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 娜

关键字 克孜尔石窟 27窟 平綦 公元7世纪

克孜尔石窟按地理位置可分为谷西、谷内、谷东和后山四个区，第27窟位于克孜尔石窟谷西区西段，毗邻第26窟，位于第26窟的东侧，窟口方向南偏东35°。①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克孜尔石窟内容总录》，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0年，第36～37页。因此窟四面开龛，德国探险队将其命名为“多龛窟”。该窟除四面佛龛众多之外，还有一特别之处是它的顶，27窟的窟顶不是克孜尔石窟中常见的券顶，而是形状犹如棋盘的平棋顶，这在克孜尔石窟中是仅此一例的。

（一）洞窟形制

该窟的形制为中心柱窟。前室已经坍塌，现存主室和甬道（图1）。

图1 克孜尔石窟第27窟平面、剖面图

主室平面方形，面宽4.15米、进深4.41米、高4.95米，平棋顶。正壁中部开一拱券顶立像龛，龛内正壁中下部与后甬道相通，面宽0.98米、进深1.61米、高约2米，距地面0.34米。龛外壁面有形状、大小不一的9排62个小龛，主佛龛上部有一平浅的佛龛，该佛龛四角各有一附属佛龛。平浅佛龛上方还有一更小的佛龛伴随两个狭窄附属佛龛。这些佛龛的左右两边，各有7行狭窄平浅的高佛龛，每行三个，部分佛龛内还残存墙上的地仗。正壁下方两侧开左、右甬道，甬道纵券顶。主室左、右侧壁各有3排13个拱券顶龛。左侧壁从上至下，第一排4个拱券顶龛，第二排5个拱券顶龛，第三排4个拱券顶龛，总计13个拱券顶龛，部分龛体残损。右侧壁从上至下，第一排4个拱券顶龛，第二排5个拱券顶龛，第三排4个拱券顶龛，总计13个拱券顶龛，部分龛体残损。龛内中部有小圆凿孔。前壁中部是门道，门道两侧中部各开一立像龛。左侧立像龛面宽0.78米、进深0.37米、高2.24米，距地面0.3米。右侧立像龛塌毁。顶部凿出4排方格，每排4个。左甬道面宽0.91米、进深2.61米、高1.82米，纵券顶。右甬道面宽0.86至0.96米、进深2.51米、高1.8米纵券顶。左右甬道与后甬道相通，后甬道面宽约1米、长6.14米、高1.79米，横券顶。后甬道前壁因主室正壁佛龛与之相通，故将前壁分为东西两部分。

（二）塑像及壁画

主室：地坪上的石膏涂层大部分残失。

正壁拱券顶立像龛及62个小龛内的塑像和塑件现均已无存，只残留许多安置过塑像和塑件的遗迹。拱券顶立像龛内正壁上部涂白灰浆，券顶及两侧壁绘方格图案，部分残失。后期将龛内正壁中下部与后甬道凿通，斜坡面上涂赭石色，上绘白色小花朵。拱券顶立像龛外分布有9排62个小龛，龛内涂层大部分脱落，部分小龛残存有头光和身光以及墙上的地仗（图版肆，1）。

左侧壁开3排拱券顶龛：龛内拱券顶上方绘华盖，大部分已经脱落，塑像和塑件也均已无存，只在龛内中部残留白灰浆以及当时固定塑像和塑件时的小圆凿孔。

右侧壁与左侧壁一样开3排拱券顶龛。龛内拱券顶上方绘华盖，大部分已经脱落，塑像和塑件也均已无存，只在龛内中部残留白灰浆以及当时固定塑像和塑件时的小圆凿孔。部分龛内正壁残存佛头光和身光，龛楣及龛内两侧壁以蓝色为背景上绘白色菱格图案（图版肆，2）。

平棋顶。顶部是由横向成列，纵向成排的4X4共计16个方格组成，大部分已经塌毁，1988至1989年对该窟塌毁的部分进行了修复，并对平棋顶的局部进行了复原性的修复，现残存有较为完整的三个方格。方格之间隔以凸起的棱带。每个方形格内都有一朵浮雕彩绘的莲花，四周贴饰浮雕装饰物，大部分莲花以及装饰已经脱落，仅留一朵较为完整的莲花以及圆形和椭圆形状的贴痕。凸起的棱带上贴饰浮塑的云头纹、莲花纹等图案（图版肆，4）。

