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 鹏,时玉勤,陶爱萍*,吴 烈 (.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安徽 合肥 3000;.北京师范大学全球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北京 00875)

近年来,我国陆续制定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为环境持续改善起到积极作用,但也引起人们对其就业效应的讨论.关于环境规制的就业影响机制,普遍的解释是从“波特假说”出发,将其分为成本效应、需求效应和要素替代效应[1-3].然而,由于企业通常会综合考虑规模调整、结构升级、要素替代等各种生产活动,环境规制的就业影响机制十分复杂,表现为上述多种“效应”的综合.特别地,就制造业而言,不同行业的要素密集度水平差异较大,影响了上述“效应”对技能和非技能劳动需求的作用模式[4].

大多数研究中,环境污染或环境成本被直接纳入到生产函数以刻画其就业效应[5-7],至于为什么能被纳入,则缺乏明确的解释.这导致一个严重问题:忽略了环境因素与生产及劳动雇佣之间的内生互动关系(这可能正是一些相关的实证分析未考虑内生性问题的原因).此外,任何一个就业现象都可能是多种“就业效应”的综合,因此在实证中很难单独对某一效应进行验证[7-8].再次,对不同技能类型的劳动力而言,各种“就业效应”的作用可能存在差异,忽略劳动者之间的技能差异,可能无法对环境规制的影响机制给出合理的解释,但该问题在相关研究中很少受到关注[9].只有少部分实证研究关注内生性问题,而且主要以环境规制的滞后项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