元时期，回鹘文佛经（特别是印本佛经）中梵语借词旁附有婆罗米文字音注。因为附有婆罗米文字旁注的回鹘文佛经大体上只限于印本，抄本极其稀有，所以它们应该属于13世纪后半叶至14世纪中叶⑧Zieme认为是在13-14世纪。参看Zieme1984, pp. 332-333.。

吐鲁番出土Monght 25（T M 40）号蒙古文印本《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第2 行“samadi”旁用婆罗米文字音注sa-mā-ti⑨BTT XVI, Nr. 25, p. 104 (Tafel IV).。这一事实表明佛经受信人可能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使用蒙古文印本佛经的当然是蒙古统治阶层中的佛教徒，并且是能够诵读蒙古文的识字阶层，其中有不少懂得婆罗米文的人。总之，诵读蒙古文印本佛经的人视婆罗米文为一种佛教经典文字。而向蒙古人传授此种文字的除了回鹘佛教徒以外别无他人。

还有，文末附以头韵诗跋语的形式一般见于17世纪以后的古典时期蒙古文文献。Cerensodnom和Taube 证明吐鲁番出土的14 世纪文献中也存在此类跋语。它们亦源自回鹘文佛经①BTT XVI, p. 22.。跋语中对大汗及蒙古皇族的功德回向文也明显沿袭了回鹘文佛经的形式。《入菩萨行论疏》跋语回向文如下②Cleaves1954, pp. 54, 85, 121-123; BTT XVI, Nr. 20, p. 93.：

qataγuǰin ene nom-i ǰoqiyaγsan-ača·

γaruγsan qabur-un naran metü buyan-iyar·

qaγan taiqiu qatun-luγ-a uruγ-iyar·

qamuγ-i medegči burqan boltuγai ᠅

汉译： 以努力创作此经而

获得的犹如春天的太阳般的功德，

愿可汗、太后、可敦一族

成为知晓一切的佛陀。

为了与回鹘文佛经跋语比较，特引用U4766 (TM19) 号残片③Zieme1982, pp. 603-605.：

aγïr ///// talay-nïng ärklig-i qaγan qan-ïmznïng :

artuq süzük kirtgünč-lüg xung tay xiu qutï-nïng :

ančulayu oq xung xiu-nïng tigit-lär-ning ymä :

alqu öd-lärtä qut-larï buyan-larï asïlïp üsḍälip :

adasïzïn uṣun yašamaq-ta ulatï :

alqu törlüg küsüš-läri qanïp bütüp·

alqu-ṅï biltäči burxan qutïn bulmaq-larï bolzun·

汉译： （愿）尊敬的…我们的支配大海的可汗与汗、

有极其虔诚的信仰的皇太后、

以及皇后及诸王子

一切时间内的福荫、功德大增，

无灾、长寿，

一切愿望得到满足，

愿他们获得知晓一切的佛果。

对比两段跋语可清楚看到，《入菩萨行论疏》跋语所见回向文格式相比回鹘文佛经虽略显简洁，但基本承袭了后者的格式。特别是其中蒙古文“qamuγ-i medegči burqan boltuγai”，只不过是将回鹘文佛经跋语所载“alqu-nï biltäči burxan bolzun”机械地替换为对应的蒙古文④以下是印本佛经跋语的一些示例：alqu-nï biltäči burxan blgürzün-lär (BTT XIII, Nr. 42); alqu-nï biltäči burxan qutïn bulmaq-larï bolzun (BTT XIII, Nr. 43); alqu-nï biltäči burxan bolzun-lar (BTT XIII, Nr. 50)。。

