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洪恩 吕恩国 张永兵

新疆在汉代以前尚无文献记录，因此可称为史前时期。考古研究显示，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吐鲁番盆地内已有人类活动①高星、裴树文、彭菲、张铁男、冯兴无、陈福友、张乐、张晓凌、阿普都热苏勒·伊第利斯：《2004年新疆旧石器考古调查简报》，《人类学学报》2018年第4期，第499～509页。。考古学者在交河沟西台地、阿斯塔那、木头沟、二堡村等地均发现了石制品。然而，由于缺乏地层学证据，其具体年代仍有待进一步确定。约从公元前十三世纪开始，苏贝希文化在吐鲁番及周边地区悄然兴起，并在天山南北均有分布。大体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其北端分布远至天山北麓的吉木萨尔、奇台、木垒，西北至乌鲁木齐、阜康，东至鄯善，南至艾丁湖附近②陈戈：《新疆史前时期又一种考古学文化——苏贝希文化试析》，见氏著：《新疆考古论文集》（下），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73～512页。。迄今为止，苏贝希文化的主体人群的来源仍然不清楚，但有可能来自南西伯利亚地区③洋海墓地的人种前三期几乎全为高加索人种；第四期虽有一定数量的蒙古人种加入，但并不足以改变人种结构；器物组成也有期基泰三要素之马具、动物纹饰和青铜兵器。详见吕恩国、张永兵：《新疆洋海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年，第604页。。考古学研究发现，该文化西侧受到位于伊犁地区的察吾乎沟口文化及伊犁河流域文化的影响，向东则受到位于哈密盆地的焉不拉克文化的影响。不同的文化在此相互碰撞，形成了极具特色的苏贝希文化。目前，考古学者已发现的苏贝希文化相关的遗址已多达50多处，其中较为重要的是鄯善县境内的苏贝希墓地及遗址、洋海墓地、三个桥墓地；吐鲁番市境内的加依墓地、胜金店墓地、艾丁湖墓地、交河沟北、沟西墓地等；托克逊县境内的英亚伊拉克、哈格恰克、鱼儿沟遗址、阿拉沟墓地，以及乌鲁木齐市的乌拉泊水库墓地等。

苏贝希文化以苏贝希墓地及遗址命名。苏贝希（又名苏巴什）墓地及遗址位于火焰山吐峪沟北侧，与本文主要介绍的，位于吐峪沟南侧的洋海墓地隔山相望。源自天山的降水及冰雪融水渗入山前巨厚的砾石带并形成地下潜流。由于火焰山东段不透水山体的阻挡，有泉水在山北的苏贝希村①“苏”在维吾尔语中为水，“贝希”或“巴什”为头或首领的意思。因此，“苏贝希”意为“水源头”。露头。泉水经吐峪沟流向南部低盆地的过程中，又与沟底渗出的泉水汇集，最终从山南的吐峪沟口流出，并形成一片细泥质的河流三角洲。

洋海墓地位于吐鲁番地区鄯善县吐峪沟乡洋海夏村北部②“洋海”原名可能为“雅海日”，维语意为“好地方”。见哈运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鄯善县地名图志》（内部资料），1988年，第81页。一说为回语“洋赫，谓街巷也，河旁多居民，成衢巷”，见钟兴麒著，王豪、韩慧等校注：《西域图志校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25页。，吐峪沟河流三角洲的边缘。该墓地基部生土层为坚硬的黄土。吐峪沟的河水从火焰山流出后，先被位于沟口的吐峪沟村使用。洋海夏村绿洲与吐峪沟村南绿洲间隔着一带荒漠戈壁，无地表径流。由于火焰山南麓冲积扇的规模较小，冲积平原物质组成较粗，在扇缘未出现细粒的粘类土质，因此在处于扇缘地带的洋海并未形成潜水溢出③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新疆吐鲁番地区综合考察初步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18页。。但是，历史时期的洋海曾是唐代酒泉县城驻地④张永兵：《吐鲁番酒泉城的历史及今地考》，《吐鲁番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59～63页。。在《西域图志校注》中，记载有“洋赫郭勒，在洋赫城北，鲁克察城西。源出金山岭南麓，南流十余里，入于地”⑤钟兴麒著，王豪、韩慧等校注：《西域图志校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25页。；1928年黄文弼先生考察吐鲁番时，仍有“吐峪沟之水下流灌洋赫”的记录⑥黄文弼著，黄烈编：《西域史地考古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3页。。因此，洋海一带显然曾经存在地表径流，环境相对优越。

