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千百年的游牧生活中，牛粪作为藏民非常重要的资源，已深深融入藏族文化，并形成了具有民族烙印的西藏牛粪文化。藏民对牛粪的利用方式多种多样，其中最重要、也最广泛的方式是作为燃料使用。由于外来文化的冲击，牛粪作为燃料的地位开始面临危机。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传统文化的某些重要组成部分，认为牛粪是重要的肥料资源，将其作为燃料使用是对草场资源的破坏与浪费。但是，如果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来审视藏民与牛粪利用之间的内在关联，就不难发现藏民对牛粪的利用方式实为对草场资源维护的重要手段。特别是藏民们在藏北高原特殊的生态环境下，在不断与当地生态系统的适应互动中，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稳定运行的“文化生态共同体”。在该共同体运行的过程中，藏民们将牛粪作为燃料使用的行为，扮演着藏北高原生态系统中“清道夫”的角色。

【关键词】藏北高原;“清道夫”;生态人类学;西藏牛粪文化

【作 者】皇甫睿，博士，吉首大学旅游与管理工程学院硕士生导师。湖南张家界，427000。

【中图分类号】Q9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1）03-0087-0008

人类所具有的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决定了人类必然凭借其文化去主动适应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适应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加工、利用、改造生态资源的过程，选择何种方式会直接影响人类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纵观中国的各民族传统文化，很多民族之所以能够活态传承至今，与其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对生态资源的维护与利用是密不可分的。比如，汉族农耕文化中所蕴含的对土壤循环利用的认知观念、相关技术系统与地方性知识，五千年来很好地保持了土壤的肥力，这也就可以回应美国曾经的国家土壤局局长富兰克林·H·金（F. H. King）的提问：美国农业不到百年就穷尽地力，而中国农耕却经历四千余年，为何其地力不仅不减，反而越种越肥沃？[1]113～129 各民族处于不同的自然与生态系统之中，民族文化持有者是该区域生态资源的利用者，同时也是天然的维护者，或者说是维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能满足人类生存繁衍的需求，也符合自然与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对生态资源的利用与维护，实为辩证统一的关系，这就是各民族在所处生态系统中，经过千百年的经验积累和适应磨合而形成的宝贵的智慧结晶。

藏民凭借其传统游牧文化，在与青藏高原生态系统适应、磨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稳定运行的“文化生态共同体”。在该共同体中，除了动物和草场两种最重要的生态资源以外，牛粪也是一种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生态资源。对于牛粪资源，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利用方式。尽管藏民利用牛粪资源的方式也多种多样，但为何牛粪当作燃料使用成为其最普遍、最重要的利用方式，他们到底是在浪费草场生态资源还是在维护草场资源，作为燃料使用的利用方式与维护草场资源之间是否存在密切的关联？这些问题都需要作出科学的澄清，否则，不但没有吸取和传承传统文化的精华，反而是对传统文化的破坏，甚至导致新的生态问题产生。

一、藏北高原生态系统与牛粪资源

根据海拔高度差异，我们大致把西藏分为藏北、藏东、藏南三个部分。本文所指藏北高原地区，即羌塘高原地区，包括海拔4100米以上几乎整个那曲地区及阿里地区东北部，属纯牧业区;藏东地区，包括海拔3000～3200米之间的澜沧江上游及支流地区，属农业区;藏南地区，包括海拔3600～3800米之间的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属农牧业兼营区。

