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昆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17)

三国时期蜀汉的相关研究是长久以来的热点，且成果显著，南中的治与乱又作为其焦点问题占有一席之地。南中问题实则是其地方武装叛乱的表现形式之一，深刻左右着政权的发展轨迹。如马谡所言：“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1)陈寿：《三国志》卷39《蜀书·马谡传》,注引习凿齿《襄阳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07页。诸葛亮为此不惜大军南征不毛之地。但其地方武装叛乱绝不仅限于此，羌、氐等少数民族以及地方贼盗、武将等武装为乱的现象也不时发生。

不同于对外与魏、吴的军事力量攻守，蜀汉内部的地方武装叛乱规模有限，且始终没有形成政权进行有序组织，具有偶发性，不以占地纳民或是打击对手军事力量为主要目的。但其次数较多，虽常如瘙痒但又不可忽视，影响着政权的兴衰发展。自刘备入蜀至蜀汉政权灭亡的近五十年里，所发生的地方武装叛乱在时间和空间上呈现着不同特点，对此现象以及产生的原因尚关注不足。

一、蜀汉所见地方武装叛乱统计

刘备入蜀后，前后或沿用秦汉郡制，或因袭刘焉、刘璋统治时期所置郡，或自设新郡(2)洪武雄：《蜀汉政治制度史考论》,台北：文津出版社,2008年，第173-176页。，共有二十七个郡(3)罗开玉：《蜀汉行政建制研究》,《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7-15页。。加上短暂控制的荆州诸郡与北伐战果下的雍州、凉州部分地区，涉及超过三十个郡。根据《三国志》《后汉书》《华阳国志》等资料进行整理统计，并结合《资治通鉴》对其时间进行校对，以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所载景耀五年(262年)区划为标准(4)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3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17-18、22-25、28-29页。。相关的地方武装叛乱记载涉及少数民族、武将、贼等，共计三十五次，涉及其中的十七个郡。具体事件如下：

越嶲郡：

1.“又越嶲夷率高定遣军围新道县，(李)严驰往赴救，贼皆破走。”(5)陈寿：《三国志》卷40《蜀书·李严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21页。

2.“(龚禄)为越嶲太守，随丞相亮南征，为蛮夷所害，时年三十一。”(6)陈寿：《三国志》卷45《蜀书·龚禄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04-1005页。

3.“越嶲郡自丞相(诸葛)亮讨高定之后，叟夷数反，杀太守龚禄、焦璜，是后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县，去郡八百馀里，其郡徒有名而已。”(7)陈寿：《三国志》卷43《蜀书·张嶷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71页。

4.“(张)嶷率所领夺取，署长吏焉。嶷之到定莋，定莋率豪狼岑，槃木王舅，甚为蛮夷所信任，忿嶷自侵，不自来诣。嶷使壮士数十直往收致，挞而杀之，持尸还种，厚加赏赐，喻以狼岑之恶。”(8)陈寿：《三国志》卷43《蜀书·张嶷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71页。

5.“苏祁邑君冬逢、逢弟隗渠等，已降复反。(张)嶷诛逢。逢妻，旄牛王女，嶷以计原之。而渠逃入西徼。渠刚猛捷悍，为诸种深所畏惮，遣所亲二人诈降嶷，实取消息。嶷觉之，许以重赏，使为反问，二人遂合谋杀渠。渠死，诸种皆安。”(9)陈寿：《三国志》卷43《蜀书·张嶷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71页。

6.“(延熙)三年春，使越嶲太守张嶷平定越嶲郡。”(10)陈寿：《三国志》卷33《蜀书·后主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31页。

建宁郡(益州郡)：

7.“先主(刘备)薨……雍闿跋扈于建宁”(11)陈寿：《三国志》卷43《蜀书·李恢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65页。；“先是，益州郡杀太守正昂。”(12)陈寿：《三国志》卷41《蜀书·张裔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32页。

8.“(刘)璋卒，南中豪率雍闿据益郡反，附于吴。”(13)陈寿：《三国志》卷31《蜀书·刘二牧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05页。

9.“诸县大相纠合，围(李)恢军于昆明。”(14)陈寿：《三国志》卷43《蜀书·李恢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65页。

10.“会丞相(诸葛)亮南征，(王士)转为益州太守，将南行，为蛮夷所害。”(15)陈寿：《三国志》卷45《蜀书·王士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05页。

永昌郡：

11.“高定逼其东北，而(吕)凯等守义不与交通。”(16)陈寿：《三国志》卷43《蜀书·吕凯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66页。

