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金华

[摘    要] 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乡村振兴必须尊重农民意愿，尊重现代化建设规律，尊重农民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地位，因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根基是农民的现代性培育。中国农民的现代性塑造大致经历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至当今新时代三个时期。新时代以来，农民现代性培育进入发展高峰。农民现代性塑造是乡村振兴主体素质提升的应然要求、乡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当前我国农民现代性素质不平衡性的要求。农民现代性培育的制约性因素，体现在“新三农问题”突出，显性和隐性城乡二元体制分裂，农民理性特别是公共理性发育不足三个方面。农民现代性培育的路径为：畅通生产要素乡城双向流动的渠道，稳步扎实推进城乡融合，落实乡村治理中农民的主体责任，进一步培育农民的主体与理性意识、民主与法治意识、组织与合作意识、市场与公德意识、科技与创新意识、环保与审美意识。

[关键词] 乡村振兴;农民现代性;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乡村治理

[中图分类号] D4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1）08-0048-09

2020年，在党中央精准扶贫方略指引下，经过8年持续奋斗，我国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创造了人类减贫史的奇迹。实践证明，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这一成就的取得，是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一环，是我们阔步走向民族复兴的崭新起点。党的十九大擘画的宏伟蓝图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乡村振兴，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要完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1]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向纵深推进，对于乡村振兴的主体是谁这一问题的回答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如果我们问：谁是乡村的主体？毫无疑问，那就是“农民”。但如果我们问：乡村振兴，谁为主体？要准确回答这一问题，则需要对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一番考察。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相关精神，乡村振兴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也就是说，推进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是乡村振兴的实质性内涵。众所周知，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但单靠农业、农村、农民本身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它需要依靠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农民等多元主体，采取经济金融、文化旅游、教育、医疗健康、科技等综合性手段才能够达到效果。

自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以来，在3年多的探索与实践中，全国各地也难以避免地出现了，如“合村并居”“农民上楼”“资本下乡”等各种各样的现象与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学界形成了一个共性认识，即乡村振兴必须尊重农民意愿，尊重现代化建设规律，农民必须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农业、农村现代化最终建基于农民现代性培育。概而言之，没有农民的现代性培育，就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最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农民现代性培育与提升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课题。

一、农民现代性培育：历史寻绎

人的现代性是指现代人所表现出的不同于传统社会中人的一些特质。这些特质包括秉持独立自主、民主平等、开放包容、科学真理、全面发展、社会化等思维、行为方式和价值观。然而，与现代性相对应的传统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则是秉持家族至上、等级依附、封闭保守、狭隘经验、片面分散等。现代性主导价值观在人身上生成、积淀，并通过外在行为体现出来，就是人的现代性。因此，人的现代性主要是指涉人的特性、状态[2] 11。中国是世界上农业文明最为悠久的国家，可以说中国人的现代性塑造，最为关键的就是农民的现代性塑造。研究发现，自被西方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之日起，中国农民就开始了被动的现代化历程，然而，中国的现代化、中国人的现代性塑造与培育只能是中国人从自发到自觉主动抉择的结果。通过梳理，笔者认为我国农民现代性塑造的历史进程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一是辛亥革命时期，这一时期可以称之为农民现代性塑造的草创阶段。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这场运动结束了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对于推进中国的以民主化、工业化、城市化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思想观念上，它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意义极其深远的启蒙，形成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先声：移风易俗如“禁赌”“禁烟““禁缠足”;思想文化变革如批判封建迷信、纲常伦理;政治观念变革如民主共和、人格平等，等等。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辛亥革命时期提出的这些观念和政策，大多停留在口号宣传阶段，缺少落地的主体力量和制度平台。因此，对于农民现代性的实质性构建是极为有限的。鲁迅笔下众多经典文学形象正是反映了辛亥革命时期农民现代性塑造的尴尬状况。闰土、祥林嫂等中国20世纪初期的农民形象，以及阿Q这种沦为流氓无产者的破产农民形象，他们有一个共同特质：逆来顺受，苟且偷生，缺乏自主，愚昧狭隘……这些正是中国农民现代性构建所要逆转的特质。但总体上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辛亥革命“部分地实现了中国人传统形象的转变与新的价值观念的内化，促进了适应新要求的社会角色的形成，由此，中国人开始推陈出新，初具现代性。虽然这一进程时有反复，中国人身上所体现出的现代性与传统性长期复杂地交织在一起”[2] 42-43。辛亥革命对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开启具有重要意义，种下了宝贵的种子。