（一）藏北高原生态系统的獨特性

藏北高原生态系统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高”“旱”“寒”。

从地貌结构看，藏北高原整个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逐渐降低。藏北高原西北部属于阿里地区的部分，海拔都在5000米以上，属冻寒干旱高原季风区;藏北南部的班戈县、申扎县以及文部、双湖南部属寒冷半干旱高原季风区，空气稀薄，海拔4100米以上。[2]2 在青藏高原隆起之前，这里属于古亚细亚海域范围。进入新生代后，随着青藏高原的隆起，这些地区形成了四周高山重围的内陆地理环境，[3]7 完全阻断了印度洋暖湿气流北进的道路，加上海拔不断提升，最终使得这里的气候变得又干又冷，年均降雨量100～700毫米，年均气温仅-4℃～0℃，[2]4 形成干旱高原季风气候区。其降雨量与热带、温带沙漠极为接近，但温度却要比温带、热带沙漠低25℃以上。其气候极为寒冷、干燥，植被低矮稀疏，农作物无法在此生长，只有特殊的草本植物和高原动物等生物物种可以生存，供人类所利用的生态资源种类极为有限，土地仅能作为天然草场利用。虽然北部的那曲高寒草甸草原占据西藏草地面积的72.66%，[4] 但对于藏北牧民而言，能够利用的生态资源主要就是牧草和动物。藏北高原的畜群主要由牦牛、藏系绵羊、山羊和马构成，前两种占藏北高原牲畜总头数的80%以上。[2]76 笔者所在的田野调查点，即那曲市班戈县青龙乡加苏村，该村的畜群主要是牦牛，没有羊，有少量马和狗，便于放牧。

从地质结构看，藏北高原也是世界独一无二的。与北冰洋周边地区一样，藏北高原地下广泛分布着终年不化的永久冻土层。但永久冻土层下方还有一个极厚、体量极大的可融无机盐的堆积层，这却是北冰洋冻土层没有的情况。在新生代早期，古亚细亚海在气候逐渐趋于干冷的环境下，海水被蒸发，海水中所含的无机盐就在漫长的地质岁月中长期积淀而成。直到今天，已经成为藏北荒漠生态系统的地基，而少数的海水积水在藏北荒漠区则构成了星罗棋布的内陆咸水湖泊，70%以上为盐湖，其次是咸水湖，淡水湖则极少见。[2]4 我们必须正视藏北高原地质结构的独特性，其与本文讨论的关于牛粪资源的处置与利用问题息息相关。

藏北高原的生态结构由于受自然地理因素的规约，也存在一系列独特性。世界其他地区，地表一般都有深厚的土壤层，就连北冰洋沿岸的冻土带，由于纬度高、海拔偏低，经由河流携带的泥沙积淀，地表也能形成较厚的土层。人们往往习惯性地认定，植物都是长在土壤中的，动物都是吃草长大的。但藏北高原的地表并没有暖湿地区或低海拔地区习见的土壤层，只有经过自然崩裂、风蚀复合作用形成的砾石层。砾石层上也没有连片的超过2cm～3cm以上的土层覆盖，以至于砾石层大面积出露地表，暴露在强烈的日照之下。加之气候过于干冷，空气极为稀薄，太阳光照极为强烈，其他地区习见的植物在这里几乎无法生存。这里的牧草并不是生长在土壤中，其根部是横向地生长在紧紧附着地表的地衣层中。生活在藏北高原的牲畜除了觅食牧草外，地衣、苔藓一类的低等植物则成为其冬季食物来源的重要补充。

此外，生态学研究表明，任何生态系统都是由生产者、消费者和降解者三部分构成。藏北高原生态系统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勉强存在，但是降解者却缺位。由于这里气候过于干冷，昆虫根本来不及完成其生命周期，害虫无法生存，伴生的微生物也无法大面积枝蔓繁殖。降解者的缺位可导致动植物尸体摆上数十年都不会腐烂。就这一意义而言，藏北高原生态系统可称得上是一个结构严重残缺的生态系统。这一点与北冰洋沿岸的寒漠生态系统极为相似，但其不能降解的程度比北冰洋沿岸的程度尤有甚焉。长途迁徙的动物在北冰洋沿岸还可靠捕食海洋鱼类度过短暂的夏季，在这里却无法落脚;鸟兽都无法在此过境，更不用说定居;灌木丛、乔木在此皆难以稳定立足。这里的高、旱、寒，加之狂风肆虐的常态，对藏北高原生态系统的稳定存在构成了致命的威胁。