12.“(吕)凯与府丞蜀郡王伉帅厉吏民，闭境拒闿。(雍)闿移檄永昌，称说云云。”(17)陈寿：《三国志》卷43《蜀书·吕凯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66页。

13.“时永昌郡夷獠恃险不宾，数为寇害，乃以(霍)弋领永昌太守，率偏军讨之，遂斩其豪帅，破坏邑落，郡界宁静。”(18)陈寿：《三国志》卷41《蜀书·霍弋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29页。

牂牁郡：

14.“建兴元年夏，牂柯太守朱褒拥郡反。”(19)陈寿：《三国志》卷33《蜀书·后主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28页。

云南郡：

15.“(吕凯)会为叛夷所害，子祥嗣。”(20)陈寿：《三国志》卷43《蜀书·吕凯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67页。

汶山郡：

16.“(马忠)军还，督将军张嶷等讨汶山郡叛羌。”(21)陈寿：《三国志》卷43《蜀书·马忠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67页。

17.“(延熹十年)是岁，汶山平康夷反，(姜)维率众讨定之。”(22)陈寿：《三国志》卷44《蜀书·姜维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82页。

18.“汶山夷不安，以祗为汶山太守，民夷服信。迁广汉。后夷反叛，辞‘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时难屈祗，拔祗族人为，汶山复得安。”(23)陈寿：《三国志》卷41《蜀书·杨洪传》,注引陈术《益部耆旧传杂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36页。

汉嘉郡：

19.“汉嘉郡界旄牛夷种类四千余户,其率狼路,欲为姑婿冬逢报怨。遣叔父离将逢众相度形势。”(24)陈寿：《三国志》卷43《蜀书·张嶷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71页。

20.“(向宠)延熙三年，征汉嘉蛮夷，遇害。”(25)陈寿：《三国志》卷41《蜀书·向宠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32页。

21.“(章武二年)汉嘉太守黄元闻先主疾不豫，举兵拒守……攻临祁县。”(26)陈寿：《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25页。

涪陵郡：

22.“(十一年)涪陵国人杀都尉反判，芝卒军征讨，即枭其渠帅，百姓安堵。”(27)陈寿：《三国志》卷45《蜀书·邓芝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89页。

南部诸郡(南夷)：

23.“耆率刘胄背叛作乱，(张)翼举兵讨胄。”(28)陈寿：《三国志》卷45《蜀书·张翼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90页。

24.“(建兴十一年)南夷刘胄反，将军马忠破平之。”(29)陈寿：《三国志》卷33《蜀书·后主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30页。

25.“后军还,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李)恢身往扑讨,鉏尽恶类,徙其豪帅于成都。”(30)陈寿：《三国志》卷43《蜀书·李恢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65页。

陇西郡：

26.“(延熙十九年)(姜)维为魏大将邓艾所破于段谷……众庶由是怨讟,而陇已西亦骚动不宁。”(31)陈寿：《三国志》卷44《蜀书·姜维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82页。

27.“(延熙十二年)秋，卫将军姜维出攻雍州，不克而还。将军句安、李韶降魏。”(32)陈寿：《三国志》卷33《蜀书·后主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32页。

上庸郡：

28.“(孟)达既惧罪,又忿恚封,遂表辞先主,率所领降魏。”(33)陈寿：《三国志》卷40《蜀书·刘封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14页。

29.“申仪叛(刘)封，封破走还成都。申耽降魏”(34)陈寿：《三国志》卷40《蜀书·刘封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16页。

南郡：

30.“(糜)芳、(博士)仁咸怀惧不安。于是(孙)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35)陈寿：《三国志》卷36《蜀书·关羽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68页。

汉中郡：

31.“(十二年)征西大将军魏延与丞相长史杨仪争权不和，举兵相攻，延败走。”(36)陈寿：《三国志》卷33《蜀书·后主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31页。

巴东郡：

32.“王冲者，广汉人也。为牙门将，统属江州督李严。为严所疾，惧罪降魏。魏以冲为乐陵太守。”(37)陈寿：《三国志》卷41《蜀书·王冲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38页。

巴西郡：

33.“巴郡南充国人也。弱冠为县功曹。先主(刘备)定蜀之际，山寇攻县，县长捐家逃亡，嶷冒白刃，携负夫人，夫人得免。”(38)陈寿：《三国志》卷43《蜀书·张嶷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69页。

