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小军

(西华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39)

一、人口流动与语言问题

在我国人口流动大潮到来之前，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方言会有如此大面积的接触碰撞。数十世纪以来，人类饱受战争、灾害、迁徙等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今日的人口格局。各民族、各方言区都以自己的母语或本土方言作为一种身份标识和族际表征，构建起了一道道区域性极强的语言藩篱。语言多样化伴随着民族稳定，固守方音和谐共生一直是我国语言格局的基本形态。

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对人口的作用力是非常显性的。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人口流动迅速膨胀成为中国社会一个最剧烈的变化。四十年来，我国的人口流动历经了四个重要历史时段(1)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整理。http：//www.nhc.gov.cn/wjw/xwdt/201812/a32 a43b225 a740c4bff8f2168b0e9688.shtml：初始发展期(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快速增长期(1990—2010年)，相对缓和期(2010—2014年)和稳定调整期(2015年至今)。在2011年至2018年的8年里，我国流动人口的平均数量为2.43亿，至2014年末达到2.53亿的历史峰值；农民工作为流动人口的主力大军，8年里年均数量为27 404万人，这之中，离开户籍地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的平均数高达16 737万人。他们自西向东移动，由农村向城市移动，不仅为社会释放出人口红利，更为流入区在产业配置、资源区域配置、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回首四十年来中国人口流动的历程，不难发现，除了因人口红利带来的经济因素外，从城市到乡村，固有的语言格局正在受到冲击，一些重要的问题已开始凸现。例如城市社会语言环境与语言认同、城市人口在多言环境下的交际语选择与方言变化、城市人口老龄化和国家通用语推行对城市方言的制约力、流动人口(含新生代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语言适应与方言变异、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家庭语言及子女教育的语言选择、随迁流动儿童的语言学习与方言传承等。这些语言问题特别是对于京津冀、成渝、长三角、长江中游、珠三角等当代日益壮大的城市群和方言聚集群来说，其城市人口和外来流动人口的语言面貌在语言碰撞中将面临何种走向，语言变异触发的机理和过程怎样，都值得关注。对于农村，问题则更加突出，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出和城市迁入，在农村人口日益“空心化”以及“留守儿童”“空巢老人”驻守村落的今天，人口衰弱导致方言传承面临窘况，特别是一些边远欠发达地区，方言状况更加不容乐观。随着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人口回流以及在贫困地区的语言扶贫，新的语言元素将会逐步渗入方言，并改变原有的语言面貌。

语言活力通常跟人口活力有关。当一个地区人口充沛而稳定，意味着使用某种语言的人数较多，语言往往会得以保持和传承。因语言接触而引发的语言兼用、语言转用和方言弱化等大多也是人口因素带来的。人口的变迁往往会刺激语言，使之充满变数，并深刻作用于地区语言格局。

二、人口空间移动与语言地理演化

语言地理学对语言研究的贡献在于创建了一种更加清晰、适用的方法论，他们通过绘制语线、同言线束甚至方言线丛，力图准确证明方言的存在状态及其相互间的差异，为此，语言地图常常被引入描写之中。布龙菲尔德(2)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袁家骅、赵世开、甘世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11-415页。通过比较研究英语mouse和house两词中ou在荷兰不同地区出现的[uː][yː][øː][øː]等读音状况，提出了“每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的论断，并认为在“语音、词汇或语法上几乎每一个特征都有它自己的通行使用领域”。但方言并非在每个历史时期都保持自己的独特性而一成不变，因为方言本身就是历史上某一种语言地域分化的结果。对此，Meillet(3)胡明扬：《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3页。认为“如果一种语言现象在现代的各个语言中的差异表现为一系列渐变的阶梯，那多半是一种统一的语言在地域上的分化”，并称“如果有些语言特征在地域上的分布呈现断裂的、矛盾的、参差的特点，那就说明原始共同语有方言的差别。”而西蒙·波特(4)西蒙·波特：《语言地理学》，周玉忠译，《固原师专学报》1995年第2期，第73页。则作出了形象的比喻“与其说同言线是线性疆界,毋宁说它们更像地带或‘地层’。它们很少是静止不动的,倾向于随着相邻话语形式间经常的相互影响而不断发生变化”。

