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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后，法国王室成为欧洲地图行业最主要的资助者。起初，除了命人搜集和汇编市面图册，以充实皇家典藏，政府也会用特许专营的方式鼓励新地图的绘制，一些大的地图商因此被授予“国王地理学家”的头衔。后来，专业制图机构（如皇家科学院、战争部等）出现，它们采用新兴的天文及地理观测方法，将制图同王国的统治事业融为一体。这一系列的新举措呼应着成长中的绝对主义权力，知识与技术的标准也逐渐向行政、法律、管理的维度倾斜，预示着行政型国家的到来①。

本文为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国家建构中的爱国主义教育日常化机制研究”（批准号：20ZZC005）成果

与此同时，这种媒介技术的创新也带来了新的文明形态。基于地理空间的信息编码、符号运用和图像创作，不仅形成了一种空间的“全景敞视”②，而且构建了视觉上的新标准，改变了人们关于国家与世界的想象图式（schema）。由此，绝对主义时代的地图绘制超越操作层面的治理手段，上升为政治合法性的一部分，融入埃利亚斯所谓的“国王机制”（Royal Mechanism）之中③，这种垄断（或独占）机制作为近代国家的早期形态，在“主权”概念的基础上，结束了中世纪以来异质性的空间状态与权力架构，形塑了此后领土型国家单元与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

国内外学者一度热衷梳理绝对主义的思想或制度遗产，很少考察王国地图这类视觉物的政治功能④。不过在探究王权文化的康托洛维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