前壁中部是门道，门道左右两侧各开一拱券顶立像龛，门道右侧的立像龛塌毁，左侧立像龛上部绘华盖，龛内正壁上方残存佛头光和身光，头光、身光外以蓝色为背景上绘白色菱格图案。龛外右上方残存两身比丘，画面已漫漶不清，可见两身比丘身披袒右式袈裟，上方的比丘肤色呈白色，发色以褐色绘制，头部微向下倾，下方的比丘肤色呈棕色，发色以白色绘制，头部微向上抬起。前壁上方原绘菩萨兜率天宫说发图，因山体的崩塌，壁画大部分残失，仅存八身闻法天人，位于前壁的西侧。八身闻法天人分两行排列，每行各有四身，一白一棕相间交错排列。天人均头戴宝冠，头部两侧襟带飘扬，卷发，头后是用绿色、蓝色、褐色、白色绘制的头光。其中四身斜披天衣，四身赤裸上身，天衣的颜色有蓝色和绿色两种。八身天人身上都佩戴着装饰——颈链、臂钏和手环。交脚而坐，有面朝同一方向的，也有面对面的。天人上方与顶部相接的部分绘平行四边形、拱券形、矩形组成的纹饰。天人下方作一层叠涩（图版肆，3）。

左甬道：地坪上的石膏涂层大部分尚存。

外侧壁残存两身立佛，两身立佛均已漫漶不清，依稀可见佛头光和身光。里侧立佛肤色为白色，着袒右式袈裟，头部微侧向右下，左手置于胸前。外侧立佛头部已不可见，肤色为白色，着袒右式袈裟，右手前伸，掌心向外。一天人，位于外侧立佛右手侧下方，形体较为完整，面部被扣划的十分严重。天人肤色为白色，上身赤裸，有一条帛带从背后上饶至臂，再于身侧垂下，戴臂钏和手环，头部微仰，左手高举过头顶，右手垂于身侧。立佛与天人身后以赭石色为背景上绘白色小花以及装饰（图版肆，5）。

内侧壁绘五身龟兹供养人，已漫漶不清，从残存壁画及轮廓依稀可见人物剪发垂项，身穿翻领服饰，供养人身后可见红色背景以及白色装饰①李崇峰：《中印佛教石窟寺比较研究——以塔庙窟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1～147页。。内、外侧壁上部与券顶交接处各绘1列平行四边形纹和1条色带（图版肆，6）。

纵券顶。券顶中脊绘一条白色色带，色带两侧绘菱格图案，大部分已脱落，菱格以蓝色、绿色、褐色、白色为背景，相邻菱格颜色不同，菱格内以线条交叉绘制出小菱格，每个小菱格内用另外的对比色画出圆点。

右甬道：地坪上的石膏涂层大部分尚存。

外侧壁壁画已漫漶不清。

内侧壁绘五身龟兹供养人，也已漫漶不清，从残存壁画及轮廓依稀可见人物剪发垂项，身穿翻领服饰，供养人身后可见红色背景以及白色装饰。内、外侧壁上部与券顶交接处各绘1列平行四边形纹和1条色带（图版肆，8）。

纵券顶。券顶中脊绘一条白色色带，色带两侧绘菱格图案，大部分已脱落，菱格以蓝色、绿色、褐色、白色为背景，相邻菱格颜色不同，菱格内以线条交叉绘制出小菱格，每个小菱格内用另外的对比色画出圆点。

后甬道，正壁绘佛涅槃，壁画大部分脱落，残存花树和佛头光。前壁因主室正壁的拱券顶立像龛被打通，因此将后甬道前壁分为了左、右两部分。前壁左侧绘焚棺，佛棺置于火中，下方棺木已燃烧，棺木上方烈火熊熊，棺上彩绘图案，棺木后方有一比丘作举哀状（图版肆，7）。焚棺图与券顶交接处绘1列平行四边形鱼鳞纹。前壁右侧绘八王分舍利，壁画已漫漶不清，依稀可见中间一婆罗门长者，婆罗门左右两侧各有三身天人。婆罗门头顶有褐色发髻，上身赤裸，双手持捧舍利罐。六身天人残存头光，肤色呈一白一棕相间排列，头部微向上挑起，均面向婆罗门所坐的方向（图版肆，9）。上方与券顶交接处绘1列三角形纹饰。两侧端壁壁画均已无存。券顶中脊绘一条白色色带，色带两侧绘菱格图案，大部分已脱落，菱格以蓝色、绿色、褐色、白色为背景，相邻菱格颜色不同，菱格内以线条交叉绘制出小菱格，每个小菱格内用另外的对比色画出圆点。

（三）年代与分期

对克孜尔石窟第27窟年代的判定，因克孜尔石窟中没有关于建窟的纪年文字，也没有发现过其它可以直接证明年代的资料，所以确定它的建造年代与分期是十分困难的，但是，经过中外学者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国外学者对克孜尔石窟年代的研究主要是以格伦威德尔、勒柯克和瓦尔德施密特为代表，但这三人均未对克孜尔石窟第27窟作年代判定，因此，在这里对他们的研究从略。