（二）牛粪资源在藏北高原的独特性

据研究，一头成年牛采食牧草约（4～7）kgDM（Dry Matter）/d，排粪量约（1.68～2.22）kgDM（Dry Matter）/d。[5]72 当然，不同月份中因牧草供给和自身营养差异，不同年龄段的牦牛单次排粪量变化幅度为0.025kg到0.426kg，每头每天平均排粪9.33次。[6]38 生态学研究表明，在草地生态系统中，绿色植物根系从土壤中吸取养料，利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水份，在阳光的作用下制造有机物质，然后为牧畜采食，牲畜粪便又返还于土壤，为土壤增加养分，形成完整的氮、磷循环，维持草的生长，保持生态平衡。牲畜从草地上摄取营养元素的80%～95%是通过粪尿返还土壤的。我们不否认这些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可靠性。但是，我们却忽视了一个问题，在温带草原，或者在低海拔地区的温暖半湿润草原，适用上述结论无可厚非;而在平均海拔为4100～5300米之间的藏北高原，牛粪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条件下是否能进入藏北高原生态系统的循环，值得商榷。

新鲜牛粪属于生牛粪，其作为一种有机物质，如果不发生降解，其养分是不能被牧草吸收的，甚至还会影响牧草的正常生长。在我国辽阔的蒙古草原，由于适宜的水分和温度，即使没有人工干预，畜粪也能自然降解，或者在微生物的作用下自然发酵，进而产生的物质成份能够被草地吸收。其间，还有被称为大自然的“清道夫”屎壳郎（又称蜣螂）之类的粪食性金龟的存在，它们作为生态系统的工程师，在动物粪便分解和有机物质转移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7] 在这样的温带草原，根本不需要人工施肥，牧民们仅仅通过游牧的方式，错开利用不同草场，以达到草场资源循环利用、草地肥力不减的目的。一般将牛粪作为肥料使用，主要是应用于农田肥力的保持。而且生牛粪是不能直接回填农田的。由于生牛粪中的尿酸含量很高，如果直接施到土壤中，在温度、湿度条件适宜的情况下，就会导致牛粪开始发酵，产生大量的氨气，在氨气与尿酸的双重作用下，牛粪中某种病原微生物导致植物根系腐烂，发酵过程中温度可达65℃以上，会把作物的根系烧坏。此外，如果粪便中含有大量的病虫害，不经发酵杀菌，就会将这些病虫害直接带入土壤中，从而导致病虫害的发生，导致作物减产甚至绝收、死亡的现象。农户的做法往往是先将畜粪进行沤制、堆肥等发酵处理。西藏的农业区和农牧兼营地区的藏民也把牛粪视为天然的农田肥料，把牛粪还有其它牲畜粪便与灶灰、杂草、人粪等混合堆放在专门挖的积肥坑里，称为“窖肥”。

而具体到藏北高原，气温年较差小，没有明显的四季，只有冷季和暖季，年均气温仅为-4℃～0℃，夏季7月的气温大面积低于8℃，是我国夏季气温最低的地方。由于冬季西风和夏季西南季风的影响，藏北高原一年内有明显的干季和雨季，降雨量很集中，年均降雨量100～700毫米之间。[2]4 牛粪发酵同时需要适宜的水分和温度，水分含量约为40%～65%，启动温度应在15℃以上。在藏北高原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又没有屎壳郎这样的粪食性金龟物种的存在，户外的牛粪是很难分解、发酵腐熟的。如果不通过人工手段加以焚烧，牛粪就会长期覆盖于藏北高原地表，导致牧草无法长出。更为严重的是，随着暖季的到来，靠近地表的季节性冻土层有不同程度的融化，土层中所富含的无机盐就会渗入牛粪，形成粪石。粪石更不会自行降解而长期覆盖地表，如果不加干预，藏北荒漠生态系统则会面临崩溃。可见，低温造成的物质能量循环受阻，乃是藏北荒漠生态系统存在与稳态延续必须面对和克服的最大障碍。其次，冻土层下的可溶无机盐地层，也是不容忽视的。一旦冻土层缺损或裸露地表，大气降水形成的淡水资源就会融进大量无机盐。这里气温虽不高，但蒸发量却偏大，便会导致地表水含盐量严重超标。不仅不能用作植物灌溉，反而会导致土地大面积的盐碱化，这是当地自然生态结构的又一致命障碍，也是至今难以克服的科研难题。再次，由于此处处于高原台面顶部，风蚀作用极为强烈，气候变数难以预测，即使是在夏天都可能发生气温陡降至零下，给生态系统的恢复和维护造成极大障碍。因而，套用温暖湿润地区生态恢复的方法和手段，在这里肯定行不通，这是当地生态建设和生态恢复必须面对的第三大致命性障碍。