方言演化与人口的空间移动关系紧密，这从我国历史上几次大的移民浪潮就可看出。一是“湖广填四川”对四川方言系统的形成，“元末明初的大移民把以湖北话为代表的官话方言传播到四川，从而形成了以湖北话为基础的四川话；清朝前期的大移民则进一步加强了四川话在全省的主导地位。”(5)崔荣昌：《四川方言的形成》，《方言》1985年第1期，第7-8页。周及徐进一步发展了观点，他通过对“南路话”研究，证实了因移民少寡和地理阻隔等因素带来的早期四川方言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其后因语言接触而产生的语言演化过程。他同时认为，四川(含重庆)地区的方言具有多层历史沉积，仍然成片地保存着元明清大移民以前延续下来的方言，“在成渝片方言湖广话的海洋中，散布着一些南路话方言，形成孤立的方言岛”，这“应该是明清移民的潮流没有完全覆盖的当地方言的存留”(6)周及徐：《从移民史和方言分布看四川方言的历史：兼论“南路话”与“湖广话”的区别》，《语言研究》2013年第1期，第58页。。二是“三峡移民”对原住地方言的同化，三峡移民使一百多万人口迁移至湖南、湖北、重庆、四川、山东、浙江、广东、江苏、上海、福建、江西、安徽等十二省市的两千多个安置点，这些安置点基本覆盖全国的主要方言区。佟秋妹(7)佟秋妹：《从一家三代语言变异看三峡移民方言演变的趋势》，《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16年第5期，第81-83页。通过三峡库区老中青一家三代移民人口的语言调查，对重庆方言在安置地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等作出了描写，发现原有方言中古泥来两母合读出现[n][l]分化，古知庄章组字与古精组洪音字由同音到平、翘舌音分化，古曾摄开口一等入声德韵字改变[ε]韵,呈现多音并向普通话趋同等；原有词语或消减、或被取代并在词法、句法等不同方面出现变异。佟秋妹(8)佟秋妹：《三峡移民社区内部网络与语言使用情况分析》，《语言文字应用》2018年第2期，第83-87页。还对安置在浙江嘉兴市海宁某镇的三峡移民进行了追踪调查，发现移民内部关系非常密切，交往频繁，移民网络对移民个人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移民个体网络的密度、规模、接近中心度、特征向量中心度、关系数量等和移民原方言水平、语言使用类型与语言评价存在着显著关系。林华东等(9)林华东、陈燕玲：《泉州地区三峡移民语言生活状况调查》，《语言文字应用》2011年第2期，第33-34页。对泉州地区三峡移民语言生活状况的调查表明，闽南方言使少数年龄大、文化程度低的移民的语言交际受到一定限制，语言同化已在移民二代身上发生。

由于人口的空间移动，方言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尽管其中有诸多其他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也有些还是重要因素，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像“湖广填四川”和“三峡移民”等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形成了语言地理上的靠近与接纳。目前来看，有的地区基本融合，有的正在融合，还有的仍以方言孤岛而存在着。人口迁移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语言地理的清晰界限，并逐渐使这个“边界”变得较为模糊，而这一切，可以从现有居住地移民的文化习俗保留和残留语言去辨别。

三、方言竞争与城市多言化格局形成

流动人口对城市语言格局的作用力与其流动的阶段和实质有关。在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的10年间，农村人口多安心于半农半副的生活生产方式，外出的农民不多，主要方式是就地转移，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虽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流动人口，不过这却是农业人口走向城镇化的开端。由于固守本土，或就近打工，社会语言环境总体单一，方言交际稳定无起伏。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的近30年间，我国流动人口的“流动”特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从离土离乡，异地转移到举家迁移、城市定居，由流动数量相对较少、夫妻中某一人、外出逗留时间短、流动空间距离近到跨省流动数量相对较多、夫妻一起外出、在外逗留时间较长、流动空间距离扩大、人口流向多元化。人口的空间流动给城市语言环境带来了明显的影响，例如，一些人口流入城市逐渐出现了方言老龄化趋势，现有的研究结论也指向年龄的大与小和方言使用的多与少有着密切的关系。付义荣等(10)付义荣、严振辉：《论城市方言的社会分布：基于对厦门市的快速匿名调查》，《东南学术》2017年第6期，第244-245页。通过对厦门市闽南方言的调查，证实了城市方言的老龄化跟大量非本地方言外来人口的涌入有关，“流入人口比例越高的辖区，其‘会听会说’闽南方言的人口比例就越低。”这种现象也发生在其他一些人口流入城市。由此可见，人口流入与城市语言异动的关系非常密切。