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位于火焰山北侧的苏贝希一至三号墓地及生活居址被发现并发掘。苏贝希文化的主要特征为竖穴土坑墓和竖穴偏室墓，以及装饰有三角纹、扭曲三角纹、涡纹的罐、壶和木桶等⑦吕恩国、张永兵：《新疆洋海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年，第604页。。洋海墓地是苏贝希文化的典型代表。整个古墓群主要分布在相对独立的三块略高出周围地面的台地上。台地南北走向，三块台地相对隔离，其墓葬分布特征、墓型均有较大差别，故分为一、二、三号墓地，总面积5.4万平方米。墓地周围是一些寸草不生，起伏不平的沙丘、土梁，为戈壁及小砾石所覆盖。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2003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古研究所与吐鲁番地区文物管理局组队对洋海墓地进行了集中发掘，后来也进行过小规模清理⑧李亚栋、仵婷：《1949年以后新疆吐鲁番鄯善县考古发掘及其编号整理》，《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8期，第198～203页。。目前研究工作基本完成，已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吕恩国研究员与吐鲁番学研究院张永兵研究员作为执笔人，出版了三卷册的《新疆洋海墓地》考古报告。

经过调查，洋海墓地共有墓葬2500多座，而经过发掘的已达521座。根据墓葬形制，除两座殉马坑外，其余519座依据土坑结构和和墓室位置不同而被分为四种类型：A型共35座，为椭圆形竖穴二层台和椭圆形竖穴墓，主要分布在一号墓地南部和中南部的西面；B型共65座，为长方形竖穴二层台墓；C型共362座为长方形竖穴墓；D型共57座，为竖穴偏室墓⑨吕恩国、张永兵：《新疆洋海墓地》，第8～10页。。墓口一般用木材做梁，上面再用芦苇、骆驼刺等植物遮盖。有些则在木梁上铺以草席等，再铺以杂草或骆驼刺、黑果枸杞等。葬具主要有四足木尸床；无尸床者往往身下垫有草席。除木床及草席外，墓室内有时还会发现毛毡或地毯等铺在逝者身下。

迄今为止，洋海墓地的年代学数据共测定了48个①吕恩国、张永兵：《新疆洋海墓地》，第972～974页。。综合墓葬形制及年代学数据，洋海墓地被分为四期。其中第一期为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大多为A型墓；二期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0-前8世纪，为B型墓及C型墓的一部分；三期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7-前4世纪，全为C型墓；四期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3世纪-公元2世纪，为D型墓及C型墓的一部分。其中一二期为青铜时代，三四期为早期铁器时代②吕恩国、张永兵：《新疆洋海墓地》，第602～603页。。在当地经过近千年的发展，苏贝希文化逐渐汇入从内地传来的汉魏晋文化之中③陈戈：《新疆史前时期又一种考古学文化——苏贝希文化试析》，第504页。。