根据上述自然地理和生态系统的特殊性结构，不难理解，千百年来从事放牧的藏北牧民为何将牛粪用作燃料，这实为一种既能加快当地物质能量循环，又能满足人类生产生活的文化适应对策。简单套用其他地区的做法，否定这样的文化生态耦合关系，必然脱离实际，根本无法解释当地牧民有意识焚烧牛粪的价值和意义。就这个意义上说，倡导将牛粪用作肥料的方式在其他地方推行实施肯定无可厚非，但在藏北高原却会适得其反。

二、藏北高原的生态脆弱环节

所謂生态脆弱环节，是指在一个能够长期稳态延续的生态系统中，受到人类活动的干预和冲击后，最容易蜕变的那些生态构成要素，随着这些构成要素的蜕变，还必然引发其他要素的牵连性蜕变。这样的构成要素，对相关民族文化而言，就属于该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8]83 在这样物种种类非常有限的高原区域，除去终年积雪的极高山，大多数地方都是丰饶的天然牧场。上文中已经清楚说明，牛粪在藏北高原并不是牧草生长所需养分的直接提供者，那么，这些高原植物如何能够得以生存，如何吸收养分，草场的肥力又是如何保持长久不衰的？

青藏高原冻土分布极为广泛，包括季节冻土、隔年冻土和多年冻土。冻土层的温度和厚度受海拔高度控制，海拔越高，温度越低，多年冻土越厚。在冬季，季节冻土层及其以下的多年冻土是连续冻结的，植物进入休眠期。在暖季，牧草可以获取融化层中的热量、水分和矿物质，土壤通气条件较好，可为牧草的生长发育提供有利的条件。[9]70 但是，季节冻土持续时间漫长，融化层融化后为草场提供有利条件的时间非常短暂，青草期仅90～120天。在这漫长的冷季，休眠的牧草能够保证其基本存活的养分来自何处？

虽然藏北高原拥有充足的满足植物生长所需的阳光、空气，但植物进行光合作用所需的淡水资源却严重匮乏。其地表连片分布着冻土、砾石、咸水湖泊，淡水资源不能稳定存在于地表，要么被晒干，要么被无机盐污染。笔者在田野点加苏村实地调查是1月份，正是藏北最冷的时段，风雪天气多，高原湖水湖面已经基本结冰。冬季草场，远远望去，土壤呈棕褐色，土层薄，砾石多，土壤显得非常贫瘠。仔细观察，却不难发现，在岩石外部紧紧地附着着一层地衣。地衣不是单一的植物有机体，而是一类“真菌和藻类或蓝细菌的稳定、自立联合体”[10]315，对环境有着惊人的适应性，能适应极度干旱、贫瘠、寒冷的环境。

一方面，在漫长的冷季，休眠的牧草正是依靠这层地衣为其提供基本的生命物质和存活条件。地衣由皮层、藻层、髓层和子囊盘构成，其中的髓层厚约30～160?m，由无色的蛛网状交织缠结的菌丝体组成，呈疏松的纤维状和棉絮状外形，菌丝间有许多大的空隙，[11]19 其主要功能就是贮存空气、水分和养分。在北欧、西伯利亚、加拿大及北冰洋的一些岛屿上，饲养驯鹿的主要饲料就是地衣。[12]86 另一方面，地衣可以加快草地上砾石的成土速度。地衣不与其他植物争地，有着“植物界的开路先锋”的美誉。地衣的生长不需要土壤，所需的生活物质主要来自雨露和尘埃。地衣附着在裸露的岩石表面之后，一边向四周扩展生长，一边分泌出特殊的地衣酸，逐渐腐蚀岩石表面，使岩石表面逐渐龟裂和破碎，再加上随风吹来的尘土微粒也被地衣吸附，使地衣层不断加厚。一旦牧草类高等植物的种子落在地衣上，就与这些地衣植物形成共生模式。