城市多言化格局形成，普通话成为显性的主流交际语。多言化格局是城市内多种方言汇集、接触的必然结果，是城市语言变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自人口流动起始阶段最易观察到的一种城市语言现象。笔者等(11)武小军、樊洁：《交际空间与话语选择：流动人口在务工流入地语言实态调查》，《语言文字应用》2012年第4期，第35-37页。通过对东部流入地城市的语言调查，证实了在居住地邻里对话、公共场所和工作等不同的交际空间里，由普通话、家乡方言、当地方言构成的多语言环境明显，邻里对话时上述三种语言使用比率分别为23%、28.7%和25.7%，基本平分秋色；公共场所话语交际时，三种话使用比率分别为38.1%、15.1%和19.4%，普通话使用比例上升明显；而在工作环境中，普通话和家乡方言的比率分别为44.3%、21.3%，普通话成为主要用语。城市语言环境的改变，对城市人口以及流动人口自身带来了较大的影响，促使其调整语言类型，有效参与社会语言交际。城市人口最明显的表现特征是“从原来的单一语码使用者转变为双语或多语语码的使用者”(12)王玲：《城市化进程中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的语言适应行为研究：以合肥、南京和北京三地为例》，《语言文字应用》2012年第1期，第83页。，城市本地方言“正在由强势语码向弱势语码转变”(13)陈立平：《常州市民语言态度调查》，《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第11页。，城市本地人“说普通话的意识已日渐增强”(14)屠国平：《宁波市外来人口语言生活状况考察》，《语言文字应用》2008年第1期，第53页。，“对普通话的交际价值和社会声望有着高度的认同”(15)陈立平：《常州市民语言态度调查》，《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第12页。；流动人口最明显的表现特征是改变方言发音，向普通话或向当地强势方言靠拢，以实现交际目的。笔者(16)武小军：《四川籍外出务工人员语言生活状况》，《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4》，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36页。通过对四川籍流动人口的入声韵调查，证实了空间移动使入声系统逐步转向阴声系统，方言内部开始出现音系调整等语言变异规律。王玲(17)王玲：《城市化进程中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的语言适应行为研究：以合肥、南京和北京三地为例》，《语言文字应用》2012年1期，第83-84页。的北京、合肥语言调查显示，城市外来人口已出现了“趋高避低”的语言行为，例如合肥的外来人口通过规避合肥话非标准变式[]而趋向于标准变式[i]发音，在北京的外来人口有意识地过度增加儿化音等。

由此看出，城市多言化格局下，方言竞争非常激烈，出于交际的需要，一些方言必须作出让步，外来人口因对流入地方言的模仿与接纳，产生新方言，同时也加剧了城市的多言化发展。在语言的复杂交织背景下，一种适合所有人通用的语言便会快速“突围”成为显性的主流语言。普通话选择与运用正是城市多言化碰撞的一种结果。作为全民通用语，普通话对城市人口和流动人口显示出非常重要的交际作用，可以说，城市多言化格局使得普通话推行和使用变得更加顺畅。进一步推究普通话“突围”运行的轨迹，可以看出，人口移动是一个重要的触发点，打破了地域方言的平衡，使各方言区人口的话语交际变得困难，于是，学说普通话成为最为便捷的、除家乡方言外的唯一选择(18)王庆、武小军：《共同语与方言变异研究新视角：四川返乡农民工方言变异实证研究》，《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42-44页。，普通话自然也成了显性的主流交际语。