根据以上事实，可以发现吐鲁番出土蒙古文佛教文献的各种特征与回鹘文佛经极为相似，甚至可以称之为“用蒙古文书写的回鹘佛经”①但是，回鹘文印本佛经所使用文字字体和吐鲁番出土蒙古文印本佛经所用文字字体明显不同。在此，暂且称两者为“印刷体回鹘文”和“印刷体蒙古文”。Gabain似乎注意到了两者的不同，并指出吐鲁番出土蒙古文印本的文字特征为“无印刷体回鹘文那样有力的轴线（Leitlinie）”（Gabain1967, p. 32）。正如Gabain 所言，“印刷体回鹘文”从整体上给人一种井然有序、强有力的印象。不仅如此，“印刷体回鹘文”和“印刷体蒙古文”的差异也明显表现在词中M 和词尾Y 的形态上。“印刷体回鹘文”以西回鹘王国时期回鹘文佛经上所使用的楷体回鹘文字为范例，几乎用于所有回鹘文印本佛经。另一方面，“印刷体蒙古文”不仅用于吐鲁番出土蒙古文印本佛经，还见于可追溯到蒙元时期的蒙古文印本《孝经》（Rachewiltz1982）。但是，回鹘文印本佛经中也有使用“印刷体蒙古文”的例子，相反在蒙古印本佛经中使用“印刷体回鹘文”的例子则很少。就笔者所知，体现前者的例子有两处：以头韵四行诗书写并配以插图的《毗般达罗本生故事》残片（BTT XIII, Nr. 2, pp. 39-44）以及*Mahānāya-parivāra 残片（BTT XIII, Nr. 36, pp. 149-150）。后者则见于蒙古文《普贤行愿赞》（BTT XVI, Nr.22-24, pp. 96-100）。不过从整体而言，回鹘文印本佛经使用“印刷体回鹘文”，蒙古文印本佛经使用“印刷体蒙古文”，两者被区别开来。这一点至关重要。至少在14世纪上半叶，可能产生了应该区别使用蒙古文字和回鹘文字的规范意识。。所以下面批判Cerensodnom 和Taube关于吐鲁番出土蒙古语文献所见头韵四行诗受梵语偈影响的观点的同时，试证实前述Kara的观点。

虽说《元朝秘史》内可见蒙古语传统头韵诗，但是正如Kara 以及Cerensodnom 和Taube 所指出的，要区别对待《元朝秘史》所见古老的口传头韵诗与吐鲁番出土蒙古文佛教文献的头韵四行诗②参看Кара1981c ;BTT XVI, p. 24。《元朝秘史》的头韵诗多为二行对句形式。另外，《元朝秘史》所见头韵诗由6-7个音节构成，吐鲁番出土蒙古文印本佛经则为9-11个音节。因此，倒不如说吐鲁番出土蒙古文印本佛经所见头韵诗与回鹘文头韵四行诗相似。。Cerensodnom 和Taube 甚至认为，与《元朝秘史》相比，吐鲁番出土蒙古文印本佛经的头韵四行诗更接近16-17 世纪古典时期蒙古文文献中的头韵四行诗。总之，《元朝秘史》不见头韵四行诗。如果是时蒙古已有头韵四行诗传统，那么《元朝秘史》中看到头韵四行诗便不足为奇。但是，《元朝秘史》里未见头韵四行诗，我们便可以认为在撰写《元朝秘史》的阶段，蒙古尚无头韵四行诗传统。最重要的是，13-14世纪前古典时期蒙古文文献中，只有佛教文献使用头韵四行诗。

Cerensodnom 和Taube 虽然注意到《元朝秘史》中的头韵诗和吐鲁番出土文献中的头韵四行诗之间存在不同，但他们有关蒙古文头韵四行诗是在梵语偈影响下形成的观点却有商榷的余地。纵观吐鲁番出土蒙古文佛教文献，其中并没发现特别明显的梵文佛经影响，倒是如前所述充满了回鹘的影响。其头韵四行诗与回鹘头韵四行诗基本相同。两位学者生硬地将蒙古文头韵四行诗与梵语偈联系起来，缺乏有力证据支持。