广汉郡：

34.“(建安)二十三年，贼盗马秦、高胜等起事于郪，合聚部伍数万人，到资中县。”“(李严)斩秦、胜等首。枝党星散，悉复民籍。”(39)陈寿：《三国志》卷40《蜀书·李严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20-921页。

东广汉郡：

35.“建兴五年，丞相(诸葛)亮北住汉中，广汉绵竹山贼张慕等钞盗军资，劫掠吏民。”(40)陈寿：《三国志》卷43《蜀书·张嶷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70页。

二、蜀汉地方武装叛乱的时空分异

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有记载的蜀汉地方武装叛乱的总次数并不算多，在近五十年的国祚中，平均一年不足一次。其中尤以南中地区的越嶲郡、建宁郡最为频发，其他各郡次数分布相对较为均衡，多个郡仅零星一次发生。

在此基础上，拉长时间段和空间广度，可以更为直观地进行分析。从地理位置的分布上来看，蜀汉政权的版图大致可以分为以南中地区七个郡为主的南部地区、益州北部诸郡和雍凉部分地区组成的北部地区，以及短暂控有的荆州地区。从时间上来看，蜀汉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公元214年—223年)为刘备统治时期，第二阶段(公元223年—234年)为诸葛亮主政时期，第三阶段(公元234年—263年)为后诸葛亮时期，直至蜀汉亡国。三个阶段各自特点鲜明，便于对其间所发生的武装叛乱进行比较(统计数据如表1所示)。

表1 蜀汉政权武装叛乱次数的时空分布表(单位：次)

通过表格可见，蜀汉在第一阶段，也就是刘备入蜀到病故的时期，地方武装叛乱发生总次数最少，第二阶段即诸葛亮治蜀时期最多，第三阶段即后诸葛时代稍有回落。在第一阶段中，蜀汉政权的北部地区发生次数稍多，南部地区较少，荆州地区亦有发生，较为平均。在第二阶段中，南部地区是最为频发的地带，北部地区发生减少，荆州归于零。在第三阶段，北部地区攀升至最高值，南部地区趋于低谷，荆州仍为零。总的来说，荆州地区在失去控制前，地方武装叛乱发生较少。南北地区在三个阶段有着明显的差异，第一阶段尚较为平均，尤其是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成一个相互反转的态势，可发现地方武装叛乱分布的中心存在一个由南向北的转移。此外为人称道的诸葛治蜀时期，相对的叛乱反而较多，实在耐人寻味，其间的缘由值得分析。

三、蜀汉地方武装叛乱差异成因探析

(一)荆州统治的相对安稳

蜀汉政权在踏足荆州前，荆州在刘表的治理下经历近二十年的和平时光，“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洽,其奸猾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41)范晔：《后汉书》卷74下《刘表列传》,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84页。。刘表能够在荆州做到爱民养士，从容自保。而无论是在曹操南下，荆州不战而降，还是当刘备征讨荆南四郡之时，“先主表(刘)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42)陈寿：《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14页。可以说荆州并没有经历大的战火洗礼，统治基本是以一种较为和平的方式进行转接的。

刘备则是以汉室血统自居，并拥护刘琦，得到大量荆州士族的支持。此外从赤壁战后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吕蒙袭取荆州，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刘备败走猇亭彻底失去荆州，总计不过十余年，较短的统治时间也使得当地诸多矛盾与动乱因素还未激化。而对荆南地区的诸多少数民族，刘备更是安抚有加，以至于在与孙吴反目，交战推进至荆州时还能发生诸如“(刘备)通武陵，遣侍中马良安慰五谿蛮夷，咸相率响应”之类的事(43)陈寿：《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24页。。故蜀汉控制下的荆州地方武装叛乱发生较少。