流动人口的城市发展与语言调整，也成为农村方言变异的隐性源头，并带来新的语言格局。从已有的城市语言调查结果看，流动人口方言变化已不可避免，特别是随着第一代(老一代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因年龄等因素的退出，出生于80后、90后甚至00后的第二代(新生代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其语言意识与语言行为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在语言态度、语言情感、语言评价、语言使用等方面实现了从被动接受到自觉运用的积极转变”(19)黎红：《从被动到自觉：新生代农民工的语言环境与同化路径研究：基于社会语言学视角的分析》，《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第66页。。随着举家迁移和城市定居，使用普通话和新方言将成为大势所趋，同时，这种语言行为和语言意识也对流动人口随迁子女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而随着人口回流、国家乡村振兴、城镇化发展以及普通话的进一步推广，农村固守方言的格局也将被打破。付义荣(20)付义荣：《论汉语方言的萎缩：以安徽无为县傅村为例》，《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82页。通过对安徽无为县傅村的语言调查，证实了汉语方言因向普通话或强势方言靠拢而呈现萎缩态势。熊湘华(21)熊湘华：《语言期待：城市化过程中的乡村语言变异：基于贵阳市花溪方言语音调查的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33页。考察了贵阳花溪方言语音变异后认为，以往阶梯式分布的语言格局已被打乱，紧邻中心城区贵阳的一部分村寨首先向贵阳话趋近，使用普通话人数日渐增多。可以设想，以地域方言为主的多言格局和普通话交际用语也将是农村地域方言发展演变的主要方向。

四、语言使用层级

城市多言化和普通话趋同发展只能概略地说明人口因素带来的总体社会语言环境，在实际的语言使用中，情况远比这复杂得多。有几个问题需要去进一步寻求答案，一是在语言接触中，城市语言是怎样具体存在的？二是促使语言发生变化的机理到底是什么？

表1 城市语言使用的层级状况

上表主要依据前述城市语言实情以及笔者和学界的语言调查归述而成，需要说明的是，表中的语言层级类型仅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反映的是不同情况下的语言使用趋向与语言格局的大致特征。前述内容均能说明在一个多言交织的城市空间里，普通话选择与运用成为人们话语交际的重要工具。也即是说，普通话常处于语言使用的第一层，是城市空间里语言交际时首先会考虑的一种语码，而方言则往往居于第二层备用，城市语言环境的普通话趋同就很好印证了这一语言规律；而在不同的场域下，语言使用层级却互有区别，工作环境下，普通话作为一种正式语体，处于语言使用的第一层，这也是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很多行业对从业人员的基本要求；公共场所是一种开放型交际空间，但在超市、车站、码头、广场等使用方言购物、乘车(船)、问路、办事等的交际行为受到极大的限制，因此，普通话自然成为语言使用的第一层；但在较为私密的封闭型空间，如朋友间私下闲谈、聚会等，相关的制度规定、交际目的与指向等约束一旦被解除，作为非正式语体的方言则上升成为语言使用的第一层级。事实也证明，方言不仅可助力更畅通地表达思想，而且亲切、灵活、生动，能拉近谈话距离。笔者通过语言调查，证实了语言使用的“内外有别”和“亲疏有别”现象，来自同一方言区人口的话语交际，家乡方言是语言使用的第一层级，普通话退居第二层级；而对于不同方言区人口，话语交际则呈现出明显的普通话用语特征。“越是血缘、地缘靠近，使用家乡方言的比率就越高，而血缘、地缘愈是离远，则使用普通话的比率就越高。”(22)武小军、杨绍林：《返乡流动人口的语言选择与变化：基于交际空间的量化分析》，《语言文字应用》2014年第1期，第102页。

当然，上述语言层级并非一成不变，普通话和方言的层级很多时候不能截然分开。在多言环境下，普通话和方言进一步演化出若干个小类，如普通话有标准普通话、单一方言普通话、多言杂糅普通话等，方言有地道方言、多言杂糅地方话以及新方言等。在具体的语言交际环境中，这些若干小类无从一一甄别。特别是新生代流动人口，随着其城市融入，不仅给城市注入新的活力并改变城市人口结构，也使城市语言格局出现新的面貌。比如，普通话普及程度更高，并跃居各类语言交际的第一层；新方言超越地方话和多言杂糅地方话，成为新的城市方言并代际延续。相关语言演化有待后续的语言调查和深入考证。