二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改革开放，这是中国农民现代性1.0版本塑造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响彻天际，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救国当先救心（思想、精神），必须塑造国民新的人格，改造国民性，弘扬个性。但真正在中国农民现代性塑造问题上迈出坚实脚步、取得积极成效的则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发动、领导农民进行革命建设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于是全方位动员、组织、教育农民，向农民灌输先进阶级意识和纪律观念，改变了传统农民固有的家庭本位、封闭意识、顺从人格和自由散漫個性;将大批农民培养成为自觉的革命战士、转化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主力军，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政治参与意识和革命热情，逐步形成了现代素质。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存在抑制人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发挥的缺陷。

三是改革开放至新时代，这是中国农民现代性2.0版本塑造时期。农村改革释放了农村的活力和农民的“过剩”生产力，调动起了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城市改革释放了城市生产力，使城市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增加，特别是“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使得沿海的工厂、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吸引了亿万农民涌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就业兴业创业。农民从此获得了新的谋生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开阔了眼界，获取了新的知识和技能。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开放叠加城市化加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日益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加速推进……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农民现代性塑造的加速期，中国农民现代性素质取得大踏步飞跃，城乡人员的现代性素质日趋接近，在整体上，中国农民已经达到英克尔斯（Alex Inkeles）所提出的现代性素质指标[3] 22-33。

二、农民现代性培育：现实检视

当前，我国处在一个由传统走向现代、由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千千万万的农民正逐渐由农村走向城市、由农业走向工业和服务业，传统的地域性生活割据被打破，宗法、血缘的人际链条被打碎，由此，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也必将从根本上被个人自主、人格独立、民主、平等以及其他新的价值观念所取代。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纵横坐标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就，就是它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现代化道路，规避了西方模式的陷阱，尤其是保护了农民利益，使得农民、农村和农业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稳定器”和“蓄水池”。

但是，另一方面，从世界现代化发展历程来看，发展中国家推进的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很容易被抛弃在现代化进程之外，成为“历史的弃儿”。他们中的很多人不能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分享现代化的成果，由此也很容易成为外在于现代化进程的疏离者，甚至反抗者。在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中，曾经出现劳资矛盾的激化;城市化进程中，也曾出现以拆迁纠纷为代表的种种矛盾和冲突，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映射着“农民工”和农民的社会公平正义诉求。

乡村振兴的目标任务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城乡差别缩小乃至消失直至实现城乡融合;作为社会身份的农民消失，农民、市民之间的社会差别消失;农民全面发展，获得与城市市民均等的个人现代性。因此，有必要对我国乡村振兴的现实进行一番检视，进一步明确其必要性，分析其面临的制约因素。这些是制定正确乡村振兴政策的必要条件。

（一）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现代性培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第一，作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必须培育并提升农民自身的现代性。乡村振兴的主体包括各级党和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农民自身。乡村振兴的目标是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靠国家的政策，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乡村问题的;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外部支持是必要的，但不是决定性因素;光靠农民自身的努力，乡村振兴也不可能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农民等各大主体协同发力、同频共振。乡村振兴战略能否取得最终成效，关键在于农民自身主体性的发挥、创造潜能的实现，成为具有现代价值观念、现代思维习惯和现代性行为方式的新型农民意愿的强烈。这就对农民现代性素质的培育提出了更高要求：新型职业农民应具有敏锐市场意识、积极学习新知识新科技的意愿，具有高度现代性素质;需要理性客观、富有效能感、公共意识强。精准扶贫活动中的“扶志”“扶智”其实就是培育和提升农民现代性素质的活动。

第二，乡村现代化必然要求培育和提升农民现代性。无论我国城镇化发展到何种程度，农民仍然存在并且数目仍将庞大，乡村也仍将存在，城乡均衡发展任重道远。就目前而言，城镇化只是部分解决“三农”问题。在我国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中，城镇化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就业、生活，乃至于安家落户，逐渐融入城市;有的远离家人，到遥远城市打工;有的亦工亦农，季节性往返于城市乡村之间……城市社会生活、工厂、学校是培育和塑造农民现代性的最佳场所。随着城镇化的逐步推进，农村人口必然会逐步减少，有些村庄可能会因各种原因而逐渐消失，越来越多农民将成为市民并告别乡村生活。这是我国乡村发展前景的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就是，我国人口总规模巨大，据估算，人口峰值在15～16亿之间，即使随着城镇化推进，未来乡村人口的比重降到30%以下，但总量仍将达到4.5亿人左右乃至以上，接近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农村人口数量。因此，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国家，必须缩小城乡差距进而走城乡融合的道路，并在此过程中锻造乡村振兴的主体——即现代性不断提升的农民。正如有学者指出，“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乡村不能衰败”[4]。