以上讨论旨在进一步推进Kara 的观点，强调吐鲁番出土蒙古文文献中所见头韵四行诗源自回鹘文佛经。易言之，蒙古人于14 世纪初从回鹘引入了作为佛教文献专用韵文形式的头韵四行诗。再看后世的蒙古文文献，头韵四行诗在17-18 世纪古典时期蒙古文文献中广泛使用③例如，17世纪初的《阿拉坦汗传》（吉田etc.1998）和锡喇卜僧格14世纪翻译的《佛陀十二因缘》（Ligeti1974）也以头韵四行诗写成。。不仅如此，只要想到今蒙古国盛行以头韵四行诗创作诗歌，就能理解蒙古人通过回鹘文佛教文献所受的回鹘文化影响是多么之大。

（4）搠思吉斡节儿和蒙古文佛经的出现

在此拟提及搠思吉斡节儿，以便对前文作一整理。作为14 世纪上半叶最早的蒙古文佛经译师，搠思吉斡节儿创作了蒙古文《入菩萨行论疏》、头韵四行诗《摩诃迦罗颂》等，且很早为学界所熟知。同时期汉文史料如《元史》亦载有“搠思吉斡節兒”，特别是在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位期间，他作为亲信而活跃④Cleaves 全面收集了有关搠思吉斡节儿的元代汉文史料和以后的蒙古文史料，并附有详细的译注。Cleaves1954, pp. 13-31;Cleaves1988.。另外，Cerensodnom 和Taube 推测吐鲁番出土蒙古文头韵四行诗文献《入菩萨行论疏》摘要（BTT XVI，Nr. 42）亦出自搠思吉斡节儿之手①BTT XVI, p. 136.。笔者也认为其可能性较大。

就搠思吉斡节儿的出身而言，迄今学界有吐蕃说和回鹘说两种观点②Cleaves 根据《元史》等汉文史料称搠思吉斡节儿为“西僧”认为他出身西藏。另一方面，Rachewiltz 据搠思吉斡节儿所译蒙古文佛经含有大量回鹘语借词，认为他是以回鹘语为母语的回鹘人。不过，现阶段上述二人所依据的都不是确定搠思吉斡节儿出身的决定性材料。依笔者所见，他的出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何种文化背景下创作蒙古文佛经。参看Cleaves1954, pp. 13-31; Rachewiltz1983, p. 292.。笔者同意Cleaves 的观点，即吐蕃人的可能性高。如此说不误，吐蕃僧人用蒙古文创作以佛教神祗为题材的诗歌，其中富含回鹘语借词，并且使用了回鹘头韵四行诗。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呢？对于此问题，笔者认为可作如下解释。

佛教在13 世纪尚未在蒙古统治阶层中广泛渗透③Franke1996b, p. 121.。只有极少数蒙古佛教徒才诵读佛经④以回鹘出身的佛教徒为中心，极少数的蒙古（狭义）、回鹘以外的突厥系佛教徒（识字阶层）使用了回鹘文佛经。。当时，蒙古帝国东部地区的通用语为突厥语，蒙古统治阶层中懂突厥语的人必然不少。而回鹘语又能自由表达佛教概念、思想。因此蒙古统治阶层中的佛教徒很自然地使用回鹘文佛经。但是，到了忽必烈家族的大汗及其政权将藏传佛教作为支撑自己王权的宗教而大力引入时，佛教开始真正渗透到蒙古统治阶层。对他们而言，用比回鹘文更“容易亲近”的文字即蒙古文书写佛经的需求越来越高。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参照在蒙古统治阶层中佛教徒之间使用的回鹘文佛经，各式各样的“回鹘式”蒙古文佛经于14 世纪上半叶⑤但不否定能够追溯到13世纪极晚阶段的可能性。因尚未发现属于13世纪的蒙古文佛经，暂且只得这样考虑。被译制而成，且在元朝政府主导下开始刻印、刊行⑥即使在创作蒙古文佛经阶段，回鹘文佛经在蒙古统治阶层中的重要性也未减弱。从14世纪元朝政府主导出版回鹘文印本佛经的状况看，这点很容易理解。。基于此，搠思吉斡节儿借用回鹘佛教用语，并采用蒙古传统中没有的回鹘语头韵四行诗的形式创作了《摩诃迦罗颂》以及《入菩萨行论疏》跋语。