深入推究语言层级及其变化的机理，除了相关社会因素带来的影响外，人口自身因素不容忽视。由于人口空间移动，补足、强化了人体的另一套语码装置。一般来说，人在社会化过程中，首先具备的一套语码装置是方言，生命早期的方言习得使人率先获取了一种个人“身份”，而在人口的再社会化过程中，特别是一个单言者进入一个多言空间，或者是一个单言环境变化成多言环境时，人体的自身意识会努力强迫自己去架构另一套语码装置以完成社会化过程，因此，双言或多言的语言兼用及其转化也就产生。从一定程度上看，人口空间移动促成了多套语码装置架构并带来语言层级的变化。

五、语言变化的驱动力

本文所指称的流动人口并非移民。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和“三峡移民”，为人口空间移动和方言变异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标识着一个方言区汇入另一个方言区时语言地理的历时变化过程，这个过程是复杂而漫长的。流动人口与之的区别在于：非迁移定居，非大量同言者涌入另一方言区，流动具有临时性等。流动人口的“暂住”“外来”“寄住”“两栖”“自流”等特征决定着在同一流入区呈多言人口的散状型流入态势，且随在流入地工作、生活的具体状况灵活选择城市移动。对于城市而言，流动人口的到来，可以促进其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另一方面，有利于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对于流动人口而言，可通过进入城市打工，获取经济收入，积累经济财富，实现个人和家庭的富裕。

移动动机。人口流动的第三阶段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拐点，它标志着流动人口由早期单纯地向东部发达地区移动以获取经济收入的目的开始发生转向。这一时期，《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年—2020年)》《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等文件相继颁布和实施，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强调破除阻碍人口流动壁垒，促进市民化发展。社会变革促进了流动人口世界观的根本改变，获取经济收入已不是唯一目标，举家迁移、城市定居、成为新市民以及让自己子女享有均等化教育等已是大势所趋。从新生代流动人口可以看出，其“基本上改变了老一代流动人口对普通话的单纯模仿，而转变为一种自觉的语言行为”。由原先对普通话的“模仿”而形成的语言“突变”模式逐渐转变为向普通话真正趋同的“渐变”模式。(23)武小军：《新生代流动人口的语言选择与变化》，《语言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3期，第111页。而“语言使用的社会层化现象与超越现象”(24)俞玮奇：《城市公共领域语言使用状况的社会差异：在南京和苏州百货公司的匿名观察》，《语言教学与研究》2012年1期，第111页。的出现，已不单纯是向普通话靠拢和学说流入地方言等语言问题，从较大层面说，人口的语言改变更是基于城市化融入的迫切需要。

社会身份建构。社会身份是“一个个体的自我理解的一部分，这种理解来自他对于自身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成员这一事实的认知，并且同这种成员关系所具备的价值和情感意义交织在一起”(25)Brent E.Sasley：Theorizing States’Emotions，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2011年第3期，第452-476页。。“身份往往通过‘话语’而人为构建”(26)Lene Hansen：Security as Practice：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Bosnian War，Taylor&Francis Group，2006年，第18页。，社会身份理论关注从基本语言事实产生的话语差异去深入剖析社会身份和社会角色等社会学问题。方言是社会群体的共同认同对象，方言形成了一种群体身份并通过个体体现，“话语是系统组织起来的陈述方式，用来表述一个体制的意义和价值观等。在谈话时，人们往往将他们所说的话语和他们的社会、文化、关系等身份联系起来，身份制约着言语，言语又直接影响着身份的认同。”(27)Kress G：Linguistic Processes in Socio-cultural Practice，London：Routledge，1985年，第95页。早期的人口流动，主要是在一个同质语言空间里进行的，受近距离、短时间、少人数、单目的等的制约，并没有掺杂过多的社会因素，农忙之余附近打工，农业、农村、农活是生活的全部。因此，以使用同一方言结成了社会群体，方言仅成为一种单纯的身份标识和族际表征，并没有多少社会学的意义；随着流动距离变远、流动时间加长、流动人数增多、流动目的多元化，人口进入一个异质语言空间，也带来对社会的新的解读，他们不得不面对新的社会群体并思考与新群体在价值、情感等方面的一致性并获取新群体认同。对于流动人口而言，获取城市名片、获得城市接纳，成为社会群体新成员等心理因素就成为其语言变异的基础条件，流动人口的普通话趋同、改变自身方音以及模仿流入地语音发音等可以为此作出很好的诠释。“身份是通过差异产生的，自我的身份是通过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差异才得以建构起来的。”(28)赵洋：《社会身份、国家建构与国际冲突：一种来自国际政治心理学的解释》，《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10期，第98页。当人口回流家乡或原方言区时，面对同质化群体，回流人口往往会通过语言差异来显现社会身份差异，所谓语言的“内外有别”和“亲疏有别”以及双言(多言)兼用等正是基于社会身份建构的需要而产生的思维意识觉醒。