第三，當前我国农民现代性素质的不平衡性不能适应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由于我国农民数量庞大，地域差异和区域差异极大，因而对于我国农民现代性素质的评估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具体而言，不同的农民群体之间的现代性存在着差异：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之间存在差异;“留守农民”和“流动农民”之间存在差异;男性和女性农民之间存在差异;青年和老年农民之间存在差异;纯农民、亦农亦工者、小手工业者之间存在着差异。即便是同一农民个体，其在现代性不同维度和指标水平上也会不平衡，例如农民一般比较容易养成较强的计划性、时间观和自主意识，但政治参与意识和意愿却不够强;绝大部分农民对新技术、新变化往往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但革新意识仍然有待增强;两性平等观并不普及，等等[5]。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参差不齐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些对于乡村振兴至关重要的现代性素质亟待培育和提升。学界认为，主体性是现代人区别于传统人的最为显著的标志，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主体性，即现代性就是主体自主性的实现。由于社会、文化、历史等原因，农民具有权力崇拜意识，政治参与意识较为淡漠，此类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束缚阻碍着农民现代性的培育。因而农民群体是现代性培育任务最为繁重的群体。

（二）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现代性培育的制约因素

首先，最为直观的制约因素，就是当前我国出现的所谓乡村凋敝现象和所谓“新三农”问题，这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出台的直接背景性因素。对于我国乡村问题的探讨，是一个持续性的学术热点，人们通常称之为“三农”问题。不管是“农业、农民、农村”“土地分配、税赋负担、农民流亡”（华生，2011）的“旧三农”问题，还是“农民工、失地农民和农业村落的终结”（李培林，2006）、“农民权益保护、农村可持续稳定和农业生态安全”（温铁军，2012）、“农业劣质化、农村空心化和农村居民贫困化”（吴太贵，陈湘舸，2012）、“农用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农村土地的非农使用、农民进城务工”（华生，2011）等“新三农”问题[7]，均说明我国乡村凋敝现象是一个经过较长时间形成、带来重要社会影响并引起广泛关注的现象。项继权、周长友（2017）提出了“新三农”問题的新版本，认为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迅速发展，“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和“农民老龄化”日益突出，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新三农”问题[6]。“新三农”问题，其内核就是我国乡村的凋敝问题，其实质是迅猛推进的城镇化进程对乡村的作用和影响问题。综合学者们的有关论述，以及有关数据，兹概括如下：第一，大量人口从乡村进入城市，造成乡村人口急剧减少，形成“人走屋空”，导致房屋闲置和废弃。随着城镇化率的进一步提升，截至2020年已经超过60%，未来数年每年将会有约千万人口进入城市，乡村“空心化”情形会进一步加剧。第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下降，这体现在农业在国民经济所占比重上;同时，相较于工业和第三产业，农业收益偏低，农业劳动力减少，导致农村土地大量“抛荒”。第三，农民老龄化。一方面，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就业，农村剩下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另一方面，青壮年农民工为城市贡献了劳力、技术和税收，但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阻隔，当他们年迈病弱后被迫回到家乡，需要农村社会和地方政府投入更多的资源来解决他们的就业、医疗和养老问题。