所以，藏北高原的牧草正是依靠地衣层为其提供生长所需的水分和养分，才得以顺利存活、生生不息。如果牛粪覆盖地衣层，又无法自行降解，则会导致大面积的粪石堆积，原有牧草无法长出，新的牧草种子又落不到地衣上;加之粪石堆积遮蔽了阳光，地衣也不能生长。显然，如果牛粪不经过燃烧，会给整个草原造成致命的威胁，使之无法更新。就这一意义上说，牧民焚烧牛粪不仅可以解决生活问题，而且还是在利用的过程中发挥着加快藏北高原生态系统更新的维护工作。因此，地衣层的存在，是藏北高原草原生态系统稳定延续的保护层。遗憾的是，一直以来国内外不乏研究地衣的专家，但是系统地研究西藏地衣的历史较晚，相关研究也仅是处理鉴定西藏地衣植物的种类及科属，关于地衣与藏北草原有什么内在关联，对牧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等研究却几乎是空白。

三、藏北高原“文化生态共同体”

“文化生态共同体”与纯自然生态系统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纯自然生态系统中，没有人类的存在，或者人类的力量退出其间，系统中的一切生物物种和有机环境、无机环境全是按照自然规律生长与运行。人类是地球生命体系中的特殊物种。其特殊性在于其具有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双重属性。人类的生物属性决定了人类必然要从自然界中获取物质、能量与信息来满足自身的生存与繁衍;人类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类不会直接与自然界发生关系，而是凭借其特有的文化对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进行加工、利用、改造后，来获取自身所需的物质、能量与信息。这样的生态系统已经不再是纯自然生态系统，而是文化干预后的次生生态系统，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斯图尔德将其称为“文化生态”共同体，民族生态学家杨庭硕教授将其称为“民族生境”。人类文化干预的过程，其实是人类文化对所处自然生态系统适应互动的过程，只要不超出自然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这样的“文化生态共同体”就能长期地稳态运行、延续。

在藏北高原这种特殊的生态系统中，当地藏族文化能够活态传承至今，必然是藏族长期以来适应其所处自然生态系统的产物。传统文化中蕴含有丰富的地方性知识，由于我们对地方性知识的内涵缺少实质性理解，进而阻碍了对知识的理性选择。[13] 我们绝对不能站在其他民族文化的立场去理解和评价，更不能简单地照搬来自普同性知识的价值取向、逻辑推演和验证方法来说明或否定藏族文化的生态价值。

（一）牛粪的利用方式

关于藏族牛粪的研究不少，他们大多肯定牛粪的肥料作用，所以有不少研究者认为藏民把牛粪作为燃料使用的行为是在浪费草地肥料，不利于草原牧草的生长，呼吁藏民使用替代性能源。但是，本文前两部分已提及，在藏北高原特殊的生态环境下，牛粪无法自行进入整个草地生态系统的循环，牛粪若堆积地表，反而会造成对该生态系统的破坏。藏北高原牧民的智慧结晶则是将牛粪作为燃料来利用，不仅满足了自身的生产生活需要，更重要的是，他们做好了草原“清道夫”的工作，实际上也为藏北高原草原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作出了巨大贡献。