国内学者对克孜尔石窟年代的研究主要是以阎文儒、宿白和霍旭初为代表。阎文儒教授在1961年参加了中国佛教协会与敦煌文物研究所联合组织的新疆石窟调查组后，将克孜尔石窟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为2世纪末—3世纪初（东汉后期）；第二期为3世纪中—5世纪初（两晋时期）；第三期为5世纪初—7世纪初（南北朝到隋代）；第四期为7世纪初—12世纪末（唐宋时期）。他将克孜尔石窟第27窟划分在了第三期即5世纪初—7世纪初①赵莉：《克孜尔石窟分期年代研究综述》，《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1期，第149～150页。。

霍旭初教授与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在1986开始的我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全国性美术全集——《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编辑出版工作的推动下进一步探索新疆石窟的分期问题。他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龟兹佛教的历史背景、壁画题材内容、绘画风格、洞窟形制等方面进行综合比较、同时参照碳十四测定的数据，认为克孜尔石窟大体经历了四个时期：初创期、发展期、繁盛期和衰落期。初创期为3世纪末—4世纪中；发展期为4世纪中—5世纪末；繁盛期为6世纪—7世纪；衰落期为8世纪—9世纪中。他们对克孜尔石窟第27窟的年代判定为公元7世纪，即克孜尔石窟发展的繁盛期②霍旭初：《克孜尔石窟年代研究和碳十四测定数据的应用》，《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第47～50页。。

宿白的分期中没有提及克孜尔石窟第27窟③宿白：《克孜尔石窟部分洞窟阶段划分与年代等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第一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0～23页。。

以上学者对克孜尔石窟年代的研究为我们断定第27窟的年代奠定了基础。下面笔者结合27窟的洞窟形制和题材，并结合碳14数据对其年代进行推定。

克孜尔石窟第27窟主室正壁以及左、右侧壁众多的佛龛表现的是千佛题材，千佛是汉传佛教艺术的重要内容，它在克孜尔石窟的出现，与汉传佛教在龟兹地区的日益盛行有着密切联系④李崇峰：《中印佛教石窟寺比较研究——以塔庙窟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5～176页。。僧人慧超在《往五天竺国传》记载了安西大都护府的设立，“汉人兵马大都集中在此处，汉僧行大乘法”①（唐）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张毅笺释，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59～176页。。荣新江教授在《唐代安西都护府与丝绸之路——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也写到“安西都护府成立后，特别是长寿元年（692年）再复四镇后，大量内地驻军以及随军而来的家属、服务人员、僧尼大众等，在唐朝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下，移住西域地区”②荣新江：《唐代安西都护府与丝绸之路——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龟兹学研究》第五辑，2012年，第165页。。大量汉民即汉军入驻龟兹，自然带来了汉传佛教。因而，第27窟千佛题材出现的时间应是在唐及其以后，大约从公元7世纪开始。

此外，克孜尔石窟第27窟的顶为平棊顶，它在克孜尔石窟中仅此一例，应当是从外部传入的。平綦是继承了早期藻井方格特征的一种建筑天花，《中国建筑史》一书把“藻井”定义为“高级的天花，一般用在殿堂明间的正中，如帝王御座、神佛像座之上，形式有方、矩形、八角、圆形、斗四、斗八等”③潘谷西主编《中国建筑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年，第199页。。不管是藻井还是平綦在中原内地的宫殿建筑以及佛寺建筑中都是主流天花，而在西域的佛寺建筑中却鲜少出现，宿白先生在《早期佛教遗迹与石窟寺遗迹的分布》文章中指出7世纪以后北方地区的长安、洛阳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各地佛教建置都受到长安、洛阳的影响，甚至远及新疆地区，克孜尔石窟第27窟的平棊顶很可能就是这个时期以后从中原传入的④宿白：《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3至8世纪中国佛教考古学》，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7～25页。。

碳十四同位素含量测定年代方法，目前是考古学界较为普遍采用的一种绝对年代的测定方法，同时在碳十四测定数据的基础上经过树木年轮年代的校正，数据也在不断的完善，对于没有更多其他年代测定方法可供选择的克孜尔石窟，碳十四年代测定是克孜尔石窟断代的主要依据之一。根据1989至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对第27窟木质标本进行碳十四测定同时经过树木年轮校正取得的数据判定第27窟的年代为公元640年至860年⑤霍旭初：《克孜尔石窟年代研究和碳十四测定数据的应用》，《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第50页。。

综合上述各点，笔者判定27窟的年代应为公元7世纪至公元9世纪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