其次，显性和隐性城乡二元体制仍是制约农民现代性培育和提升的重要因素。城乡二元体制是我国在特殊年代特殊时期形成的分割城市社会、农村社会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在经济上，它划分为城市现代部门和农村传统部门;在社会上，它使一国之内存在着现代城市与“落后”农村两个不同质的相互独立运行的社会单元;在政治上，城市人和农村人在公民权利上，也存在不均衡现象。而且由于要服务于国家战略需要，国家长期对农村农民实施财政和经济汲取[8]。这种二元体制已经或正在走入历史，但是惯性仍然存在。第一，作为传统计划经济的残余，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对农村生产力发展构成严重制约。体现为：我国的二元结构使得农村基础设施、农村人力资本投入少存量低，农民长期贫困，农民的贫困使得农民现代性缺乏成长的物质基础;现今虽然对农村的直接财政与资源汲取不存在了，但是由于政策的限制与制约，人力、资本、资源仍然呈现为由乡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入，反之，由城市向乡村的流入还有诸多限制和制约;农民组织化程度低，难以解决人多地少矛盾，导致规模化经营之困难。第二，城乡二元体制呈现为一种公民权利事实上的不平等。平等的公民权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公共产品，也是宪法权利。但是在具体制度安排和政策推进上，平等公民财产权的实现仍然需要付出艰巨努力，比如农民乡村住宅不能流通变现从而成为农民的现实财产，而城市市民的房屋却可以进行市场交易。类似城乡二元的制度结构限制了农民的社会流动和身份变迁。农村人口的社会流动是培育农民现代性的重要手段。项继权、周长友指出，城乡二元制度和政策阻碍了中国城乡人口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不仅使农民失去了平等的发展机会，也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城乡二元化制度造成了大量农村人口滞留乡村，损害了农业生产率提高和农民收入增长，助长了农民兼业、土地抛荒和“农业边缘化”现象;由于对“市民下乡”和“资本下乡”的诸多限制，农村人口和资本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加剧了“农民老龄化”现象。第三，二元结构下的惯性思维对农民现代意识的形成也是一个禁锢。由于长期的小农经济影响，中国农民具有较明显的保守性和狭隘性，积极进取精神、主动创新的生活态度和意识需要进一步加强。长期单一的计划经济制度和分配方式对农民思维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等、要、靠”观念仍有市场，这些现象和问题在“精准扶贫”工作中也有所暴露。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农村精英的外出、资金资源由乡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等情况，致使我国乡村经济基础薄弱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如此种种，不仅制约了乡村经济的发展，而且弱化了农民现代性成长的物质基础，也抑制、制约了农民现代政治意识的发育和成长;农民政治参与度低，难以真正实施自治;乡村公共领域的发育受到制约，农民公共价值观难以形成。

最后，农民个体的因素。第一，公共理性发育不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理性有了很大发展，由生存理性、适应理性进阶到了商业理性、契约理性。但由于乡村分散化，治理碎片化，乡村公共领域的发育不全导致农民的公共理性发育不成熟。第二，公共伦理精神发育不足、公共道德面临困境。公共伦理精神发育不足表现在文明程度有待提高，少数不讲文明礼貌，不遵守公共秩序，破坏公共基础设施的行为仍然存在;受传统生产方式和居住条件的限制，农民环境保护意识有待加强，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追求个人利益而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偶尔会发生。公共道德面临困境：一方面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思想道德观念、价值观念产生了巨大变化，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发生蜕变;另一方面，与乡村建设相适应的道德标准和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不少人在道德评判和道德选择上无所适从，集体观念淡化，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滋长，社会责任感淡漠。第三，科技文化素质较低，科技能力相对匮乏。

三、农民现代性培育：路径策略

2021年是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开局之年。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民现代性培育，可以称之为我国农民现代性培育的3.0版本。它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抓手，基于当前我国农民现代性的实然状况，以及农民现代性培育的应然要求，应明确并制定农民现代性培育的实施路径、细化农民现代性培育和提升的具体策略。

（一）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民现代性培育的实施路径

1. 畅通生产要素乡<->城双向流动的渠道。农村凋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人才、资本、资源由乡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从而造成农民现代性培育的困境。解决这一困境的重要途径就是鼓励“人才下乡”“资本下乡”，以搞活乡村经济产业，扩大乡村就业、繁荣乡村文艺并提升乡村治理质量，为农民现代性培育提供必要资本、足够人力、充分资源和丰厚土壤。有些学者担心，“工商资本下乡种田，势必与农民争利”“工商资本下乡还可能造成‘资本与权力结盟，瓦解和控制小农经营”[9]这些担心有没有道理呢？表面上看，似乎有些道理，因为资本是逐利的，如果缺乏有效节制，这些现象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因地制宜制定有效的法律法规和乡村政策来避免和遏制此类现象的发生。这在实践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如果我们仅仅因为担心此类现象的发生，而繼续阻止“市民下乡”“资本下乡”，仅仅依靠政府和乡村自身，是很难实现乡村振兴的。

