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罗德里克

在职业生涯早期，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在肯尼亚待过很长一段时间，在那里，各种当地经济运行的奇怪现象让他震惊不已。对解决“佃农悖论”的追求，引领斯蒂格利茨发展了具有开创性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后来他也凭借这一理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回忆道：“我在肯尼亚度过的时光，对我信息经济学思想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同样，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在尼日利亚也观察到了令人费解的行为。一家长期处于垄断地位的铁路公司，放任来自私人卡车司机的竞争问题进一步恶化。赫希曼认为，消费者的流失使这家国有企业得不到有价值的反馈。他对尼日利亚铁路运输的观察，为他影响深远的著作《退出、呼吁与忠诚》打下了基础。

这些故事证明了能够观察到多种多样的世界的价值。当公认的观点直面陌生环境中的反常行为或结果，并且人们能充分考虑当地环境的多样性时，社会科学就会向前发展。

这一观点应该是无可争议的。然而，从经济学学科的组织方式来看，人们并不知道这一点。我最近接任国际经济协会主席一职时，曾寻找有关经济学出版物撰稿人地域多样性的数据，但我发现全面而系统的证据少得惊人。现有的数据显示，在排名前八的经济期刊中，近90%的作者来自美国和西欧。这些出版物的编委会成员的情况也与之相似。

鉴于这些富裕国家的GDP仅占全球1/3左右，这种地域分布的高度集中不能完全用世界其他地区资源不足或教育和培训投资减少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