在极端干旱的环境下，吐鲁番像一个巨大的博物馆，保存了丰富的有机质文物，如干尸、衣物、皮具、动植物遗存及食品等。洋海墓地自开始发掘以来，植物遗存主要是以器物的形式保存下来，尤其是木质的器物，如弓、箭、木盘、木桶等。另外，部分木材、杂草、粮食作物及有其他特殊用途的植物（如用于装饰等）在发掘中也有幸得以保存。迄今为止，已有25种植物遗存发现于洋海墓地。其中，粮食作物共发现了3种（黍、青稞、小麦），园艺植物1种（葡萄），药用植物2种（大麻、刺山柑），装饰用植物2种（小花紫草、白刺），木材9种（云杉属、杨属、柳属、桦木属、铁线莲属、桑属、柽柳属、绣线菊属、马兜铃属等④根据惯例，木材以鉴定到属为宜。），纤维植物2种（香蒲属、芦苇），以及野生杂草灌木类6种（虎尾草、小獐毛、稗、苦豆子、黑果枸杞、委陵菜属）。这些植物遗存，为我们追溯洋海先民的农业活动与生业模式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2000多年前的洋海先民经营着怎样的生业模式？根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生活在吐鲁番盆地的先民被称作车师人。有关车师人的生活方式未见记述，但与其相去不远的“蒲类国”先民“庐帐而居，逐水草，颇知田作”⑤（刘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28页。。传世文献中的游牧者以帐篷作为居室，且逐水草而迁徙的生活方式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若非从事专门研究的学者，读者大体都会认为游牧者四海为家，漫无目的，走到哪里算哪里；这些人以肉类及乳制品为主食，不懂如何种植庄稼，也从不食用谷物。然而，上述文献里的“颇知田作”一词又给读者带来了疑问：既然这些人居无定所，又如经营不能移动的田地？

仔细研读古代文献，我们发现以前所得到的信息往往源于断章取义。根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⑥（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879页。。上述现象说明，古人在的游牧范围是相对固定的，即都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进行。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草场是游牧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实际上，今天新疆哈萨克族和蒙古族的游牧人群与古人又何其相似！同样，本文的主角—古代洋海人—很可能也是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地遵循着游牧规则，在固定的草场内放牧，在固定的路线上移动。

民族学研究表明，为了充份利用自然资源，游牧者需要在不同的草场间移动，以获得最优质的资源，并调节草场间牧草生长的平衡。与给我们的刻板印象不同的是，史前的游牧人群在不同程度上均存在定居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无劳动能力的孩子和怀孕的妇女可能长期在定居点居住，而其他人则跟随羊群放牧或照料家务①任萌：《关于天山地区早期游牧文化的思考》，见王煜主编：《文物、文献与文化—历史考古青年论集（第一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33～246页。。在春季牧草开始返青时，这些游牧者即离开冬牧场（冬窝子），向更高纬度，或更高海拔的地区转场。“春季羊赶雪”，牧民在春季牧场（或春秋牧场）会作相当时间的停留。在完成接羔后（其间也经历几次短距离转场），牧民逐渐离开春牧场，辗转来到位于森林边缘的高山草甸，即夏牧场。一方面，此时这里的水草更为丰美；另一方面，放牧的牲畜（主要是羊群）性喜冷凉，在此也起到避暑并防蚊虫的作用。当然，此时也是畜群育肥（抓膘）的良好时机。

在夏牧场（夏窝子）停留一段时间，高山草甸地带气温急剧下降，牧民会将赶着羊群向山下高山草原或荒漠地带移动。此时秋高气爽，牧草含水量下降，富含纤维素；牧草多已结籽，适口性强，营养丰富。秋牧场或与春牧场或为同一片土地（春秋窝子，羊圈的结构与功能和春季略有不同）②贾伟明：《史前游牧生业的考古学观察——新疆西天山史前聚落分析》，《西域研究》2018年第3期，第63～75页。，或另居一处（秋窝子）。“秋季雪赶羊”，当气温过低或降雪即将来临之际，牧民会赶着畜群向海拔和/或纬度更低的地区迁移，直至来到冬季牧场过冬。

冬牧场一般位于低山或沙丘地带。这里避风向阳，且存在逆温层，气温要比同一纬度的平原地带高2至3度。在冬季，牛羊尚可啃食干草，但饮水问题却时时困扰着游牧人群。因此，冬牧场一般选在有雪的地带。这样，牲畜可靠啃食积雪补充水分，而牧民也可通过加热融化积雪来做饭或洗涤。他们也不再居住便于搬迁但抗寒力差的毡房，而是住进了（半地下式的）土房子（俗称地窝子）。这时牧主人可能会卖掉一部分牲畜，以减轻草场和放牧的压力。牧主人几乎每天都要出去放牧，以俟开春后重新向春牧场进军。游牧人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四季转场，驱赶着畜群，艰难地维系着家庭的日常生活。