(二)初期益州矛盾尚未激化

与荆州相似，刘备入主益州前，刘焉、刘璋父子同样对该地区有近三十年的统治。对于益州之地“(刘)焉徙治绵竹，抚纳离叛，务行宽惠”(44)陈寿：《三国志》卷31《蜀书·刘二牧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01页。，“又托他事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余人，以立威刑”。(45)陈寿：《三国志》卷31《蜀书·刘二牧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02页。刘焉恩威并行，治理有方。刘璋虽然“性宽柔无威略”，但也能做到“闭隘养力，守案先图，尚可与岁时推移”(46)范晔：《后汉书》卷75下《刘焉列传》,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88页。，以至于刘备兵临成都城下时还发生“吏民咸欲死战”(47)陈寿：《三国志》卷31《蜀书·刘二牧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04页。之状。此外二刘对于南中地区的管理同样行之有方，刘璋任命的益州郡(建宁郡)太守董和能“与蛮夷从事，务推诚心，南土爱而信之”(48)陈寿：《三国志》卷39《蜀书·董和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03页。。故当刘备入蜀后，一切平稳如旧时，益州诸郡仅仅在政权交替之际偶见“先主定蜀之际，山寇攻(南充国)县”(49)陈寿：《三国志》卷43《蜀书·张嶷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69页。。以及零星发生的贼盗起事：“(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盗贼马秦、高胜等起事于郪，合聚部伍数万人，到资中县。”(50)陈寿：《三国志》卷40《蜀书·李严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20页。因此在第一阶段中的北部地区，乃至变故发生前(刘备兵败而亡)的南部地区，武装叛乱都是较少发生的。

(三)南中问题与诸葛治蜀

第二阶段地方武装叛乱总数的居高，并非与诸葛治蜀有方的局面相悖，实乃之前历史遗留问题的展现。主要集中爆发于刘备亡故后南中地区的一干地方武装叛乱，其根源则在于刘备入蜀后，改变汉以来的边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51)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0-75页。如改行政区划属国为郡，更替南中各郡的太守和官吏，派遣驻军，设立庲降都督等,企图对其内郡化。(52)方铁：《西南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62-169页。这是完全不同于刘焉、刘璋时期的政策，且实施过于激进。刘备东征前就已有叛乱发生，如“越嶲夷率高定遣军围新道县，严驰往赴救，贼皆破走”之事(53)陈寿：《三国志》卷40《蜀书·李严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21页。。同时，蜀汉与孙吴的关系恶化，使得孙吴愈加主动接触南中势力，并取得一定成效，如“南中豪率雍闿据益郡反，附于吴”(54)陈寿：《三国志》卷31《蜀书·刘二牧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05页。。而“压死骆驼的最后稻草”便是刘备东征的失败以及病故，使得蜀汉政权实力大减，整个国家一度处于动荡之中。加之“亮以新遭大丧，故未便加兵”(55)陈寿：《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48页。。给予一段时间的放任。故这一时期南中地区叛乱如潮，种类多样。如：“反蜀动乱(益州郡)、民族冲突(越嶲郡)、割据叛乱(牂牁郡)、动荡战乱(永昌郡)”(56)何畏：《论蜀汉南中变乱中的势力均衡问题》,《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80-87页。。这也就造成了以越嶲郡、建宁郡(益州郡)为主的南中地区武装叛乱次数爆发式增多。

但同时，南中问题爆发于此阶段，也在此阶段得到了基本解决。诸葛亮的南征，以及安抚政策，虽说“故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57)陈寿：《三国志》卷39《蜀书·马谡传》,注引习凿齿《襄阳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07页。的记载有夸张之嫌，但其将南中的汉族大姓纳入政权中(58)朱华：《“终亮之世,彝不复反”?——兼论诸葛亮南征后的南中反叛》,《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第13-15页。，笼络夷帅，促进当地民族融合，确实行之有效。终亮之世，南中地区仅记载一次叛乱，即“(建兴十一年)南夷刘胄反，将军马忠破平之。”(59)陈寿：《三国志》卷33《蜀书·后主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30页。南中逐渐成为稳定的后方地区，甚至一度出现如“郡界宁静”的佳境。并为蜀汉提供了大量物资，如“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60)常璩：《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357页。。还有军队来源，如“所当无前,号为飞军。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娄、爨、孟、量、毛、李为部曲”(61)常璩：《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357页。。数量繁多的叛乱得以平息，从而转化为战略后方，甚至提供有生力量，不得不说是诸葛治蜀有方的体现。

另一方面，诸葛亮主政时期的严法治蜀策略，使得除前一阶段遗留的南中问题以外，蜀汉的其他地区基本实现了郡界宁静的局面(62)白翠琴：《论蜀汉“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之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12期,第2-13页。。史载诸葛亮治蜀是“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63)陈寿：《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注引王隐《蜀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47页。。故地方武装叛乱在第二阶段，尤其是蜀汉的北部地区并无增加，反而更少，趋于安稳。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安稳会一直保持下去，随着蜀汉整个国策的调整，军事重心由南向北转移，开始了连绵不断的北伐，还是埋下了一定的隐患。