再者，搠思吉斡节儿所作《摩诃迦罗颂》的女神“摩诃迦罗”（skt. Mahākālī）藏文写作lha-mo dud-sol-ma⑦Franke1981, p. 11.。该诗并未照搬此藏语借词，而是特意将其还原为梵语Maqagali - Maxakali。像这样将藏文佛教用语还原成梵语，是蒙元时期将藏文佛经译至回鹘文时所采用的方法⑧因此，即使是从藏文翻译成回鹘文的佛经中也极少出现来自藏语的借词，而且其中大部分借词都只限于固有名词。回鹘文《佛顶尊胜陀罗尼》所见čökä一词即来源于藏语cho-ga“仪轨”。Kara推测这是在蒙元时期进入回鹘语的藏语词汇。如果Kara的观点正确，čökä便是无法还原为梵文的藏语佛学术语，是极其罕见的例子之一。。也就是说，搠思吉斡节儿采用了回鹘式翻译方法。

综上可知搠思吉斡节儿通晓藏语、蒙古语自不必说。与此同时他还熟知翻译藏文佛经至回鹘文的译制体系以及回鹘头韵四行诗创作方法。如果他确实为吐蕃人，那么他应当是从吐蕃到大都之后习得回鹘语文。到了14世纪，像康里人巙巙那样，即便非回鹘出身，凭借通晓佛教语言也能将佛经译成回鹘文（或改编成头韵四行诗）的人也开始出现⑨参看本文第13页脚注6。。可想作为佛教经典，不仅西回鹘王国的人们，蒙古统治阶层中的广大佛教徒们也诵读回鹘文佛经⑩14 世纪供职于元朝的虞集注意到了回鹘语言文字在蒙古统治阶层中的重要性，记载：“今高昌之人，内侍禁近，外布行列，语言文字之用，尤荣于他族”（《道园学古录》卷16《大宗正府也可札鲁火赤高昌王神道碑》）。。大都回鹘语文教学机构和体系的出现即是其表现。

从各个方面看，14 世纪上半叶出现的蒙古文佛经的原型为回鹘文佛经。说起元代蒙古佛教信仰，人们历来强调蒙古和藏传佛教的关系。但是，从吐鲁番出土蒙古文佛教文献来看，其中的吐蕃元素稀少，反而像佛教术语、头韵四行诗、跋语、标点等各个方面都有极其浓厚的回鹘因素。虽说元朝为强化大汗权力引入藏传佛教是事实，但为蒙古的佛教信仰奠定文化基础的不是藏传佛教，而是在西回鹘王国产生的“回鹘佛教”。

结 语

至此，再次总结本文阐明的问题可得出如下结论。

一、13 世纪蒙古统治阶层中的佛教徒诵读回鹘文佛经的可能性较大。在回鹘文佛经的强烈影响下，14世纪上半叶开始出现蒙古文佛经（但不否定可以追溯到13世纪极晚时期的可能性）。

二、随着忽必烈引入藏传佛教作为支持王权的宗教，作为国家事业把藏文佛经译成回鹘文并出版，出现以藏语为原典的回鹘文佛经。故此，译自藏文的回鹘文佛经应出现于13 世纪后半叶到14世纪中叶。

三、蒙元时期回鹘文佛教文献中常见的头韵四行诗继承了西回鹘王国摩尼教、佛教文献以来的传统。该形式在14世纪上半叶作为佛教文献专用韵文形式传入蒙古。

随着回鹘学研究的进步，近年蒙古断代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将主要作为文献学、语言学研究对象的回鹘文佛教文献与蒙古断代史结合起来研究正逐渐成为可能。蒙元时期回鹘文佛教文献中的特有现象多数情况下与同时代中央欧亚（特别是元朝时期的中国）的文化动向相联系。其部分内容如过去的论文及本文所示。但是，其中尚有诸多不明之处。例如，头韵四行诗是西回鹘王国时代以来的传统，为何到蒙元时期方才流行起来？对此尚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答。另外，14 世纪上半叶出现的蒙古文佛经译自何种语言？这一重要问题本文也未能言及，皆留待今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