冬窝子是否就是定居点？我们无法给出肯定的答案。有的民族或人群的冬窝子可能与其定居点重合或距离较近，有的则较远。不难想象，定居点生活相对方便，并可能更为接近稳定的水源。但是，如果所有人在冬天都回到定居点去放牧，也会因为水源、牧草等资源的不足而造成当地生态功能失调。不过，由于定居点人群的不移栖性，他们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农业活动。即便牧主人携全家外出游牧，他们的土地也可由别人代种或租种。同时，由于放牧者的春牧场与秋牧场往往是同一片草场，他们（如哈萨克牧民）也在草场内种植一些小麦、大麦、青稞、豆类等农作物；待到秋季重新回到牧场时，会多少有一些收成③周亚成、阿依登、王景起：《哈萨克族定居村落 胡阿根村社会调查周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页。。

然而，游牧者毕竟不是专业的农民，犹如农民对放牧也比较外行一样。他们醉心于放牧，对谷物种植漫不经心。他们并不具备先进的农业生产理念，也不具先进的农具和高超的谷物栽培技术。他们在春天随便撒下种子，既不锄草，也不浇水，任其自由生长，一切听天由命④陈祥军：《阿尔泰山游牧者 生态环境与本土知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66页；谢彬著，杨镰、张颐青整理：《新疆游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76页。；待到秋季也只是随便收割几下，并不在意收成的多少⑤王建革：《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1页。。即使收获不到粮食，他们也能收获一些植物茎秆；茎秆及其上面的粮食也是牲畜的良好饲料⑥罗意：《重新发现绿洲传统农作制度》，《贵州农业科学》2017年第6期，第162～168页。。因此，游牧者的谷物种植比较随意，并太不计较结果。

由于远离大洋且高山阻挡，中亚地区气候干旱，多山地与荒漠，植被稀疏，水资源尤其缺乏。在此条件下，单纯的农业生产显然难以维持生计。同时，牛羊等牲畜可将富含纤维素的灌木与草本植物转化成为人类可以消费的乳类和肉类①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因此畜牧业在中亚及周边地区被广为接受。然而，世界上有纯粹的游牧者，却没有纯粹的肉食者，因为单纯的动物性食品无法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②钱云、金海龙：《丝绸之路绿洲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84页。。在古代商品经济并不发达的条件下，很多游牧民族也兼营农业。研究表明，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期间，中亚地区经营畜牧业的先民也有定居点。他们非但经营牧业，同时也有农业生产③王建新、席琳：《东天山地区早期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考古》2009年第1期，第28～37页。。因此，农牧结合（agro-pastoralism）成了当地先民适应干旱环境的最佳选择。

与新疆乃至中亚的其它绿洲相比，吐鲁番绿洲的环境更为艰苦。众所周知，此地是全国最干旱、春天风最大，夏季最炎热的地区。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单纯的依赖农业根本无法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况且，吐鲁番土地贫瘠，水源不足，再加上没有充足的肥料供应，显然不是一个种植谷物的理想地区。2000多年前吐鲁番生产力极为低下，当时尚无坎儿井用以灌溉；先民普遍缺乏金属生产工具，无力开垦更多的土地；当地偏安一隅，与周边地区交流也不频繁。吐鲁番绿洲向西在小草湖附近有几十里的风区，同时也是无人区；向东与哈密盆地也因茫茫戈壁形成的长距离无人区而很难沟通；向南是库鲁克塔格山（维吾尔语为“干山”）环境恶劣，难以逾越。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吐鲁番盆地北缘的博格达峰，为古洋海人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生产力的发展，使游牧行为具备了物质基础，而骑马术的发明则为远距离游牧创造了条件。苏贝希墓地中马骨以及马衔、马鞍等的发现，证明他们具备驾驭马匹的能力④吕恩国：《苏贝希发掘的主要收获》，见殷晴主编：《吐鲁番学新论》，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3页。。吐鲁番盆地夏季过于炎热，而牲畜（尤其是羊群）性喜冷凉。因此，牧民在夏季到来之前必须赶上牲畜向天山深处的高山草甸转移，而在冬季大雪封山之前转移到低山的阳坡或盆地内的定居点。通过对洋海墓地出土遗物的分析，我们发现，古洋海人兼有畜牧和农耕的成分。墓地内出土器物中除了斯基泰三要素（马具、动物纹饰以及武器）外，还有一定量的钻木取火器、马骨、羊骨以及大量的木器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游牧生活；同时出土的青稞、小麦、黍等谷物及其秸秆、葡萄藤以及为数不少的彩陶等，则反应了定居的生活方式。葡萄栽植于土地之后不能移动，且抗逆境能力较差，需要经常浇水，精心照顾。葡萄藤上的生长轮显示其在吐鲁番已经生存了6年⑤吕恩国、张永兵：《新疆洋海墓地》，第948～951页。。因此，上述两种现象并存，显示了古洋海居民的一种半游牧、半定居的生活状态。