(四)后诸葛时代的北部之患

在诸葛亮之后的执政者蒋琬、费祎都继续沿其治国之策，所谓“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是以边境无虞,邦家和一,然犹未尽治小之宜,居静之理也”(64)陈寿：《三国志》卷44《蜀书·姜维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87页。。加之任用的许多优秀地方长官，如张翼、霍弋、王嗣等，甚至做到“(王)嗣子及孙，羌、胡见之如骨肉，或结兄弟，恩至于此”(65)陈寿：《三国志》卷45《蜀书·王嗣传》,注引陈术《益部耆旧传杂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07页。。尤其对于地方少数民族，蜀汉任命的地方长官常有亮眼表现，以其个人的人格魅力，往往左右其动向。但在第二阶段诸葛治蜀有方的大背景之下，后诸葛时代益州北部地区的叛乱次数是相对在增多的，尤其是南中，同诸葛主政时的相对安宁相比，更为突出，主要是西北部汶山郡、汉嘉郡的夷乱和北部边境动荡造成的。

地方武装叛乱分布的中心就此发生了向北移动的态势，实则与整个蜀汉政权的决策转变基本同步。在建兴三年(225年)南征后，短暂休整了两年便开始了漫长的北伐之路。相对于南中地区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初定，北伐的沉重军费，由于蜀道之难，只能由北部诸郡来主要负担。以至于出现“丞相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66)陈寿：《三国志》卷39《蜀书·吕乂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11页。的局面。诸葛亮在世时尚可事必躬亲，以个人能力来维持局面，但“亮卒之后，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67)陈寿：《三国志》卷39《蜀书·吕乂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12页。。更为典型的则是“征西大将军魏延与丞相长史杨仪争权不和，举兵相攻”(68)陈寿：《三国志》卷33《蜀书·后主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31页。都发生在诸葛亮亡故后。此外与敌相接的一线还会由于国力差距和战场胜负，产生巨大离心力，造成如“将军句安降魏”“李韶降魏”“王冲惧罪降魏”等情况大量出现。

当前期北伐尚有成效时，战火不在境内，兴复汉室口号的号召力还能一定程度凝结民心，使得国内存在的矛盾能够转移到境外。而当时长日久以及曹魏对西线的防守加强后(69)宋杰：《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390-399页。，本就悬殊的国力进一步放大，北伐战场形势逐渐逆转。以至于姜维不得不改变北伐路线，一度试图经营陇西，甚至到后期又采用“敛兵聚谷”之策，即将汉中兵力适当收缩，又集中兵力打击来侵之敌人；放敌入境，困败远来之军，待敌退时追歼之。(70)郭鹏：《蜀汉后期汉中军事防务及“敛兵聚谷”刍议——兼谈对姜维的评价》,《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第61-64页。企图以此来获得战果。且先不论这一策略本身是否能使蜀汉获大利，放敌入境则必然是需要相对应的坚壁清野式的收缩，显然对于周边地区的控制力会大大减弱，这无疑更是加大了地方的不稳定因素，使得武装叛乱发生的可能性增加。此外不同于偏处于南方的南中诸夷，蜀汉方面虽然一度靠姜维利用自己“练西方风俗”的民族性，来处理民族矛盾，尽力维护相对和平。(71)刘跃辉：《姜维民族性与蜀汉后期军事路线的嬗变》,《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9期，第110-112页。但既不像解决南中地区问题时，有能力组织大规模征讨，也很难在对其拉拢控制上胜过同样与其相邻的魏国。因此北伐策略的转变，后期魏蜀之间攻守角色的转换，深深影响了北部诸夷，两国角力必然形成强有力的推拉作用，使得周边摇摆的少数民族重新站队。从诸葛亮时期“降集氐、羌，兴复二郡，威震凶暴，功勋显然”(72)陈寿：《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53页。，到“(姜)维自以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73)陈寿：《三国志》卷44《蜀书·姜维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82页。，再到“(姜)维为魏大将邓艾所破于段谷”时，则是“众庶由是怨讟,而陇已西亦骚动不宁”(74)陈寿：《三国志》卷44《蜀书·姜维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82页。。氐、羌以及陇西诸胡态度的转变，既与蜀魏的民族政策有关，也常与蜀魏之间的战争胜负亦趋亦步。