2. 稳步扎实推进城乡融合。振兴乡村，解决“三农”问题，需要辩证地看待和处理城乡关系问题。一方面须进一步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容量，较高质量的城镇化可以为乡村提供农产品市场，与乡村形成互补融合的完整产业链条，提高教育、就业质量，为农民创造乡→城、城→乡流动的机会和频次，源源不断生产和提供现代性要素。“三农”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寄望于城镇（市）化。通过对世界城市化历程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除了极少数城市国家之外，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包括我国在内，其农业、农村、农民都将永远存在。通过简单让农民进城以提高城市化率的方式，容易陷入类似拉美地区的城市化陷阱，印度的情形也类似。其教训在于，不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推进的城市化容易导致就业困难、城市犯罪、贫富悬殊，对于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极为不利。对于中国而言，只能将新型城市化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走城乡融合发展的道路，聚合各方力量来支持乡村发展，同时乡村要激发和发挥自身内在的活力。随着我国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城乡居民必然会产生许多新的需求，这就为农村创造新的供给提供了极大的机遇，为农民工返乡创业，为农村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和实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近些年，理论与实践关注的“乡村休闲观光”“艺术乡建”，就是具有启发性的例子。将前者作为产业发展，市民下乡休闲旅游消费，在享受蓝天白云放飞心情的同时，也为农民提供了非农就业机会和非农收入，丰富了农民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推而广之，可以通过产业融合和发展新产业、新业态为农民开辟“第三就业空间”，这是大有可为的。就后者而言，重视乡村的礼俗和文化价值，乡村的家园价值，延续乡村传统、接续乡愁。这也是我们需要加以注意的乡村建设思路。

3. 切实落实乡村治理中农民主体责任。乡村治理属于上层建筑，其治理体系、治理机制取决于乡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农民主体责任的切实落实实际上意味着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深层次变革。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以至于改革开放以前，乡村治理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单向运作模式，国家政权处于支配性地位，这一时期政府充任了乡村治理的单一主体，呈现为一种全能主义的模式。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得到重塑，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国的市场范围大大拓展，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参与到城市化的进程中，不仅提升了生活技能，增加了个人收入，而且开拓了眼界，参与乡村治理的自主意识也越来越强烈。2006年国家取消农业税，实施“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新农村建设战略，明确指出新农村建设要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尊重农民的选择，鼓励农民自觉组建合法民间社会组织参与到新时期农村建设中来。乡村治理主体已由政府占绝对核心地位的“一元独大”逐渐走向县乡政府、村级组织、乡村社会、乡村精英和村民的“多元共治”。乡村振兴战略必然要求多元乡村治理主体通力合作、协同发力，进一步理顺治理体制机制，从而在治理效果上取得新的进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农民在乡村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是落实农民在乡村治理中主体责任的关键，特别是要在农民土地权利的改革上取得突破，打破土地权利上的城乡“双轨制”。过去乡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设计总体而言是符合国情的，但其存在的弊端在各地爆发强征强拆强占过程中暴露无遗。另外，活化农民的组织权利，放开农民社会、经济、法律类组织，使农民能够联合起来发展和维护自己的权益。权利贫穷是最为根本的贫穷，平等的公民权利是现代社会最为基本的公共产品。

总之，在城乡融合过程中考察农民现代性的生成场域，在国家、社会、农民新型关系中考察农民现代性塑造、培育内容，在中国总体上由乡村社会转型为城市社会的大背景下考察农民现代性的生成过程，可以概括为：农民现代性的获得是一个在社会整体现代性构建过程中逐渐生发、提升的过程;是一个传统性逐渐减弱、现代性逐渐生长的过程;是走出土地，摆脱乡土关系束缚，契约理性、工商理性逐渐生长的过程;是依赖意识、等级意识、血缘意识逐渐减退，参与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逐渐生长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个农民市民化、市民公民化过程。

（二）农民现代性培育和提升的具体策略

就当前农民现代性培育和提升的具体策略来看，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农民现代性人格的整合与重塑要以传统人格批判为前提，破除传统势力给人格带来的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依顺他人、迷信权威等消极影响，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对传统文化进行理性的扬弃，将其勤劳、节俭、顽强等优良的个性品格特征与现代社会的开放、创新、竞争等应有的人格要素融为一体，使之成为能适应社会变革、勇于创造现代文明的新型农民。具体来说，在现在和可以预见的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农民现代性培育应该注意以下六种意识的培育和提升：