牛粪是藏族社会生产生活中最重要的生物质能燃料能源，主要用于烹饪和取暖，占能源总消费的80%以上。作为燃料，牛粪所具有的特点是，容易获得，成本低，容易燃烧，而且燃烧持久，燃烧时无异味，燃烧后也不会像蜂窝煤那些燃料对空气造成污染。牛粪燃烧时呈淡蓝色，无烟，牧民们認为牛粪是最好、最干净的燃料。捡拾牛粪的工作主要是由家里的女人和小孩完成的，谁家里的牛粪堆得越多，说明家里的女主人越勤劳，同时牛粪也是财富的象征。笔者一次陪着女主人嘎达出去捡拾牛粪，嘎达告诉笔者：“夏天的牛粪不能用来做火种，要冬天的;这个季节（冬季牧场）的牛粪最好，牛很少喝水，牛粪干，捡回来更容易燃烧。”干牛粪捡回来可以直接燃烧，而湿牛粪捡回来后还要进行处理。她们把湿牛粪与牛粪灰、枯草末搅拌，做成粪饼晒干以储存。有时牛粪多的时候，他们还会趁孩子的舅舅去县城办事的机会，拖几袋牛粪卖，换点零花钱。

牛粪的藏语音译为“久瓦”，意思是燃料，并没有动物粪便的含义。[14]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藏族传统文化中，牛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燃料”，自古有之。历史上，藏北牧民要缴纳的差税以实物为主，同时还有沉重的劳役和少量的货币。牛粪就是他们实物税中的一种，因为牛粪是他们非常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在噶厦政府统治时期，藏兵来往过境时，部落要供给一种临时税，其中就包括牛粪。在支驿站差时，他们以部落为单位，向宗政府缴纳的税目当中包括每天向每个宗本交9驮牛粪，7天共126驮。[2]153

当然，藏北牧民除了把牛粪作为燃料使用外，还把牛粪作建筑材料、保温材料、药材、孩子的玩具等使用，牛粪已经深深地融入了藏族文化，是藏民们心目中“好一朵漂亮的黄蘑菇”。[15] 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极度干旱的沙漠地带、温带荒漠草原，至今也还在以牛粪作燃料，只是以牛粪作燃料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各不相同。

（二）规避生态脆弱环节

地衣层的存在是藏北高原草原生态系统中的生态脆弱环节。只要细心观察，不难发现藏北牧民是如何规避这样的生态脆弱环节的。

一方面，他们以游牧为生，不实施农耕。无论是渔猎与采集，或者是游牧与农耕，人类自身为了适应不同地理气候环境所产生的生计方式，在面对少数民族这一身份时，并不会完全改变原有的生计方式。[16] 生计方式的形成，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实施农耕需要翻地，而当地由于永久冻土层的存在，土地无法被翻动，就是现代技术装备也无法将其翻动。另一方面，牧民们有其独特的放牧方式。上文已有提及，这里的牧草不会发育出主根，根系横向生长于地衣层中，根系入土很浅。牲畜觅食时如果把牧草拔出地表，珍贵的地衣层就会遭到破坏，而酿成草场的过度蜕变。因而，藏族放牧的生态行为，也表现得与其他牧区的牧民完全不同。牧群一般按畜类、公母、大小等分类放牧，畜群不宜过大或过小，按照牧民们的经验，羊群一般以200～300只，牛群一般以100头左右为宜。[17]933 牧民每天放牧在不同地段，放牧时会特别关注牲畜采食牧草的情况，不允许牲畜把牧草连根拔起采食，一旦发现，就会把牲畜驱赶开。一般牛羊采食完嫩草部分，就把它们驱散到另处采食。所以，他们放牧最重要的技术操作就是“慢赶慢放”。牲畜采食时要“放得散，看得见，不能团团转。”历史上藏族牧民没有人工栽培牧草及贮草的习惯，但有时也会在牧草长势不太理想的年份，在夏秋牧场收割牧草以备越冬饲料。他们不会深割牧草，他们的解释是：割深了草不容易长出来。其实，他们的这些做法真正目的是怕损伤这层珍贵的地衣层，有意识地规避藏北高原草原生态系统的生态脆弱环节。