畜牧与农业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洋海先民长期在外畜牧，就无法照料庄稼。同时，如果生长季在农区放牧，畜群势必对庄稼有所危害。另一方面，吐鲁番生态脆弱，生产力水平极低。单纯依靠农业生产，显然无法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因此，祖辈生活在洋海附近的先民选择了农牧兼营作为他们的生业模式。古洋海人的定居点显然与洋海墓地相去不远。即使他们在天山牧场去世，也会辗转安葬于此地—墓地中为数不少的二次葬现象可以反映上述事实。近至墓地周边，远至盆地北缘的博格达峰，分别是他们进行农耕和放牧活动的舞台。位于吐峪沟峡谷北口附近的苏贝希古代居址，意味着洋海先民也有固定的土房子作为居住地。如前所述，行动不便或无劳动能力的先民可能长期在冬窝子居住并从事谷物生产及照顾家畜，而便于移动的先民大部分时间都远赴天山内放牧，只是在秋后至早春期间在定居点停留。冬季畜群就在农田或定居点附近的草场内吃草。同时，牲畜的便溺在农田内也起到了施肥的作用。

位于博格达峰北坡的木垒县四道沟遗址（上层）、奇台县半截沟遗址、吉木萨尔县大龙口墓地、小西沟遗址等被认为同属苏贝希文化①郭物：《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6页。，证明了生活在吐鲁番盆地内与北部天山内同时代的先民有着广泛的联系，且拥有极其类似的文化特征。小花紫草植株仅生活在天山北坡②新疆植物志编辑委员会：《新疆植物志》（第四卷），乌鲁木齐：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第150页。。洋海墓地出土木桶上用于装饰的的小花紫草果实③吕恩国、张永兵：《新疆洋海墓地》，第943～945页。，证明这些木桶可能是在天山北坡放牧过程中制作的，或最起码这些植物果实是在天山北坡采集的；云杉及桦木等喜冷凉树种在洋海墓地的出现，也提供了洋海先民在天山内活动的证据。洋海先民与北部天山博格达峰一带苏贝希文化先民的广泛互动，共同促进了天山南北的文化交流。

随着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当代吐鲁番充份利用热量资源充足，地下水（包括坎儿井和机井等）丰富的优势，已经形成了发达的种植业。据报道，1983年畜牧业产值仅占农业总产值的11%④钱云：《吐鲁番盆地土地利用初探》，《新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6年第4期，第102～108页。。然而，部分吐鲁番人依旧重复着洋海先民两千多年前发生的故事。以吐鲁番艾丁湖乡的部分居民为例，部分居民依旧经营着农牧兼营的生活。家庭中的部分成员在定居点附近种植葡萄和高粱等农作物⑤以前也种植小麦、黍等。。春季伊始，以男性青壮年为主力的当地居民会赶着畜群进入博格达峰的山前春季草场进行放牧。由于吐鲁番缺乏春季草场，每年将有几万只羊要翻越达坂（分水岭）到达天山北坡的奇台、吉木萨尔一带。这里风小，而且水草较天山南坡更为丰富；一段时间后，牧民会逐渐过渡到气候冷凉的，作为夏牧场的高山草甸。他们在秋季逐渐移步较低海拔的山前草场，而在冬季则又回到定居点。火焰山水系四季流量稳定，冬季不会结冰。古洋海人依靠吐峪沟的流水，在墓地附近的草场（冬牧场）放牧，既可免受冬季食雪之苦，也可随时赶回附近的家中；另外，吐峪沟的流水也为灌溉农业提供了先决条件。时至今日，该地既无纯粹的牧民，也无纯粹的农民。农忙时，部分放牧者会从山区赶回家中，而秋收时这些人也会从山地牧场赶回绿洲内抢秋茬⑥柏晓：《吐鲁番地区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90页。。因此，这些人的移动轨迹与两千多年前的古洋海人应该有着很大的相似性。