适应城市发展变革和交际需要。现代城市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也是一个典型的自组织系统。从经济学角度看，任何社会的变革都会带来城市社会组织等复杂系统的自组织过程，实现“自再生”和“自繁殖”(29)于光远：《经济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第757页。。“自组织表示系统的运动是自发地、不受特定外来干预地进行的，其自发运动是以系统内部的矛盾为根据、以系统的环境为条件的系统内部以及系统与环境的交叉作用的结果”(30)魏宏森、曾国屏：《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68页。，当系统内部出现“远离平衡状态”(各个相互影响的可测度物理属性分布极不均匀)，或是“非线性作用”(系统内部相互作用的质量、能量或信息的输入和输出数量不成正比且处于较大幅度的变动)相互影响时，系统内部通过“涨落”(系统内要素的状态表征量对其平均值的偏离)，使其要素的各个状态表征量超越阈值，打破原有结构的稳定性，寻求新的有序稳定结构(31)苗东升：《系统科学精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5-168页。。“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32)徐通锵：《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语言研究》，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页。，也是一个自组织系统，人口空间移动打破了城市人口的平衡，多方言汇入使得城市语言环境发生实质性改变，城市方言的使用语境开始受到制约，城市方言便会通过“涨落”去主动寻求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新的语言平衡。于是，普通话作为公共空间使用的交际语得到快速突围，方言被压缩至较为狭小而特定的交际空间，这一方面反映出国家推普的强大作用力，另一方面也是城市社会在多言环境下实现语言平衡的必然选择。

但我们也注意到，普通话作为城市主流交际语并未使方言灭亡，对于流动人口和城市人口而言，虽然其语言在向普通话趋同演变发展，但方言在各自群体内部仍较稳固，普通话向方言的渗透，仅仅是一种话语替换而非替代。普通话与方言基本形成了各自的交际空间，各司其职，各行其责，在不同群体、不同场域里各自发挥着重要的交际功能。

结语

语言格局是我国社会语言生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语言格局的变化，人口因素是一个重要的动因。由于人口移动，语言得以打破时空阻隔，在城市的人口交融中有序地演变发展，同时也对乡村地域方言带来影响。对于城市社会而言，多言化环境出现和向普通话趋同使城市向着更加平等、包容、开放、和谐的方向迈进，并将进一步推动城市经济和多元文化的发展；对于乡村社会而言，人口移动势必提高劳动者的语言素养与语言能力，加速乡村地域的多言化和普通话普及。人口回流以及因城镇化建设产生的人口迁移，是值得重视并研究的重要社会现象，其中涉及的语言问题，将影响后续语言格局的变化。例如，人口回流是否会扩大地域方言使用的场域，还是会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上对原方言施加影响(比如使原方言区人口演变成更多的双言多言人)？因城镇化建设出现的人口迁移，是否会弱化被迁移人口的方言？因城镇化建设而建立的社区，其语言状况是同化还是多言？所有这些，都有待后续进一步研究。