1. 主体与理性意识。主体意识是现代性的核心。要实现乡村振兴，农民必须自觉增强自己的主体意识，自觉承担起自己的主体责任，激发出主人翁意识。农民、农业、农村由于长期受到市民、工业、城市优位的影响，农民自觉不自觉存在一种城市、市民优位意识，对于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往往认识不到位。如果不提高认识，他们就很难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出应有的主体作用。同时，农民现代性构建视野中培育农民高位阶的理性意识，使他们超越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工具理性。

2. 民主与法治意识。现代民主国家建构、民主政治的有效施行，需要发扬公民的理性意识和主体意识，也需要培养公民的民主与法治意识，两者是相互促进、相互为用的。民主政治和法治的建设与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条件，也是其重要内容。民主法治意识的培养，关键的是深化乡村民主实践、依法治村实践，特别是要使村民自治落到实处，使农民在乡村民主治理过程中培养规则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利用多种渠道，进行切实有效的民主法治宣传教育。民主法治意识的培育需要一定的知识与技能，这一方面要夯实乡村基础教育，加强乡村民主法治的教育培训，通过各种媒体和资讯对农民进行教育，另一方面，要注重文化艺术的审美浸润作用。鼓励创作渗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且贴近农民思想和生活的文化艺术作品，使农民在得到艺术享受与熏陶的同时受到民主法治教育。

3. 组织与合作意识。乡村要振兴，必然要使农民、农业、农村加入到城乡经济、区域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的大循环之中。这就要求农民组织起来，农民要强化组织与合作意识。农民可以依据宪法提供的组织结社权，组织各种经济、法律、社会类组织，增强农民的组织力、团结力，保护、争取自己的合理合法利益。在中国社会的群体结构中，农民群体是最为弱势的群体，他们的利益最容易受到侵害，其原因就在于农民的分散性。但是，组织起来的农民因为力量的质变将极大地增加侵害农民权益者的风险成本，从而将会极大限度地避免各种侵害的产生。科学表明，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必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只有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才有条件促进社会产生良性的交流互动，由此让组织中的社会成员在交流互动中得到不断的发展进步[10]。当前，增强农民的组织意识，一个重要步骤就是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使农民在经济组织与合作中得到利益和实惠，培养组织与合作意识。从而能够积极参与乡村政治，推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有效贯彻实施。

4. 市场与公德意識。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农民经济理性的发育成长，农民的市场参与意识、市场竞争意识和市场风险意识有了很大提高。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无论是“壮大优势特色产业”“培育提升农业品牌”“构建农业对外开放新格局”，还是“建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都对农民的市场意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乡村振兴战略已经把农民作为市场主体的培育作为了重要内容，做了细致周密部署，关键是要落实。作为“理性经济人”，农民应受到公共道德的约束，因而还需培养公德意识。培育乡村农民公德意识需要机制和平台，需要资源和投入。就平台而言，现有的村民委员会、村民议事会、村合作社等，可以善加利用，有条件的可以办村图书阅览室、行业协会，等等。就资源和投入而言，需要因地因时制宜，有设计有步骤有规划地推进，久久为功，终能见效。

5. 科技与创新意识。农民科技意识和创新意识培养至关重要。现代农业是科技农业，乡村振兴无疑需要在乡村中大力推广和运用科学技术，依靠科技兴农已成为广泛共识。农民科技意识包括对科学技术的看法、要求和态度，对科学技术的评价和解释等。农民科技意识的培育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努力，包括政府、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企业、农民自身。农民科技意识培育的目的是增强农民的科技素质，提升农民科技需求，建构农民的科技价值观，促进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型[11]。科技离不开创新，农民科技意识的培育同时也意味着创新意识的培育。

6. 环保与审美意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随着中国农民普遍摆脱基本生存型社会生活模式，物质需求的重要性会相对下降，美好生态环境需求、精神需求、审美需求会相应上升。因此，广大农民的生态环保意识、审美意识、审美素养需要培养和提升。大到地球，小到人们生活的周边环境，是我们每个人须臾不可离的物质与精神对象。我们不仅直接或间接地从大地，从生态环境中获取我们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而且还从中收获精神与审美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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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利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