与内蒙古草原不一样，在广阔草原的地表，动物粪便、植物残株与沙土混合经过长年沉积而成腐殖质层，这是内蒙古草原的生态脆弱环节。腐殖质层因气候干旱，结构疏松，覆盖在地表。夏季，由于光照强烈，0cm～5cm的土壤表层受日照等外界因素影响较大，温度、干湿度变化剧烈，不适于根系生长。由于腐殖质层结构疏松，不仅可以抵挡太阳直射土壤表层，避免植物灼伤，起到隔热的功效，还可以储存冰雪融化后的水分，不易蒸发，为植物提供生长所需的水分。冬季，由于腐殖质层的疏松结构，又可起到保温的功效，如同一床厚厚的毛毯，给进入休眠期的牧草提供温暖的环境，还可提供必要的养分。内蒙古的牧民放牧时不走回头路，不允许牲畜践踏、掀翻草皮，也是他们规避其生态脆弱环节的重要方式。这些民族都是以自己特有的文化行为，针对各自不同的生态系统类型，而总结摸索出的一套实现人、畜群和草原的耦合演进的本土文化模型，具有不可替代性。

（三）对草场的利用与维护

对于牛粪燃烧后所形成的牛粪灰，藏北牧民绝对不会浪费。牛粪灰除了用作保留牛粪火种、食品保温材料、路面防滑材料、药材等生活所需以外，大部分是被归还草地。研究结果表明，青海、西藏地区的牛粪燃烧所生成的牛粪灰产物中不但不含有毒有害物质，而且成分单纯，其主要含有 K、Na、Ca、Mg、CI、Si、P、S、Fe 等主量元素，以及 Cu、Zn、Hg、Ti、Cd、Cr、Zn、Mn、Ni 等微量或痕量元素。[18] 地衣的生长主要是通过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和尘埃，牛粪灰颗粒细小，正好可为地衣提供这样的生长条件。牛粪被藏民处理以后，以另一种形式返还给草地，最终使牛粪进入了高原草地生态系统的循环之中。可见，牛粪不仅可以解决牧民的生产生活所需，还可以作为牧民维护草场资源重要的手段，更好地促进了高原草原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作为高原草地生态系统的主要构成部分，牧草是食草动物赖以生存的主要物质基础，但是，藏民不能够直接食用牧草以满足本民族的生存与繁衍，他们只能选择游牧的方式，来转换资源存在方式。“从最基本的层面来说，游牧是人类利用农业资源匮乏之边缘环境的一種经济生产方式。利用食草动物之食性与它卓越的移动力，将广大地区人类无法直接消化、利用的植物资源，转换为人们的肉类、乳类等食物以及其他生活所需。”[19]3 一方面，牧民们要充分利用草场资源，才能保障畜群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草场是畜群赖以生存的基础，牧民们又要尽力维护草场资源，以确保草场资源的循环利用。

藏民选择迁徙转场的放牧形式成为必然，即人们所称的“游牧”。藏北牧民的游牧并不是毫无界限的，也不是哪里水草好就随意迁徙到哪里，而是依据整个藏北区域草场牧草的生长情况和生长特点而定，依据各部落的大小和牲畜的数量，有组织、有规律地在不同的放牧点之间进行循环形式的来回移动。一般而言，藏民游牧方式主要包括三种基本模式，即“逐水草而居”的大范围游牧、半定居的小范围游牧、季节性游牧。牧民们具体选择何种方式，每年的搬迁次数和范围，主要取决于村落面积的大小和草场管理方式的相互配合;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牧民们能够认识到高原不同季节的水草资源的生长特点和规律，而作出以生物气候的垂直差异为依据的季节牧场的划分和利用。无论牧民们采取何种放牧方式，其共同点是利用草场的自然生长规律和自然条件差异，通过草场轮歇、按季转场的方式以达到既能充分利用草场资源为牧民所用，又能保障草场的可持续更新能力。据前人研究，藏北各牧场的载畜量存在一定的差异，平均每平方公里草场的载畜量约为5.42～2.8头（只）。[2]75～76 研究表明，这里一头牦牛所需要的放牧范围要广达一两百亩，一头羊需要70亩草场才能养活。以致于一家牧民所拥有的草场面积动辄几十、上百平方公里，这已经是当地载畜量的极限。所以，迁徙转场的放牧形式正是用来解决漫长冷季饲草匮乏的难题。