表一 吐鲁番市艾丁湖乡放牧者的路线和年度安排

吐鲁番早期的农业情况具体如何？根据目前所收集的谷物遗存，我们尚不能给出结论。洋海墓地的谷物遗存（黍、小麦和青稞）仅发现于IM148中的填土及陶器中①蒋洪恩、李肖、李承森：《新疆吐鲁番洋海墓地出土的粮食作物及其古环境意义》，《古地理学报》第9卷，2007年，第551～558页。按：该文中的2号墓地213墓室在《新疆洋海墓地》发掘报告中调整为IM148。，后在一个小墓内采集到少许黍和青稞。墓葬毕竟不是生活居址，墓内陪葬品并不能全面反映当时的农业情况。但是，洋海墓地具有特殊性，因为除墓穴内的陪葬品外，植物遗存主要采自用于搭建墓室的木材、杂草以及混杂其中的少量农作物（墓口蓬盖）。显然，先民无意通过墓顶蓬盖物中的谷物种类及数量来彰显自己的富裕程度和谷物栽培的规模与水平。因此，用于蓬盖墓室顶部的植物遗存的数量和组合可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反映当时的农业活动，但无法说明当时的种植规模；谷物估计也不仅限于小麦、黍和青稞，更多的种类还有待进一步发掘时发现。

值得庆幸的是，同为苏贝希文化的吐鲁番加依墓地（大致为苏贝希文化第二至三期）于2014年被发现并发掘，但发现的谷物遗存仅有少量青稞及黍②王超：《吐鲁番加依墓地植物遗存研究》，北京：中国科学院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另外，笔者于2007年曾全程参加了吐鲁番胜金店墓地（属于苏贝希文化第四期）的发掘，发现在部分墓室顶部存在着大量的谷物遗存③Jiang,H.,Wu,Y.,Wang,H.,Ferguson,D.K.,Li,C.S.,Ancient plant use at the site of Yuergou,Xinjiang,China:implications from desiccated and charred plant remains.Vegetation History and Archaeobotany 22,2013,pp.129～140.。因此，我们或可认为，在苏贝希文化早期，农业仅占次要地位，而畜牧业占有主要地位；在苏贝希文化晚期，当地的农业活动日益增多，规模也较以前增大。

无论如何，农业并不是史前吐鲁番人重点关注的对象。在严酷的环境条件下，农作物产量不高。在有限的种植规模下，所获得的谷物想必也并不多。C/N稳定同位素分析显示，谷物一直不是吐鲁番盆地史前先民的主要食物。较高的N值，显示先民以肉类为主④司艺、吕恩国、李肖、蒋洪恩、胡耀武、王昌燧：《新疆洋海墓地先民的食物结构及人群组成探索》，《科学通报》第58卷，2013年，第1422～1429页。。无论如何，在内地居民大规模迁徙至吐鲁番之前，这里的农业生产水平相当落后。直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吐鲁番地区的农作物亩产量极低，与内地无法同日而语。当然，若想清晰地理解吐鲁番地区苏贝希文化先民的农业活动，则有待于墓葬的全面揭露。待今后洋海墓地主动发掘时，需要植物考古学家全程参与，收集植物遗存材料，并辅以精确的碳十四测年，方有望获得理想的结果。

致谢：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请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郭物研究员，新疆博物馆王博研究员，中南民族大学陈祥军副教授，吐鲁番博物馆帕丽旦木·沙丁馆员，在此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