四、蜀汉与孙吴地方武装叛乱之比较

同一时期，同样割据南方的孙吴政权也面临着许多地方武装叛乱(75)李昆：《三国时期孙吴地方武装力量叛乱的时空分异》,《西部学刊》2020年第13期，第95-97页。，二者之间存在一些异同之处。首先，孙吴方面的叛乱总次数(109次)是蜀汉(35次)的三倍多。一是因为孙氏一族在江东立足更早，国祚更长，政权时间跨度约为蜀汉的1.5倍之多(孙吴自平定江东起200年—280年，约八十年，蜀汉自定益州起214年—263年，约五十年)。二是因为孙吴版图长期控有扬州、荆州、交州，相较于蜀汉长期仅有的一州之地，空间面积更宽广，也近蜀汉的1.5倍。(76)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3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3-4页。三是因为与孙吴政权在孙权时期末的苛政、孙亮时期的北伐与内乱、孙皓时期的大征民力修筑宫殿相比，蜀汉中后期政治虽未有大治，也尚算平稳，北伐规模亦常“与兵不过万人”，总体上少于战事勤于养息，还是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地方武装叛乱的发生。

其次，二者武装叛乱之中都存在少数民族的焦点问题，即蜀汉的南中问题和孙吴的山越问题。但蜀汉的南中问题爆发更为集中，通过一到两次大规模南征和安抚，基本得到解决，仅偶有叛乱复发。孙吴的山越问题爆发更为分散，通过前后三代人征伐，依旧为患，叛乱始终复发，对于两者之间细微区别学者已有论述。(77)司家龙：《孙吴征山越与蜀汉平南中之比较》,《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第131-134页。南中地区文明程度高于山越，便于民族融合，同时也是蜀汉“不留兵、少强征”使南中得以自给发展与孙吴对山越大规模迁出，征兵源、赋役，两种模式的政策带来的不同后果。

此外，二者的地方武装叛乱分布也并非一成不变，都有着明显的时间和空间变化。蜀汉政权呈现出地区性和时间性较强，前期集中在南部的南中地区，后期则是北部的边境诸郡更多，分布的中心有一个自南向北移动的态势。孙吴政权则更为复杂，表现为发生次数前期、后期相对少，中期最多的山峰式分布，并随着政权发展，分布中心有一个自西向东的移动趋势。而其各自的成因不同，此处不再赘述。

最后，还要看到由于蜀汉版图纵深更长，而孙吴版图则是呈现横向拉伸。面对北方的曹魏政权，蜀汉是对峙于秦巴一地，而孙吴则是不得不建构长江的千里防线。在蜀吴关系正常化的局面下，蜀国直至灭亡面临的外部压力更多仅来自北部一个方向，内境的地方武将向心力更为强大。即使是在政权速亡的结局下，也突出了这一特征，相较于蜀汉中央弥漫已久的亡国论调(78)傅开镜：《蜀汉亡国思潮的起源与演进》,《贵州文史丛刊》2006年第1期，第1-5页。以及在兵临城下时谯周劝阻刘禅南逃力主投降，地方领军诸将反倒是更为坚定，有“退保剑阁”后又试图复国的姜维、“坚守永安”的罗宪、“镇守南中”的霍弋，在政权覆灭后才“姗姗投降”甚至再谋良机。而孙吴则有绵延迂长的接敌地带，更常有鞭长莫及之势，都城反复迁徙于武昌与建业之间，实在想有加固控遏中上游之难言之隐。而在蜀汉灭亡后，更是三面环敌，长期处于如此高压之下，除了对山越宗部常分身乏术外，其地方武将也发生离心型叛乱，情况严重。如步阐等边境重要武将投敌与大规模叛乱也在政权末期涌现(尤其以荆州与交州为主)，直接导致到亡国，这又是蜀汉方面所未有发生的。

三国时期蜀汉治下的地方武装叛乱总数并不多，在近五十年的国祚里见于记载的仅三十五次，是荆、益地区本身历史积淀的稳定繁荣与总体治蜀有方的共同成果。但刘备入蜀后对南中的一系列改革以及与孙吴的短暂交恶，使得南中不宁，以致诸葛亮不得不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诸葛从严治蜀的安宁背后，却也因多次北伐，为武装叛乱由南向北转移埋下伏笔。在后诸葛时代，疲于北伐甚至听敌入平，使北境诸郡不堪重负且离心倍增，终使北部诸夷不再安分。蜀汉这种时段性地区性明显的地方武装叛乱是与孙吴内部如山越宗部长期的不断骚扰是不同的，大部分时间能得到有效抑制。凡此种种，对于进一步认识蜀汉集团的兴衰发展有一定作用。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就兵争不断的三国时期，在关注外部国与国军事对抗的同时，对于统治区域内部的地方武装叛乱及其与政权发展的关系也应予以一定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