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宏一

西南交通大学中文系

在中国新诗史上，卞之琳是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其中《距离的组织》（1935）因晦涩、冷凝、注释密集的特色，历来为各家解读。本来是对立的意象被联系在一首诗中，弥合了时空上的距离。纵观卞之琳的创作，一直存在对“距离”的书写。鉴于1938年后卞之琳的写作与30年代前中期有很大的风格差异，本文主要选择卞之琳1930-1937年的作品进行研究。

一、卞之琳诗歌中普遍存在的“距离”

卞之琳诗歌中的“距离”可以划分为具体和抽象的距离。在30年代前期，他首先书写的是空间中的具体距离，如《航海》（1935）中，轮船一夜二百里的长途与多年前的“蜗牛银迹”形成对照，这一长一短的空间距离暗含着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轮船行进的速度甚至让人产生“时间落后了”的错觉，似乎人类已经摆脱了自然规律的束缚。但是“多思者”又对距离差距感到疑惑，面对现代文明带来的变化，他仍需要转换思维。

此外，诗人还采用回忆追溯的方式，弥合了时间的距离。如《还乡》（1933），在孩子兴奋的讲述中，成年人的感叹反复插入，“绿带子抽过去”暗示成年人不能重拾对未来的兴奋感。诗歌虽联系了两段时间，却不能使其中的距离感消失，反而凸显了成年人对人生旅途的失望。

在进行不同时空的转换跳跃时，卞之琳显示出他精神上的迷茫。诗人将自己的心情概括为“小处敏感，大处茫然”[1]。自己与激昂的时代风气格格不入，而个人命运的难题在永恒奔走的时间面前犹如沧海一粟，于是他只能像“倦行人”一样在各个时空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