迁徙转场的游牧方式，是从宏观的角度，从藏北高原草原生态系统的整体视角，而实现的对藏北高原牧草资源的维护;围绕着以牛粪各种利用方式而展开所形成的牛粪文化，以及藏民们成为藏北高原草原的“清道夫”，又是从微观角度而实现的对牧草资源的维护。通过这样的维护方式，即可满足对草场资源利用与保护的双重需求，最终实现人与生态系统的和谐共存，使得藏北高原“文化生态共同体”能够稳态延续至今。

因地制宜原则，是亘古不变的思维基准。我们并不否定创新，但任何创新都得建立在对当地生态系统的特殊性作出系统认识的基础上，都得“立足于自身的文化传统，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性条件下的创造性转化”。[20] 不可避免，有部分研究者往往從宏观研究视角出发，将其他地区的成熟研究成果套用到藏北高原，以至于在不经意中违背了因地制宜这一基本原则，徒耗人力、物力。正因为这样的地带太特殊，此前的研究积淀太少，我们也需要从微观的视角去研究，才能做到落地生根。在经济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下，藏区需要发展，但不是摒弃传统文化而为其寻找“替代模型”，发展的内生动力还是要以本民族文化为主体，发掘、继承本民族文化的精华，才能避免发展过程中多走弯路，才能以最小成本同时兼顾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美]富兰克林·H·金.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M].程存旺，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

[2] 格勒.藏北牧民——西藏那曲地区社会历史调查[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

[3] 喜饶尼玛.西藏通史·清代卷（下）[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

[4] 徐增让.畜粪能源利用对草地生态系统碳汇的影响[J].资源科学，2012（6）.

[5] 赵新全.三江源区退化草地生态系统恢复与可持续管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6] 鱼小军.牦牛粪维系青藏高原高寒草地健康的作用机制[M].兰州：甘肃农业大学，2010.

[7] 王亚东.粪食性金龟功能群对草原牛粪分解过程中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J].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2021（1）.

[8] 杨庭硕.生态人类学导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

[9] 樊江文，陈立波.草地生态系统及其管理[M].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10] Nash TH III. Lichen Biology[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

[11] 吕蕾.中国西部茶渍属地衣的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1.

[12] 魏江春，姜玉梅.西藏地衣[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

[13] 顾尔伙.新时代民族文化进校园的教育尺度[J].民族教育研究，2021（2）.

[14] 格尔丹.西藏的牛粪文化[J].高原民生，2003年，春季号.

[15] 张宗显.西藏的牛粪文化[J].百科知识·民族之林，2013（3）.

[16] 潘宝.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困境[J].广西民族研究，2020（6）.

[17] 喜饶尼玛.西藏通史·清代卷（下）[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

[18] 袁远，等.牛粪灰混凝土的综合研究[J].科学技术创新，2019（27）.

[19]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0] 张庆雄.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刍议[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

"SCAVENGERS" ON THE NORTHERN TIBETAN PLATEAU：

THE COW DUNG CULTURE OF TIBE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Huangfu Rui

Abstract：In hundreds and thousands of years of nomadic life， cow dung， as a very important resource for Tibetan people， has been deeply integrated into Tibetan culture， and formed Tibetan cow dung culture with its ethnic mark. The most important and widespread way to use cow dung by Tibetan people is to use it as fuel. Due to the impact of foreign culture， the status of cow dung as fuel has begun to encounter crisis. To a certain extent， people have denied some important part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considering cow dung as an important fertilizer resource rather than as fuel， and using it as fuel will destroy and waste grassland resources. However， if viewing the internal connections between Tibetan people and cow dung ut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the use of cow dung by Tibetan people is actually an important way to maintain grassland resources. In particular， Tibetan people in the spe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northern Tibetan Plateau have formed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and stably functioning culture-ecology community in the continuous adaptative interactions with the local ecosystem. In the running process of this community， Tibetan people's behaviors of taking cow dung as fuel has played the role of "scavenger" in the ecosystem of northern Tibetan Plateau.

Keywords：The northern Tibetan Plateau;scavengers;ecological anthropology;the cow dung culture of Tibet

〔责任编辑：罗柳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