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委

不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海外汉学家，在从事中国文学或思想研究、阅读古代文献时，都会提出“作者为什么会这么想”“作者想表达什么”或“作者受到了谁的影响”之类的问题。这些思考的起点是文本背后的“那个人”，问题也往往围绕着作者的言与思展开。人与文的关系既是缘起，也是中心和目的，文成了人的私有物和工具。通过文来接近个体的人，是文学或思想研究的主要方式之一。但是，在古代的写作中，个体性的表达是不是文本写作的主要的动因，写作者和文本之间的权属关系是否明显，这些问题并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篇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从整体上进行思考：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研究”（批准号：14ZDB073）成果

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无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①

此篇属通论性质，并未限定时代，所据经典，则大多出于先秦两汉。今天来看，这实在是一篇了不起的文字②。章学诚在这一篇长论中，从社会性或功能性的角度，对古代著作的“言为公”性质做了详尽的讨论，启发我们应重新认识古代著作，特别是先秦两汉时代写作的目的和功能。20世纪以后，我国学术界慢慢接受了西方的文学研究范式，这一潜移默化的进程在20年代差不多就完成了。我们今天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西方传统的作者观念来理解古典作品，往往会造成郢书燕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